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畅｜2020年海外中国学学科新进展综述

摘要

2020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为甚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为此，本文将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研究趋向与理论方法探讨、海外中国学的实证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译著介绍等三方面进行概括论述，并对关于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进行重点介绍。

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研究趋向与理论方法探讨

近年来，随着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内容的深入，海外中国学研究对学科性质、研究内核与理论、方法的探讨的著述日趋增多。王小穹《汉学与汉学研究的历史成就及主体隐现》从语言学角度，梳理了“汉学与海外汉学、西方汉学、国际汉学”“汉学与中国学”概念的区别，探讨“汉学”与“汉学研究”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不同之处。认为，“‘汉学’与‘汉学研究’的研究主体不同。‘汉学’的研究者一般是外国人，主要来自东亚、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学者，而‘汉学研究’的研究者一般是中国人……‘汉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汉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该文指出，从研究内核和学科本质来说，在“汉学”“汉学研究”前加上“海外”“西方”，给理解汉学和汉学研究学术概念带来了困扰。

沈卫荣《何为汉学？如何汉学？》对曾任美国东方研究协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教授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于1982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成立大会的主题报告“When and How is Sinology”进行了整理与翻译。薛文回顾了欧美汉学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对法国汉学和美国汉学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尤其对当时以美国主导的汉学研究的缺陷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沈卫荣认为，尽管薛文这篇文章发表在近四十年前，但它旨在阐明汉学作为一门语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对我们今天理解西方汉学的历史、发展和成败具有启发意义。

2020年，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成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者们的共识之一。张西平在文章《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中指出，中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需要以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为研究出发点，“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研究海外中国学，以一种开放的态度与海外中国学界展开对话，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海外中国学的历史展开研究。批评的中国学不仅包括纠正西方汉学家知识上的错误，更要走出西方汉学研究的范式，重建中国学术的叙述方式。”他在另一篇文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进展与展望（1978—2019）》中则提出“要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评判海外研究成果，并且要坚持一个完整的中国观，而不是汉学和中国学分离的中国观。”褚艳红《他山之石与中国故事——我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演进和理论探索》基于文献群梳理探索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演进和学理发展，提出探索国内海外中国学体系建设的可能路径，要坚定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加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徐志啸《关于汉学研究的思考》认为，随着汉学研究本身深度与广度的深入开掘，汉学研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客观看待国外的汉学家与汉学成果的问题，二是对汉学成果本身的特色或价值，需要有判断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2日头版特设海外中国学研究新趋向和理论方法探讨的专栏研究，刊发三篇文章。其中，吴原元的《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学呈现新趋向》指出，受中国发展、全球化及学术思潮等因素的影响，21世纪以来的海外中国学出现了四个新趋向：第一，中国知识的生产日趋“世界化”；第二，华裔学人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生力军；第三，海外中国研究重心更趋于当代中国；第四，“中国学”为学科研究所“瓜分”。唐磊的《中国学的核心课题：从韦伯之问到谭中之问》通过梳理从“韦伯之问”“孔飞力之问”“李约瑟之问”到“谭中之问”“张光直之问”的内涵与外延的发展与变化，体现了海外学界对中国研究的知识内容、研究范式、价值内涵的转变，需要国内学界的反思。任大援的《理解汉学的三个维度》则指出，汉学研究有三个维度：知识、方法和理念。需要从学术史角度厘清这三个维度，才能更好地进行汉学研究。

中国学界还对海外学者的研究做出积极回应，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与敏锐，尤以汪荣祖《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影响之深。该文结合具体研究，犀利地指出目前海外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离谱的误读”“严重的曲解”“荒唐的扭曲”“不自觉的偏差”“颠倒黑白的传记”“居心叵测的翻案”六大问题。该文发表后，基于学术的对话火热展开。杨天石首先对汪文的批评作出回应，认为汪文断章取义其观点，从而误导读者，并引文提出自己并未拔高陶涵的成就。汪荣祖接着发文认为，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反映的是美国极右派反共势力重启的大气候，陶涵褒扬蒋介石是为美国反共背书。陈民镇《对于海外中国学，我们所知有限：由汪荣祖教授新文引发的思考》则肯定了汪文的贡献，提出要客观看待汉学研究者及其成果。

