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来臣，美，男，加州州立大学富乐屯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屯大学副教授。
原文出处：南洋问题研究
一、中国东南亚研究与国际学术界脱节
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终于出版了！① 本人在2003年建议翻译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从国内同仁处得到的消息是：本书北大图书馆没有，国家图书馆也没有！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名著，上册1988年出版，下册1992出版，十几年后堂堂中国居然连一本都没有（如果北京没有，其他地方的图书馆拥有该书的可能性则更小②），更不用说有几个人读过了！2003年，另外一本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力作出版，即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的Strange Parallels: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即《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约800－1830年》（卷一“东南亚大陆的整合”）③（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卷二“东南亚大陆的折射：欧洲、日本、中国、南亚和海岛东南亚”2009年底刚刚出版）。那年我正在新加坡亚洲研究所搞研究，李伯曼惠寄给本人一本。当时市面上还买不到该书，所内同人争相借阅，一时间可谓洛阳纸贵。但时至今日，国内真正认真读过的学者应该很少，而知道该书的学者恐怕也不多。这两部西方有关东南亚近世（early modern）历史的力作对西方东南亚的研究，甚至世界历史的研究的影响已经是波澜壮阔、方兴未艾，但中国国内还仍然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如果没有外界的推动，国内对这两部名著的了解和翻译出版恐怕还要再等上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国内学者直到目前仍经常引用的还是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霍尔的《东南亚史》。岂不知道，在国外，霍尔曾经有重大影响的巨著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外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名著并不是对当代历史和政治经济的研究，而是对东南亚近世历史的研究。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长期以来着眼于殖民地时期和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但在他最近的又一力作（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即《不受统治的艺术：高地东南亚的无政府历史》，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主题却是从历史着眼，连斯科特本人都说他自己也有点吃惊：他居然也变成了古代历史学家了（本书前言，xi）！这和国内热衷政经、忽视历史的景象恰成鲜明对照。这也更启示我们，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政治经济的研究可能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外，国外还有一些东南亚历史方面的名著，这里只列举其中几种：
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etnames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71; Cambridge,Massachusetts:Council on Eastern Asian Studies,1988).
O.W.Wolters,1)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rivijaya(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 2)History,Culture,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1982; Ithaca,New York:Southeast Asian Programs,Cornell University,1999).
Thongchai Wninchakul,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当然，重要的著作也不完全是用英文写作，也不都是在西方出版的。例如，法国历史学家丹尼·隆巴尔的巨著《爪哇的十字路口：向全球史的努力》（Le carrefour javanais.Essai d’histoire globale［The Javanese Crossroads:Towards a Global History］）（Paris:EHESS,1990）为年鉴学派的又一力作；而泰国历史学家尼提·奥室利旺萨（Nithi Aeusrivongsa）对以丹隆亲王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学派的修正在泰国以及西方都格外引人注目。④ 这些著作都在海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有的已经远远超出东南亚研究的领域，但至今国内对这些著作都鲜有介绍，甚至完全不了解，不能不说明中国东南亚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脱节。需要声明的是，上述著作仅仅是本人列举出来的历史方面的著作。有关海外东南亚中的重要著作，请参考附录“东南亚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s of Southeast Asia）”。从中可以看出，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寥寥无几。
