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霄：军机处的满伴与清代中枢机构之变迁

军机处的满伴与清代中枢机构之变迁

张凌霄

摘 要：清代中期以降，军机处作为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在帝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满伴”是军机处档册中经常出现的重要术语，但学者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明显不足。学界既对满伴的人员构成和职能不甚清楚，亦不知满伴的由来。通过梳理大量军机处档案和其他满汉文文献，可以确定满伴即指满章京。在“满伴”术语出现和流行之前，军机处的官员使用了满老先生、满班等数个术语来指称满章京。乾隆朝中后期，军机处司员很可能是借鉴了汉文化中关于“伴”的用法和满洲文化中gaksi一词，创造出了满伴这一混合性的术语。满伴的出现和流行标志着军机处内部机制的成熟，君主亦透过多种手段和资源来平衡满、汉章京。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满、汉章京渐行渐远，中枢机构的运转变得僵化，军机处的这种政治生态也走向覆灭。

关键词：中枢机构 军机处 满伴 军机章京

作者：张凌霄（1993—），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mail: brinkings@mail.sdu.edu.cn

原刊：《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

一、前言

16至18世纪，欧亚大陆的主要政治体几乎都经历了君主权力的扩张和中央集权加强的趋势。在亚洲，这种趋势最显著的代表是南亚次大陆的莫卧儿帝国和东亚的清帝国。莫卧儿皇帝（pādshāh）用四位中央大臣取代了原先的宰相（Vakil），清朝皇帝则在将皇室亲贵纳入官僚体系后，又建立了军机处（满：coohai nashūn i ba[①]）这一机构来维持帝国的有效运转。[②]

在现代学者的反复陈说下，军机处已成为君主专制集权的典型产物。在此基础上，学界普遍关注军机处的成立时间、职责与人员构成，军机处对文书运转的影响等问题。[③]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可见军机处产生之缘由，以及君主和军机处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以上研究普遍侧重盛清时期，并主要聚焦军机大臣和汉军机处，缺乏对中下层官员（章京、供事、苏拉等）和满军机处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探讨。[④]

本文将聚焦于军机处中“满伴”这一长期被忽略的群体。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首次系统地研究了满伴，她认为满伴与军机章京、方略馆一道，构成了军机处下属的三个组织。[⑤]但遗憾的是，关于满伴仍有诸多未解之处：满伴的起源、组成人员以及具体职掌等问题尚不明晰，19世纪中叶后满伴的发展情况亦值得探讨。因此，本文拟利用满、汉文文献，来探讨军机处中这个特殊群体的缘起和构成，并思考其变迁历史对清代中枢机构的影响，从而加深对清朝多元、复杂的政治生态的理解。

二、军机处档案中数个混杂的名称

白彬菊将满伴描述成军机处的下属组织，它负责处理满文或者其他边疆语言的文件。[⑥]但是白氏坦承，对于满伴的人员构成与职责，依然模糊不清。造成这一困难的首要因素在于，军机处档案中存在大量含混不清的术语：满伴、满班、满屋以及满老先生等。

随手登记档（以下简称“随手档”）是记录这些术语最为频繁的档册之一， “满伴”则是最常出现的词语。我们经常可见“交满伴”“满伴交来”等记载。除了上述表述，“满伴”还被用于其他场景。部分谕旨交由满伴缮写，满伴还负责暂时保管文件。[⑦]此外，军机处虽有专门的翻译机构，并有外朝进行协助，但满伴也会翻译某些文件。[⑧]

除满伴外，满屋也是另一常见术语。满屋一词的出现，比满伴晚许多。[⑨]现代学者多将满屋视为满军机处的俗称，[⑩]这符合档案记载。就像“由满伴缮旨”一样，部分谕旨也被记注为“满屋缮旨”“已由满屋缮旨”。[11]满屋也像满伴一样负责将汉文译为满文或将满文翻译成汉文。[12]满屋还负责保管各式的满文文件，这与《大清会典》中的规定相符。

19世纪以后的军机处档案中，满屋是一个颇为流行的术语，但这不意味着此前也是如此。乾隆朝档案中，有许多关于满伴的记载，但满屋一词并未出现，当时少数文件会被记注为由“清字处”保存。清字处从字面看是和满文有关的机构，有时也被简写作“清字”，但实际上却和后来的满屋一样，保管着包括汉文在内的各种文字的档案。[13]

18世纪的档案表明，清字处可能是后来满屋的早期称呼，但更多的满文或满汉合璧档案，却并不像19世纪一样标注保存于何处。很多可能由满军机处翻译的档案，也同样没有任何标注。仅乾隆五十七年（1792），就有数份档案与满文、藏文或蒙文有关，但随手档没有记载其处理结果。[14]这表明，直到乾隆末年，军机处的档案记载工作仍未完全形成固定的模式。

在满伴和满屋之外，满班是另一常见术语。由于满班与满伴读音相近，前者有时被认为是后者的不同写法，满屋也被认为在某些时候可以替代满班。[15]但若从满班的用法来看，其他术语显然不能完全替代该词。满伴是一个专属军机处满员的词汇，满屋指作为一个机构的满军机处，而“班”则适用于不分满、汉的军机处司员。荣庆在日记中曾记载，他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的消息由“军机满汉班”传达。[16]军机章京许宝蘅也记录了他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首日的工作情况：“寅初入直，同班先后均到，六时王大臣到”。[17]许宝蘅是汉官，这里的“同班”是指汉班而非满班。而在另一天，许氏记载三位满章京因修纂满文档案被奖励三品顶戴，日记中明确称其为“满班”，可见满班即是满章京的代称。[18]

有关“班”（idu）的最著名说法是，军机处的满、汉章京分为四班进行轮值。考虑到乾隆朝满、汉章京数量的不平衡性，[19]这种划分方式可能在嘉庆四年（1799）之后才正式确立。继昌在光绪年间任军机章京，他记载了章京的值班情况：“军机章京每日住班二人，有老班公、小班公之目。老班公专掌交发事件，小班公掌登写随手记载暨接递谕旨等事。”[20]但由于继昌一直位列汉班，[21]所以其记载多源于汉军机处的经验。

继昌的记载或仅反映了嘉庆以后的情况，但值班制度在军机处已行之有年。在随手档的记录中，乾隆帝在位的第三个十年之初，“满洲班”一词开始出现；第四个十年之后，满班一词出现的频率大幅增加。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乾隆帝即位之初，彼时由总理事务王大臣辅政，档案中已有关于“班”的记载。乾隆二年（1737）法尔善奏报武格病逝，清折档记录了“班”处理奏折的流程：