从上述文章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探索有三个趋向：其一，研究内涵的扩大。中国学的研究内涵应该从地方性知识通往全球性知识。其二，打破单向思维的局限。从中国审视世界，也以世界观照中国，匡正单向视角下的思维局限。其三，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话语主导权的回归。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一切，亟需加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

二、海外中国学的实证研究

2020年，海外学者从中美关系、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历史等角度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本年是中美关系紧张复杂的一年，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推出了《被打断的超级大国：世界中的中国历史》（Superpower Interrupted: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he World），该书从中国的视角探讨了世界历史是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政策，认为中国历史及中国的世界观对于西方世界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至关重要。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奥丽莉亚·坎贝尔（Aurelia Campbell）的《皇帝建造了什么：明初的帝国与建筑》（What the Emperor Built: Architectur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ing），展示了明代永乐时期建筑的位置、设计风格和使用情况，阐明永乐帝如何将自己与天联系在一起，如何与臣民沟通，又如何将自己的思想渗透到所有的建筑里，并从艺术史的角度，阐明永乐帝的思想如何渗透到建筑甚至人民意志之中。

 在学界颇有声誉的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2020年也围绕中国历史出版了相关著作。哈佛大学出版社有三本：分别是美国布朗大学比较文学与东亚研究系助理教授塔玛拉·钦（Tamara T. Chin）的《野蛮的交流：汉朝帝国主义、中国文学风格与经济想象力》（Savage Exchange: Han Imperialism, Chinese Literary Style, and the Economic Imagination）、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格里高利·阿菲诺格诺夫（Gregory Afinogenov）的《间谍与学者：中国的秘密结社与俄国对世界大国的探索》（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王锦萍《蒙古人之后：华北新秩序的形成1200-1600》（In the Wake of the Mongols:The Making of a New Social Order in North China, 1200-1600）。这三本著作关注古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形成与中外关系，第一本着力断代史研究，后两本是从长时段研究中国历史的变化，在研究内容及视角上都颇有新意。值得一提的是，在哈佛大学有着“中国先生”美誉的美国中国学界重要人物傅高义（Ezra F. Vogel）2020年12月不幸去世，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写作持续了整整40年，著有《邓小平时代》等名作。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许临君（Eric T. Schluessel）《陌生人的土地：清属中亚的文明化工程》（Land of Strangers: The Civilizing Project in Qing Central Asia），研究1877—1933年间新疆的日常政治。该书反映了美国新清史研究的新进展，运用多语种史料对清代新疆史领域的关注，重新评估新疆的历史发展；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汉学教授尤锐（Yuri Pines）《出土的周朝历史：竹简〈系年〉及中国早期史学》（Zhou History Unearthed: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该书以清华简《系年》为例，通过对新出土的资料和传世文献的综合研究，说明竹简对于理解中国周朝史学风格变化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议题的重要性。