二、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思维定势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除了取得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外，我们不得不承认，从研究资料的购置和掌握、理论方法的引用和创新、研究体例的规范、专著和教材的出版、研究人才的培养、以及外语的掌握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了。不仅仅和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如此，就是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不少方面比较起来，也是如此。原因有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等等），积弊也很深。梁志明号召东南亚同仁“不要囿于过去研究的思维定势、传统的方法与模式”[1]，那么就让我们反省并警觉国内东南亚研究中多年存在的几种思维定势。第一，中国中心主义。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片面看待外国、夸大中国影响的心理和观点历史最为悠久，源于中国几千年天朝大国心态，根深蒂固，影响巨大。庄国土以郑和下西洋为例，针对那种虚拟出来的“朝贡体制和宗藩关系”，尖锐有力地批判了这种中国中心主义，在那些连篇累牍高唱“友谊”、赞颂“和平”的声浪之中鹤立鸡群、不同凡响；本人也以中国对早期缅甸的所谓影响为例撰文分析批评了中国中心主义的观点。⑤ 但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容日后详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逐渐崛起、日益强大的今天，学者们尤其需要更加注意警惕这种中国中心主义。
第二，过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学术的客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曾侵略过其他国家，而国内学者们也大都承认这一点。例如，就明朝在1407年重新占领安南一事，早在1982年，《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的编者就已经指出，“明成祖对安南的征服是非正义的，遭到了安南各阶层的反对”（297页）。这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仍然由于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成为问题。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五届中国海洋发展史研讨会，会上国立成功大学郑永常用“侵略”一词来形容明成祖将安南改为中国郡县的政策，遭到一些学者的责难，“认为有违民族大义”。⑥[2]无独有偶，2008年本人与广西民族大学外语系师生座谈，也提到明成祖“侵略”越南一事，也同样遭到非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不光谈中国侵略，同样也谈越南侵略）。这样，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学者们的民族主义神经都绷得很紧，只要谈中国侵略都是不行的，都违背了“民族大义”。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大大影响了对历史的客观研究（因篇幅所限，具体例子恕不一一列举）。国内的学者会说（的确有学者这样和我说），那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比中国多多了！不错，越南的民族主义也许更严重。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都严重影响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使得这些研究没有价值或价值很小，没有阅读价值，更没有流传价值。中国学者不愿看越南民族主义的著作，反过来，越南学者也不愿看中国学者的民族主义作品。而其他国家的学者不管是对越南的、还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品都不会欣赏肯定的。再举一例。我2007年赴广西民族大学，一位专攻越南历史的研究生问我对越南历史上二征问题的看法。她问题的焦点是：二征到底是起义还是叛乱？是当时中国的国内问题还是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中越两国学者各自从民族主义的观点出发，永远不会达成共识。所以除非发现新的资料，对这种问题的“是非”纠缠意义不大，没有学术价值。返美后我还诌诗一首，作为对这位学生的进一步答复：“二征历史老问题，民族主义把眼迷，跳出井底登高望，惊喜一片新天地”。意思是说，不要再去纠缠老掉牙的问题，跳出民族主义的框框，便是广阔天地，有许多重大历史价值的课题等待着学者们去研究。中国（或越南）的东南亚研究的起飞不在于二征问题研究的新突破（恐怕也不会有新突破），而在于对国际上公认的重大课题的发现和研究。
第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花独放是长期以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理论定式。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流派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将其视为研究历史的不二法门，完全忽视其他历史学派，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就要大打折扣。
国内学者多年来将东南亚地区从公元初期到19世纪的国家和社会称为“封建国家”、“封建社会”或“封建制度”。这一概念基本上是国内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套用于东南亚历史，成为国内东南亚史学界的共识。⑦ 值得一提的是何平在20世纪末叶提出的“封建—奴隶制”。上个世纪陈显泗和何平之间有关扶南（柬埔寨）社会性质（有没有奴隶制问题）的争论激烈精彩：前者认为扶南存在奴隶制社会，后者则认为扶南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国内学者现在大都同意后一说法。后来，何平撰写专著，详细阐述东南亚地区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是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但同时又存在奴隶制，所以称之为“封建－奴隶制”。⑧ 实际上，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史学正统派和改良派之间的争论。前者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5个阶段论硬套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而后者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修正和改良。