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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2-27

吴松弟:旧海关出版物与近代中国研究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家》(桂林)2014年第201412期 第141-146页
吴松弟(1954- ),浙江罗阳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吴松弟为本档案主编)
内容提要:
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由七大系列和系列外指数构成,具有系统、科学、丰富准确的特点,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资料宝库。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其统计、报告和专书中仍存在一些缺陷,谨慎地利用方能发挥其独到的学术价值。最近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大规模的整理出版,将在诸多方面极大地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K206;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4)12-0141-06
      中国近代的海关,是由外国人创立的。海关的最高领导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外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署和各地海关的关员大多是外国人。到了清朝后期,由于政府官员的无能和低效,朝廷将大部分征收沿海的国内贸易的税收的常关也交由海关接管。近代中国海关的基本职能是监管进出口贸易、征收关税、查缉走私、编制进出口统计,同时兼办沿海及内河航务、港务、邮政、检疫、气象、内外债和对外赔款的海关担保与清偿支付,代征厘金、常关税等附加税捐,甚至筹办国际博览会、教育 (国文馆、税务专门学校)以及中国政府特派的外交事务等。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海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为了顺利地完成各项业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从1860年开始,按照西方的管理和统计理念,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的制度。总税务司署还设立造册处(后期改称统计处),印行各种供海关人员和地方官员阅读的出版物。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1949年。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它们在国内长期作为档案保存,图书馆保存不多,而因档案工作的性质又导致读者使用颇为不便。此外,海关历来被理解为管理进出口贸易和收税的机构,学者往往忽略了它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社会的特殊作用。因此,很少有学者使用旧海关出版物,更少有人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1951年韩启桐、郑友揆利用海关贸易资料合编的《1936-1940年中国埠际贸易统计》出版,此后利用海关资料研究海关史和经济史的论著在1950年代和199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对海关资料的利用还远不够充分,鲜有论著对海关出版物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笔者曾撰文对海关出版物进行过较为全面的介绍,但受写作主旨所限,并没有对海关出版物与近代中国研究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由笔者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将在2015年上半年内完成出版,《上海海关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的出版工作也已展开,为了促进这批海量资料的充分利用,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特撰此文。
      一、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构成
      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由七大系列和“系列外之书”共八大类构成。
      第一系列统计系列(Statistical Series)是海关最主要的出版物。本系列最重要的是贸易统计(Trade Return)和贸易报告(Trade Report),贸易统计基本上是数据,贸易报告则以文字论述为主,两者都于1860年代陆续形成,最初以各口岸为单位,从1882年起,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合并,以全国与各海关为单位,先有全国总述,再有各关的论述。原先只使用英文,后来同时用英文和中文,中文版即《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总税务司和各地的税务司通过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分析各地的贸易和相关的政治、经济、交通、自然灾害等方面的状况,《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则提供给清朝的中央和口岸地区的官员阅读,供他们了解贸易状况和影响贸易的各种因素,以解决相关的问题。本系列中的各种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基本上定期发表,有的是月报,有的是季报,有的是年报。
