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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3-28

许檀: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崛起

《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

内容提要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定制为: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并由此形成南、北洋贸易的分隔局面。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使南洋贸易的发展受到限制,这无疑影响到上海的发展。不过,乾隆中叶开始的北洋贸易的一系列变化则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一,东北豆货输出开禁使北洋贸易得以大规模发展;其二,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其三,运河航运能力不足,越来越多的内地商货改由海道北上。这样,在乾隆后期至开埠之前的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各地商帮云集上海,相继建立各自的会馆,其中以闽广、江浙、山东等沿海商帮实力较强;沙船业、钱业、饼豆业、棉布业等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行业。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地位在嘉庆、道光年间已经确立。

关于清代前期上海的发展,以张忠民的研究最为翔实。他在1987年即言,“在步入近代之前,上海已经在长江三角洲确立了她不可动摇的港口地位”①。稍后,他在《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一书中又指出:鸦片战争前夕,上海不仅“是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海口,而且业已成为整个长江流域广大腹地的门户,南北洋沿海贸易以及沿海、腹地贸易的唯一枢纽和汇聚中心”②。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撰文论证:上海在清代前期的百余年间迅速崛起,成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和流通枢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最早被帝国主义列强选定为通商口岸,其作为商业城市的基础实际上是在清代前期奠定的。③不过,这些研究因属“古代史”范围,并未引起近代史学者的关注。在近代史论著中,大多对上海开埠前的发展水平评价较低,最具代表性的如:开埠前的上海不过是“全国1300多个县当中规模并不算宏大,历史并不算悠久的一个”,并认为这一表述“比所谓‘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云云,能更准确地揭示出上海在中国的地位”。④然而,这一定位不仅与开埠之前的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并且夸大了帝国主义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开埠之前上海的发展脉络及其地位再做考察。本文主要利用税关档案以及方志、碑铭等资料,考察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关系。

一、乾隆—道光年间北洋贸易的发展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清政府在东南沿海相继设立了江、浙、闽、粤四海关。江海关关署在上海县城东门内,大关设在东门外;该关辖有18个分税口,其中最重要的是设在太仓州的刘河口,也就是元明两代的重要港口刘家港。清初定制: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不准相互逾越。由此形成了南、北洋贸易分隔的局面。

南洋航线,“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⑤,往来于南洋的海船主要是鸟船、艚船和洋船,活跃于这一航线上的主要是闽广海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到粤海关一处。在当时的出口商品中,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三项即占出口总值的60%—80%⑥,茶叶主要产自福建、安徽,丝及丝织品出自江浙。这些原本可由江海、浙海、闽海关出口的货物,不得不舍近求远绕经江西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

进出口货物的云集使粤海关税收额大幅度增长,一跃成为全国之最。康熙、雍正年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4万余两;乾隆初,增至20余万两。嘉庆四年(1799年),清政府依据实征状况对各关关税定额进行了调整。其中,粤海关定额大幅度提高,江海关增幅有限,而浙海、闽海两关定额则有所削减。独口通商政策对南洋贸易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表1是江、浙、闽、粤四海关关税定额增减变化的比较,可以看出,嘉庆初年,浙海、闽海两关定额均有下调,而江海关还略有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北洋贸易的发展。

北洋航线,自刘河口开航,转海门廖角咀放洋,北航至山东成山角西折,过刘公岛至天津、辽东,航程4000余里。谢占壬记述明清两代北洋贸易的变化言,明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广,江南海船多至胶州贸易,不须经过登州。……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⑦。

北洋贸易主要包括山东半岛、天津、东北与南方各省的沿海贸易,这里分别略作考察。

山东半岛在明代中后期已冲破禁令开始沿海贸易,但规模较小,“不过轻舟沿岸赍粮百石而止,连樯大艘未尝至也”。⑧贸易范围南至江淮,北至渤海沿岸。半岛南岸的胶州是山东大豆输往江淮的重要码头,方志记载:“胶之民以腌臈、米豆往博淮之货,而淮之商亦以其货往易胶之腌臈、米豆。”⑨万历年间商书《三台万用正宗》在介绍豆货品种时称,“胶州之鹅黄、海白、海青干净精神,可谓上等”⑩,并将其列为豆品之首,足见商人对山东豆品之青睐。