何平在书中古今中外、旁征博引（除了大量注释外，光主要参考文献就有15页之多！），令人信服地证明东南亚，甚至东方社会都没有经过一个奴隶社会的阶段，是国内东南亚历史研究中极富创造性的罕见佳作。这种改良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中迈出的难能可贵的一步，但却仍然沿用“封建社会”的标签，说明还没有冲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藩篱，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社会历史的唯一法宝。何平（172页）指出，“探讨社会历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最好的证明。陈显泗（93页）也指出，“我们应当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对扶南的社会性质进行探索和阐述。所以，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方面，两位学者并无分歧。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学术研究理论都不能一花独放，仅此一家，而只能是百家争鸣，才会百花争艳。
但“封建国家”、“封建社会”或“封建制度”这些标签是否适用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从来就有人怀疑过。实际上，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已经陆续受到挑战，反映在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理论和学派的介绍、翻译和运用。⑨ 尤其是2006年武汉大学出版的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对中国社会从秦朝到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这一主流观点提出严正挑战，指出“封建”一词这样的用法是误植滥用，被无限泛化了；无论是从其古义和西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来讲都不适用于中国秦朝以后的社会，而且同马克思主义的原论相违背。这一观点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争论迭起，讨论会接二连三，评论文章不断发表，俨然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地震。但这似乎并没有引起东南亚研究学者们的注意（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就证明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学者不光是对外“闭关”，就是对内也“闭关”了）。学者们虽然对冯天瑜的观点褒贬不一，但其挑战的角度却发人深省，对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应该有3方面的启发。第一个方面，冯天瑜对“封建”问题的兴趣起源于他198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参加会议时美国华裔学者就“封建”问题提出的质疑，从此开始，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最后促成了这部影响巨大（是否深远，还要时间来检验）的专著。可以说，他这部书是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的结果。国内东南亚研究正是需要这样的交流和碰撞。第二个方面，“封建”概念被泛化这一观点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现代以前东南亚社会的定性。本人对此没有研究，但粗略感到“封建”一词从欧洲到中国，再到东南亚（还有世界更多的地方，详见何平《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第九章），确实是被泛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封建论强调世界的共性和历史的普遍规律，但却忽略了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性。例如，中国所谓的“封建社会”和东南亚地区的“封建社会”有什么区别？东南亚地区不同社会之间（比如，泰国的萨迪纳制度和菲律宾的巴郎盖制度）有什么不同？西方研究前现代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历史的学者，包括瑞德和李伯曼的著作，都从欧洲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狭义概念出发，坚决否认东南亚经历过所谓“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一方面，他们更多地强调东南亚历史的特性，例如，东南亚地广人稀，战争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抢掠人口而不是土地；“东北亚”（从东南亚的角度来定义，包括日本、朝鲜、甚至越南，但特别是中国）的“官僚政体”（bureaucratic form）和东南亚的“魅力曼陀罗”（charisma mandala），即依靠国王或首领个人魅力、组织松散的整体）之间的区别。⑩ 而另一方面，李伯曼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强调近世欧亚大陆发展的相同轨迹和规律，即国家版图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发展、文化宗教的整合。第三个方面，冯天瑜的观点无论对错，但其挑战主流话语的勇气值得欣赏肯定，其为中国学术界所带来的思考和争鸣是任何平庸、附和之作都办不到的。这种挑战的精神不仅仅应该鼓励，而且应该更加发扬光大。最可怕的就是全国只有一种声音。
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各说各话，中国东南亚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应该何去何从？本人认为，应该构建后马克思主义时期的东南亚地区的历史理论和分期。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时期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是要其进行扬弃，即回顾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尤其是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重新审视检验马克思主义史学概念的本义及其适用性。例如，越南旅法学者黎成魁（Le Thanh Khoi）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其《越南历史：从起源到1858年》用了13页的篇幅详细讨论前现代的越南是属于封建社会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最后得出结论说，两者都不是。(11)