      1882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又下令编撰十年报告,从1882年编起,一直编到1931年。十年报告以文字为主,少量统计为辅,有时还附有相当详尽的地图,用以显示海关关区范围和关区内的山河、交通、城市、村镇。报告内容各期不一,但都相当庞杂,例如,第三期 (1902-1911)的内容涉及21项:贸易与航运、税收、鸦片、货币和金融、人口、港口设施、灯塔航标、邮政电报、各省行政和省议会、司法、农业、矿业、制造业、铁路公路、教育、卫生、移民、物价和工资、饥荒和灾害及传染病、陆海军、当地报刊等。十年报告详述各关所在省区十年间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变迁,宛如一部区域百科全书。
      第二系列特种系列(Special Series),共44个编号。其中,最大的门类是医学报告(Medical Reports),每半年为l期,自1871年到1910年结束,共出了80期。除医学报告之外的其他的编号,几乎都是一个编号一本书,均为各方面的调查报告。内容五花八门,首先是土产鸦片、进口鸦片、江南丝绸、东北柞蚕丝、长江中游的药材、南方茶叶、东北大豆、黄麻等商品进出口情况的调查。其次是中国内地市场状况和交通的调查,如重庆商务、长江宜昌——镇江段的水路和经济、长江上游船长手册、上海吴淞江的疏浚、广西水上交通、云南西部贸易路线等等。此外,还收入了有关黄河堤坝、海员须知、台风规律、中国音乐,以及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关的税收等方面的调查。
      第三系列杂项系列 (Miscellaneous Series),共54个编号,每个编号基本是一本书。以中国参加早期历次世界博览会的展品报告数量最多,包括1873年维也纳、1876年费城、 1878年巴黎、1884-1885年新奥尔良、1900年巴黎、1902年河内、1904年路易斯安那、1905年列日等多个世界博览会,以及1880 年柏林国际渔业、1883年伦敦国际渔业、1884年伦敦世界卫生等专业博览会的展品详细介绍。各个博览会的报告往往都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中国的通商口岸、人口经济和对外贸易的状况。
      第三系列的其他的门类内容亦极为繁杂,大致包括:各海关关区地名录,海关内部出版品名称,海关法规和条例,海关的规则和办事程序,船货立据专章,各时期的关税表,进出口税及其分类表格,度量衡的换算,中国药材出口情况,中国灯塔分布图,四川船只,长江的帆船和舢板,上海的货船,中国和外国签订的条约与协定,朝鲜与大国签订的条约,1876-1889年大国在朝鲜的外交角逐,等等。其中,有的是数十年连续发表的专业期刊,如《中国沿海沿江河的灯塔、灯船、浮标、路灯名录》(List of Lighthouses,Light-vessels,Buoys,Beacons,etc.,on the Coast and Rivers of China),约3000余页。
      第四系列公务系列(Service Series),共75个编号,主要是为了某一方面的工作而长期发行的专刊。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总税务司通令》(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第1号发行于1861年,终结于1938年的第5700号。为总税务司赫德及其继任者下发海关各部门和各地海关的文件,以及与他们的内部信函,内容都属于海关内部的行政事务。此外,还有《海关职员名录》(Service List)、《指导外班工作人员的临时说明》(Provisional Instructions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Out-door Staff)、《灯塔说明》(Lighthouse Instructions)、《编制贸易表格和关税收入的说明》(Instructions for Preparing Returns of Trade and Revenue,etc)等不同的专刊。
      除了专刊,一些可供研究海关内部工作的著名的文件,如《新关内班诫程》(Provisional Instructions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In-door Staff)、《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也都属于第四系列。
      第五系列办公系列(Office Series),共132个编号,一个编号一个报告。相当部分为海关解决历年工作所遇到的问题的文献,例如:1876年古巴的中国移民,通商口岸的鸦片贸易和香港、广东沿海的鸦片走私与海关对策,九龙海关,1876年镇江因外轮停泊与租界等问题引起的外交文书,长江沿线和苏州、杭州的厘金,常关的国内税收,港口疏浚,帆船的登记和管理,1865-1872年的关税修订,湖南岳阳开关报告,盐的生产和税收,以及1911年武昌起义和1933年长城各口商务等专项报告。还有一部分与商业和贸易的规则有关,如海关总税务司署向总理衙门提出的建立良好商业规范的建议书、通商口岸货物装卸章程。反映当时的金融状况,如通商口岸海关银号和本地货币、马蹄银的重量和价值、铜钱、中国的通货,也都有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报告与灯塔灯船、关员名录、关员组织、各地常关报告、海运部门报告,以及海关关员在内地的旅行见闻有关。