康熙中叶开放海禁,山东沿海贸易范围迅速扩大,康熙末年已有“三江两浙八闽”海船前来胶州,海舶商船大至二三千石。莱州府之胶州、即墨,登州府之莱阳、海阳等州县均有海口,收泊“南省商船到口贩运豆石”。雍正年间山东巡抚岳浚的奏报称,从江南贩货到山东的商船,“发卖之后,即买青、白二豆带回江省者十居六七”。(11)雍正四年(1726年)重定船税,胶州一处每年定额即达7540两,这一数字相当于康熙年间山东船税总额的9.6倍。乾隆中叶以降,随着东北地区开发的深化,山东沿海贸易进一步发展,贸易重心逐渐转往半岛北岸的烟台,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船税已增至42280两。(12)

天津在明代为漕运码头,并无税关。康熙元年(1662年)将河西务税关移至天津,更名天津关,其税源主要来自运河商货。海禁开放之后,经由海道北上的商船逐渐增加。雍正年间每年有数十只南方海船抵津贸易,乾隆时渐增至百余只,嘉庆年间最高曾达180余只。档案记载称:“天津关税有闽广客贩杂货洋船一项,每年于夏秋之间乘风进口,船大货多,钱粮因而丰盛,故津关旺月每年俱在于六、七、八、九等月”洋船进口之时(13)。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海船所带商货日益成为天津关的重要税源。

关税之外,天津还征收海税。初以“津邑濒海,粮储不足,半资奉省米豆,准由商民运船往来,因征海税”(14)。至嘉道年间,天津海税税源有二:其一,“以奉天米粮为正税,每年秋季最旺,夏季次之,春冬两季又次之”,即东北粮食贩运至津销售所征之税。其二,“各处沙、洋等船贩货来津销售纳税”(15),即南方各省海船抵津贸易所征之落地税。天津海税本属地方商税,原无定额,每年“报解户部只有税银五、七百两不等”;乾隆以降,随着东北地区开发的深化和北洋贸易的发展,海税随之增加,每年“报收自三千、七千至一万余两”;乾隆四十年代,每年征银已达3万余两;嘉庆十二年,户部侍郎托津等奉旨酌定天津海税,定额为每年4万两,并将其收归中央管辖,使之成为天津关税的附属部分。(16)

南方各省商人赴东北贸易始于海禁开放之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在盖州创建三江会馆(17),反映出来此贸易的海商已有相当数量和实力。

大豆是南方各省从东北输入的最大宗的商品。清初,政府对奉天粮食和大豆的输出控制甚严,江浙等省所需大豆主要从山东输入。乾隆十四年,经盛京将军阿兰泰奏准:商船北上奉天贸易,返航之时,“大船准带黄豆二百石,小船准带一百石;倘有额外多带,分别治罪”;乾隆三十八年,放开限制,开征豆税,每石征银一分一厘;乾隆四十年,将税率提高到每石二分二厘,连续试收五年,最终以28133两定为山海关黄豆豆饼税定额,与正额合计为61642两。(18)

豆禁开放之后,南方海船贩运豆货数量大大增加。例如,嘉庆十八年十月,福建海澄县静字1749号商船从锦州返航时,装有黄豆1000石、白米12包以及瓜子、鹿肉饼、牛筋、木耳和大量药材;嘉庆二十四年,福建同安商人在锦州置买豆子800包,以及瓜子、牛筋、甘草、杏仁等货,于九月底返航。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福建诏安县商船从广东潮州府装糖北上,“七月初一日到天津卖糖装酒”,然后转往锦州府宁远州,装载黄豆810石、绿豆65石、白豆12石、黑枣30石等返航。(19)南方海船得以满载而归,无疑大大促进了北洋贸易的发展。嘉道年间的记载称:“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则一年行运四回。”(20)实际上,乾隆后期山海关实征税银已远超过61642两的定额,每年征银达13万两,除定额之外还有盈余六七万两,故在嘉庆四年调整关税定额时增加盈余银49487两,与正额合计为111129两。咸丰十年,山海关又新增额外盈余8万两,税收定额增至19万余两。(21)该关是鸦片战争后罕见的税收额增加的常关。

