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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2-15

专访艾尔曼教授

撰寫人:
黃聖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艾爾曼教授 (Benjamin A. Elman),美國賓州大學博士,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史教授,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與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教育史、中國科學史,以及東亞文化交流史。著有《從理學到樸學:晚期中華帝國知識與社會變革》、《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後期常州今文經學派研究》、《晚期中華帝國科舉文化史》、《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科學在中國,1550-1900》等專書,以及論文數十篇。近年,則將關注焦點放在東亞文化交流史,特別是中國與日本、朝鮮之間的學術文化互動。

研究中國歷史的機緣

  作為知名的漢學家,艾爾曼教授自道之所以投身中國史研究,來自於對新事物的嚮往,希望探索未知的領域。艾爾曼教授回憶,當初他選擇研究中國歷史,並非預見二、三十年後中國學會變得相當熱門,而是因為當時美國對中國、日本、朝鮮等東亞地區的歷史文化認識不多,教科書對中國的敘述也相當簡略,從而引起了興趣。他懷疑,中國歷史發展的背後有一些重要的關鍵因素,仍未被當時的人所發現與關注;因此開始接觸中國哲學思想,並遠赴夏威夷大學學習中文。從中,漸漸找到了研究的興趣,一直持續至今。

  除了自身的研究興趣以外,1968 年隨世界衛生組織赴泰國施行瘧疾根除計劃,也是艾爾曼教授研究視角轉折的重要關鍵之一。大學畢業後,因受到越戰的影響,無法接著上研究所,繼續學習中文與歷史,於是選擇參加和平團 (Peace Corps),赴泰國協助根除瘧疾。艾爾曼教授所以會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他原以為泰國就在中國南方,離中國那麼近,又有很多華僑,應該有機會繼續學習中文。然而抵達泰國後,情況卻與想像完全不同。艾爾曼教授說道:「我原以為到了泰國後可以繼續學中文,結果泰國華僑多半是華南人,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他們都說方言(潮州話),所以在那裡沒有辦法學中文。」

  雖然在泰國未能如願學習中文,但此行仍拓展了艾爾曼教授的研究視野。雖然最初是對中國哲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在泰國工作的三年,除了中國哲學,艾爾曼教授也大量閱讀了中國宗教、制度、科學與醫學等相關書籍,擴大了學習範圍。到了 1980 年代,艾爾曼教授首次赴中國研究後,不再滿足於傳統的哲學史、思想史研究,而認為過去的研究方式只能描述菁英士大夫的思想,與一般民眾的生活和社會並不接近。因此,艾爾曼教授將研究視角從哲學轉向歷史,試著連結傳統菁英士大夫的學術思想與大眾文化,以更為全面的角度,探討中國明清以降的學術變化。

专访艾尔曼教授 - 海交史 - 1
新文化史: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

  在擴大了自我的研究視野後,艾爾曼教授開始試著跳脫過去的傳統研究方法。《從理學到樸學》,是他離開哲學,接觸文獻學、考證學的嘗試。此時處理的研究主題,與其自身從理學(哲學)到考證的心路歷程有關。對艾爾曼教授來說,雖認為哲學思想對理解中國相當重要,但仍有不足之處。艾爾曼教授指出,要了解中國文化的長處和缺點,哲學思想固然是一部分,但其他方面如文化史、思想史、科學史、社會史、科舉制度等等,也跟這個文化有緊密的關係。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艾爾曼教授從菁英士大夫的哲學史研究,轉而探討跟大眾文化有關的問題,以及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關係。對艾爾曼教授而言,大眾文化的問題,包含了政治、宗教、社會發展與其他各個面向,有其背後的思想脈絡可以追尋,而儒家思想則是組成這條思想脈絡的一部分;但大眾文化和單純的儒家思想,在用處上仍有區別。