      第六系列督察系列(Inspectorate Series),共10个编号,一个编号一个报告。内容包括电报码文本、海关出版物名单、关于修改长江通航条例的建议、1854年海关建立过程的回忆、 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海关和常关税收的征收和支出、香港和中国海关,以及1911-33年间总税务司的通告,等等。
      第七系列邮政系列(Postal Series)。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设立“大清邮政官局”,任命赫德出任中国第一任总邮政司,仍由海关兼办邮政,直到1911年,海关连同人员、房产等一并移交邮传部。在此期间,邮政事务是海关的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旧海关出版物邮政系列也就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形成。按滨下武志列出此系列的10种报告,其他人均未提到本系列。滨下武志读到其中的三项报告,第3号是北京等16地设立书信、包裹等业务及邮寄费用的规定,第4号是1878年设立主要通过轮船招商局处理与海外中国使馆通信工作的文报局的规定,第5号则规定在邮政、电报业务上采用中文发音罗马字化的方式。[1](P801)笔者读到其中的两项,第6号《邮政地图地名索引》(Index to the Postal Working Maps),1903年出第一版;第10号《邮局名录和邮政指南》(Postal Guide and List of Post Offices),1910年出版,主要介绍各类邮局的工作以及各地邮局名称。
      除了以上的7个系列,还有数十本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辑或出版,但未列入任何系列之书,不妨简称为“系列外书”。其内容也非常广泛,包括《语言自迩集》、《南京官话》、中文修辞手册、英汉标准口语辞典、中文教科书等语言学的著作,以及海关法典和工作手册、银行和货币报告、中外关系等。
      以上所说的第二至第七系列加上系列外之书,约达504期(卷)。如加上第一系列的506期(卷),共1010期(卷)。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日报、月册和月报在内。因此,旧海关出版物可能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大的资料库之一。
      二、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价值与局限
      (一)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特点与价值
      纵观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大致具有以下几个近代中文文献多不具备的特点:
      第一,系统。自1860年开始,海关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的制度,海关总税务司署在此基础上定期编辑发布报告,月有月报、季有季报,年有年报,专题有专题报告,单项活动有单项活动的报告。有的重要口岸甚至还有日报、周报或旬报。这种定期汇报、发布的制度,一直维持到1949年,其时间覆盖近代中国的 80%的年度。在有关中国近代的各种文献中,估计没有比海关内部出版物更为系统的资料了。
      第二,科学。海关出版物中的数据和文字描述,都是按照西方经济制度和科学标准,按统一的要求和格式汇总上报的,其科学性和严谨性,是近代大多数中国官员漫不经心的统计和士大夫的随意性描述所无法比拟的。其实,中国今天仍在使用的经济、贸易甚至科学的词汇,相当一部分都首先出现在海关出版物上。由于这些词汇至今仍然使用,海关的各项报告均可拿来就用,不必转换成现代词汇。甚至医学报告也都由海关中的西医医生撰写,完全采用沿用至今的现代医学语言,医学史研究者同样可以拿来就用。
      第三,丰富。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的海关史、对外贸易史的基本资料,也是研究交通史、产业史、政治史、医学史、生态变迁史和地区历史的多方面的资料宝库。以上第2至第7系列以及系列外书的内容,从部分报告的名称便可想到其内容之无所不包,而第一系列的贸易表格和贸易报告也同样涉及到与贸易有关的一切: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商品供求情况,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状况,政治动乱和自然灾害,中国百姓的消费习惯,金融与物价,城市建设,法律和法令,以及媒体和信息传播等多方面的内容。甚至研究近代的生态变迁,离开贸易报告也会困难重重。例如,自1860年代开始的长江近10个口岸的贸易报告,每年便有反映当地长江河段各月份水位涨落的曲线图,有关数据一目了然。而各城市最早的关于气温、降水的记载,最早的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城市地图,黄河、长江、闽江、西江等河流最早用科学方法绘制的河道图,往往都较早见诸于各地的贸易报告。
      第四,准确。海关出版物记载详实精细,且多用数据说明问题,远胜于绝大多数中国文献的笼而统之的描述。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笔者在多年阅读海关报告和相关的中文文献上形成这样的印象:同样的事件,凡是海关报告有记载的,一般比中国文献的记载详细,且有数量的记载,而且还有一定的分析。因此,在近代史研究时,凡海关文献有所记载的,一般都应该阅读并利用。