税收额的增长是反映沿海贸易发展的重要指标。山东沿海船税,康熙时仅786两;雍正年间大幅度增长,至少达8000余两;乾隆四十一年为10793两;嘉道年间未见记载;咸丰九年为42280余两。(22)康熙年间,天津关税主要征自运河,海税收入只有数百两;雍正时天津关税中已有一部分来自海船商货,海税收入也增至数千两;乾隆四十年代,天津关税、海税合计,每年约有5万—6万两来自沿海贸易;嘉道年间,天津关税、海税共征银12万-15万两,其中有三分之二来自沿海贸易。(23)山海关最初只对陆路商货征税,定额25000两;康熙四十六年开始在沿海征税,税额渐增至32200两;乾隆三十八年豆货输出开禁之后,东北沿海贸易迅速发展,税银随之大幅度增长,乾隆后期达13万两;嘉道年间,山海关每年征收税银11万-12万两,90%以上来自沿海各口。(24)表2是对北洋贸易三大区域沿海贸易税收的汇总。通过该表可知,康熙后期海禁开放不久,税收额还十分有限;雍正年间增至四五万两,乾隆中叶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增至10万两;其后,随着东北豆货输出的放开,嘉道年间沿海贸易税收增至20余万两,又翻了一番。可见,乾隆一道光年间是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时期。

二、嘉道年间上海港地位的变化

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使南洋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无疑影响到上海的发展。不过,乾隆后期开始的其他一些变化则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一)刘河的淤塞与南、北洋贸易中心的形成

清初定制,南、北洋海船分泊上海、刘河。《刘河镇记略》记言:“闽省商船,名曰鸟船,熟于浙、台洋面,不入北洋,来江俱收上海口子;江省商船名曰沙船,熟于奉、东洋面,不入南洋,来江俱收刘河口子。各设关榷收税,守口员弁易于稽查,永为定例。”(25)

所谓刘河口,即太仓州镇洋县的刘河镇,位于刘河入海口。刘河亦称娄江,自苏州府城至海口,长180余里。开海之初,徽商最早“赍资本至刘河,始创造海船”,通州、吕四海商“亦起而从之”;其后,山东胶州、登州、莱阳以及奉天海船接踵而至。乾隆中叶,刘河镇每年进口沙船约两千艘,以致“海舟停泊,稠密如城”,“自海关至外口十有余里,商船相接”。(26)

北洋贸易南下商品以豆货为主,北上则以棉布、绸缎、糖、茶、纸张、瓷器等杂货为大宗。(27)汇聚刘河的商入主要来自山东、奉天、江浙、安徽以及青口、通州等地,各帮商人中“身家殷实”者多在此设立字号。其中,胶州有字号二十余家,登州有十六七家。其时,从刘河往苏州送银设有“标船”,胶、登两帮的标船载银“动以廿万”,并获准“于藩库内请领鸟枪、火药、兵器,又于山东聘请教师,保护标银送往苏城字号交纳”,所谓“奉宪护送”(28),其势力之强由此可见。

青口豆商也是刘河的重要商帮之一。苏北海州赣榆县所产大豆,因距淮关窎远,又三面环山,于乾隆五年获准“由青口出海,对渡刘河”。嘉庆年间的记载称:“海州三属集镇百数,商贩贸易以青口镇为最大,海、沭各镇所用布匹、纸张等物皆由青口转贩,青口行铺又以油坊为最大。油与豆饼皆属奉禁出口之货,然从未见其陆运赴淮,则其由海来往不问可知。”(29)在刘河经营青口豆货的商人有海州、崇明、山西等帮。