其次，应该大力介绍翻译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特别是那些被运用于东南亚研究的理论和模式。总的精神是绝对不能将任何理论、任何流派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为如果任何一种理论或流派唯我独尊，一手遮天，必然会导致学术研究的窒息和凋零，压制扼杀不同的思想。钟敬文精辟地指出，“事物往往有多个方面，理论都偏于一点。对一种理论，我们要知道其长处在什么地方，短处又在哪里。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3]这其中也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季羡林其实也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人类社会为什么发展，马克思讲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我不敢反对。但是我觉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即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4]“不敢反对”并不表示同意。起码在季羡林看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文化交流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更重要。就连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赞誉有加的英国史学家约翰·托什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分析生产方面无人可比，但对再生产（无论是从生理的角度还是作为社会化的过程来看）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此外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仅仅着眼于‘人民’或‘工人阶级’而明显忽略妇女的治史方法已经不再为历史学家们所接受，因为“妇女史和性别史被认为是理解过去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关键”。托什也承认，在各种史学流派中最负盛名的要算是年鉴学派了。但是，在托什（以及其他批评年鉴学派的学者）看来，布罗代尔及其追随者并没有提出一种可以将政治史与环境史和人口研究有机整合起来的完美模式，而起码在这一点上，年鉴学派就要比马克思主义史学稍逊风骚了，因为后者侧重于解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12)
这样，在没有一种十全十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情况下，应该吸取各种理论的长处（包括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后殖民主义史学等等），从各种角度（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心理分析、世界史、地方史、计量史学、妇女史/性别史、口述历史和环境史等等）来描述、分析研究对象，尽量反映历史的全貌。此外，打破禁忌，去掉紧箍咒，让学者们有充分的自由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正如梁志明、张锡镇和杨保筠所指出的那样，为了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创造精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就“要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创新，提倡不同观点的争论，大力开展健康有益的学术评论，我们的学术才能繁荣昌盛，才会不断产生高水平的优秀著作”。[5]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必然受益。鉴于东南亚历史的理论和分歧问题非常重要，中国国内不妨召开一个讨论会，翻译一些海外这方面的文章，再加上国内学者的反思、探索、最好是争论，最后出一个论文集。
第四，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中外交往“友好”的指导思想。对此，本人已有评述(13)，庄国土前引文也撕破了所谓“友好”的面纱。但这样的例子仍然不胜枚举。例如，历史上扶南、真腊同中国的关系都是“友好关系”；而当代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也成为题材，被撰写成新闻性、外交部发言式的论文，而且得以发表，成为21世纪中国东南亚学研究论文的一部分(14)，不能不说提高研究质量的空间仍然很大。
第五，更为严重的是长期存在的闭门造车局面。这不仅仅反映在对海外东南亚研究的长期忽视，缺乏互动，而且也反映在对国内其他学科和专业研究动向的不闻不问。对国外的研究状况的了解寥寥无几，翻译介绍过来的国外重要著作也是为数有限的（而且翻译质量大有可以商榷的余地）。政治化的研究余波未尽，而最近几年的学术商业化浪潮又造成巨大不良影响，厚今薄古、热衷政经造成了对历史文化的忽视和基本功底的训练。翻一翻新近出版的论文集和专著，泛泛而论者占绝大多数，稍有新意者凤毛麟角。学术专著缺乏分量，一般论文更是空洞无物。在中国经济起飞、国力日隆的情况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则仍然是显得异常薄弱。这与中国作为东南亚的最大邻国和世界上大国的实际情况非常不相称。试举一例，日本有“东南亚陶瓷研究会”，专门从事东南亚考古的学者（还有西方其他各国的考古学者）更是人才济济。试问：中国大陆有几位研究东南亚陶瓷、考古的学者？有几位从事东南亚人类学研究，并且真正经常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日本的东南亚研究（以及其他学科的进步发展）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发展起来的，到现在已经是实力雄厚、影响较大。京都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每年提供财政资助，供全世界各地的东南亚学者到京都进行半年或半年以上的研究；再加上该研究所出版的Southeast Asian Studies（包括以日文和英文发表的文章），使京都大学在世界东南亚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日本东南亚研究的发展，除了政治经济的因素外，其中一个因素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量翻译介绍国外尤其是西方的重要论著。此外，日本相当多学者的外语水平（包括英语）都比较高，也成为他们吸收国外理论、阅读外国著作的优势。笔者几次赴日本，发现西方一有新的重要著作出版，日本同仁就马上开始讨论。