      总之,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固然浩如烟海,但类似海关出版物这样,在时间上覆盖近代中国80%的年度,在内容上如此丰富,在分析标准和统计方法上严格按照西方的科学制度,在论述上力求详细且常用数据的文献,却并不多见。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经济史的最大、最科学、最系统、最详实的资料宝库。
      (二)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局限
      海关出版物为近代史研究尤其是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其统计、报告和专书中仍存在一些缺陷,谨慎地利用方能发挥其独到的学术价值。
      首先,受海关职能所限,海关统计的贸易数据并非当时中国的全部贸易。一是海关的统计不包括非法的进出口;二是海关数据不包括合法贸易、对外贸易、国内埠际贸易中,不属于海关监管的国内土货贸易与跨国贸易,国内贸易的统计基本上是有关通商口岸的港际贸易;三是海关数据不包括开放贸易的口岸以外的纯粹的内陆贸易;四是在1904年以前,海关的统计基本上是轮船和洋式帆船,而不包括中国民船,1904年后仍然不包括铁路、公路、航空、邮政等新式交通方式的进出口贸易。因此,在利用海关统计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进行“量”的方面的研究时,须持审慎的态度。
      其次,近代中国领土的得失,影响了海关统计范围的变化,从而影响到进出口分类的变化。由于领土的丧失,原来本属于国内的贸易因此在海关统计中被当作国外贸易,由此形成的海关统计数据的变化,其实质还是中国贸易数量本身的变化,而不是贸易总值中海关份额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领土的变化造成原属国内贸易的份额转变为国外贸易的组成部分,影响了海关统计数据的变化,贸易本身未必发生了变化。因此,在利用海关统计数据时,必须注意到海关统计数据与海关统计范围的对应关系,否则,就难以对海关统计当中进出口贸易数量的变化做出正确的解释。
      第三,海关统计中,商品种类的表单与类别的划分随着时间不断演进;特定时期,全国与不同的口岸之间的统计术语是不一致的。这就为分析同一口岸商品结构的变化和比较不同口岸商品构成的差异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第四,不同时期的海关文献,使用不同的价值单位(西班牙银元、本地两、海关两、金单位、国币),在一些年份里,进出口采用不同的单位,与外币的兑换比率是连续变动的。因此,利用海关统计数据时,往往需要进行必要的换算。
      第五,有时,单各港口的相关数据存在重复计值的问题,但往往并没有对此作出必要的解释。
      第六,出版的海关统计中缺乏通商口岸之间贸易的详细记录。洋货在国内的贸易情况,通常也没有详细的报告。海关数据不完全载明来源国家(中国口岸的进口)与目的地(出口),在某种程度上贸易中将香港、鹿特丹、安特卫普、热那亚混在一起。缺乏通商口岸之间贸易即埠际贸易贸易的详细记录。
      在利用海关统计资料的时候,必须要对其以上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应利用其他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必要的修正,或做出充分的说明。除此之外,在利用海关出版物时,还应注意到,绝大多数海关出版物毕竟是出自洋员之手,难免或多或少带有“西欧中心观”的思维定势,有些记述和评论存在有失客观或强为之解之处,是需要对此加以辨别的。
      三、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流传、收藏、整理与研究
      (一)中国旧海关出版物流传、收藏的基本情况
      海关总税务司署1882年2月2日发的第179号通令“为发海关出版物分发、保管及使用之指令事”,规定当时发行的六类出版物中,唯有“统计、专著、杂项类出版物向公众发售”;而此三类也并非完全为了向公众发行而刊印,而是为海关自身的工作,只有在海关内部赠送和造册处留存以后剩余部分才可以发售,而且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仅仅在上海、香港、伦敦、横滨等四个国内外著名的商埠的各一家书店公开出售。1883年在上海和国外开始发行《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等少量出版物。按《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的第一卷出现于光绪元年(1875年),是该年的统计系列第5号、英文版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75的中文摘译本,但笔者在此报告以及稍后几年的报告中并未找到向公众发售的迹象。光绪九年(1883年)编制的第九卷的扉页上出现旁注:“设立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译印,交香港、上海以及日本横滨等三口于别发洋行发售”,可见总册是在光绪九年才开始在以上三口通过别发洋行发售的。
      据此可见,由于海关总税务司署1882年2月2日的第179号通令作出统计、专著、杂项类出版物向公众发售的决定,海关出版物才开始进入国内外少数城市的书店。但依据笔者的阅读,即使在1883年以后,似乎只有那些用中文刊行、或一书同用中英两种文字的海关出版物,才得以在书店发行。或许由于这样的原因,国内外绝大部分的图书馆都无法找到稍多的海关出版物,而由于它是出版物而非档案馆收藏的档案,在各地档案馆中寻找自然更难。那么,现存的旧海关出版物主要收藏于何处呢?