○ 又交来。总管三陵内外务事务、奉恩辅国公臣法尔善奏为散秩大臣病故折。乾隆二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已知道了。钦此。班上交兵、当月旗讫。[22]

我们不知道在军机处，“班”或者值班出现的确切时间，可能在雍正时期已有类似制度，但毫无疑问，“值班”传统出现的时间要更早。康熙年间的满文辞典已将“班”与轮值联系起来，到了乾隆时期，修订版的辞典完全继承了早先的解释：“凡自身遇轮换公务之次称之为班”。[23]但满班术语在乾隆初期并未流行。乾隆帝在位的头两个十年里，随手档中频繁出现的是两种不同的记载。一种明确记载了处理各类文件人员的姓名，一种则以“满洲老先生”称呼文件处理者。何种记载与军机处司员有关？

对比档案中出现的一些姓名以及随手档中记载的姓名，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有姓名者皆为外朝人员。只有极少的情况下，随手档所记录姓名的个别人员服务于内廷，乾隆早期的军机章京图桑阿就是其中之一。图桑阿于乾隆十三年（1748）以户部银库司库的身份入直军机处，大约十五年（1750）左右离开军机处。在此期间，经常可见随手档记载某文件“交图桑阿”或者“中堂交户部图桑阿缴来”，却没有以“老先生”称呼图桑阿的记录。[24]

图桑阿的例子终究属于少数，多数情况下，军机处档案都对外朝和内廷人员进行了区隔。巴延三是乾隆早期的军机章京，他于九年（1744）任内阁中书，十三年任军机章京。在其进入军机处前，档案直书其名“内阁中书巴延三”，直到他入直军机处后，档案中才出现“巴老先生”的记载。[25]

乾隆初年的档案损失较多，但可以判定，“老先生”的用法在乾隆朝头十年里已经开始出现。七年（1742）的随手档中即有“阿老先生”、“林老先生”这样的用法，这种用法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26]

到第二个十年，“老先生”的用法开始明显增多。对于旗员，随手档往往将其记作某老先生或满洲某老先生（见表1）。大多数单纯写作“满老先生”者的身份往往较难判定，所幸有部分记载完整记录了全名，使我们可以判断“满老先生”所指代的群体。富显和额勒登额分别于乾隆十三年和十六年（1751）入直军机处。乾隆十四年（1749），盛京刑部侍郎钟音参奏锡林准泰非法监禁他人，其奏折于四月中旬递到军机处，并“交满洲富显老先生收”；十六年，军机处给刘统勋和永常寄出一道廷寄，其中寄给永常的廷寄即交“满洲老先生额勒登额转发”。[27]档案中还有诸多类似情况，可见“满老先生”在军机处档案中特指满章京。

表1 乾隆朝随手档中记载的部分“满老先生”信息

资料来源：《乾隆朝随手档》第2册，第226页；第4册，第11页；第7册，第301页；第8册，第25、43、352页；第9册，第66页；第16册，第54页；第34册，第236页。梁章钜、朱智撰，何英芳点校：《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年，第169、170、171、172、175页。吴孝铭编：《军机章京题名》，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22、23、24、26、27页。《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72-0897-001、03-0180-2015-010、03-0190-2965-051。

除满伴、满屋、满班以及满老先生等几个术语外，还有几个词语偶尔也会出现在档案中。“满同事”是其中之一，有时也写作“满洲同事”。[28]此外，档案中还出现过“满”字、某老爷或某爷、满伴某公、满友等。[29]尽管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这些术语的描述对象，但据其他记载可以推测，它们极有可能也被用来称呼满章京。与外朝的记录相比，军机处档案中有关满章京的种种称谓，毫无疑问显示出其非正式和灵活性的特点，这一点在嘉庆朝改革以前尤为明显。

三、“满伴”的起源与发展

“满伴”大约出现于乾隆朝第三个十年。起初，档案中会出现“满洲伴”，但不常见。[30]直到乾隆朝第五个十年后，满伴的用法才开始普及，并一直延续至清朝灭亡。在满伴术语流行以前，主要是“满老先生”充斥于档案中。

关于“老先生”，清人并不陌生，这是一种继承自明代官场的称谓。《柳南随笔》叙述了“先生”“老先生”称谓的源流。据其记载，先生之称始于孔子时代，老先生的称呼则最早出现在《史记》中。[31]王世贞记录了明代官场中“老先生”称谓的现象：“京师称谓极尊者曰老先生。自内阁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门生称座主，亦不过曰老先生而已。……内阁诸老缙绅，于外称呼，亦不过曰某老先生而已。”[32]由此可见，至迟在晚明官场中，老先生已是相当尊贵的称谓。

明清鼎革后，随着明朝官制被大量引入新政权，明代官场中的许多称谓也沿袭下来。王士禛在《居易录》中记录了清代早期官场中有关“老先生”称谓的现象。当他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一月再度入京后，发现此时京师的官场，老先生的称谓已经不再局限于阁部堂、詹翰之间，“诸部郎官以下无不称老先生者矣。”[33]换言之，康熙中叶以后，老先生的称谓已经在京城各级官员间成为一种风尚。

老先生称谓在京城如此流行，这也就不难理解档案中为何一度盛行“满老先生”的记载。但是，何以在乾隆朝中后期，“满老先生”逐渐从档案中消失了？这可能与老先生称谓的过度流行有关。

众多文献表明，乾隆中期以后，老先生称谓变得过度泛滥。王应奎生活的年代，只要“一登两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34]到了光绪时期，“翰林十三科以前之前辈称后辈为老先生”，因此李慈铭批评这些人“施之文字而不怪，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者，无过于此”。[35]老先生称谓的过度泛滥，导致其早已失去原先尊贵的色彩，这种原因可能使得军机处最终放弃了“老先生”称谓。

此外，军机处在18世纪后期逐渐走向规范化，特别是军机章京的日常工作安排与早期相比有较大的改变，可能是军机处在18世纪70年代后，普遍采用“满伴”这一称谓来取代“满老先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涉及到满伴的具体所指及由来。

