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疆史研究取得了显著发展，学科建设不断加强，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边疆史地研究中的显学。海疆史理论研究经过七十年的学科建设日益成熟，学术体系建设逐步体系化和规范化，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海疆史的发展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应时势之变是海疆史研究成长的不竭动力，也是海疆史研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随着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进步，海疆史研究必然会迎来新的更大发展。
关键词：海疆史；海洋维权；海洋文明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辉煌的海洋文明史。我国古代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度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创造过郑和下西洋等世界奇迹。明代中叶以后,我国不仅再没有举行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而且封建统治者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屡次实施“海禁”,限制对外交流,最终导致我国由一个海洋强国沦落成为海洋弱国。近代,我国饱受列强欺凌,海疆危机频发,英、俄、美、法、日等迫使我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林则徐等先进思想家们认识到海疆的重要性,开始研究如何护卫海疆、经略海疆、开发海疆,关于我国海疆史地的研究逐渐为社会各界所重视。民国时期,以郑资约、陈天锡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编著了多部有关南海诸岛史料汇编和研究论著,但囿于种种因素,海疆史的研究未能形成体系,缺乏思想理论支撑,有些著述甚至存在严重错谬。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疆史研究取得了显著发展,学科建设不断加强,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边疆史地研究中的显学。
一 新中国成立后海疆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海疆史研究的历程,根据海疆史学科发展的特征和成果的创新情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的海疆史研究处于曲折探索阶段。1949～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被确立下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海疆史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获得了新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活跃局面,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教条化,运用形式简单化的问题。“文革”期间,由于受到政治上“左”倾思想的影响,海疆史研究也受到影响,理论成果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没有大的拓展,呈现出僵化趋向。在研究成果方面,集中在台湾史、鸦片战争史等少数几个专题研究领域。在学术队伍建设方面,主要有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沿海省区高校如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少数科研院所,研究条件也十分艰苦。不过这一时期很多学术研究具有开创性或奠基意义,许多学术观点仍有广泛的影响力。
这一时期海疆史研究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在研究理论方法上唯物史观成为主流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历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突破了旧史学研究的传统范式,除了对历史史实进行清晰叙述和深入分析外,更加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衔接,重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历史学家顾颉刚曾高度评价唯物史观的进步意义,他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1
在海疆史研究领域,唯物史观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在旧史观的影响下,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呈现出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的现象,缺乏系统性理论探讨,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评价、历史贡献和消极影响等,不能形成科学的评述。唯物史观引入后,史学界遵循对历史人物阶级分析的原则,对历史人物的行为、思想、言论进行科学分析,指出他们社会活动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对于其实践活动的历史影响提出了客观评析,代表性著作如丁名楠的《关于林则徐的评价》。该文使用了阶级分析法来评价林则徐的历史贡献和重要活动,明确提出林则徐是“封建主义者”,“林则徐忠实于满清皇帝,忠实于封建统治阶级,这是事实我们承认,这些确是林则徐的缺点,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历史的局限性,要求他没有忠君思想,因为这样要求是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不是以林则徐时代的标准,而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要求林则徐,这显然与历史唯物论的原则不合”。2
二是关于清代海上贸易制度,特别是海禁政策的分析。肇始于元代的海禁政策在历史上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实行的海禁政策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学者们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从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着手,从社会发展与社会制度演化互动关系解析我国自明清以来,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不仅指出了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局限性是海禁政策实施的重要因素,而且提出了封建农业经济基础的局限性是海禁政策实施的反映。这一时期的学者多数认为,海禁政策是反动的,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王仁忱的《满清的海禁与“闭关”》3、潘莳的《清初广东的迁海与广东人民的反迁海斗争》4等都对海禁政策的实施持批判态度。