      2001年由中国海关总署和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中国旧海关史料》,在其“前言”中说明此书的资料来源为:1980年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通知,将旧政权中央级的档案资料统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原放在陕西华县海关总署档案资料后库、天津海关、上海海关三个地方的旧海关档案资料,集中到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并整理。整理中发现尚有缺漏,于是在编辑《中国旧海关史料》时,又寻访了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市的部分图书馆、档案馆,进行补配。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年代(尤其是伪满时期)的海关资料尚未收齐。[2]如此看来,在经过面向全国的搜集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旧海关档出版物,应是全国最多最全的。
      滨下武志先生说他利用日本所收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由于目前无法在某一个收藏机构浏览全部的海关发行物,所以本目录是参照了多个藏书机构的产物”。 [1](P780)这些机构,主要属于东洋文库、一桥大学、东京大学、国立国会图书馆等。这说明旧海关出版物在流传到日本以后,为日本一些重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所收藏。
      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SOAS),是英国收藏中国旧海关资料最多的单位之一。查1973年该学院图书馆所编的书目《中国海关文献,1860-1943》 (Paper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0-1943),可知其收藏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基本情况。据笔者对该书目的阅读,发现亚非学院所收藏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虽有一定的数量,但缺漏很多,不成系统。
      在所有收藏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单位中,哈佛燕京图书馆应该说是全球最大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收藏机构。据笔者的统计,海关出版物第一系列,哈佛收藏464期(卷),占全部506期(卷)的91.7%,装成281册。可以说,第一系列的基本部分哈佛绝大部分都有收藏。而在第二至第七系列另加系列外之书的504期(卷)中,据笔者统计,哈佛收有212期(卷),占总数的42%,装成142册。可以说,第二至第七系列外加系列外之书哈佛也占有一定的数量。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封里或扉页上,一般都有Gift of……From……等表示图书来源的文字,用来说明赠书者的名字和赠送日期。由此可以看出,给哈佛赠送中国海关出版物的机构基本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或它下属的伦敦办公室,送书的个人则都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重要工作人员。能够收到持续不断的赠书,应该是哈佛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原因。
      除此之外,经笔者的多方搜求,发现上海海关档案馆,还存有与其他机构不重复的未刊出版物100多册。
      将以上中国第二档案馆、哈佛燕京图书馆、上海海关档案馆藏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加在一起,除去其中彼此重复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全部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卷(册)数。
      (二)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整理与研究进展
      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整理与研究大致是同步展开的,但长期以来进展缓慢。这项工作大致可以分为海关出版物的整理、对海关出版物进行的研究,以及利用海关出版物进行的相关研究三个方面,但又彼此未必完全割裂。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最要来源为海关贸易统计与贸易报告,是较早利用海关出版物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著作之一。[3]杨端六、侯厚培据海关原始资料摘编的《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一书,[4]虽然在数据计算、引用、表述和整理方法上都有一些错误或不当之处,[5]但为以此资料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方便,利用较为广泛。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详细考察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变化趋势、贸易结构,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等问题,[6]为人所称道,而该书的重要资料来源就有杨、侯所编之书。郑友揆的《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之沿革考》可能是最早对海关贸易报告的编制方法及其内容进行专门介绍的研究成果。[7]蔡谦、郑友揆编《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1919、1927-1931》是又一部重要的海关贸易统计资料的摘编。 [8]郑友揆、韩启桐整理《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为研究1936-1940年间中国通商口岸间贸易往来及结构等问题提供了便利。[9]郑友揆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1840-1949)》一书是利用海关资料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典范之作。[0]滨下武志于198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一书,较为系统地利用了海关资料,并对海关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与介绍,以其视角的新颖、资料的扎实堪称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经典著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青岛、烟台、重庆、厦门、苏州、福州、汉口、广州、拱北、宁波等海关贸易报告相继整理出版,促进了相关区域近代史的研究。