三、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亟待改进
需要举一些中国东南亚研究落后的例子才真正有说服力。但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只能简单举几个。
日本汉学家谷川道雄指出，“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办法”。[6]东南亚历史的分期问题，也同世界历史及其他历史的分期一样，都是极其重要而且不能回避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西方殖民时期即19世纪初以前的东南亚历史如何分期。国内的分期仍然是，从最早时期一直到19世纪初一概列为“东南亚古代史”。(15) 但在西方的东南亚历史研究中，如此划分古代史的做法早已经过时，这是因为将近20年来，瑞德和李伯曼已经确立了“近世”（early modern）这一概念，并得到广泛接受。(16) 详细介绍论述这一重要概念需要较长的篇幅，这里只能匆匆带过。简而言之，根据瑞德、尤其是李伯曼的研究，从1450年到1820年左右，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呈现了一系列现代的初步特征，包括国家版图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发展、文化宗教的整合、军事技术的传播等等。这些特征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历史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略显现代历史端倪的态势，这样就不能再用“前殖民时期的历史”或“古代历史”这样的标签来套用，必须赋予其新的标签，这就是“近世”这一概念。需要指出的是，early modern这一概念源自欧洲历史（其具体分期是1450年至1750年），而将它引入东南亚历史的分期则是瑞德和李伯曼的功劳。本人将early modern翻译为“近世”，是借鉴了日本历史分期的做法（在日本史学界，从大约1600年到明治维新以前的历史被统称为“近世，”此前为“古代”、“中世”，自明治维新以后为“近代”和“现代”）。除了欧洲史、东南亚史、日本史，early modern这一概念也早已被引入印度历史，并得到广泛承认。(17) 总而言之，世界历史上、尤其是欧亚大陆历史的近世分期越来越广泛地得到承认和应用，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也应该考虑引入这一概念。
与瑞德、李伯曼的研究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他们对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瑞德受法国年鉴的影响，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系将重要史学方法引进东南亚研究的典型代表。李伯曼的巨著《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则是将东南亚历史同“世界史”（World History，这不同于前苏联、中国以前讲授的、本人在大学曾学过的由国别史拼凑起来的世界史，而是从宏观角度、运用比较方法探讨世界各部分之间有机联系、旨在揭示世界历史重大发展规律和态势的新世界史，而麦柯尼尔则是这方面的奠基人和著名代表）联系起来、有效地采用比较方法、探讨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发展规律的范例。同时，瑞德和李伯曼的著作都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从其他学科（考古学、人类学、气象学等）汲取方法和材料。这样，通过两位学者的研究，东南亚近世史不再孤立，不仅仅成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世界史”历史编纂学中不可忽略的一环。第二个方面是20世纪90年代瑞德和李伯曼对东南亚近世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意见和论争，其中包括瑞德将欧洲历史研究中“17世纪危机”的概念引入东南亚和李伯曼对此进行的反驳，以及与此有关的李伯曼对瑞德东南亚“贸易时代”概念的评价和质疑，都是学习研究方法和视野的最好材料。(18) 值得一提的是稍早一些（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迈克尔·昂吞（Michael Aung-Thwin）和李伯曼之间就缅甸历史发展进程的一场论争（是循环发展还是直线发展）也同样非常精彩，促使学者们对缅甸历史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发展进程的深思。(19) 但是，国内东南亚历史学者对这些论争（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此外还有其他论争）并没有介绍，恐怕也不了解。争论的风气也非常不浓厚。国外热火朝天、国内却闻所未闻的现象说明国内学术的闭塞，而现在应该是改变这种现象的时候了。
再举几个小例子，一个是法显所经过的耶婆提的方位。国内学者一般都袭用耶婆提即爪哇岛的说法，例如，苏继庼即认为，“学者视其为苏门答腊、爪哇二岛梵名之对音，已成定论”。[7]但是根据格莱姆斯（A.Grimes）早在1941年根据气象学的研究，耶婆提只能是位于加利曼丹岛的西部，而绝不可能是爪哇岛、苏门答腊或其他地方。(20) 这一结论在国外早就被接受，似无异议。像这样利用其他学科对历史地理进行研究的佳作早就应该被介绍到国内，而旧的、错误的说法早就应该被纠正过来。另外是国内还有只重国内、中文而忽视国外、外文的严重倾向。例如，关于19世纪初期清朝史料中戛于腊问题，有这样的记载：“至于戛于腊一种……本系缅甸所属摆夷头目，驻扎整迈地方，后来判投暹罗，屡与缅甸构衅”。如果只是看中文史料，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到底是哪一个民族？目前还不清楚。最后暹罗要它东迁，迁徙到什么地方去？在史书中也未看到有关记载”等等。[8][9]但是，只要稍微将头从中国史料中探出来，随便翻阅一下泰国北部清迈地区的历史，马上就知道，戛于腊原来就是指清迈王国，自16世纪一直隶属于缅甸，一直到1774年。从1781年起，来自南邦（Lampang）的Kavila（即戛于腊）成为清迈国王，开始摆脱缅甸独立，附属泰国的曼谷王朝。[10]这样，我们就知道，戛于腊不是什么民族名，而是清迈王国的国王，清朝官员用清迈国王的名字来之其手下的军队和势力。这样的例子虽小，但所反映的重中轻外倾向却很严重。这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学者中，也存在于台湾学者中。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能只读某一语种的材料，不能只以一种材料为中心，而是应该阅读利用各种有关语种的材料，这样才能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此外，《琉璃宫史》的中译本的翻译是在完全没有参考国外研究成果的“真空”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导致了许多误译的出现。这又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典型例子。(21)