有证据表明，满伴与满章京有密切关系，与军机大臣则无关联。

首先是档案中的记载。现存乾隆四十年（1775）以前的随手档中，各类文件的处理结果，除了交由外朝官员及汉章京处理外，最多的便是交给满老先生。前文已提及，满老先生即指满章京。乾隆四十年以后，随手档中的“满老先生”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伴”，其他内容则无大的实质变化，因此满伴可能就是此前的满老先生，即满章京。档案中一些记载了姓名第一个字的“满伴”亦支持这种判断。（见表2）

表2 乾隆朝随手档中记载的部分“满伴”信息

资料来源：《乾隆朝随手档》第24册，第253页；第26册，第64页；第27册，第158页；第29册，第509页；第31册，第334页；第37册，第742页。梁章钜、朱智撰：《枢垣记略》，第175、176、177、178、179页。吴孝铭编：《军机章京题名》，第32、33、35、39页。《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3-3228-001、03-0201-3975-038、03-0188-2774-001；《军机处满文上谕档》03-18-009-000047-0002-0095。

其次从随手档、上谕档等文书的书写者角度来考虑。早期，谕旨由军机大臣撰拟，后来则成为军机章京的职责，[36]但像随手档、清文日记档这类档册，肯定从伊始便由章京记载。以其身份之故，章京不可能将满伴这类平等性的称呼用于其上级军机大臣。因此满伴之类的称谓只能指向军机章京内部。

但是，关于满伴一词的来源，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与其他军机处术语不同，满伴极少被记录或介绍给公众，它似乎被有意隐藏起来。从表面看，满伴是一个单纯的汉语词汇，但考虑到军机处满汉混杂的构成，这一术语很可能是融合了满、汉两种文化传统之后的产物。

在传统的汉语语境中，“伴”字一词很早就有陪伴之义。清初，《康熙字典》对于“伴”的解释，即是“侣也，依也，陪也”。[37]但与“伴”字悠久的历史相比，该字进入官僚体系的之中，则是相对较晚的事。

两宋时期，“伴”字开始大规模进入官僚体系，出现了“伴读”这一学官。[38]此后，元、明、清三代都沿袭了这一官职。伴读以及类似的表达，可能是清代中期满伴这一术语的部分源头。

此外，两宋时期还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产生了接伴使、馆伴使等一系列官职。[39]两宋时期的接送伴使、馆伴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清代执行伴送任务的官员。从字面来看，两宋以来的接送伴使以及延续至清代的伴送行为，或与满伴的起源有一定联系，但大量清代档案显示，二者并无多少关联。

18世纪前期，清朝与准噶尔之间除了激烈的军事对抗外，还存在频繁的经济和宗教交流活动。当双方关系缓和时，清朝通常会允许准噶尔遣使的要求，并派遣官员一路护送使臣。在汉文文献中，通常将此记载为“伴送”。[40]但在满文文献中，“伴送”之义则有了微妙的变化。乾隆时期，满文档案记录了大量护送准噶尔使臣的事件，其中对伴送的记载是tuwašatame benere，意为照看护送，这与汉文的伴送已略有不同。[41]在同一时期的满、汉文《平定准噶尔方略》中，这种差别更为明显。[42]

清末，伴送一词中的“伴”才更接近满伴中“伴”的含义。光绪朝《大清会典》在涉及礼部如何处理外国事务时，记载道：“凡贡使至则以闻……贡使往来皆护”，之后便以小字注释：

外裔入贡，由部覆准，行文该督抚填给勘合。于各省同知、通判中委派一员，伴送来京……[43]

汉文《会典》仍像从前一样使用了“伴送”一词，但在新修订的满文《会典》中，对应的“伴送”却与乾隆时期的档案表述有了明显变化：

        yaya tulergi aiman albabun jafanjire de, jurgan ci dahūme wesimbufi yabubuha manggi, harangga uheri kadalara amban giyarime dasara amban de bithe yabubufi acabume tuwara bithe de jukime arafi bufi. harangga golo uhei saraci acan beidesi i dorgi ci emu tucibufi, gemu hecen de gucu arame benjimbi.[44]

19世纪末，在官方表述中，“伴送”已从早期的照看护送之意，转变为与满伴之“伴”更为接近的“作伴送来”。但考虑到这种转变出现的时间较晚，早在乾隆年间即已出现的“满伴”，与“伴送”间的关联微乎其微。

满伴这一术语极有可能还借鉴了满洲文化的因素。光绪《会典》将伴送一词翻译为gucu arame benjimbi，满伴中的“伴”是否即是gucu一词？

在满文中，与“伴”意义最为接近的词语包括gucu和gaksi，它们都有朋友、伙伴之义。[45]对于这两个词，大部分清代辞书的解释都大同小异。沈启亮在《大清全书》中将gucu解释为“朋友，伴”，将gaksi解释为“伙伴”。[46]清末出版的《清文总汇》则沿袭《清文汇书》，将gucu解释为“朋友，同伴”，将gaksi解释为“伙伴，乃两人为一伙伴也”。[47]

从《大清全书》、《清文总汇》等辞书的解释来看，gucu与gaksi的含义非常接近，很难严格区分二者。但在个别辞书中，这两个词的含义则有较大差别。比《清文汇书》略晚出版的《音汉清文鉴》是乾隆时期的另一部满文辞书，在该书中，gucu被解释为朋友，而gaksi则与一般的解释不同，意为“驻防兵本班轮换伙计”。[48]此处，gucu依旧为普通的朋友之意，但gaksi则与八旗制度有所关联。《音汉清文鉴》的这一解释，可能更符合gaksi的本意，这一点得到了官方权威性辞书《御制增订清文鉴》的印证。

在《增订清文鉴》中，gucu一词的释义为“心意相合之人及同在同行者皆称之为朋友”。[49] gaksi的解释则是“防守之二人为一伙，进行轮换者称之为伙伴”。[50]

在《音汉清文鉴》和《增订清文鉴》中，gucu一词并无特殊之处，但gaksi却非简单的伙伴之义，而是与军事活动中的轮替有关，且人数限定为两人。辞书中这两个词语含义的差别，虽在一般解释中并未体现，但清代使用满文的人们显然非常清楚其区别。gucu常出现于著作中，表示普通的朋友之意，[51]gaksi则只在特定的语境下才被使用。19世纪早期，精通满文的穆齐贤对于这两个词语的使用，凸显了这一区别。在他参与校正的《聊斋志异》满文译本《白于玉》故事中，有一处翻译使用了gucu一词：

emu fempi jasigan tucibufi afabufi hendume, mini emu fe gucu bifi, amba i emgi emu gašan de tembi, bairengge emgeri sain elhe be jasinaki.
出书一函付嘱曰：“余有故人，与大人同里，烦一致寒暄。”[52]