三是关于我国近代海疆危机的评述。民国时期,对于近代中国海疆危机频发的原因多归结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性。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于近代中国海疆危机的研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更加侧重于社会经济形态对于海疆危机影响的研究,并且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对于统治阶级的作用进行了评估,如陈诗启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干涉活动和矛盾斗争》5,严中平的《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上、下),苑书义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的性质》等。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对外交流的发展,历史学研究焕发了生机,一方面,学术界开始科学地认识和思考唯物史观,发展地使用唯物史观;另一方面,西方一些理论方法被引入国内,引起了我国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思考。同时,我国所面临的海洋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人们对海洋问题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加强海疆史的研究,科学探索中国海疆形成、演变的规律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海疆史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不断丰富,逐步形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学术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南海诸岛历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南海诸岛历史研究在继承老一辈学者优良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学科间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不断加强,学者们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历史问题研究,而是有意识地将历史研究与国际法研究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逐渐与国际法学、地质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跨学科性特征日益显著,既使用了传统史地研究的方法手段,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加突出研究的针对性、实用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拓展了南海诸岛问题研究的空间。6
这一阶段海疆史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发展。第一是研究机构不断增多,研究队伍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科研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加,科研工作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步很快。顺应时代所需,很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设立了有关海疆问题的研究机构。1980年,经时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和教育部长蒋南翔等领导批示,厦门大学成立台湾研究所,成为海内外首家研究台湾问题的学术机构。该所1981年开始招收台湾史专业研究生,是国内最早招收台湾史研究生的学术机构。1983年,台湾研究所创办了《台湾研究集刊》,为大陆第一份专门研究台湾的学术刊物。1983年,为了推动国内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在中央领导指示下,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简称“边疆中心”)。边疆中心成立不久,在长沙召开全国性的边疆史地研究座谈会,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动边疆史地研究和学科建设,参会学者均为国内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知名学者。与会学者讨论了“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状况,存在的困难,并要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加强国内各有关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合作,积极发挥组织和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作用”7。1987年,边疆中心创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属于内部刊物专门刊登边界研究文章,首期即刊登了陈可畏、邓自欣的《南海诸岛是我国的领土,决不容许别国侵占!》一文。1991年,边疆中心创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这是我国首个专门发表中国边疆地区历史、地理、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的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创刊后,刊载了不少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有关海疆史研究的文章,已成为国内海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发布平台之一。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边疆中心先后策划出版了《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海南及南海诸岛史地论著资料索引》等有关南海诸岛历史的论文集、资料集8,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90年代中期以后,海南南海研究中心9、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10、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11、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12、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13等一批海疆学术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为海疆史研究的稳步推进和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奠定了海疆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第二是海疆史基础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学术领域不断延伸推进。这一阶段,我国出版的有关海疆史研究的专著、译著、论文集、资料集、工具书、专题学术论文数量快速增长。新史料和考古资料不断发掘,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特别是跨学科综合研究趋势明显,在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2001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刊载了一组关于海疆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围绕“海疆”的定义、海疆史研究的性质和任务、海疆史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外延等问题集中进行了讨论。李国强认为,“我国的‘海疆’至少应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我国拥有主权但同时与相邻国家的陆地或海域毗连的海域;二是我主权海域的沿海领土。前一部分的特性是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国界’的含义,后一部分则表明的是主权海域与主权陆地领土间的关系”14。张炜提出,“海疆首先是一个国家范畴的地理概念。……中国古代的海疆早就存在,它不是一个海岸线或海岸带概念,而是一个区域概念,是海岸线以内的沿海地区及其靠近大陆的海岛构成的、有着海洋文化特征的‘沿海疆域’”。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古近代海疆史的‘海疆’概念应定位于中国的沿海地区,主要指海岸带,包括沿海的陆地、滩涂、港湾、岛屿”15。有的学者对于海禁政策提出了与以往学术界传统观点不太一致的看法,陈柯云的《论清初的“海禁”》一文对海禁严重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看法提出商榷的意见,提出清初的“海禁”,时间很短,共计不足三十年,它的起因既不是以中断海外贸易为目的,而施行的结果也并没有中断和严重减少海外贸易。显然,那种认为清初的“海禁”“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观点,是和历史实际不符合的”16。对此,有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