 由于疫情原因，德国本年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著述不多，以中西交流史问题为主，有两本值得一提：第一本是德国学者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的《中国传教团研究（1550—1800）：中西文化研究期刊：一种研究工具》（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A Research Tool），该书作为一本工具书，提供了中西文化交流视角下中国教会及传教事业的相关史料。第二本是论文集《东西方的现代性经验：五四运动与中德思想交流》（Ost-westliche Erfahrungen der Modernität: Der chinesisch-deutsche Ideenaustausch und die Bewegung des 4. Mai 1919），由柏林自由大学德国与尼德兰语文学研究所的米歇尔·耶格（Michael Jaeger）博士与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毛明超博士合作编辑。收录了来自中德11位作者关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与西方思想的碰撞的文章，以此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法国中国问题研究重镇近代和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客座研究员约翰·芬利（John Finlay）《亨利·贝尔坦与十八世纪法国的中国图像》（Henri Berti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以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的国务大臣贝尔坦为个案，深度研究18世纪末中国与法国在知识、科技和艺术的相遇，对早期近代中国和欧洲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为当今中法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日本历来是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重镇，2020年也有多部著作出版，皆延续日本汉学传统，运用丰富的史料，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日本岩波书局“中国历史系列”丛书本年出版了四本，分别是：丸桥充拓的《南宋以来中国江南地区的发展》、古松崇志的《征服草原——大蒙古发展史》、檀上宽的《穿越陆地和海洋——明朝的兴亡》、冈本隆史的《“中国”的形成：对当代的展望》等；汲古书院则在本年出版了大木康的《明清江南社会文化史研究》、久保亨的《20世纪中国经济史论》及土肥义和的《敦煌文书研究》等书。此外，在中国历史重要事件的研究上，2020年推出了菊迟秀明《太平天国：中国皇权的受挫》及日本第47任首相芦田均的《九一八事变及其前史》。

国内学界对海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关注颇多，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梳理。如在中国通史研究上，江天岳等介绍了18世纪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冯秉正《中国通史》的编纂过程及其影响，肯定了其学术价值：对中国史学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其是“第一部由西方人借助中文文献写成的编年体中国通史”。在近代史研究上，谭玉华《庚子年间法国军官欧仁·凤撒吉利非对易州清西陵的调查》以1900年法军指挥官欧仁·凤撒吉利非对易州清西陵的调查报告为基础，结合法国国防部档案馆藏相关文献、法国公开出版的远征军回忆录、清西陵守护大臣的奏折等，明确凤撒吉利非调查报告的特点。梁山《日本视野下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嬗变与述评（2010—2015）》认为，2010—2015年间，日本视野下的近代中外关系史（1840—1919）研究出现了研究高潮。研究内容集中在中国近代外交思想与政策、中国外交制度近代化、中日关系的变化等，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概念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徐志民《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政策史》围绕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群体，以中日“互视”的观察视角，将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作为管窥中日关系史的突破口。他认为：“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多、规模大、影响深远，与中日关系极为密切”，“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体现其侵华扩张政策的策略与目的。”他在《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一文中以自1896年始的近代中国留日研究为例，指出在对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群体的研究上呈现“宏观选题微观化”和“微观选题精细化”的趋向，需要充分利用中日史料，拓宽研究视野。在民国史研究上，顾钧、胡婷婷主编的《民国学者论英美汉学》收录了民国学者对英美史学、地理、文学、艺术等的追踪和评介文章。该书指出，作为西方汉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英美汉学在民国时期受到了学者广泛关注，尤其史学在经学解体后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正宗，民国学者对域外的史学研究成果分外关注。在抗战史研究上，马军等著《海外与港台地区中国抗战史研究理论前沿》对2000—2015年海外与港台地区中国抗战史研究中的新理论、新观点与新资料进行了总体考察，力求突破海外抗战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唤醒海外学界对中国战场作用的重视，争取中国学者在抗日战争研究的国际话语权本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张德明《费正清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认识》根据费正清的回忆录及著作，总结了费正清对国民党战时政策、对国共两党党员的评价、梳理了费正清对国统区的社会生活的描写，为抗战史研究提供新视角、新内容。徐志民《留学、战争与善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将中国留日学生作为管窥抗日战争史的突破口。他指出，“抗日战争史研究既包含战前的留学交流与文化合作的历史追溯，也包括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中日关系相互影响的历史纠葛。”