但在其日记中，穆齐贤记载侍卫景吉入直王府与富柱作伴时，并未使用gucu，而是用了gaksi一词：

donjici han’ de yuwan i dangse boo hafan ailungga be fu de guribuhe. ne ilaci jergi giyayan gingki be ubabe idu dosibuha, fuju gaksi ohobi.[53]
汉译：听闻涵德园档房官艾隆阿调至（王）府。今三等随侍景吉入直于此，同富柱作伴。

穆齐贤虽然地位不高，却精通满文。他对gucu和gaksi含义的理解，清楚地表明了二者用法的差异。同时，穆齐贤在日记中的记载，进一步将gaksi与两人值班联系起来，增加了gaksi与满伴关联的证据。

赵翼曾回忆其担任军机章京的乾隆早期，在同一时间点，白天军机处有十位以上的章京值班，夜间则有一人值宿。[54]乾隆中期以后，军机处同时在值的章京可能已逐步固定为四人，偶尔人数会超过四人。[55]到19世纪，军机章京内部正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值班模式：同一时间点，有四位章京在值，即满、汉班各两位章京；在城内时，头班、二班“间日轮值”，在圆明园时，两班四日一轮，乾隆年间可能在值的领班、帮领班章京，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此时亦无须值班。[56]

一些记载表明，满、汉两班章京值日时，值班二人有明确分工：一人负责处理文件的交发，一人负责登记文件。[57]清代中后期，通常将负责交发文件和登记档案的值班章京（idui janggin）称为老班公和小班公。[58]值班章京的这种分工，也体现在随手档中。吕式斌的回忆，详细地描述了清末随手档中所体现的班公之分工：

随手登记档，简称随手，归小班公办理。……平列摘叙之事由，上加一横画，以清眉目。……写毕，由老班公于每条下，注明交某处或分交某处，交内阁者，只注一交字，以折件均由内阁发抄也。[59]

吕式斌的回忆虽主要反映了汉军机处的情况，但满军机处应该也大体相同。由此可见，满班值班章京中，有一人负责交发文件，这恰好与随手档中“交满伴”或者“满伴交来”的记载相对应。所以大体可以判断，档案中经常出现的满伴，即是指值班章京中的满章京，且是负责交发文件的老班公。同时，军机处的这种值班制度与人数，正好与满文中gaksi的含义相吻合。因此有理由相信，“满伴”这一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军机处的汉员在深受满洲传统影响下所发明的。

满伴术语的出现和盛行，在军机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满伴”流行为大致界限，可看到一个明显的分水岭。

首先，满伴的出现和流行，削弱了军机处中的个人色彩。在满伴大规模出现以前，汉员使用了数个术语称呼满章京。无论哪种称谓，都普遍与章京的名字勾连在一起。满章京的姓名频频出现于内廷档案中，表明当时军机处内部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

但从乾隆后期开始，军机处的个人色彩被逐渐削弱，最终，包括军机大臣和章京在内，整个军机处越来越以群体性的角色参与军国大事。[60]首先，随手档中不再记录承办文书的外朝人员姓名，满文上谕档中抄写和校对人员的姓名也越来越少。[61]随后，档案中开始逐渐减少记录满伴的名字，至嘉庆初，已经很少能看到有具体姓名的满伴的记录。最终，在嘉庆二年（1797）八月阿桂去世后不久，廷寄也不再列衔军机大臣的姓名，只书写“军机大臣字寄”。[62]

满伴术语流行的另一个意义在于，从雍正朝萌芽，历经乾隆中前期的漫长岁月，军机处内部人员关于日常业务流程和主要规章制度的探索，至此已基本告一段落。嘉庆四年（1799）以后，虽然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革军机处，但实际上大部分措施对军机处和军机章京都无太大影响。[63]一方面，改革并没有改变军机章京的核心职责和工作流程；另一方面，某些改革看似是一种创新，但实际不过是继承了乾隆时期的政治惯例。[64]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从乾隆后期开始，军机章京内部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满、汉章京无论是在业务层面，还是在实际交往层面，都呈现出一种渐行渐远的趋势。

诸多证据表明，乾隆中前期的满、汉章京在军机处比19世纪时更加紧密地进行合作。[65]乾隆中前期，仅在随手档中便可常见“兼清”、“清汉合璧”等记载，随手档也会记录部分译为汉文的满文朱批。甚至在个别情况下，随手档还直接记录了朱批的满文原文，这在19世纪的随手档中不曾出现。[66]此外，乾隆帝和军机处官员通过翻译，在满、汉两种文字（偶尔也有蒙古文、藏文等其他文字）间建立起一座桥梁，用来灵活地沟通不同族群的官员。随手档中常出现某文件被标注为“音汉”，音汉即是满文nikan hergen i ubaliyambuha（用汉文翻译）之意。[67]

但这种情况在乾隆晚期却有了明显变化。以往，每年随手档中都会出现数十次“满老先生”“满班”的记载，然而自从“满伴”大规模出现于档册后，其出现的频率陡然下降。乾隆三十四年（1769），“满老先生”（也包括其他称谓）参与处理的文件超过90件，乾隆三十七年（1772），“满班”则参与处理了50余件文书，但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这一数字直降为14，乾隆五十一年（1786），“满伴”则只出现了10次，满、汉章京之间的业务互动急剧减少。[68]满伴出现次数的大幅减少，深刻反映了乾隆晚期军机处内部的变化，满、汉章京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之前一样密切，而这种变化则长远地影响了嘉庆以后军机处内部的结构和运作。

四、1821年以后的满伴与中枢机构

经过乾隆时期的探索和嘉庆时期的改革，1821年以后军机处的主要规章制度和日常运转已较为固定，但围绕满伴仍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首先是道光以后，满伴的个人色彩进一步淡化，满屋术语开始流行并和满伴混用。其次是道、咸以后，满章京的职权问题。最后则是19世纪中叶后，满、汉章京的关系问题。

乾隆晚期，虽然随手档中很难再看到记载具体姓名的满章京，但彼时满伴仍具有相当的个人色彩。然而到了道光中后期，一种新的记载方式——“满屋”——开始流行，与之相对，“汉屋”“本屋”等术语也开始频频见于军机处档案。原先大量由满伴处理的各类清单、谕旨、敕书等，部分开始被记录为由满屋处理。[69]