乾隆初年已有北洋沙船“渐次不遵旧例,越收上海”(30);乾隆后期,刘河口的淤塞更加速了这一变化过程。镇志记载:“刘口之拦门沙起于乾隆四十四五年间,是时海舟往来微觉碍驶……至五十年后,舟不能过,必候潮长时往来。”(31)乾隆末年,北洋沙船纷纷转泊上海,仅“青口豆船数十号尚收刘河”;原在刘河镇贸易的商行字号也陆续迁往上海,山东的数十家商号只剩下二三家。(32)嘉庆初年,青口豆船也纷纷改泊上海。嘉庆五年十月至十二月三个月中,有270只青口豆船违例越收上海,以致江苏巡抚连续发文重申旧例,并“通饬沿海守口员弁实力严查,毋任混收别口”。嘉庆十三年,崇明、山西商人“以刘河淤浅为辞”联名呈请将青口豆船改泊上海,获批“暂准转口”;嘉庆十九年,又获批示:“刘口虽已开浚深通,商贾久已星散,行店亦多迁徙。赣邑豆船若强令收刘河,势必仍前稀少,裹足不前,转于税额有缺。请照东省豆船之例,或收刘河,或收上海,均听商民自便。”(33)至此,青口豆商也悉数迁往上海。

北洋贸易原与上海无涉,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有力地促进了上海的发展,使之成为南、北洋贸易的交汇之地。嘉庆《上海县志》记载:“闽、粤、浙、齐、辽海及海国船舶虑浏河淤滞,辄由吴淞口入,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栉。”(34)嘉道年间,江海关关税定额为65980两,实征约在73000余两。若以北洋贸易占其一半计算,刘河淤塞后,这部分税收全部转移到上海。税收总额虽然变化不大,而上海的实际税收增加了一倍。

(二)运河商货改由海道北上

清代前期政府对海运仍有诸多限制,除沿海地区外,内地各省商货须由运河往返,不许绕走海路,故运河仍是南北流通的主要渠道。

然而,运河毕竟是一条人工水道,运力有限。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乾隆年间商船与漕船争夺航道的矛盾屡有发生。首先,为保障运道通畅,运河需定期挑浚,小挑一般每年一次,大挑则两年或数年一次。(35)运河挑浚必然阻断航运,特别是大挑之年,对商船影响甚大。如乾隆二年,淮安关于“闰九月二十三日筑坝挑河,上自运口,下至瓜洲、仪征江口,河路四百余里并无客贩往来船只”(36)。其次,运河常因水源不足需用小船“驳浅”,商船航运往往因“漕运优先”而受阻。如乾隆十一年,“春夏之间天时亢旱,河道水浅”。其时正值重运粮艘北上,为保证漕运,“凡有南北船只在津关以北者,多被留为北河盘剥之用”,是以“装运货物来往商船实属稀少”,以致天津关税银“不敷上届之数”。(37)

运河水源不足以山东为最,故这一矛盾以山东临清关最为突出。临清户关关税定额为48376两,从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二年的5年间,该关共短征税银93556两,平均每年缺额18700余两;从嘉庆三年至十年,“除七年分奏报额外盈余银一万四千两外,其余各年均未能征足”,7年共亏缺税银82000余两,平均每年缺额11700余两。经山东巡抚吉纶查核,其税收短缺“实因连年运河阻滞,商船稀少,以致税额短绌”。(38)道光初年的奏报称,“近年以来不惟该关税无盈余,即正额亦致亏短”。道光元年分临清关仅征银17650两,三年分为30818两,均未能征足正额。山东巡抚琦善分析其缺额原因称:临清关“全赖江广纸张、茶叶、瓷器、江浙绸缎等货贩运北上,或直隶、山东杂豆赴南售卖,商始流通,始克征税敷额。无如每年十月漕艘过浅,即需煞坝挑河,并无船只可通;迨次年二月开闸以后,先尽粮船行走,凡南来货物多系粮船夹带,税银鲜有抽收。即或有商船往来,一遇卫源微弱,即有封雇、管制之苦,又有过闸守候之累。故粮船之夹带日多,客商之货船愈少,此关税短绌之实在原委也”。(39)

