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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2-07

从内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国学发展带来的启示

【内容提要】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大学中国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从文化史观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分期方法,发表了蜚声史坛的“唐宋变革论”。在内藤湖南的影响下,以宫崎市定、谷川道雄为代表的几代京大学者,在继承与发展内藤史学的基础上,在中国史相关研究领域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学术贡献,共同构建了京都学派的辉煌。了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与视角,对促进中国史学的科学发展不无裨益。

  【关 键 词】日本/内藤湖南/宫崎市定/谷川道雄/中国学

  【作者简介】胡宝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日本京都学派的第三代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道雄于2013年6月7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7岁。谷川道雄是对内藤史学的继承与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京都大学学者之一。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认为:“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领袖性学者,特别是在六朝隋唐史方面,更称得上是核心与旗帜。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他提出并倡导运用‘共同体’理论研究和把握中国的中世纪,对推动日本学界的有关研究发挥了领导作用。可以说,近三十年来日本有关中国六朝研究的每一步的发展都与谷川道雄先生分不开。”①谷川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重要的学术地位,除了他本人所具有的天赋和勤奋以外,与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1866-1934)给予的影响以及谷川本身的感悟程度都是紧密相关的。谷川生前多次说到,每当他在学术研究上踌躇不前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原点,即“回归到中国史研究的杰出先驱内藤湖南那里。正如在山中迷失了道路的人,不得不返回自己的出发点的道理是一样的”②。不难想见,内藤湖南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对谷川一生的研究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本文围绕谷川道雄的学术成就,试对京都学人在内藤史学的继承与发展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作一简略的论述。

 一、内藤史学的主要成就与继承人

  首先谈谈内藤湖南的史学贡献。对此,学术界已介绍很多,这里不再细说,仅用宫崎市定(1901-1905)在《独创的中国学学者内藤湖南博士》③一文中的观点将其概括如下:

  宫崎认为,内藤湖南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学者,是日本中国学的首倡者。所谓中国学与基于地理区域划分的西洋史、东洋史的概念不同,中国学是立足于中国文学、哲学和史学基础上的一门学问,三者不可分割。这一研究视野从中国学会成立之初的构成即可得到证明。当时的会员有富岗谦藏、冈崎文夫、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高濑武次郎、本田成之、武内义雄、小岛祐马、荒木寅三郎、新城新藏等,他们的学术背景涵盖了中国文史哲及自然科学等领域。不难看出,以内藤湖南为首的这批学者,从学会创建伊始,无论是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是研究视角都显示出这是一个非常通晓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团队。正是在这种贯通文史哲的学理和学风的影响下,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京都大学中国学连续培养出几代学术名流。尤其是京都大学中国学会组成后,内藤湖南更是一马当先,接连推出了令海内外学人不得不驻足沉思的一些重要学说。宫崎市定认为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的独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史时代区分观点。内藤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远古至东汉中期)、中世(五胡十六国至唐中期)、近世(宋至清代)三个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向外扩张到停止的历史变化。

  2.唐宋变革论的观点。宫崎市定指出,把唐五代作为过渡期,宋代以后作为新时代的分期法,在内藤湖南以前既已有之,但那是一种专门研究汉与异民族关系的历史结论。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与此不同,内藤首先从政治上阐述了唐宋之际是中世贵族制的崩溃,宋代君主独裁政治建立的一个历史过程。其主要的标志是代表贵族利益的九品官人法被中止,科举选官制度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唐代中期以来至北宋建立期间发生的历史变化。

  3.宋代近世文化。内藤认为,宋代以后的文化水平不仅可以与欧洲近世文化相匹敌,有时甚至超过了欧洲。对此,宫崎市定指出:“内藤博士称宋以后为近世,不仅是指距离现代比较近的意思,而是认为其文化已达到现代人同水平的程度。其证据有以下五个方面:(1)近世是平民的时代。根据平民的需要,商品不仅大量生产,而且逐渐规格化。(2)作为文化生活经过长时期发展的结果,这个时期出现了回归自然的新动向。(3)伴随文化持续的发展,自然界受到了一定的破坏,宋以后出现了资源保护法的近代意识。(4)当人类察觉到古代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一种怀古以及收藏古玩的兴趣会逐渐浓厚起来。而认识古文物,丰富文化生活是宋代以后才有的现象,到了明代,有无资格鉴别文物,则成为了衡量知识人的标准之一。(5)宋代以后,随着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各地的土特产构成了那个时期市场上的一大亮点。”④