同满伴一样，关于满屋之由来，依旧所知无多。在满屋流行前，主要是乾隆时期，军机章京短暂使用过“清字处”这个术语，但满屋的源头可能在18世纪就已出现。乾隆初年的档案显示，当时曾一度使用过ben boo（本房、本屋）这样的术语，[70]这与道、咸以后的“本屋”用法非常相似。由于军机处早期的档案保存并不完整，再加之满文档案在当时占据优势，因此目前难以判断这个术语的准确来源。

尽管乾隆早期的满文档案中已出现ben boo，但此用法在当时并不常见，军机章京更常使用meni baci、musei baci、meni ubaci（均为“本处”之意）等代表整个军机处的术语。[71]实际上，虽然满、汉军机处之别早已行之有年，但单独发给满/汉军机处或由其发出的公文并不多。[72]多数情况下，军机处都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其它机构来往，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证明，满屋的出现与整个军机处内部满、汉的区分没有太大关系，该术语的流行更多与满章京有密切关联。ben boo用法后来逐渐消失，很可能是因为乾隆朝后来对满语、满文的规范，剔除了大量汉语音译借词，ben boo这样夹杂汉语借词的术语遭到淘汰。

“满屋”的出现表明在章京层面，军机处进一步淡化了个人色彩，过去多由满伴处理的事务，部分逐渐改为记录由满屋办理。但这不意味着，满屋术语的使用，从本质上改变了军机处内部的运作机制和权力架构，相反，满章京在中枢机构的运转中仍不可或缺。

自清末迄今，在众多著述中，19世纪中叶以后的满章京皆被描述为碌碌无为之辈。1935年，瞿宣颖在《申报月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军机章京“虽满汉随用，而实权在汉人。盖其职在典文书，以撰拟敏捷为能，非满人所能办也。”[73]几年后，郭则沄在《南屋述闻》中亦持有类似的观点。[74]但此类批评过度贬低了满章京在军机处的作用和角色。

作为与汉章京相对的满章京，在1821年以后仍需处理大量的满文公文、八旗和边疆事务（不局限于满文），[75]故随手档中屡见满伴/满屋之记载。如道光十六年（1836）的随手档显示，满伴、满班或满屋处理了216件公文，而道光二十八年（1848），满军机处则处理了467件公文。即使到宣统元年（1909），满屋（当时随手档内只有满屋这个术语）参与处理的公文也有160件。[76]只有在某些特殊时段内，由于政局动荡，满伴几乎完全消失于档案中，取而代之的则是满屋。例如庚申之变，两宫匆忙离京，当时随扈的军机章京很少，甚至连满、汉领班章京也未及时赶赴行在，[77]旧有的办事流程被打破，档案中很长时间只有满屋而没有满伴的记载。更为极端的情况则发生在1860年，当时文宗逃往热河，“军机章京均尚未到”，[78]有一段时间内，随手档完全没有记载满章京的信息。

此外，在外交事务方面，满章京之职权也有新的发展，借助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和对边疆事务的熟稔，满章京在一系列外交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79]

首先是对俄关系，鉴于历史传统和双方交往的现况，满章京承担了大量外交文书的处理工作。例如对俄交涉，据不完全统计，咸丰元年（1851）军机处所经手的文件中，至少有61件与俄国有关，其中38件是满文档案，占据总数的60%以上。而在次年，满文档案的比例则高达90%以上。[80]毫无疑问，当时大量汇经军机处的涉俄文书，主要由满章京辅助军机大臣来处理，汉章京只是在后来才逐渐大规模参与到对俄交涉中。

其次，19世纪中叶以来的随手档显示，军机处始终严格遵守一种外交文书分类保存的方法，即凡是汉文文件，一律收藏于汉屋，而满文和其他所有外文文书，都由满章京负责，收藏于满屋。一份外交文件，即使其封套用外文书写，而文书本身为汉字，封套和文书本身仍要被严格地在满屋和汉屋分开保存。[81]

最后，尽管在清朝的最后几十年，诸多涉及外交和边疆事务的公文都改用汉文书写，但满章京在此过程中并未彻底边缘化，汉章京仍不得不与满章京共同处理这些公文。例如，光绪十七、十八年，中、英两国围绕《中英藏印续约》展开谈判，当时大部分奏折均为汉文，但随手档往往标示这些奏折“交满伴”、“交满屋”，表明满章京亦有分享信息的权力。[82]

1821年后满章京在军机处运转中继续发挥作用，凸显了清末以来人们对满军机处“无所事事”批评的偏颇和不准确。[83]事实上，就连曾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亦认为，“嘉、道以后，除授各旗都统及各路将军大臣始用清字谕旨，内外清字章奏亦甚少，故满、汉章京之职务繁简迥殊。”[84]满、汉章京在道、咸之后的进一步疏远，导致汉官对军机处满司员的认识充满误解。

之前已讨论了从乾隆晚期开始，满、汉章京的业务互动与信息交流急剧减少。1821年以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明显。乾隆中前期，随手档经常可见“兼清”、“兼清汉”、“清字折”、“清汉合璧”的记录，这意味着当时汉章京有更多的机会获取满军机处的信息。但这种情况在嘉、道以后则变得不同。一方面，除了极少数的折片、谕旨、咨文（主要与俄国有关）和清单外，汉章京已经很少记录和满文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光绪朝，由于皇太后掌权，原来的满文奏折、引见单等两度被要求改为满汉合璧，但随手档极少对这些满汉合璧文件进行标注。[85]另一方面，即便随手档记录了个别满文折件，大多数情况也只标注“清字”，而不记载具体内容，这与乾隆时期有很大区别。[86]与章京层面只记录“清字”不同，汉军机大臣在日记内则对满、汉公文的内容都有所记录。[87]这种状况凸显了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个层面的信息流通大相径庭的状态。

还有一些证据也显示，满、汉章京两个群体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尹煜统计了许宝蘅入直军机处后，在工作时间以外与满同事见面的次数。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一月到九月，许氏只在工作场合以外见过满章京（“满班”）两次，而他和汉章京（“同班”）则有数次聚会。[88]许宝蘅的同族长辈、同样出任过军机章京的许庚身，则在日记中几乎未记载过他与满章京间的交往，这也正好印证了吕式斌所说的满汉章京“绝少往来”。[89]

