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首届“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与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线上成功举行。本届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史分会联合承办。会议包括开幕式、专家报告、圆桌讨论及会议总结等环节。14位资深学者应邀出席研讨会并作专题报告，来自海内外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在线与会，共同围绕经济史研究前沿的理论和方法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熊昌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研究员在开幕式上致辞。
朱恒鹏研究员在致辞中强调，经济史学既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传统优势学科，又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轻”学科。经济研究所始终重视并大力支持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他代表经济研究所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希望本届学术研讨会能为海内外经济史学同仁搭建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繁荣发展。
魏明孔研究员对本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届研讨会的学术报告涵盖了理论、史料和方法论研究的方方面面，对深化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认识当今社会转型问题具有启迪价值。他衷心期待本届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随后是专家报告环节，共有四小节，由海内外14位资深学者作专题报告。
专家报告第一节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梁华主持。北京大学的李伯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曹树基教授、武汉大学的陈锋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王国斌教授分别就经济史研究的概念辨析、方法论、进展与缺失、环境现实等问题进行专题报告。
李伯重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范式’与‘范型’：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的辨析”。他认为，相较于以往国内学界流行的“范式”说法，“范型”一说更能表达库恩所提出的paradigm的概念内涵。经济史学的基本研究范型包括历史唯物论、历史进步论、历史分期论和社会变迁论。有鉴于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经历了从马尔萨斯理论到亚当·斯密理论的转变，中国经济史学应以斯密-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范型。
曹树基教授进行了题为“内史与外史：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的报告。他指出，在“外史化专门史”语境中，学科只是一个专门领域或论域；而“内史化专门史”更侧重于从各个学科知识体系中提出问题，并应用各学科的专门知识解决问题。他以当前科技史和经济史领域的研究为例，详细阐释“内史化专门史”和“外史化专门史”的基本内涵及其代表性成果，并强调，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专门史，专门史涉及专门学科，而不只是专门领域，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者要注意做内史化的经济史和中国史。
陈锋教授就“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缺失”话题进行探讨。他强调，近四十年来中国财政史研究的繁荣景象突出表现为：新研究材料的发掘和运用促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财政通史、断代财政史、专题史与相关论文集的出版空前活跃；新方法和新事业屡屡展现。不过，他也指出目前财政史研究仍存在的问题与缺失：财政学与历史学对财政史的研究各自为政；一般历史研究和研究室研究对财政问题的漠视；选题重复，论著“复制”；学术规范过程中的不规范；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与研究问题的阙失。
王国斌教授所作汇报的题目是“Environmental Realities in Economic History: Today’s Problems & Tomorrow’s Possibilities（经济史中的环境现实：现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可能性）”。他指出，近现代欧洲经济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增长的历史，对环境现实问题的研究有限。他以中国的水资源管理为例，阐述了中国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于人、经济和环境三大核心要素的密切关注，并将之视为一种有别于近现代欧洲经济发展历史路径的经济未来的诉求。他希望能通过推进中国经济史研究，为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创造更多有用知识。
专家报告第二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潘晓霞主持。中山大学的刘志伟教授、耶鲁大学的张泰苏教授、河北师范大学的戴建兵教授先后带来了关于财政史研究、经济合流/分流问题、日本对中国货币史的研究等主题的报告。