在专题史上，国内学界关注了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文化史、舆图史、环境史、性别史等问题。任大援《〈华裔学志〉研究》梳理了《华裔学志》自1935年创立以来的历史和学术成果，结合与之相关的《华裔丛书》《华裔选集》，论述了《华裔学志》创办者鲍润生生平及其成就、《华裔学志》在北平时期的历史、《华裔学志》及其研究对西方汉学的贡献、中国学者对《华裔学志》的影响与贡献等。钱盛华《朝贡体系在中南半岛的变异与实践——以越南阮氏政权与暹罗曼谷王朝同盟为中心（1784—1833）》聚焦1784至1833年间越南阮朝与暹罗曼谷王朝的关系，探讨东亚地区曾长期存在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对中南半岛外交的影响。杨玉平《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中法关系史文献整理研究新进展》从史料学、校勘学和辑佚学角度肯定了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自17世纪以来的涉及中法两国联系和交往的一手材料的学术价值，呼吁学界要进行系统整理和有效利用。 

在海外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方面，钱灵杰《英国东印度公司汉学家典籍英译研究》以德庇时、马礼逊、小斯当东、汤姆斯等侨居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所译介的中国文化典籍展开个案研究，探讨上述汉学家典籍英译行为动机合理程度、汉学家作为语言人与社会人的双重身份关系等问题，客观评价这一汉学群体在中国典籍英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郭来美《18—19世纪圣彼得堡艺术科学院的汉学研究》梳理俄国科学院的前身圣彼得堡艺术科学院在18—19世纪汉学引进、汉学教育、汉籍收藏、国际交流等方面的汉学成就，指出：圣彼得堡艺术科学院自成立以来就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科研机构，是为各学科研究提供服务的科学中心，具有服务学术的职能;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机构，其研究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具有服务政治的职能。”柳若梅《俄罗斯档案馆藏北堂西文书目考》以俄联邦外交部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北堂图书馆西文藏书目录为例，指出：“俄藏北堂西文藏书目录揭示了19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被驱逐时的藏书情况，折射出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华近三百年间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牛海洋《美国汉学家巴托尔德·劳费尔的首次中国考察》通过对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所藏美国东方学家、汉学家巴托尔德·劳费尔书信的分析，对劳费尔于1901—1904年间中国考察的细节进行细致梳理，旨在以此为个案，为美国汉学的研究提供史料。苏浩《罗振玉、王国维与日本书法家山本竟山交游考——以新发现的信笺资料为中心》对罗振玉、王国维与山本竟山的交游为个案，以罗振玉给山本的三封信及王国维为山本润色的信笺为基础，关注书法在近代日本汉学分化中的轨迹。叶公平《德国人艾克民国时期在华交游考》以德国对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研究先驱德国来华艺术史家艾克在中国与中国文化名人的交游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如冯至、徐悲鸿、邓以蛰、季羡林、王世襄、容庚等人的书信、日记和著述中与艾克相关的史料，认为艾克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值得注意的人物之一。徐志民《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通过梳理从明治末期、大正时期、昭和初期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日围绕留日学生的交涉，指出：“原本以传播科学化知识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为主旨的留学教育，掺杂了太多的政治阴谋和侵略野心，结果适得其反、事与愿违。”陈敏《弗·施莱格尔的中国观与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汉学》以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重要奠基人弗·施莱格尔的中国观为研究对象，梳理其1802—1828年间关于中国的论述，提出：“施莱格尔持有总体积极且肯定的中国观，其研究目的在于从东方精神中汲取力量，实现整个欧洲精神世界的复兴。”张敏芬《徐日昇的中国佛教观》以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昇的《中国佛教论》为个案研究，考察和探讨徐日昇对中国佛教的认识。孙越《葛兰言汉学研究中的中国古代婚俗与祭礼》以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两篇博士论文为例，探讨其对中国原始婚姻形式和媵嫁制度的特点及其与祭祀活动的关系。