此外，虽然民国以来多有抨击满章京之声，但在清代，却少有针对满章京的直接批评，也少有要求改革军机处满、汉章京分职制度的建议。[90]大部分的改革建议都针对军机章京或整个军机处。[91]相反，有少数建议还试图扩展满章京和满军机处的职责与权势。当时不止一位官员试图扩大满文公文的使用范围，而光绪十年（1884）文硕（wenšo）的建议则更能显示出其增强满章京权势之意图。在他重新规划的满、汉章京分职方案中，满章京不但保留了旧有的业务，还扩大了职掌范围，除满文公文外，“所有盛京五部暨直隶、山西、陕西、云贵、四川、西藏并关东三省，西北两边，一切事件，拟交满洲章京专司承办。”[92]

道光以后满、汉章京关系的复杂性反映出，若要准确评估满章京在军机处的角色和作用，应避免将其简单地视为不断丧失权势的边缘性群体。

五、结语

在军机处起源阶段，由于雍正帝在其内廷任用了众多满洲大臣，导致满人居于绝对优势。但是不久，随着军机处的急剧扩张及业务量的成长，满、汉章京的规模均获得扩大。[93]在汉军机处势力缓慢扩张期间，汉文档册中开始出现“满伴”这个术语，道光以后，满伴更加频繁地见于军机处档册。但迄今为止鲜有研究关注到满伴。白彬菊曾猜测满伴可能由一些满章京组成，并由一位或数位满军机大臣监管，但从档案来看，该假设并不能完全成立。关于满伴的起源、发展和人员构成，仍需进一步探讨。

虽然目前尚不能完全厘清满伴的所有细节，但从清代满汉文文献中，仍可梳理出一些基本事实：满伴即满章京中的一部分官员，特别是指值班章京。但由于绝大多数满章京都参与轮值，因此广义上满伴也可认为是指全体满章京。满伴是一种章京内部的平行称谓，与军机大臣没有多少关系。乾隆中前期，汉章京时常以满老先生、满班等称呼满章京，当时并未有统一用法。但到了乾隆朝第五个十年后，满伴一词迅速盛行，成为档案中指代满章京的主要术语，而这一术语，很可能是满、汉两种文化传统融合后的产物。

满伴的出现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军机处内部机制的基本成型。乾隆帝以其高超的统治技术，推动了中枢机构内部分而合作的政治生态的发展。当时，君主刻意使满、汉章京分开办公，侧重不同方面的军政事务。但他又利用多种工具和手段来使两个群体达到微妙的平衡，从而避免天平过度倾向某一方。例如，满、汉章京虽然分别处理满文和汉文文件，但皇帝会有选择性地通过翻译来促成信息的流通。此外，很多公文的处理也需要满、汉章京共同完成。因此，乾隆时代的军机章京虽有满、汉之别，却常常紧密合作，满、汉章京共同促成了盛清时代帝国的兴盛。

道、咸以后的满章京曾普遍被认为不再重要，军机处繁重的具体事务主要依靠汉章京来完成。显然，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满章京在传统的八旗、边疆和新的外交的领域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此时军机处的运作已愈发僵化，满伴的个人色彩进一步弱化，满、汉章京间的实质性互动和交往大幅减少，以致当时的汉章京都难以窥知满军机处的运作情况。君主统治能力的衰弱，满、汉章京之间的隔阂加剧，导致军机处的这种政治生态难以再维持帝国的有效运转，最终与清朝一道走入历史。

References

Bai Binju (Bartlett, Beatrice). Junzhu yu dachen: Oing zhongqi de junjichu (1723-1820)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 Ching China, 1723-1820). Translated by Dong Jianzhong.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17.

Beatrice Bartlett. “Books of Revel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Archival Record Books for Research on Ch’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6, 2 (1985), pp. 25–36.

Keliher Macabe. “The Problem of Imperial Relatives in Early Modern Empires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hin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2, 4, (2017), pp. 1001–1037.

Richards, John. The Mughal Empire (Vol. I/5 of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Wook, Yoon. “The Grand Council and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s in the late Qing,”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08.

Wu Yuanfeng. “Qingdai junjichu manwen yuezhebao ji qi shiliao jiazhi” (On the Manchu Monthly File Packages of Military Confidential Administration in Qing Dynasty and Its Value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Manyu yanjiu (Manchu Studies) 1 (2007).

Xu Li. “Junjichu manwen shangyu dang ji qi jiazhi” (Archives of Reports to Emperor from The Grand Council and Their Value). Manyu yanjiu (Manchu Studies) 2 (2017).

Zhang Deze. Qingdai guojia jiguan kaolue (The State Apparatus of the Qing Period). Beijing: Gugong chubanshe, 2012.

Zhang Lingxiao. Schismatical ‘National Language’: The study of language politics in late Qing (1821–1911). M.A. Thesis, Shandong University, 2019.

The Manchu Divis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Central Organization in Qing Empire

Zhang Lingxi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brinkings@mail.sdu.edu.cn)

Abstract: The Grand Council, as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the Qing Empire,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mperial politics since the Mid-Qing China. The Manchu Division (Man-ban, 满伴) was a common term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Grand Council, but scholar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is group. We do not know when it began, nor can we be sure of its personnel and duties.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anchu Division was composed of Grand Council Clerks, especially the Duty Secretaries值班章京. The officials of the Grand Council usually called them “Manchu old gentleman” 满老先生 or Man-ban 满班. Manchu Division might refer to Chinese language ban and Manchu language gaksi that was a new term created after mid-Qianlong period. The appearance and popularity of the Manchu Division marked the maturation of internal mechanisms in the Grand Council. The emperor kept a balance between the Manchu and Chinese clerks by various devices. From mid-nineteenth century, alienation grew between Manchu and Chinese clerks. Consequently,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became rigid, and the political ecosystem finally collapsed completely.

Keywords: Central Organization, Grand Council, Man-ban, Grand Council Clerks

[①]  本文中出现的满文转写采用穆麟德转写方案，并用斜体标识，以示与英文字母区别。除开始用“满”字表示满文外，下文一律不再单独标注。

[②]  约翰·理查兹著：《新编剑桥印度史：莫卧儿帝国》，王立新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页；Macabe Keliher, “The Problem of Imperial Relatives in Early Modern Empires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hin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2 Issue 4, (Oct. 2017), pp. 1001–1037.