黄河、淮河与运河交汇的清口一带是运河航运的又一瓶颈。乾隆四十七年的奏报称,“近年黄河因漫口,每有断流之事”:四十五年七月,“考城漫工,黄河断流”;四十六年七月,黄河于“青龙岗漫工”;四十七年,更是“经年断流,商船不通”,以致淮安关关税“自乾隆四十三年以来递年短少”。(40)乾隆五十一年分淮安关缺征正额18775两,其原因“上年入夏后河道浅阻,去冬及本年春间淮河上下游煞坝,货载不能往来”;及至“开坝后,粮船盛行,河身较窄,即间有杂货小船贩运,亦属无多”。(41)道光四年,黄河在高家堰决口,至运河淤高,难以通航。清政府不得不放宽对海运的限制,允许“客商自苏(州)制贩南杂、茶、布等货前赴上海出口”,由海道北上津、京。当时拟定,“一俟御黄坝开放,河道通顺”,即恢复旧制。不过,直到道光十五年,“河路虽渐形通顺,而黄水仍未见落低,粮船尚须灌塘,御坝不能畅启,内河商贩总不敌走海之多”。(42)

海洋航运不仅运载量大,而且关税大大低于运河。从上海北上天津,只需在江海关上税;而从运河北上,沿途所经浒墅、扬州、淮安、临清等关均需纳税。嘉庆二十二年,皇帝即言:“据奏,内河关税向比海关例课为重,近年海洋平静,各商船多由海运经行,既图船身宽大多载货物,兼可少纳税课,以致内河例课多不能足额。”(43)道光年间,苏州织造延隆的奏报进一步说明商人选择海运的原因:“客商到苏州置买茶、布、纸、杂南货,前往京庄、直隶各属及山东腹里之济南等府行销者,向俱比照北来货物之例应由内河行走,经过浒墅、淮安、扬由、临清各关报税;惟行销闽浙、关东、登莱沿海之货则归江海关报税。今商贩等唯利是图,辄以内河迂远,经历重关,较之由海行运止纳一关之税可以扬帆直达者,不但省费数倍,亦且劳逸悬殊。故内地行销南货,每多冒称运往关东、登莱,勾串海埠船行出具保结,影射绕越。”(44)运河航运受阻,加之利益驱动,使越来越多原由运河北上的南方商货改由上海出口,由海道北上津、京。

一方面,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另一方面,由于运河航运能力不足,又使南北贸易日益由河运转向海运。南、北海船和内地商船均汇聚上海,大大方便了各地商货之间的交易。例如,嘉庆十八年四月,福建海澄县静字1749号商船从台湾载糖,五月中抵上海出售,又在上海购买茶叶于七月初六日北上锦州。(45)这在南、北洋贸易分收上海、刘河两口时是不允许的。由上海北运的茶叶主要来自安徽、江西,原本由运河北上,嘉道年间多改走海道。道光初年,徽人程祖洛有言, “臣同乡贩运茶叶赴京暨关东售卖,向系装至江苏上海县,雇觅沙船运送”,“每年正二月雇船,则二三月出口;五月雇船,则小暑前出口”。(46)道光年间江西商人在上海创建会馆,其经费即主要来自茶商捐款。(47)

这样,从乾隆后期到开埠之前的短短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成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县城从大小东门至南门外的南码头、陆家浜,长达数里的黄浦江沿岸形成颇具规模的码头、堆栈、商行及海船修造基地,“宽敞的码头和巨大的货栈占据了整个河岸”。(48)大小东门外的沿江码头是南洋鸟船、洋船的停泊之所,泉漳会馆设在大东门外,潮州会馆在小东门外;北洋沙船则主要集中在南门外,商船会馆也设在这里。嘉庆年间包世臣的记载称:“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49)又据道光初年江海关号簿登录,“三四月份每月进口大小沙船少则五六百只,多至七八百只不等,合计两月所到之船约共有一千五六百只”(50);五月份进口船数,道光二年为536只,道光三年715只,道光四年854只。(51)道光十二年五月,仅一周时间抵沪沙船即有400艘之多。(52)

三、汇聚上海的各地商帮

从乾隆后期开始,两大中心——南北洋贸易中心、内地与沿海的商货转运中心——同时向上海转移。各地商帮因之汇聚于此,闽、粤、江、浙、山东、安徽、江西以及青口商帮等相继建立各自的会馆。