在舆图史、环境史、性别史方面，姚继德、乌苏吉（M.B.Vosooghi）、白志所合作的《中东地理学家印象中的“中国海”》一文对9—20世纪初期中东地理学家的经典地理学著作中的中国和“中国海”（中国南海）的记述进行了细致梳理，指出：“阿拉伯、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的穆斯林地理学家根据与中国广州等地的海上旅行和贸易往来中的记述，一直将自印度洋东端至中国东南沿海之间的今南海海域记载为‘中国海’，这为我们今天维护中国南海传统海疆的主权，提供了极好的第三方历史地理学证据。”崔华杰《本土史学与中国话语：〈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的对外传播及其影响》以1959年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景甦和罗仑出版的探讨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外译英文为个案，讨论该书对西方学者产生的“涵容互摄”的学术影响。指出“该书所体现出的立足本土史学并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治学风格,在中外学术交流频仍的当今富有借鉴意义。”刘晓玉《环境史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初探》关注了海外中国环境史视角下中国政治研究，指出“核心主题与贯穿线索是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李颖《海外汉学的性别视域及其新维度》关注了海外汉学中的性别史研究，指出，“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性研究已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该研究打破了女性为受害者的传统观点，解构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差异观’。与此同时，其将中国古代女性置于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加以评论，重构了中国古代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对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性别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有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四史”研究上，国内学界也对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成龙、姚立兴《海外对中国梦的多向度解读》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海外对中国梦的不同理解，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龚韵洁《拉美学者眼中的周恩来与中拉关系》总结和梳理了拉美学者眼中的周恩来与中拉关系发展历程及特点，为中拉关系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提供启示与借鉴。冯莉《问题与趋势：当代美国中共学研究追踪》指出：在“新时期中美关系复杂转进的背景下，美国中共学研究集中呈现出‘冲突型’‘倾斜性’‘单向度’‘预设性’研究的问题表征，并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争性共存中张力的日益增强而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消解。”高维谦《西班牙社会各界对“中国梦”的解读及中国应对之策》系统梳理了西班牙各界对“中国梦”的解读视角、观点及认知，并对其进行了总体评价，进而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徐锋华《美国加拿大当代中国研究的主要面向和未来趋势》从美国、加拿大关于中国治国理政的研究、关于中共领导人施政风格的研究、对于中国对外交往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变革的研究四方面着手，探讨美国、加拿大关于中国研究的方法、特点与未来趋势。他认为：“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根据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有着很强的时势性、政策性和目的性。”吴原元《美国中国学家对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解读与启示》认为，美国中国学家高度关注当代中国发展之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性质的解读主要有“国家资本主义之路”“类似东亚威权主义模式”“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发展之路”“走向资本主义的复辟之路”等代表性观点。他指出，对于美国中国学家存在的解读偏差与歪曲，中国学者必须予以驳斥，并且需要“在批判之中基于中国的伟大实践,致力构建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实践、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话语体系。”王洪树、郭玲丽《回顾与展望：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国外研究述评》探讨国外学者对中国政党制度及其运行的研究，指出：国外学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学理探索逐步走向深入”，另一方面是“研究中存在认知困惑”，“这些困惑主要源于狭隘意识形态和固有学术话语的束缚,以及对实际情况深度了解的匮乏。” 