[③]  相关研究参见Alfred Kuo-liang Ho, “The Grand Council 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1 No. 2 (Feb. 1952), pp. 167–182；宋美玲：《淸 中期 軍機處 硏究：雍正·乾隆帝의 軍機處運用과 皇帝權力의 限界》，梨花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宋希斌：《清代军机处职权的来源及其演变：以公文运转程序与证据变动为核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④]  近年来，已有部分研究开始着重关注鸦片战争以后的军机处和军机章京，如Yoon Wook, “The Grand Council and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s in the Late Qing,”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08；李文杰：《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等。

[⑤]  白彬菊：《君主与大臣》，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8页。

[⑥]  白彬菊：《君主与大臣》，第268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以下简称《随手档》）第7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446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以下简称《乾隆朝随手档》）第4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

[⑧] 《随手档》第37册，第46页；《随手档》第90册，第147页。

[⑨]  满屋一词于道光后期开始出现，并在咸丰以后盛行。随手档中较早出现“满屋”的例子，参见《随手档》第62册，第652页；《随手档》第72册，第187页。

[⑩]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31页；吴元丰：《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满语研究》2007年第1期。

[11] 《随手档》第72册，第277页；《随手档》第89册，第230页。

[12] 《随手档》第83册，第68页；第94册，第546页。

[13] 《乾隆朝随手档》第10册，第155页；第12册，第170页。

[14] 《乾隆朝随手档》第44册，第493、699、805页。

[15]  白彬菊：《君主与大臣》，第268页。

[16]  荣庆著，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17]  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167页。

[18]  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09页。其他一些档案也将军机处的“班”指向了军机章京。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随手档》第32册，第535页。

[19]  白彬菊：《君主与大臣》，第247-248页。

[20]  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下，上海书店，1984年，第2页a。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17册，第11页；第24册，第131页。。

[22]  黄润华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305页。

[23]  傅恒等纂：《御制增订清文鉴》卷5，清乾隆三十六年殿刻本，第33页a，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编号：3343670944。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清代官僚体系中，“班”除了与值班有关外，也和次序有关，应当将满班中的“班”与“班次”“年班”等区分开来。参见《新定蒙古官员围班班序名单》，《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后文所引档案如无特别注明，均藏该馆），档案号：03-0194-3429-022。

[24] 《乾隆朝随手档》第5册，第128、234页。

[25] 《为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聪慧著选派喇嘛授经布道达赖喇嘛亦不时指教事》，《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乾隆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档案号：03-18-009-000004-0004-0120；《乾隆朝随手档》第6册，第99页。

[26] 《乾隆朝随手档》第2册，第71、226页。

[27] 《乾隆朝随手档》第5册，第128页；第7册，第31页。

[28]  满同事和其他几个术语不同，并不专属于军机处。参见叶风毛：《内阁小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14页；翁曾翰著，张方整理：《翁曾翰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405页。

[29] 《乾隆朝随手档》第10册，第138页；第12册，第93页；第21册，第529页；第24册，第2页；第27册，第158页；第30册，第10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30] 《乾隆朝随手档》第12册，第140页。

[31]  王应奎撰，王彬、严英俊点校：《柳南随笔·续笔》卷1，中华书局，1983年，第8页。

[32]  王世贞：《觚不觚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33]  王士禛：《居易录》卷29，清刻本，第12页a，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编号：990112613530203941。

[34]  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卷1，第8页。

[35]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2册，广陵书社，2004年，第8748页。

[36]  赵翼：《簷曝杂记》卷1，中华书局，1982年，第1-2页；王昶：《军机处题名记》，《春融堂集》卷47，记一，嘉庆十二年塾南书社刻本，第1页b-第2页a，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A03246。

[37]  张玉书等编纂：《康熙字典》，子集中·人部，中华书局，1958年，第6页。

[3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中华书局，2004年，第907-908页；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38页。

[39]  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5-59页。

[40] 《清高宗实录》卷239，乾隆十年四月辛未；故宫博物院编：《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第2册，卷49，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63页。

[41]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护送准噶尔等人自东科起程赴藏日期折》，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81页；《伴送准噶尔使臣之主事尚图为已率使臣由肃州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32页。

[42]  相关例子可参见《方略》记载的一分黄廷桂的奏折。见故宫博物院编：《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49，第363页；满文《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49，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55页b，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编号：3343781606。在满文《方略》中，tuwašatabume与benebuhe分开，“伴送”之意进一步减弱。

[43]  昆冈等续修：《大清会典》卷39，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41页。

[44]  昆冈等续修：满文《钦定大清会典》卷39，清光绪内府写本，第22页a，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编号：1676540792。

[45]  gucu一词在爱新国（aisin gurun）崛起时期，还有特殊的政治含义，由于与本文主题关联较小，故不再展开论述。参见増井寛也：《グチュgucu考——ヌルハチ時代を中心として》，《立命館文學》2001年第572号；孙浩洵：《论努尔哈齐时代的gucu“古出”》，《满语研究》2013年第2期。

[46]  沈启亮辑：《大清全书》卷4、13，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91、340页。

[47]  李延基：《清文汇书》卷2、11，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719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50、201页；志宽、培宽：《清文总汇》卷3、12，清光绪二十三年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第41页a、第2页b，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编号：3305296003。

[48]  明铎：《音汉清文鉴》卷5，清乾隆四十二年繍谷藜照阁刻本，第66页b、第70页a，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49]  傅恒等纂：《御制增订清文鉴》卷10，第21页a。

[50]  傅恒等纂修：《御制增订清文鉴》卷10，第5页a。

[51]  参见希特洪阿：《初学梁津》叙，清光绪刻本，第3页a，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编号：3305715340；《满汉西厢记》卷2，请宴第六章，清抄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14514250，第7页b；季永海等编：《尸语故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52]  扎克丹译：《合璧聊斋》卷15，光绪三十三年西书坊刻本，第16页a，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编号：3305268670。

[53]  穆齐贤：《闲窗录梦译编》上册，赵令志、关康译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2页。

[54]  赵翼：《簷曝杂记》卷1，第6页。

[55]  参见《乾隆朝随手档》以及《清文日记档》，乾隆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转引自吴元丰：《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满语研究》2007年第1期。

[56]  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卷14，第46页；卷22，第273页；《奏请将旷误章京程祖诰退出军机处交部议处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十年八月初一日，档案号：03-4154-078。