  内藤湖南的上述独创性学术观点,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史观。内藤试图以文化史为一条主线来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这些观点在其生前并未引起太多的争鸣。内藤逝世后,特别是“二战”结束后,以日本东洋史学界批判与克服所谓“亚洲社会停滞论”为契机,围绕着时代区分的标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劳动者身份、农业经营形态、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等重大历史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究与探讨,并因此出现了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学术之争。也正是在这场近三十年的学术讨论中,日本中国史学界造就了几代知名学者,也推出了一批学术名著,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内藤湖南去世以后,京都大学继承内藤湖南史学观点,影响较大的学者有以下几位:

  最早接受内藤观点,并将其具体化、著书立说的是冈崎文夫(1888-1950)。冈崎是内藤初期的学生。内藤曾经撰写《支那上古史》、《支那近世史》、《清朝史通论》等著作,概述了中国的各个时代,但是对于六朝时代没有专论。冈崎则撰写了《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书房,1932年初版)补上了这一编。在日本,这是第一本将六朝时代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进行叙述的专著。冈崎的研究证明了内藤学说中的“贵族”,源于从汉代社会的内部成长起来的名望家族。随着他们加入到军阀政权之中,遂使其转变为贵族制的政权。贵族主义的时代精神在这里得到体现⑤。

  其次是宫川尚志(1913- ),代表作是《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学术振兴会,1956年)、《六朝史研究 宗教篇》(平乐寺书店,1964年)。宫川对汉代地方社会的里、乡、县三级,对指导这些基层社会的父老和三老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具体的考察,认为:随着汉帝国的衰败,乡里社会发生了质变,阶级对立日趋尖锐,于是地方社会成为豪族支配的舞台。汉末的动乱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流民聚居的地方形成了六朝时代的村,即中世的农村。

  在宫川研究的基础上,宫崎市定(1901-1995)进一步对中国古代的都市展开了研究。宫崎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商周国家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希腊、罗马等一样,都是城市国家。而且秦汉时代的县、乡、亭等制度,即为那个时代的遗留制度。众所周知,城市国家的主要居民是农民,因此那个时候城市和农村还没有分离。但是在汉帝国的崩溃过程中,很多居民为了逃避战乱与饥饿,离开乡、亭,在山野形成了新聚落“村”。而以往的城市则作为政治城市、军事城市(特别是五胡建国以后)继续存在下去了。这种新聚落“村”的长官,宫川和宫崎认为是豪族阶级。特别是宫崎还指出,这种“村”就是豪族的农奴制庄园。六朝贵族是这些豪族阶级中的精华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出六朝贵族独立的社会基础。与此相关联的是,从东汉末年开始到六朝前期为止出现了无数的“坞”。关于“坞”,最早进行研究的是内藤湖南的门生那波利贞(1890-1970)。他在《坞主考》一文中,对其实体作了明确的解释,指出领导难民集团的坞主,依然是各地的名望家族⑥。

  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内藤湖南把六朝至唐中叶看作是中国的中世时期,中世社会的特点表现为贵族政治。他认为这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原来地方的名望家族,他们是离开政治权力而独立存在的。此后,内藤的后继者们从各自研究的问题具体地发展了这一学说,而这些研究所呈现的共同点有二:一是视角均为地方基础社会;二是结论往往都是在比较欧洲中世后作出的。