刘志伟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走向人的行动科学——中国经济史的方向”。他基于波兰尼和米塞斯等人的研究认为，目前经济史学研究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关注国家力量，重视制度变迁的做法还不够，应该进一步向前拓展，关注个人的行为。有鉴于传统中国的“食货”概念相当符合波兰尼所提的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学的研究，他主张经济史学研究者要在一个更广阔的研究视野、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中，将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提炼出的分析方法与18世纪后盛行的市场机制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更具整体性和解释力的经济史研究理论。
张泰苏教授聚焦于“经济分流/合流问题的再思考”，指出以往研究东西方经济“分流”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在横向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化分析，对“合流”问题的研究则更偏向于以纵向比较的方式进行。以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倾向于将“分流”和“合流”问题分开讨论。他认为，中西方经济的“分流”与“合流”问题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二者的结合有助于寻找潜在有效的解释因素，而资本积累和国家能力恰好是少有的同时在“分流”的横向比较与“合流”的纵向比较中具有解释力的关键因素。
戴建兵教授就“新时代看日本对中国货币史的研究”的题目进行分享。他认为，货币史研究者应具备三要件：对钱币学的了解；对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掌握；对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的双向把握。他以近代日本学者宫下中雄为例，指出宫下中雄在研究近代中国货币史时呈现的突出特点：其一是基于外国人的视角，充分关注近代中国货币状态与货币种类；其二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银两制度，深刻揭示近代中国货币体系架构的内在机制；其三是准确把握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揭示银两制度背后始终存在外国势力的强大影响。
经过短暂的午休，第三节报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武雪彬编辑的主持下继续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封越健研究员、高超群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刘光临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教授分别从国内经济史研究的早期成就、企业史、历史上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周期测算以及货币发展史几个方面分享各自的最新研究。
封越健研究员的报告简单介绍了北平社会调查所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称“两所”）的历史及名家名作，高度评价了1949年以前中国本土的经济史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优良传统。两所前辈研究者开创的古今贯通、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关注实证研究的优秀学风，是值得我们当今学人学习和发扬的。古今贯通指经济史与现实经济的贯通研究，以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作为研究历史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作为明确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依据。重视社会科学方法则强调以科学的方法展开经济史研究，特别强调统计方法；也反对孤立地讨论经济现象，强调系统地分析经济史，以避免空洞的论战。而关注实证研究，则是指两所的经济史研究中，前辈学者重视史料，勉力拓展史料来源，除传统史料外，重视收集民间文书和组织社会调查。
刘光临教授以著作《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的中文版刊印为契机，分享他对宋明宏观经济表现和数据估算的思考。报告从宋至明宏观人口、耕地数据的可靠性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宋至明的经济周期和元明财税制度。从数据来看，北宋时期中国经历了宏观经济扩张周期；至明初洪武年间，南北方的人口变化趋势呈现差异，南方人口虽然少于南宋初期，但相对于北宋初期仍有所增长，北方人口不仅少于北宋初期，相对于南宋初期减少了约六分之五；结合耕牛等生产资料的数据，则可推知，明初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方式相比于北宋中期，经历了严重的倒退，由具有一定市场化程度的集约型农业，倒退为具有国家计划强制性的自给农业。刘光临教授指出，从国家权力运行的视角重新审视宋明的人口统计和税收制度，我们能够对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制度设计和制度选择得到更深刻的思考，做出更公正的评价。例如，金代的“物力钱”制度，金元农业税征收方式的变迁，蒙元战争模式和财政支持特色等，均以税收和财政制度沿袭和改革保证其国家运行。