  《從理學到樸學》出版後,得到歐美與日本漢學界的好評,並獲提名 1985 年度的費正清獎。緊接著,艾爾曼教授試從更寬廣的角度討論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並對近代以來的常州今文經學提出了與過去截然不同的看法。艾爾曼教授指出,過去的研究將魏源 (1794-1857)、龔自珍 (1792-1841) 視為晚清改革的先驅,採線性發展的解釋,將歷史安排成階段分明的敘事,使莊存與 (1719-1788) 、劉逢祿 (1775-1829) 在今文經學復興的過程中,只能扮演聊備一格的角色。對此,艾爾曼教授不僅強調必須以開端代替終結,還要離開思想史的一些條件,開始關注中國傳統社會的情況。在研究考證學興起的過程中,艾爾曼教授檢視了眾多的考證學派,發現這些派別雖然重要,但還有很多家庭制度的問題值得觀察與分析。常州學派雖然研究經學,但在他看來,仍必須了解常州經學與地方分不開的關係。是以,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從理學到樸學》是比較抽象的說法,討論的是思想到經學的轉變;但常州學派的研究,則展現思想轉變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非常重要,像科舉制度、宗族制度、教育問題、社會發展,還有科學等等,這些問題都與明清思想發展密不可分。

科舉制度: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紐帶

  過去學者在討論科舉制度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時,曾有過許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最為經典者,莫過於何炳棣與張仲禮二人對於社會流動的不同見解。然而,艾爾曼教授指出,許多人對科舉制度有一個誤會,以為考上的人是最重要的;其實真正能考上的沒有多少人,大約只有百分之五,考不上的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因此,我們要了解,這個制度得以在明清存續四百多年,如果只是為了百分之五的人,那是沒有什麼用的。所以,除了關注那些考上的人以外,同時要注意百分之九十五落榜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科舉制度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

  首先,這個教育制度是做經學研究的。科舉不是一個單獨的制度,在傳統社會裡,功能之一是培養人才;但這個人才不一定要做官,沒辦法做官的人能讀能寫,可以做別的事情,例如中醫、書畫、教書、開書店、印書等。從這些方面來說,科舉制度影響甚廣。其次,在宗教方面,佛教裡有許多傑出的人物,他們年輕的時候就是在佛寺學經學,後來沒考上生員,就用自己的閱讀能力學佛學。雖然他們不公開承認是因沒有考上才學佛,但可以肯定的是,道教和佛教中人,有許多是這樣來的。所以,佛學跟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雖然沒有交集,但是在制度、教育方面仍有相當的關係。

  此外,還有許多菁英考不上,該怎麼辦呢?有的家裡有很多孩子,一個孩子考試成功了,其他的如果沒有成功,就必須去做其他的事情。艾爾曼教授認為科舉制度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沒有成功的人在做什麼?百分之九十五考不上的人,雖然有一些人特別聰明,有些人可能比較平庸,但教育程度與能力大多數是相當接近的。在科舉制度中,考上的人,進入政府成為政治文化菁英,考不上的人,則利用閱讀與書寫的能力,成為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促成了社會流動。考試與教育有分不開的關係,一個比較開放的國家,會願意開放給一般人民參加考試,從中選取官員。中國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國家,雖然制度上並非完美無缺,卻開啟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倘若沒有科舉制度,中國會跟我們現在所認識的完全不一樣。因此,科舉制度可說是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重要紐帶。

专访艾尔曼教授 - 海交史 - 2
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中國科學的發展

  除了科舉制度外,艾爾曼教授的中國科學史研究同樣引人關注。艾爾曼教授發現,傳統中國對科學相當尊敬。西方的波斯人、印度人到中國協助製作曆法,中國非常歡迎。相較之下,日本、朝鮮反而不邀請這些外國人,只有中國人覺得他們聰明,認為他們的數學比中國人好,因此請他們製曆,並從中學習技術。就此來看,可以理解中國對西方學術的公開歡迎。雖然有部分中國學者抱持西學中源論的想法,認為西方這些新的科學,特別是天文、數學,本來就是中國所有,只是後來經由阿拉伯國家傳到歐洲,再傳回中國而已。即使是這樣的態度,仍算是一種對歐洲科學開放的態度;中國透過這些交流,學習到西方的天文、數學與西學。艾爾曼教授指出,除了經學以外,教育、科舉制度與科學也有分不開的關係,這些層面一旦忽略了,就會忘記社會是如何構成,以及大眾文化與精英之間的關係。