  在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中,学术影响最大的是宫崎市定(1901-1995)。宫崎的学生时代得天独厚,教授中除了内藤湖南以外,还有桑原骘藏、羽田亨和狩野直喜等一代名师。对于宫崎的学术地位,东京学派已故学者前田直典在《古代东亚的终结》一文中曾指出:“内藤博士以后,宫崎市定是京都学派中最卓越的中世论者。”⑦宫崎市定不仅在历史分期法上继承了内藤的观点,而且在经济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诸方面作了大量重要的实证研究。获得日本学士院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是宫崎的代表作。该书从官僚选举制度方面论证了中世贵族制度得以形成、持续发展乃至结束的历史原因。对内藤提出的时代区分论给予了实证的有力支持。台湾学者高明士认为宫崎对内藤史学最重要的补充是:“一、将东洋史平等地而非附属地纳入世界史中加以比较;二、从佃户制的性质、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等社会经济方面,阐明宋代为近世之始。”⑧

  第二代学者中还应提到的是宇都宫清吉(1905-1988)。宇都宫也是一位试图建立新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学者,他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于从精神史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时代和人一样具有人格,对此,他称之为“时代格”。一个时代就像人一样:既有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传,还有自己特有的个性。他说这种“时代格”,是在继承前代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规范的同时,加上时代所固有的个性而形成的。他认为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帝国的完成时期,秦汉帝国的“时代格”具有皇权政治的特点。但是到了六朝时代,否定了秦汉的政治内涵,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时代格”,宇都宫称之为“自律性的时代格”。这种自律性,只有六朝的贵族才有。六朝的贵族阶级之所以可以不接受来自政治权力的支配,是因为他们自身具有社会威望。隋唐时代,吸收了秦汉和魏晋两个时代的特点,因此隋唐的“时代格”表现出一种具有秦汉和魏晋的二重性格的特征,宇都宫称之为“政治自律特征”。可以看出,宇都宫的“时代格”不是静止的,而是因时代不同各具特征的。

  谷川赞同宇都宫关于汉代社会自律与支配原理同时出现的主张⑨,并且在论证六朝名望家族即豪族时,始终将目光聚焦在他们的自律与精神层面。谷川指出这些地方豪族手中掌握的地方社会支配权力,不是来自于皇权,而是来自于地方民众的拥戴。之所以受到乡里社会的拥戴,关键不在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财产数量,而在于他们的人格,在于“德行”,在于他们始终恪守的自律行为以及所从事的学问、思想、文学等产生的社会影响。谷川称中世时期以家族为核心的生活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自律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豪族共同体,是维护地域社会安定发展、维护中国中世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管理的重要基础。显然,谷川的研究中来自宇都宫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宇都宫认为“一部历史文献不单单是材料与手段,而是时代精神的结晶”⑩的观点,给予谷川太多的历史感悟。

二、谷川道雄“豪族共同体论”的构建

  谷川一生的心血在于“豪族共同体论”的构建与运用,他认为:日本战后套用欧洲历史发展模式,将中国历史同样划分为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几个阶段的做法,对研究中国历史来说是无效的。以这样的视角来完成“克服亚洲停滞论”的课题是不可能的。如果欧洲社会的历史是以私有财产制为特征而展开的,那么,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则是以村落共同体的方式自然展开的(11)。谷川指出:在战后二十余年探讨中国史本质的过程中发现,唯物史观的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很难吻合(12)。为此,谷川一直在历史方法论上进行着摸索与尝试。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谷川道雄与川胜义雄提出了豪族共同体的学术观点。他们试图从地方上的名望家族(豪族)与宗族、乡党之间形成的保护与依附关系来考察六朝贵族自立性的社会基础。这个研究包含两方面的意图:一是搞清六朝贵族制的基础不仅来自其个人经营的内部,而且也源于包含广大自耕农在内的社会基层之中;二是贵族阶级的地位与权力不是来源于皇权一侧,而是来自地方民众的支持(13)。其后,谷川与川胜在京都大学又发起建立了“中国中世史研究会”,进一步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广到以集体的方式进行。