再举一例反映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的闭塞。台湾国立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自2004年开始出版的台湾东南亚学刊（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除了发表中文的论文外，还直接用英文发表论文，作者既包括台湾本土的作者，也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学者。这反映出台湾的学术与国际的接轨，而国内的杂志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韩国、台湾、当然还有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事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国际人才市场挂钩，在全世界范围内招聘学术人才，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它们了解世界研究动态，同世界接轨。中国大陆目前出国专攻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尚少，而学成归国的则更少，还不足以形成气候，对国内研究进行巨大推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引进国外学者，正式纳入编制，无疑会大大促进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当然这牵涉人事制度，恐怕短期内难以实行，但有关东南亚研究的杂志可以先发表一些海外学者的文章，包括用外文尤其是英文发表的文章，为以后的更密切的接触打些基础。此外，据我所知，海外的不少国家都采用匿名评审的制度，但在大陆这一制度似乎还没有确立。当然这一制度的根本还在于要确实有懂行的专家，按照民主的程序进行评选：3人中有两人反对就否决，2人以上同意就发表。
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二战后世界史学发展状况进行总结时承认：“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他又指出，“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所以到了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11]这段尖锐但精辟的论述被李伯重在本世纪初用于描述中国国内的中国史研究，现在我们再用它来描述中国国内的东南亚研究，应该是恰如其分。总结起来就是，亟需克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和积习，重新审视、告别或扬弃旧的传统，洞悉海内外研究动态，引进和采用新的理论体系、概念、方法和视野（这不光指从海外，也包括从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汲取经验和营养），发现利用新的材料、研究对象和课题，争取尽快与国际上的研究缩小距离，进而平等对话，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为国际东南亚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达到这些目的，翻译至关重要（有关这一点，本人另有专论）。
本人衷心希望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早日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最终跻身于世界东南亚研究强国之林。基于本人对国内东南亚研究的长期关注和殷切期望，不揣冒昧而草成此文，不当之处，务请指正。尖锐批评，热情鼓励，冷水热汤，一概欢迎。
附录：
东南亚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s of Southeast Asia）
（由SOJOURN: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的国际顾问团团员评出，刊登于该杂志2009年第24卷第1期，http://www.iseas.edu.sg/sojredirect.htm。该杂志编辑许耀峰〈Hui Yew-Foong〉特别指出，这一评选不可避免地带有每位国际顾问团员的偏见和喜好，所以仅供参考）
一、东南亚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前十四本著作
1、Furnivall,J.S.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8.
2、Reid,Anthony.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2 Volum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1993.
3、Scott,James C.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4、Anderson,Benedict R.O’G.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New York:Verso,1991 (1983).
5、Geertz,Clifford.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6、Ileto,Reynaldo .Pasyon and Revolution: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1840-1910.Quezon City: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1979.