  但是,近代以來的研究卻往往忽略這些面向,認為中國沒有科學。艾爾曼教授指出,「科學」是日本傳來的名詞,從「かがく」而來,並非中國自己的翻譯。宋、明、清以來,說到自然科學,都是跟格物致知有關。格物致知就是「格致學」。宋、元的時候,很多人開始對中醫有興趣,把中醫跟《大學》的格物內容相提並論,覺得是格物致知的一部分。所以,宋、元的時候,「格致」一詞雖不是「科學」,卻跟自然學有關。耶穌會士在明末來到中國,他們有著豐富的天文學與數學知識,並將這些知識介紹到中國來。為什麼要介紹這些給中國?原因是中國當時有曆法的問題,中國學者發現利瑪竇等歐洲傳教士帶來的天文學、數學,可以解決中國的曆法問題,所以他們歡迎這些人,並學習這些新的學問。

  他們交換意見時,耶穌會士會將知識從拉丁文翻譯成中文。當時,耶穌會士以及後來基督教傳教士,在把 scientia 譯成中文時,就是用「格致學」——格物致知之學。所以,「格致學」一詞雖不屬於現代科學,卻跟中醫、天文學、數學、曆法等,以及一些早期的科學有關係。艾爾曼教授認為,中國一直具有格致學傳統,但在甲午戰爭後,隨著中國的戰敗,過去的傳統也遭遺棄。梁啟超的著作中,即曾使用過「科學」與「格致」兩個詞彙;但是在甲午戰爭後,日本的「科學」(かがく)成功了,中國成了沒有科學的國家。從歷史來看,中國當然沒有「科學」,因為「科學」是日本傳來的名詞,不是中國傳統的詞彙。

  艾爾曼教授進一步指出,為什麼近代以來沒有人提出中國曾經有過「格致學」呢?彷彿中國是空的,什麼都沒有,沒有「自由」、沒有「資本」、沒有「科學」,是一個落後失敗的國家,這與革命黨的宣傳有密切的關係。對於革命黨而言,他們需要一個「失敗的中國」,以喚起民眾對革命的支持,從而推翻清朝的統治。因此,在革命黨的宣傳以及日本、西方學者的論述下,中國人也接受了這樣的觀念,認為中國沒有科學。

  然而,中國雖然缺少很多東西,有很多問題必須解決,還是有許多值得關注的事物。中國傳統的格致學資料相當豐富,與數學、天文、物理、化學、生物、植物和醫學等有關,有些是傳教士傳入的,有些則從日本傳入。中國雖然沒有日本的「科學」,卻有自己的「格致學」;認為中國沒有科學,是一種根本的誤會。

東亞學術文化的交流史

  近年以來,艾爾曼教授也將視野逐步擴大到整個東亞地區,開始以「東亞」為主體,分析德川日本、朝鮮跟中國之間的知識交流與傳遞。艾爾曼教授指出,德川時代的日本也有很多耶穌會士,傳送與科學有關的中文書籍傳進日本。一直到甲午戰爭後,這個知識傳遞方向才有不同的轉變。也就是說,知識的傳遞,並非一直是日本到中國,十八世紀時,更多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直到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日本對中國仍相當尊敬,尊敬中國的力量、能力、知識、文學與儒家思想。但與此同時,日本學者也開始認為,「我們也有很多儒家思想的資料啊!我們的資料比你們多,我們了解的孔子比你們好,了解四書五經的東西比中國更深入。」

  艾爾曼教授舉他研究的皇侃《論語義疏》為例,說明此書早在中國宋朝就已經亡佚了,卻在日本保留了下來。經過日本人的校勘、整理後,刊印出來,送到北京的四庫館,收入《四庫全書》。由此可見,研究儒家思想,不能只單方面考慮中國,日本、朝鮮與中國實有分不開的關係。朝鮮在明朝的時候,派了四百多個使節團去北京,清朝時也繼續派了兩百多個使節團。此外,朝鮮也派使節前往日本。所以,儒家思想的存在與影響,不只在中國,還包括全部的東亞;同樣的,基督教、天主教也是如此。對於這些東亞交流的資料,我們應該多加閱讀與利用。此外,中醫的問題也與整個東亞有密切的關係。中國的資料與朝鮮不一樣,朝鮮有另外一些資料是李時珍不曾提出來的,所以本草學也需要一個「比較本草學」。特別是在李時珍之後,很多日本、朝鮮的學者在李時珍的基礎上做了一些修改,對中醫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至於其他如數學、曆算等,也都有類似的現象。