  1976年,日本国书刊行会出版了谷川道雄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谷川在该书“前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以什么样的方法与结构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不仅是日本学界多年的一个悬案,也是我个人迄今为止最大的兴趣所在。”显而易见,这是一部针对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专著。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制度,谷川道雄认为:“单纯研究律令制的方法,是一种没有血肉,仅仅作为一种理解支配民众政策的研究而已。”(14)在谷川看来,更应该研究的是凝固到这些制度中的时代精神和人的意志。谷川对于当时流行的“国家就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一个王朝对于民众的人身支配是以村落共同体为基础而实现的。这种支配关系一旦发生破绽,势必引起社会的动乱。因此,如果能在承担赋税方面让村落共同体成员平均负担的话,共同体的维持以及社会的安定都可以得到保证。”(15)因此,他认为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之间,压迫不是唯一的存在方式。中国中世社会的核心问题是生活在乡里社会的豪族共同体。他们是六朝时代的国家基础。所谓豪族是指那些居住在乡里社会的有名望的家族。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知书达礼,有很好的道德情操,深受邻里百姓的爱戴,对乡里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简言之,这些人具有很大的感召力。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乡里社会享有很高的威望。

  谷川对六朝名望家族的考察,始终是围绕伦理道德,即精神层面展开的。谷川认为,研究中国中世史,关键是要把握这个历史时期的内在关系,即民众的生存方式与人际关系。他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和谐,而不是阶级对立。中国基本的阶级关系是士大夫与民众的关系。作为支配阶级的资格不是因为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而是源于知识与道德的水准。谷川的豪族共同体学说问世后,1970年代前期,受到了东京学派堀敏一、五井直弘、重田德、田中正俊等众多学者的激烈批评。堀敏一主要从均田制的角度考察了国家权力对农民实施的人身支配,认为中国的历史从秦汉至隋唐的支配体制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唐代仍然属于古代社会(16)。除此之外,更多批评的焦点集中在阶级调和论,认为谷川对豪族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上,过分强调了伦理道德的精神作用,脱离了阶级斗争与唯物论的立场观点(17)。对此,谷川的回答是:为什么大家认为我的豪族共同体论对伦理性强调得太过分?首先,这些批判者都是近代人。近代以前,精神和物质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精神物质化,物质精神化,绝不是一种虚妄不可解的现象。然而,近代以来,两者间相互转化的结构被切断,精神的位置低于物质,物质决定精神。现在让人相信精神具有超越物质的力量,是很困难的。针对东京学者重视经济基础的现象,谷川指出: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的社会结构学说,我认为把它看作是一个典型来考虑才是合适的(18)。

  要言之,谷川的豪族共同体观念首先继承了内藤的中世说,同时也受到宇都宫清吉的很大影响。在此基础上,谷川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体自身发展而发展的观点。与秦汉时期的“里共同体”不同,中国中世社会的共同体是一种豪族共同体,而且是存在于国家支配之外的。这个时期的豪族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律性的文化阶层。

  综合考察谷川的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把谷川的历史观归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牵强的。谷川的历史观应该与内藤一样,是一种文化史观。谷川对内藤湖南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因在于社会内部文化的动因所提出的历史分期法非常赞赏,他认为:“内藤从文化的原因所提出的历史阶段区分,是一种揭示中国历史的新体系。”(19)重视中世豪族精神层面的视角、强调共同体是中国历史发展基本动因,正是谷川对内藤文化史观的一种继承与发展的表现。谷川的这一结论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是否一致,暂且不论,重要的是谷川提出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角度。这一点,正像牟发松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揭示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被克服的动力机制,使过去因片面强调阶级原理而被有意无意遮蔽了的历史真相和特殊面貌豁然显现出来,催生出新的问题意识。……豪族共同体问题所引起的论争不啻一缕春风,为新的理论起步注入了活力。”(20)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特别是截止到谷川的前三代学者,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尤其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如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历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是在规定的意识形态中进行研究,很多成果带有明显的先验论色彩,并且对今天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探讨内藤史学的学术风格,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当今学术研究发展仍然是有意义的。

 三、内藤史学影响至今的客观原因

  张广达先生曾说:“古往今来,很多假说或学说的寿命难能长久。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则不然,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论域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种假说,将近百年来,仍在服役,被人经常引用;作为富有宗旨的学说,他在今天依然带动着学术研究。”(21)内藤史学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久远的学术影响?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内藤史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例如历史分期、唐宋变革论等重要观点,均具有相当的学术前瞻性和思索空间。众所周知,一部能够传世的史学著作大体上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理论上有创建,二是文献资料上有新发现。内藤史学即具备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且,内藤提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然具有继续研究的空间。对此,谷川认为:

  当初,内藤湖南投下的一石,给予了日本学术界长达80年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余波至今尚未消散。在80年间前后出现了大量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及争论。作为其中的主题,一是六朝=中世论;二是贵族制论。对于这两个主题,作为湖南学派以外的不同观点是古代说,同时提出了重视帝权之说。现在这两股对立的潮流,有时可以看到合流的趋势,但基本还是保持在平行线的位置上。像以前那样的论争基本没有了,研究者们都分别潜心于各自的课题。

  但是我个人认为,内藤湖南提出的观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如上所述,湖南认为六朝贵族不是上古的氏族贵族,也不是(像欧洲中世的)封建领主,只是一种具有地方名望家出身的贵族。那么,这种地方名望家的社会存在形式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得到“握有社会上的实权”(湖南语)的资格?当时的社会为什么那样“重视宗谱”(湖南语)?尽管这些作为历史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对这些事实加上问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可以充分回答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豪族共同体论对于名望家的社会实态进行过一些研究,但是对于名望家的社会威望以及成为其基础的“家”的意义,还没有作过更多的考察。这个方面与当时社会上对人的观念、人生观及宗教意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还等待我们去探讨。(22)

  如前所述,京大学者们一方面继承着内藤史学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发展着内藤学说。尤其应该关注的是,京都学派的传承不是一味地继承,而是不断地对前人的结论提出新的问题意识,提出新的观点,即在推陈出新的前提下,不断地充实与完善内藤史学体系,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在几代学人的共同耕耘下,内藤史学独树一帜,历久常新。

  其二,内藤去世以后,京都学人在大学和民间自发地成立了各种与内藤史学有关的研究团体。除去上面提到的京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以外,还有设置在京都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的内藤湖南研究会以及在大学设置的各种讨论班和公益讲座等。笔者在日留学工作期间,曾经在一段时期内参加过上述团体的研究活动。令笔者感受至深的是日本学者的持久性与认真性。京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成立后持续展开了三十余年的定期活动,内藤湖南研究会成立也快二十年了。这些研究会坚持长年例行的研究活动,除去出版了系列的研究论文集外,对于内藤史学的深度理解与扩大社会影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四、内藤史学发展带来的启示

  首先,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先入为主的外界影响。谷川道雄早就提到:“日本与中国的政治环境不一样,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不可能直接统制历史学界的研究方法。”(23)“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知识分子从军国主义专制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一个真正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出现在日本。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无论是文化史观还是精神史观,学者们各抒己见,著书立说。他们在进行历史反省的同时,开始了新的探索与追求。日本学者认为:“那个时期(指战败后至七十年代末)的自由讨论给日本中国史研究带来了太多的研究成果。”(24)纵观内藤史学以及京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他们虽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但其思维方式与研究立场大多有别于历史唯物论。可见,历史研究可以在方法论上有千差万别,多元化的科学研究有利于课题的深入发展。

  在历史科学领域,试图统一学者的研究意识与观点的做法都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方针,才是产生传世作品的最佳生态环境。例如,在以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为办学方针的京都大学,所培养出的学生并非都是信奉内藤湖南的弟子,其中也有坚持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史的学者。1978年成立的中国史研究会,其成员均出自京都大学,出生年代多在1949年前后。其会员有吉田浤一、大泽正昭、足立启二、奥村哲、鸟居一康、宫泽知之等人。他们大多数从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京大哲学院中村哲教授的讨论课和研讨班,研读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们的研究志向是想把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理论化,并以此为主线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全过程。目前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有中国史研究会编《中国史像の再構成——国家と農民》(文理阁,1983年)、中国史研究会编《中国専制国家と社会統合——中国史像の再構成Ⅱ》(文理阁,1990年),中村哲编《東アジア専制国家と社会·経済—比較史的視点から—》(青木书店,1993年)。还有渡边信一郎的《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25)。这些学术著作都是在扎实的实证基础上做出的研究成果,并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由此可见,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可以有很多,一个国家、一所大学不仅应该允许多元理论的存在,还应该为研究发展提供更适宜的条件。历史学研究正是通过多元化途径的反复切磋与探讨,才能使研究的结论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其次,重视学术传承是京都学派的一个显著特征。重视学术传承,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反映,也是当代人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它对学术的发展以及现代学术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所周知,学术发展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一个学术重镇、一个重点学科一定要有它的学术积淀与优势养成。世界著名大学无不如此。从学术薪火相传的角度来看,在内藤史学影响下,京都大学的中国学可谓代不乏人,为京大东洋史的学术地位奠定了牢固基础。