在海外中国学的国别史研究上，国内学者对拉丁美洲，对印度、日本、德国等国的中国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郭存海《拉丁美洲的中国研究：回顾与展望》梳理了拉丁美洲中国学研究历史进程，指出：拉丁美洲关于中国研究的主题自1949年至今经历了从革命和意识形态向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呈现研究机构虚体化、研究力量年轻化、研究议题从相对集中到日趋多元、研究成果形式多元化、研究初步网络化的特点。尹锡南《当代印度汉学家的中国历史研究》介绍了当代印度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概况，并对当代印度重要汉学家的中国历史研究进行重点分析。该文关注欧美国家之外的印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丰富了海外汉学的国别研究成果，以历史研究为主题，也极具问题意识，值得借鉴。李少鹏《近代日本汉学意义之再生成及其异化——以那珂通世倡立“东洋史学”为中心》关注了日本汉学中的“东洋史学”，指出：明治维新以后，在元朝史学家那珂通世的倡导下，用“东洋史”取代“中国史”，消解了中国正史的叙事脉络，并为战时日本扩张需要所接受，对世界历史研究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王向远《白鸟库吉与日本汉学向东洋学的转变》指出白鸟库吉是最为自觉地将“东洋学”与“汉学”对抗、决裂，从而构建“东洋学”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成为“日本传统‘汉学’的颠覆者和‘汉学’向‘东洋学’转变的推动者”，该文认为，白鸟库吉提倡“汉学”向“东洋学”转变的动机是“东亚各民族的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中,宣扬日本国体特殊论和日本民族优越论,并在这个意义上认同儒教的忠君观念,表现出日本东洋学顺应现世、服务国策的性质。”王婀娜《70年来德国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国民特性的研究》以“中国文化”为主题，梳理70年来中国文化在德国学术界的传播情况，旨在揭示其研究内容的变化，并对中德商务沟通中的核心关注“中国国民特性”进行集中分析，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借鉴。 

在学术会议方面，2020年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举办的海外中国学会议相对较少。2020年11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海外汉学研究会2020年会在成都举行。与会专家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汉学与中国经典翻译”为主题，围绕汉学家与国别汉学史研究、海外汉学家口述史研究、传教士汉学研究等议题，尝试打破汉学研究的壁垒，思考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及全球化背景下海外中国的研究。2020年12月，“海外汉学与中国学研究的反思与重构”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与会学者总结了百年来海外汉学与中国学研究的成果，反思了理论方法的不足。

纵观海外中国学的实证性研究论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拉美、非洲的研究成果不多。从研究内容上看，海外学者对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多，但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存在运用史料不多，解读史料错误等一些问题。而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介绍也是对第三世界的成果介绍较少，集中关注西方大国的中国学研究，这也是需要以后重视、纠正的问题。

三、海外中国学研究译著介绍

2020年，国内学者关于海外中国学译著数量颇丰，内容涉及中国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文学等内容，为国内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提供了海外研究的对照和参考，产生了一定影响。 

近年来，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史料被不断挖掘出版。如“西洋镜”系列本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本年出版了三本中译本：《中国屋脊兽》《〈远东〉杂志记录的晚清1876—1878》《意大利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1899-1938》。“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本年则出版了五本中译本：《英国画报看甲午战争》《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太平天国》《中国服饰与艺术》《中国祠堂》等，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尼克尔斯（Francis H.Nichols）著的《龙旗下的长安：一位美国记者眼中的晚清中华帝国》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内2020年还出版一批高质量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译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文库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2020年推出了海外中国研究著作的七本中译本。分别是：日本汉学家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日本汉学家浅野裕一的《古代中国的宇宙论》、日本汉学家大岛正二的《唐人如何吟诗：带你走进汉语音韵学》、韩国汉学家李镇汉、李廷青的《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美国汉学家陈汉生（Chad Hansen）的《中国思想的道家之论：一种哲学解释》、德国汉学家顾有信（Joachim Kurtz）的《中国逻辑的发现》、加拿大汉学家孟留喜的《诗歌之力：袁枚女弟子屈秉筠（1767-1810）》，从财政史、宗教史、文学史、哲学史等角度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文学、历史等做了细致描述和深入研究。此外，凤凰出版社“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出版了日本学者仓田明子《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洪仁玕眼中的“洋”场》，该书以香港和上海为舞台，以洪仁玕、王韬为研究对象，利用教会档案“重建”史实，论述近代早期中国人的新知识接受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文库”2020年出版了四本美国学者关于清代历史研究的中译本，分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的《州县官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的增补修订版，该书梳理了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历史，对18世纪的“耗羡归公”的研究极为细致。第二本是曾任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安熙龙（Robert B. Oxnam）的《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75年，在新史料层出不穷的今天来看，此书的材料、内容和研究方法都略显陈旧，但作为英文书写的第一部相关专著，也是海内外清史学界迄今唯一一部全面研究鳌拜辅政时期的专著，对于深入理解顺康之际的政治转折及“满人政治”的复杂性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三本是美国纽约大学卫周安（Joanna W. Cohen）的《清代战争文化》。卫周安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军事与文化史专家，该书有力地证实了军事文化在满人统治下的清朝所拥有的主导地位。第四本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M.Polachek）的《清朝内政与鸦片战争》,涉及清朝政治、战争及文化等重大问题。