福建商人在沪经营者以泉、漳两府为多,建、汀两府次之。乾隆年间,泉、漳两府商人“捐资置买上邑大东门外二十五保七图滨浦房屋基地,建造泉漳会馆一所”,又 “置买北门外二十五保五图圩地,建造泉漳北馆一所”。至道光年间,“泉、漳两郡来上贸易人数众多”,仅担当司月的商号即有50余家,并在会馆周围陆续添置房地产20余处。(53)建宁、汀州两府商人于嘉庆初年“创设同庆堂义冢,规模初立”;其后人数渐增,财力日盛,道光初年上杭、永定、建宁众商“各就所业集资”,创立“建汀会馆”并扩建义冢。(54)

广东商人在沪者以潮州为最,乾隆中叶潮属八邑商人共同建立“潮州会馆”。自乾隆二十四年至嘉庆九年会馆陆续购入小东门外的房地产11处,作为会馆产业和开设行栈之用。此后,八邑商人人数增多,渐分为三帮——揭阳、普宁、丰顺三县商人于道光初年“以其帮之厘自抽自用”,分立揭普丰帮;道光十九年,潮阳、惠来两邑商人“亦析其厘”另立潮惠公所,而原来的潮州会馆实际上只剩下海阳、澄海、饶平三县了。(55)

浙江商人以来自绍兴、宁波两府为多。绍兴帮主要经营炭栈、豆粮、钱庄、酒坊等业,于乾隆初年创建浙绍公所。嘉庆中叶,40余家商号捐资560千文购买小东门外“楼房一所”出租,作为“中秋酹愿之用”;道光八年,浙绍公所增置义地永锡堂,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已达200余家,其中豆业捐银600两,炭业捐洋950元,钱业捐洋568元,为各业之首;而陈思敬堂一家即捐钱1700千文,唯不知其从事的行业。稍后,绍兴帮又于道光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三次集资为永锡堂营葬之助(56)。宁波帮在沪经营稍晚于绍兴帮,嘉庆初年始建“四明公所,为同乡停厝旅榇之区”;至道光十一年再次集资,“浚河泄水,运土填洼,增高冢地三尺许;重修殿宇,添造厂屋五十余间”;并“核计余资,易市廛外,存董生息……自是经费得以日渐充裕”。(57)此后,宁波商人在沪势力迅速增长,近代上海的买办、金融巨子均不乏甬商。此外,贸易关东、山东的宁波商人于嘉庆二十四年另建有浙宁会馆。(58)

山东商人以来自山东半岛登、莱两府者为多,顺治年间即已来沪贸易,并与关东商人共同集资在上海城西置地50余亩,“以为葬埋公地”。不过,登、莱两府商人以豆粮贩运为主,早期主要停泊刘河,刘河淤塞后才转到上海。道光二十六年,上海重修三圣阁的集资中,山东胶西、莱阳、乳山、潍阳各帮以及胶帽众商等共捐资280余千文,仅次于闽商,山东商人的财力于此可见一斑。(59)

江苏赣榆县青口商人也是在刘河淤塞之后迁至上海,并于道光二年创建祝其公所。道光十二年因家乡受灾,青口商人动用公积款项买粮救饥,“自十月起至十三年四月底止”共支出“京钱肆仟千”。道光二十六年重修三圣阁,青口众商亦捐款50千文。(60)

安徽商人在沪经营者以徽州、宁国两府为主。乾隆十九年,徽商在上海小南门外买田30余亩“建立徽宁思恭堂,栖停棺柩,设立义冢”;嘉庆、道光年间,诸茶商“复捐厘置产以裕经费,于是堂之制益扩充矣”。(61)明代山西商人多由江南贩布赴北方售卖,清代其在上海商界似不很活跃,我们只在重修三圣阁的集资中见到晋商的捐款(62),而未见其会馆。

江西商人在沪贸易大约始于嘉庆年间。道光二十一年,上海县发布的告示中记述会馆兴建原因称:江西商人“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义倡,邀集同都妥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涨跌参差”。该会馆自道光二十一年买地,至二十九年建成。捐资众商中以茶帮为最,九年共捐厘13241.7元,占全部捐款的75%;棕、花、杂货各商捐厘2695.8元,占总额的15%。(63)