  因此,經學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不只是儒家思想的問題,也包括中醫、數學,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內。是以近年來,艾爾曼教授以儒家思想、中醫和科學為核心,檢視中、日、韓三國各自的發展,以及相互之間的交流。以清代學者戴震為例,他曾擔任《四庫全書》纂修官,有人曾批評他校勘《水經注》時,可能抄襲趙一清的成果。雖然胡適並不認同這個說法,但若考慮到當時從日本傳來四庫館的書籍,戴震可以最早看到,我們就應該仔細檢視戴震的著作與日本方面的書籍是否有關係。除此之外,中韓與中越的交流也相當值得注意。2010 年,復旦大學即出版了中越交流史料《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一共有二十五冊。越南受法國殖民影響,以往都忽略這些東西,直到最近,越南漢學才逐漸恢復起來。因此,我們如要更深入了解這些以中文為主體的儒家思想,則不僅要將視野擴大到整個東亞,還要拓展討論範圍,像中醫、數學、曆法等都要多了解一點,才能把經學的問題研究得更深入。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以「科學」為例,前面已經談到,中國過去用的是「格致學」,那麼日本在沒有「科學」一詞以前,怎麼指稱自然學?日本是在 1865 年左右開始使用「科學」一詞,之前使用的是「窮理學」,這跟格物致知有關。由此可見,日本在「科學」一詞出現之前,是利用中國的知識體系理解新的學問。艾爾曼教授透過這樣的方式,討論東亞知識體系的傳遞與建構。雖然不是全球的分析,但是這種在全球之下、中國之上的具體分析,有助於我們進一步釐清問題。

专访艾尔曼教授 - 海交史 - 3

對年輕研究者的建議

  對於有志學術的青年研究者,艾爾曼教授從自身經歷出發,強調史料與近人研究著作的閱讀,二者不可偏廢。閱讀近人著作,最主要目的還是要了解前輩學者研究過什麼題目;如果不知道前輩的研究,怎麼超越他們呢?艾爾曼教授認為,真正好的老師,會希望學生超越他。如果學生未能超越,他會覺得這個學生不夠好,只會模仿。真正的老師,希望學生找到一些新方向、新問題,並且能體認自己仍有極限,可能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而有些問題以為解決了,其實可能是解錯了。艾爾曼教授強調,年輕研究者將來必然會超過前人的成就,而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年輕研究者必須要對現有的研究成果不滿意、有所懷疑,才可能展開新的探索與研究。倘若年輕研究者滿足於現有的研究成果,就沒有辦法找到新方向。因此,艾爾曼教授勉勵年輕研究者,應當富有懷疑的精神。

  其次,在閱讀史料的時候,不能抱持過去的成見。艾爾曼教授以自身對科舉制度的研究為例,在剛開始從事科舉研究時,發現相關史料中有許多與曆法有關的問題,讓他覺得相當意外。過去學者多認為,科舉考試寫的是八股文,怎麼會出現天文學的材料呢?文章發表後,一開始許多人不能接受,認為一個外國人讀不懂這些史料,科舉制度不會有這些東西;即使艾爾曼教授提出了原始資料,也被質疑只是少數的特例,而不願意接受。但事實證明,整個科舉制度除了傳統認為的八股文外,還有各種不同的史料,與朝廷、考官、生員的意識形態關係密切。因此,閱讀史料,不能抱持刻板成見,必須秉持懷疑精神,才能從縫隙中找到前人未曾討論過的問題。

  艾爾曼教授希望年輕的研究者了解,歷史上有許多史料受到改寫或有意的編輯,以致於誤導了後來的研究者;即使如此,研究者在了解這些史料的成書背景後,反而可以善加利用。在閱讀史料的過程中,年輕研究者應該更仔細地閱讀,以發掘這些史料要告訴我們的故事,並逐步建立自己的思考立論,反覆推演;即使日後出現了反證,發現自己的推論有誤,也應該感到高興,不必失望。因為推論出現錯誤,所反映者正是資料隱含的複雜程度,超過了你目前處理的範圍,也正好可以讓我們檢討自己的不足。

  最後,艾爾曼教授強調,歷史學是一門需要長期投入的學術工作,而歷史學處理人的活動,人本身就是極為複雜的動物,所以歷史學研究需要對人生有更多的體驗。年輕研究者在理工科較容易得到成就,在歷史學卻未必容易。反而隨著年齡增長,在三十、四十、五十、六十歲以後,當體悟越來越多,對問題的探究才可能進入更廣、更深的層面。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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