后浪“汗青堂丛书”在九州出版社则推出了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珠崖：12世纪之前的海南岛》、日本东洋史学者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英国学者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等著作的中译本。这些著作观点新颖，视野开阔，对国内学者启发颇多。

此外，还有一些国外历史研究著作中译本于2020年也相继翻译出版，如法国耶稣会士聂仲迁（Adrien Greslon）《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历史：自1651年鞑靼人完全占领至1669年间发生在这个巨大帝国的重要事件》（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文化公所）、美国清史研究学者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美国学者尤金妮·巴肯（Eugenie Buchan）《少数给中国的飞机：飞虎队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美国学者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的《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四川文艺出版社）、澳大利亚学者魏舒歌的《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美国学者鲁大维（David M.Robinson）的《神武军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书提出了“新明史”的概念，将明代历史放置欧亚大陆的历史框架中。

2020年，海外中国学译著数量颇丰，选取了当代世界著名汉学家的经典著述进行译介，涉及主题越来越广泛，内容涉及中国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文学等内容，为国内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提供了海外研究的对照和参考，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体而言，暴露出三个问题：第一，关注的对象国有限：选择翻译的海外研究著作的国别集中在美国、日韩等，极少辐射其他国家；第二，选择翻译的著作年代久远，极少反映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国际研究前沿。在关注历史上的经典研究的同时，对国外最新成果的把握不够；第三，翻译的著作以实证研究为主，探讨海外中国学理论的著作极少。实证研究中虽也可以体现汉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但目前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瓶颈之一就是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把握不够。

结  语

纵观2020年学界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颇丰，新意迭出。研究队伍成分趋向多元，学术交流范围扩大。国内学者在不断推进实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注重探索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加强与海外中国学学者的对话与交流，积极发声，勇于发声，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文化自觉。 

虽然学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硕果累累，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不加区别地看待国外学者的成果。实际不同国家的不同研究者关注点不同、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也不尽相同，应该根据当时的语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二，要理性看待海外中国学的学者及其成果。在做个案研究时，要充分考虑是否有学术价值，自利玛窦入华至今，研究中国的学者不计其数，因此留有巨大的研究空白，但不是每一位学者或其成果都有研究价值，要摒弃因为没有人做过就大书特书，认为有填补学术空白的贡献，更不要因为对某位学者有深入的研究，就认为其研究无懈可击，需要客观看待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三，研究过于碎片化。由于海外中国学没有“学科”意识，涉及宗教、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国内研究呈现东一榔头西一棒的碎片化趋势。近年来提出的批判性海外中国学研究实际上是建立在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之上，而目前国内的研究过于碎片，导致根本无从批判。第四，研究过于集中。这又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别集中，二是研究内容集中。国别集中在欧美国家。内容扎堆在几位重要的汉学家的成果中。第五，加快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国内海外中国学界的研究主体目前仍是外语类院校的师生，有着良好的外语功底，但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专业知识薄弱，因此只能作为知识的传递者，而不具备深入的研究能力，历史系等专业的师生又在外语方面薄弱。这就导致了目前具备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人才稀缺，因此需要加快复合型人才培养。第六，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者2020年在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上已经加大研究力度，但远远不够，真正体现中国自身学术自信的理论和方法较少，基于学术的平等的对话并未全面展开，急需加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