7、Leach,Edmund Ronald.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London:G.Bell & Sons,Ltd.,1954.
8、Scott,James C.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9、Geertz,Clifford.The Religion of Java.Glencoe,Ill.:Free Press,1960.
10、Kahin,George McTurnan.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2.
11、Roff,William R.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12、Leur,J.C.van.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The Hague:W.Van Hoeve,1955.
13、Wertheim,W.F.Indonesian Society in Transition:A Study of Social Change.Bandung:Sumur Bandung,1956.
14、Wertheim,W.F.East-West Parallels: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 Modern Asia.The Hague:W.Van Hoeve,1964.
二、其他著作：
1、Abdullah,Taufik.Schools and Politics:The Kaum Muda Movement in West Sumatra,1927-1933.Ithaca,N.Y.:Corne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Cornel University,1971.
2、Andaya,Barbara Watson.The Flaming Womb:Repositioning Women in Early Modern Southeast Asi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
3、Bateson,Gregory & Margaret Mead.Balinese Character:A Photographic Analysis.New York: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42.
4、Bellwood,Peter S.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New York; Sydney:Academic Press,1985.
5、Benda,Harry Jindrich.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Collected Journal Articles of Harry J.Bend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1972.
6、Chua,Beng Huat.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7、Coedeès,George.Les états Hiadouisrs d’Indochine et d’Indonéie.Paris:E.de Boccard,1948.
8、Dhofier,Zamakhsyari.The Pesantren Tradition:The Role of the Kyai in the Maintenance of Traditional Islam in Java.Tempe,Arizona:Monograph Series Press,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Arizona State University,1999.(Tradisi Pesantren:Studi tentang Pandangan Hidup Kyai.Jakarta:Lembaga Penelitian,Pendidikan,dan Penerangan Ekonomi dan Sosial,1982).
9、Firth,Raymond.Malay Fishermen:Their Peasant Economy.London:K.Paul,Trench,Trubner & Co.,1946.Gombrich,Richard & Gananath Obeyesekere.Buddhism Transformed:Religious Changes in Sri Lanka.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10、Gourou,Pierre.The Peasants of the Tonkin Delta:A Study of Human Geography [Paysans du Delta Tonkinois:Etude de Gégraphie Humaine].New Haven,Conn.: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1955.
11、Hall,D.G.E.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London:Macmillan;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55.
12、Hefner,Robert W.,ed.Market Cultures:Society and Values in the New Asian Capitalisms.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7.
13、Hooker M.B.,ed.Islam in South-East Asia.Leiden:E.J.Brill,1983.
14、Jomo K.S.A Question of Class:Capital,the State,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Malaya.Singapor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5、Kartodirdjo,Sartono.The Peasants’ Revolt of Banten in 1888:Its Conditions,Course and Sequel-A Cas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in Indonesia.’s-Gravenhage:Martinus Nijhoff,1966.
16、Keyes,Charles F.The Golden Peninsula:Culture and Adapta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New York:Macmillan,1977
17、Lieberman,Victor B.Strange Parallels: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800-1830.Cambrid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8、Lombard,Denys.Le Carrefour Javanais:Essai d’Histoire Globale.Paris:Editions de l’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1990.
19、Majul,Cesar Adib.Muslims in the Philippines.Quezon City:Published for the Asian Center by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1973.
20、McCoy,Alfred W.& Ed.C.de Jesus.Philippine Social History:Global Trade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Quezon City,Manila: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Sydney:Allen & Unwin,1982.
21、Mortimer,Rex.Indonesian Communism under Sukarno:Ideology and Politics,1959-1965.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
22、Ong,Aihwa.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7.
23、Popkin,Samuel L.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24、Purcell,Victor.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Lond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25、Riggs,Fred Warren.Thailand:The Modernization of a Bureaucratic Polity.Honolulu:East-West Center Press,1966.
26、Robison,Richard.Indonesia:The Rise of Capital.North Sydney,NSW,Australia:Allen & Unwin,1986.
27、Schrieke,B,J.O.Indonesian Sociological Studies:Selected Writings.Two Volumes.The Hague:W.van Hoeve,1955-57.