  综上所述,不论是内藤学说的文化史观,还是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论,毋庸讳言,如何评价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谷川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译成中文出版后,受到了中国学界的普遍关注。其影响与日本学界同样,褒贬不一。其中得到中国学者称赞的主要集中在谷川的研究视角,即对中世基础社会的研究方面。正如侯旭东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朝廷展开……缺乏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有影响的成果。除了20多年前出现过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说进行的社会结构系统分析以外,很少对中国社会作立体的、共时性的结构剖析。仔细比较,除了研究关注点的局限,在分析思路上,中国学者偏重追寻问题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强调的是通‘古今之变’,更关心历时性的分析。因忽视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无法找到结构分析的立足点,应该说也是一个原因,谷川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和启示。”(26)另外,对笔者个人而言,谷川所提出的“在中国专制国家,官僚仅仅是皇权的手足,还是在自己的社会中,扮演一个自觉的指导阶层?从这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官僚阶层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27),也带来一种共鸣。对于中古社会官僚的政治属性的表现,是笔者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对此,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也曾说:“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我们不能夸大、但也决不能忽略这种约束,仅仅把这个体制称之为‘专制的’就到此为止了。”(28)确实,翻阅历史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检索到很多富有个性、不卑不亢的士大夫的行为记录。试想,没有这批士大夫,没有他们坚持的道统观念,也就不会出现君臣道合的和谐局面,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也将因此失去多彩的内涵。笔者认为,古往今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始终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标志。既然如此,在做人的价值标准上,在社会关怀与社会良知等精神层面的理性追求上,古代人与现代人也应该是相差无几的。

注释:

  ①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唐研究》第9卷,2003年。

  ②[日]内藤湖南研究会:《内藤湖南的世界》“日文版前言”,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③[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四卷《随笔》,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第249-271页。

  ④《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四卷《随笔》,第261页。

  ⑤[日]谷川道雄:《日本におけ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の問題》,《中国史学》第2卷,1992年。

  ⑥[日]那波利贞:《坞主考》,《东亚人文学报》第二卷第四号,东京: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43年。

  ⑦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1页。

  ⑧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台北:东升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107-110页。

  ⑨[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の探求 歴史と人間》,日本エディタスクル出版部,1987年,第79页。

  ⑩[日]奥崎裕司:《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谷川道雄論》,东京:汲古书院,1999年,第42页。

  (11)[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と共同体》,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第288-289页。

  (12)[日]谷川道雄:《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造》,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页。

  (13)[日]谷川道雄编著:《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第21页。

  (14)[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东京:筑摩书房,1986年,第6-7页。

  (15)[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と共同体》,第134页。

  (16)参见[日]谷川道雄编著:《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第22-23页。

  (17)详细内容参见前揭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与谷川道雄《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两书。

  (18)[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の探求 歴史と人間》,第178-179页。

  (19)[日]奥崎裕司:《中国から世界史へ谷川道雄論》,汲古书院,1999年,第34页。

  (20)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

  (21)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日]谷川道雄:《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胡宝华译,《文史哲》1993年第3期。

  (23)[日]谷川道雄:《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造》,第5页。

  (24)[日]谷川道雄编著:《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第23页。

  (25)[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中译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6页。

  (26)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唐研究》第9卷,2003年。

  (27)[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の探求 歴史と人間》,第7页。

  (28)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91页。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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