除地域性会馆之外,以行业为中心建立的会馆公所也有不少。其中建立较早的是商船会馆,为康熙五十四年所建。会馆建筑最初只有大殿和戏台,乾隆二十九年“重加修葺,添造南北两厅”,嘉庆十九年“建两面看楼”,道光二十四年“众号商建造拜厅、钟鼓楼及后厅、内台等”,规模渐臻完备。(64)

从事沙船业者以上海及附近州县商人为多。康熙年间,船商张元隆已拥有沙船数十只,“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65)嘉道年间是沙船业的鼎盛时期,包世臣的记载称,“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66)。钱泳也说:“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67)其时,上海沙船业有朱、王、沈、郁四大家。道光十六年,上海城隍庙重修戏台,朱和盛号捐钱1000千文,名列第一;郁森盛号捐钱700余千文;沈氏生义、德记两号和王氏的利川、公和、如川三号各捐500千文;四家合计已占全部捐款的60%以上。(68)

上海各业中势力最强者当数钱业。乾隆年间,建立钱业公所。乾隆四十年代承办公所祭业者有25家钱庄字号,到五十年代已增至120余家。(69)清代中叶上海的大宗商货买卖多用庄票,“买卖豆、麦、花、布皆凭银票往来,或到期转换,或收划银钱”。沙船北上贸易多向钱庄贷款,以船只做抵押。一些大钱庄还做黄金、白银投机,操纵行市,以获厚利。(70)

饼豆业也是上海的重要行业之一。经营饼豆业者原以刘河为中心,刘河淤塞后转至上海,饼豆业公所建于嘉庆十八年。(71)据张忠民统计,道光十一年,上海豆业公所44个大小豆行及33家慈浙南帮号商经手成交的大豆有470余万石(72)。道光十六年重修城隍庙戏台,饼豆业有29家商行参与集资,共捐钱1271千文,占捐款总额的27%。(73)实际上,沙船业均以贩运豆货为主,《饼豆业建神尺堂碑》记言:“上海为阜通货贿之区,其最衍饶者莫如豆,由沙船运诸辽左、山东,江南北之民倚以生活,磨之为油,压之为饼,屑之为菽乳,用宏而利博,率取给于上海。”(74)山东和青口商人也以豆粮贩运为主,浙江商人亦有不少经营豆业。上海输入的豆货有相当部分转销浙江,《乍浦县志》记载:“豆饼乃关、山东船带至上洋,乍浦又从上洋办来转售于客商。”(75)

清代前期的苏州是棉布的销售中心,松江虽为产布之区,其布匹多运往苏州加工销售,故而松江布商有“布店在松,发卖在苏”(76)之语。由运河北上的商人在“苏州置买茶、布、纸、杂南货”;由海道北上的沙船货源也来自苏州,刘河有专门的南货码头,“凡苏郡运来货物于此上岸”。(77)上海的青兰布业公所建于乾隆中叶,从三十二年至四十九年共有22家商号参与捐资。乾隆四十九年,议定条规:“各号发布,无论本地、刘河,每包捐银三分。”(78)看来,此时上海布商数量并不多。从条规内容还可看出,在刘河经营的布商已开始向上海转移,在两地均设有店铺。这一变化,正反映出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的转移。道光初年有记载称:“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79)此时的上海已成为北上布匹的集散中心。道光二十六年重修三圣阁的集资中,众布业捐七折钱160两,在行业排名中仅次于钱业和饼豆业,位居第三。(80)

此外,肉庄业公所为苏、宁、沪三帮于乾隆三十六年设立,成衣公所建于嘉庆二十二年,水木业公所建于道光初年;福建泉州、漳州、汀州三府商人于嘉庆二十四年建立“花糖洋货业公所”。(81)药业会馆于乾隆五十三年集资筹建,但因“为数无多,难以举事”;嘉庆初年再次集资,购地鸠工,陆续修建宫门、戏台、大殿、两廊、和义堂等,至嘉庆末年完工,立碑记之。(82)

以上可见,各地商帮中以山东商人来沪最早,不过其真正的发展是在刘河淤塞之后;行业会馆中,商船会馆建于康熙年间,亦属草创,嘉道年间才臻鼎盛。其他各帮、各业会馆公所多为乾嘉道三朝所建,尤以嘉道年间发展最快。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上海的迅速崛起。