高超群研究员以在企业史研究中观察到的财税与企业关系、国家与产权关系存在某种程度的周期性变化现象为例，报告了他在企业史研究中突破断代界限的尝试。首先，以长期视角看明清至当代的国营、民营企业的相对扩张和收缩，二者的界限并不僵化，我们也不必教条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其次从实践中观察，晚清至当代，虽然表现形式和中间环节经历了变迁，但地方财政税收与企业之间在税收和财政支出中的合作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国家与企业产权之间的关系方面，清代至洋务企业乃至当代，我们都能观察到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资源投入、利益分配、特许经营等政商关系方面的相似特征。最后高超群研究员基于以上三类企业史中的呈现周期性、共通性特点的现象，提出了几点问题和思考，强调突破断代界限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燕红忠教授聚焦于市场视野中的重要创新，总结了近代货币信用发展的特点。报告从不同研究视角下的货币制度、货币信用的演进、货币信用的发展特点三方面展开。首先燕教授指出，采用更倾向于市场的观点展开货币制度史和货币史的研究，能够对近代中国的多样化货币实践做出合理的解释。为了应对金属货币的局限，明清和近代时期，市场上产生了一系列便于交易的货币与信用制度安排，包括虚银、过账、票据与清算体系，燕教授详细分析了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虚银作为兑换平价和记账标准，为汇兑、过账和债务清算奠定基础；记账与过账货币、具有流通性的信用票据可代替现金，其信用依赖清算制度得以保证。进而燕教授总结了近代货币信用发展的四大特点；即民间货币信用体系具有自治性、区域性特征，货币单位的统一推动了区域性的市场发展，票据和转账制度的运用增加了货币供应量，清算制度提供了金融系统内部自治的救助体系。最后，燕教授对近代中国基于市场的货币信用发展作出评价，指出竞争性的货币发行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虚银等货币信用创新也提升了货币体系的运行效率。
最后一节专题报告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袁为鹏教授、武汉大学彭凯翔教授和牛津大学翟润卓博士。该节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徐鑫编辑主持。
袁为鹏教授报告了工商业账簿研究这一经济史研究中的新兴领域的前沿成果。他首先指出，中国的企业史研究中存在忽略明清以来企业发展成功经验，将行业史等同于企业史，忽视企业微观层面的经营活动和组织方式，对企业中不同角色特别是工人等中下层人物的研究严重不足，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政策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析过于抽象等问题。商业账簿的整理与利用或能在以上几方面发力，推进和丰富企业史研究。进而袁为鹏教授评价了商业账簿的史料价值，回顾了经济史研究中的商业账簿利用史，介绍了当前商业账簿的整理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最后，袁为鹏教授对企业史研究中如何利用工商业账簿展开深入讨论作出展望。
彭凯翔教授报告的围绕明清时期金融组织及其演进展开，强调对明清金融的深入探讨，对于近代经济转型和理解明清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晚明至清末民初金融组织中代表时代前沿枢纽性机构和代表性前沿枢纽性市场变化的历史梳理，彭凯翔教授补充和更正了一些现有研究和传统认识中的误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典当铺性质的理解，彭凯翔教授指出，除了作为平民消费信用机构外，典当铺的社会资金调度枢纽功能，在晚明以来的经济生活中吸纳社会资金，为商贸提供周转资金。彭教授对金融组织演进的效率——利率的比较分析显示，晚明以来商业借贷市场中的利率特别是顶层市场中的利率不断下降；而与欧洲的利率长期变化相比，中外都经历了利率的急剧下降，但中国的利率断点晚于欧洲，出现在晚明；但这一利率变化趋势，与传统史料和学界共识存在较大差异，这提示我们利用商业文书和商业史料研究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彭凯翔教授将对金融组织的研究回到制度研究的视野，讨论了金融组织演进的制度意义，也检视了经济史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方法。
翟博士回顾了彭慕兰和加州学派对“大分流”问题的主要观点，梳理了二十年来国际学界在中西经济发展轨迹与比较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总结了加州学派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贡献，并分享了他对清代中期是否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High Qing”问题的回答。加州学派对“大分流”问题的系列研究，改变了国际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增长史研究的范式，将讨论的重点转从中西经济表现差异的解释框架转向对经济表现与轨迹的比较。近二十年来，学者致力于构建涵盖宏微观指标的世界经济长时段发展数据体系，包括工资、GDP及生产率、健康和福利等其他指标，翟博士详细介绍了海内外各国数据构建方面的最新进展。最后，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他回应了学界对清代经济增长趋势的争议，指出中国在1750-1800年间人均耕地、亩产量与城市化率的实际表现，并不足以支持加州学派特别是彭慕兰对1750年发生中西分流的论断，因而至迟在1700年中国就发生了人均生产率的下降是更合理的推测，“High Qing”现象并不存在。
最后的圆桌谈论环节由《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研究员主持。魏众研究员代表主办方感谢各位与会专家为参会者带来的学术盛宴，并简短地总结本次研讨会。他将14场专题报告总结为“形而上”的方法论与宏大叙事的深刻探讨反思和“形而下”的具体领域前沿性研究。前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史学研究者应当以怎样的方法从事怎样的研究；后者分别从财政、金融、货币、人口、企业经营与发展、中西经济比较等领域做了回顾与前瞻。最后，魏众研究员诚挚邀请各位专家学者莅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鼓励各鞭策青年学者。
随后的开放讨论中，与会者就如何实现研究中的“外史研究内史化”及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金融实践等具体问题，与曹树基教授、彭凯翔教授与燕红忠教授展开问答和深入交流。
（撰稿：李一苇，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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