[57]  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58、161页；水东花稳辑：《南屋述闻（卷一》，《中和月刊》1940年第1卷第8期，第107页。

[58]  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下，第2页a-b。

[59]  吕式斌：《枢曹追忆》，《中和月刊》1940年第1卷第10期，第41页。

[60]  在清朝官僚体制中，以群体性角色参与政治的明显例子是，1861年仿照军机处设立的总理衙门。参见李文杰：《总理衙门的奏摺流转及其权力运作》，氏著：《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第252-282页。

[61]  徐莉：《军机处满文上谕档及其价值》，《满语研究》2017年第2期。

[62]  昭梿撰，冬青点校：《啸亭续录》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庄吉发：《清代廷寄制度的沿革》，氏著：《清史论集》第5册，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72页。

[63]  关于军机处改革的具体措施，参见白彬菊：《君主与大臣》，第301-305页。

[64]  例如，嘉庆四年的谕旨内首次公开要求军机章京必须“人品端方，年富力强，字画端楷”，但类似的标准在乾隆时期已行之有年。见《覆军机处之咨文荐举郎中等八员以为递补军机处章京之用》，《军机处档摺件》，乾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031554；《奏请停止国子监送补武英殿缮写贡生改用誊录并酌裁额缺添募供事缘由》，《军机处档摺件》，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011434等。

[65]  关于乾隆时代满、汉章京的合作情况，可以参考乾隆三十四年四月，满、汉章京因为没有互相关照，导致傅恒的满、汉奏折没有在同一天从军机处发回。当时的大学士尹继善认为“若不参处，将来必致彼此不相照应”，可见满、汉章京在当时的合作是一种常态。参见《吏部为参奏军机处司员发报迟延事》，《内阁大库档案》，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档案号：145210-001。

[66]  关于“兼清”“清汉合璧”的记录，参见《乾隆朝随手档》第9册，第312页；第30册，第15页。关于满文朱批的记录，参见《乾隆朝随手档》第8册，第264页；第34册，第74页。

[67] 《乾隆朝随手档》第8册，第143、147、151、403页。

[68] 《乾隆朝随手档》第21、24、29、38册。

[69]  关于满屋处理公文的具体情况，见《随手档》第52册，第47页；第66册，第228页；第82册，第78页。

[70]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赏赐使臣及护送章京等银两事折》，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下册，第2639页。

[7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病故跟役卓特巴银两片》，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军机处为增拨雇骡价银事咨户部文》，乾隆十一年闰三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册，第1064、1507页；《议奏准噶尔人等贪图小利不肯进藏熬茶事宜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六年八月初七日，档案号：03-0175-1558-001。

[72] 《为著侍卫萨穆坦将哈萨克使臣代往圆明园事札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3-0178-1825-005；《为议驳吉林笔帖式宗福拟补驿站监督事致军机处咨文》，《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档案号：03-2870-040。关于满/汉军机处的用法，参见《交理藩院传鄂罗思馆章京富兴由》，《内阁大库档案》，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初六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档案号：297511-079；《乾隆四十九年分小记事》，《内阁大库档案》，乾隆四十九年，（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档案号：297511等。

[73]  铢庵：《杶庐所闻录》，《申报月刊》1935年第4卷第1期，第158-159页。

[74]  水东花稳辑：《南屋述闻（卷一》，第115页。

[75]  Bartlett Beatrice, “Books of Revel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Archival Record Books for Research on Ch’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6 No. 2 (1985), pp. 25–36；张凌霄：《断裂的“国语”：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76] 《随手档》第51-53册，第69-70册，第174-176册。

[77] 《奏请饬催军机处满领班章京兵部郎中惠兆等员迅速前来行在办事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档案号：03-5944-044。

[7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0册，第535页。

[79]  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少，惟限于篇幅和文章主题，这里仅作简略说明，笔者日后当另撰文详细讨论。

[80]  此系笔者个人据《随手档》《满文录副奏折》《满文上谕档》《上谕档》《四国新档》《伊犁奏折》（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实录》等之统计结果。

[81]  相关事例参见《随手档》第92册，第73页；第93册，第554页。

[82]  具体实例参见《随手档》第133册，第389页；第134册，第561页。

[83]  吕式斌：《枢曹追忆》，第43页。

[84]  佚名：《道光二十六年春季军机处随手档》，抄本，不分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18209。

[85]  关于要求将满文奏折改为满汉合璧奏折的谕旨，见《清德宗实录》卷1，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庚辰；徐致详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32197-31298页。有关随手档记载满文或满汉合璧文件的少数案例，可参见《随手档》第29册，第381页；第86册，第433页；第98册，第125页；第154册，第566页。

[86]  关于随手档只标注“清字”的情况，参见《随手档》第85册，第529页；第89册，第50页；第94册，第142页。

[87]  关于汉军机大臣记录满文公文的情况，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3081页；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466页。

[88]  Yoon Wook, “The Grand Council and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s in the late Qing,” pp. 66；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70-171页。

[89]  许庚身：《许庚身春明日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晚清文献七种》，齐鲁书社，2014年，第521-542页；吕式斌：《枢曹追忆》，第43页。

[90]  预备立宪时期，有贡生建议朝廷，军机章京应效仿其他部院废除满汉分缺，但此种建议较为罕见。《奏陈政务》，《军机处档摺件》，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168831。

[91]  参见《奏为敬陈考试军机章京宜慎重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七月初十日，档案号：03-2170-033；《奏为具陈慎重军机事密防止疎洩请饬下各衙门可否权其轻重仍照向章办理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五年七月初十日，档案号：03-5140-050。

[92]  关于扩大满文公文的使用范围的建议，见《奏请速发廷寄催令林则徐作速任事并军营折报俱用清文事》，《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三十年十月初三日，档案号：03-2856-027；《请速定战守并拟应办事宜请发交核议施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光绪十年六月十九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1-24-012-01-005。文硕方案的具体内容见《月折档》，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603001062。

[93]  乾隆二十四年军机处共有31名章京，其中18人为满章京，13人为汉章京。乾隆四十九年仅南巡随围的人员名单中，就有12位汉章京，这还不包括留京军机处中的汉章京。《吏部为军机大臣等一并议叙事》，《内阁大库档案》，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档案号：117850-001；《户部为移送随围名单事》，《内阁大库档案》，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档案号：144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