综上所述,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定制为: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由此形成南、北洋贸易的分隔局面。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使南洋贸易的发展受到限制,这无疑影响到上海的发展。不过,从乾隆中叶开始,北洋贸易的一系列变化又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一是乾隆三十八年东北豆货输出开禁,使北洋贸易得以大规模发展;二是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使上海成为南、北洋贸易的交汇点;三是乾隆后期开始运河航运能力明显不足,越来越多的内地商货改由海道北上。这样,在乾隆后期至开埠之前的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各地商帮云集上海,相继建立各自的会馆,其中以闽广、江浙、山东等沿海商帮实力较强;沙船业、钱业、饼豆业、棉布业等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行业。这里需要申明的是,笔者并不否认上海在开埠之后的飞速发展,但更需要强调的是,它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地位在嘉庆道光年间已经确立。正确评价和定位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在开埠之前的发展水平,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经济内在的发展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张忠民:《清代前期上海港发展演变新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3)。

②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第49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③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见《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8。

④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⑤齐彦槐:《海运南漕议》,见《清经世文编》,第11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⑥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册第254-255页《广州主要出口货值(1817-1833)》表统计。

⑦谢占壬:《古今海运异宜》,见《清经世文编》,第1155页。

⑧道光《胶州志》卷1《海疆图序》。

⑨同治《即墨县志》卷10《艺文志》,载明邑令许铤《地方事宜议》。

⑩《三台万用正宗》卷21《商旅门•黄黑豆》。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6册,第80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2)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137-138、143-1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九日三保奏折。

(14)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3《榷税》。

(15)档案: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琦善奏折;道光六年十二月初十日那彦成奏折。

(16)许檀、高福美:《乾隆—道光年间天津的关税与海税》,载《中国史研究》,2011(2)。

(17)民国《盖平县志》卷16《艺文志》。

(18)山海关是对东北沿海各口征税的税关,详见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载《清史论丛》,2002。

(19)《备边司誊录》第203、208、225册,转引自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いて》(下),见《关西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8辑,1985。

(20)谢占壬:《古今海运异宜》,见《清经世文编》,第1155页。

(21)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载《清史论丛》,2002。

(22)(23)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99-100页。

(24)(27)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载《清史论丛》,2002。

(25)(30)(33)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3《开海通商》,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26)(28)(32)《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

(29)包世臣:《青口议》,见《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246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31)《刘河镇记略》卷13《拦门沙》。

(34)嘉庆《上海县志》卷1《风俗》。

(35)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36)(37)(38)档案:乾隆二年闰九月二十七日唐英奏折;乾隆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伊拉齐奏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那苏图奏折;嘉庆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吉纶奏折。

(3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钞档:道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琦善奏折。

(40)(41)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萨载奏折;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福海奏折。

(42)《查议浒墅关各口征税事宜折》,见《林则徐全集》,第1册,第460-461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4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9《征榷考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44)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藏钞档:道光四年八月十七日延隆奏折。

(45)《备边司誊录》第203册,转引自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いて》(下)。

(46)程祖洛:《覆奏海运疏》,见《清经世文编》,第1171页。

(47)(53)(54)(55)(56)(57)(58)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37、233-235、277、325、250-252、207-219、259-260、5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8)(52)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第314-315、299页。

(49)包世臣:《海运南漕议》,见《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11页。

(50)(51)齐学裘:《见闻续笔》,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406、412-413页。

(59)(60)(61)(62)(63)(64)(68)(69)(71)(73)(74)《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94、32-38、304-305、33、230-232、34、335-337、196-197、28-32、254-255、508、28-32、282页。

(65)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海洋被劫三案题请敕部审拟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4册,第16页。

(66)《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11-12页。

(67)钱泳:《履园丛话•水学•协济》,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

(7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12、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72)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第170-171页。

(75)道光《乍浦县志》卷6《关梁》,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76)(78)(79)(80)(81)(82)《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252、45、32、507-508、257-258页。

(77)《刘河镇记略》卷9《街巷》。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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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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