      但从总体上看,直至21世纪之前,对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整理与研究还是比较零散的,不成规模,也不系统。2001年,170册的《中国旧海关史料 (1859-1948)》规模空前,几乎收录了全部的海关贸易年报和十年报告,为迄今最为重要的旧海关出版物的整理成果之一,为学界利用海关资料进行相关研究提供的极大便利,此后利用海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大量出现。但是,这套资料存在对海关资料的源流、变迁及内在脉络缺乏必要的交代、收集资料不全的缺憾。
      四、旧海关出版物与近代中国研究展望
      随着中国旧海关出版物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推进,特别是《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和《上海海关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出版后,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近代中国研究在诸多方面的发展。
      第一,促使中国海关史研究走向细化与深入。海关史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非常丰富,通论性著作的《中国近代海关史》也已出版,[11][12]但受资料的限制,在许多方面显然还存在诸多需要细化和深入的内容,对海关性质的认识和职能的判定等方面还有进行重新审视的必要。如今,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近代海关进行更加全面、更深层次的研究成为可能,重写一部《中国近代海关史》不仅可以预期,而且十分必要。
      第二,推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研究向进一步深化的方向发展。已有的利用海关资料进行的相关研究,以对外贸易的研究成果居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方面研究已不具备进一步展开的条件,利用新的资料,可以更加全面、系统,更加具体地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进行研究,特别是可以从“量”的研究方面实现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研究的新突破,改写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认识,也是不无可能的。
      第三,促使从“港口—腹地”研究到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转变的实现和全面展开。十余年来,笔者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海关资料,以港口—腹地互动的视角,考察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探讨港口与腹地互动对当时和后来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动力机制。通过港口—腹地这一先进生产力空间扩散和区域联系的主要途径,在进出口贸易的强大推动下,近代中国的经济布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展对这种近代中国经济布局图景与经济变迁空间差异的研究,也就实现了从“港口-腹地”研究到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转变。但实现这一研究的转变,需要更多、更丰富的支撑,伴随整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海关出版物这一工作推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工作日渐成熟。
      第四,推动外国人“中国观”研究的进一步丰富。为了使海关人员熟悉中国以便于开展工作,中国旧海关曾派员或由海关人员就工作之便到中国各地旅行和调查,在此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各种旅行记或调查报告,成为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数有数十部之多。在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8个系列当中,均含有此类旅行记或调查报告,它们篇幅一般都不是很长,所述内容具体、集中,主要记述旅行或调查的经过、所到之处的自然与人文状况,以及旅行人员对当地社会的观感与认识等,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中国地方社会提供了一手资料。海关人员从自身角度出发对中国地方社会的观察与认知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为我们分析和探究以海关洋员为代表的外国人的“中国观”提供了素材,而借助外人之眼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近代的中国。尽管有关外国人“中国观”的研究,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对海关洋员“中国观”的研究基本上还未展开,而随着这些旅行记或调查报告整理出版,这一研究必然会引起学界的重视。
      以上只是从几个具体的方面对旧海关出版物在最近的较大规模整理后,对近代中国研究的前景进行了一番简单展望,显然是挂一漏万的。因为旧海关出万物的内容非常丰富,包罗万象,我们有理由期待通过全面利用这些海量的、未曾使用的旧海关出版物,重绘近代中国丰富、复杂、多样、立体的历史图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勿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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