28、Steinberg,David Joel et al.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A Modern History.New York:Praeger,1971.
29、Thongchai,Winichakul.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30、Wolters,O.W.The Fall of S 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
本文系译校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心得之一，重点为东南亚历史方面的研究，其他方面涉及甚少，特此声明。
收稿日期：2010－08－07
注释：
① 上下两卷，上卷由吴小安和孙来臣翻译，下卷由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翻译；全书由孙来臣审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② 厦门大学图书馆和南洋研究院均有藏本——编者。
③ 厦门大学图书馆有藏本——编者。
④ 安东尼·瑞德曾写有隆巴尔著作的书评，载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3,2(Sep.,1992):453-457；有关尼提·奥室利旺萨的介绍，见Thongchai Winichakul,“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past:New Histories in Thailand since 1973,”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6,1(1995):102-104.
⑤ 参见庄国土：《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70－77页；孙来臣：《论“缅中（外中）关系史”的研究（一）——以中国对早期缅甸的“影响”为中心》，《亚太研究论丛》2006年第3期，第210－233页；孙来臣：《论“缅中关系史”的研究》，《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5年第2期，第1－16页。
⑥ 参见郑永常：《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台南：成功大学，1998年。
⑦ 参见梁志明：《东南亚古史研讨：视角、分期与发展进程》，《亚太研究论丛》2006年第3期，第139、148页；贺圣达：《古代东南亚历史特点刍论：从次生形态的早期国家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亚太研究论丛》2006年第3期，第126－128页。
⑧ 参见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特别是第三章“古代扶南的社会性质”；何平：《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有关这场争论的评述，见马勇：《古代扶南社会性质的研究述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2年第2－3期，第46－53、25页。
⑨ 参见Q.Edward Wang（王晴佳），“Encountering the World:China and Its Other(s) in Histofical Narrative,1949-89,”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3(2003):327-358.
⑩ 参见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卷一第二章；瑞德在“亚洲扩张”讨论会上的发言（“Workshop on Asian Expansions: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Polity Expansion in Asia,May 12-13,2006,Asia Research Institut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1) 参见Hue-Tam Ho Tai,“Review of History of Vietnam:From Its Origins to 1858,”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9,1 (1990):213.
(12) 参见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fifth ed.:Harlow,England: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10)，特别是66,234,274,280,284.
(13) 参见孙来臣《论“缅中（外中）关系史”的研究（一）》“论‘缅中关系史’的研究”；孙来臣“《评东南亚研究中“中外友好”和夸大中国文化对其他国家影响问题》，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6年第1期，第1－7页。
(14) 参见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第四章、第八章；张良民：《中老友好合作关系登上新台阶》、傅增有：《试析泰国王室于中泰关系发展》，载梁志明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80页。
(15) 参见梁志明：《东南亚古史研讨》，第142页；贺圣达：《古代东南亚历史特点刍论》，第130页。
(16) 参见Anthony Reid,ed.,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Trade,Power,and Belief (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Victor Lieberman,ed.,Beyond Binary Histories:Re-imaging Eurasia to c.1830(Ann Arbor,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
(17) 参见John F.Richards,“Early Modem India and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8,2 (1997):197-209.
(18) 参见Victor Lieberman,“Was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 Watershed in Burmese History?”In Anthony Reid,ed.,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Trade,Power,and Belief,pp.214-249; Lieberman,“An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of Regional Coherence-A Review Articl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4,3 (1995):796-807.
(19) 参见Michael Aung-Thwin,“The Role of Sasana Reform in Burmese History:Economic Dimensions of a Religious Purificatio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8,4(1979):671-688; Victor B.Lieberman,“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Religious Wealth in Burmese History:Some Further Thought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9,4 (1980):753-769.
(20) 参见A.Grimes,“The Journey of Fa-hsien from Ceylon to Canton”,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 (1941):76-92.
(21) 详见拙作：《〈琉璃宫史〉中译本的贡献和局限》，载李谋、李晨阳、钟智翔主编：《缅甸历史论集：兼评《琉璃宫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