除了海禁政策外,有关海上贸易管理史的研究也逐渐进入海疆史学术研究的视野。建立管理机构、制定管理章程、实施管理措施,对海上贸易管理是一个国家行使主权、维护主权的具体体现。成果较为丰富的领域之一是海上贸易管理制度,主要内容涉及市舶司、海关史、贸易法规等,代表作品有郑有国的《中国市舶制度研究》17、陈尚胜的《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18、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19和《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及其政治文化意蕴》20等。
有的学者开始从海疆治理思想的角度来研究海疆问题。主要成果有孙海峰的《略论明朝的海洋政策》21,何瑜的《清代海疆政策思想探源》22、《康乾盛世与海疆政策》23和《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24等论著从更深层次来探讨我国历代海疆政策内涵及意义,如何瑜提出:“凡是清政府为维护其领土完整和沿海地区的有效统治,在东南和东北海疆所采取的对内对外一切方针政策都应包括在清代海疆政策之内。”25
随着海疆史各个领域研究的不断进步,学者们开始对中国海洋疆域的整体发展状况和各个时期中国海洋疆域发展变化以及中国海洋疆域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安京的《中国古代海疆史纲》26和张炜、方堃主编的《中国海疆通史》27两部海疆通史类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海疆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渐趋成熟。
《中国古代海疆史纲》是国内第一部中国古代海疆通史类著作。该书写作内容的起始点是石器时代,对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中国人的海洋活动进行了梳理,截止点为清朝灭亡。作者对于中国海疆的形成、海疆的行政管辖、政区沿革、建设开发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阐述。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提出了中国古代海疆史研究的内容,对于推动海疆史的学术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部著作共同的特点是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吸收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民族学、海洋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形成了中国海疆通史研究的独特的体系结构,为日后中国海疆通史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海疆通史》全面介绍了中国海疆发展的历史进程。该书对于中国海疆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提出海疆首先是一个国家范畴的地理概念,海疆的概念,古今不同。该书在总结我国内陆与沿海疆域经济、政治互动发展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海疆发展迥异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独特性,这一观点对此后很多学者的研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书也为中国古代海洋疆域研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如刘俊珂的《中国海洋疆域的形成与管理研究述评》28等都深受该理论范式的影响。29
第三是在一些专题史研究,如香港史、澳门史、南海诸岛史地、钓鱼岛历史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钓鱼岛和南海主权权益争端问题的出现,钓鱼岛和南海诸岛史地研究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出现了一个研究高潮。以余绳武、刘存宽、刘蜀永、韩振华、戴可来、鞠德源、黄启臣、黄鸿钊等为首的老一代先贤学者殚精竭虑、排除各种困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19世纪的香港》30,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31,鞠德源所著《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32,吴志良等主编的《澳门编年史》33,黄鸿钊的《澳门史》34,黄启臣的《澳门通史》35,韩振华的《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36和《南海诸岛史地研究》37等都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精品力作,影响深远。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种种因素,有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向有所调整,海疆史学科人才培养又存在一些问题,在某些研究领域和研究机构中,人才结构也出现了断档。
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至今。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38的战略目标,这对于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海疆史在学科建设方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各个领域研究蓬勃发展,学术成果大量问世,研究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不断深入,史料的挖掘、整理等取得了显著成绩。
首先,学科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各级机构对海疆史研究的投入显著增长,国家社科规划办、教育部加强了对海疆问题研究的支持力度,针对海疆历史上的疑点问题、理论难点问题和现实热点问题,设立了一批重大、重点项目。如陈谦平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历史主权研究”,阎根齐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南渔民《更路簿》地名命名与南海维权研究”,张生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及钓鱼岛问题研究”,谢必震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史料编年”,马腾岳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台湾的中华民族认同与记忆研究”,汤开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澳门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汉文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等。这些项目的设立为科研工作提供了经费保障,改善了海疆史研究的基础科研条件,调动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海疆史研究的发展。
其次,一些新的学术研究机构组建,研究队伍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2012年,由教育部牵头组织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目标是围绕国家急需战略问题,以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突破机制体制壁垒,通过协同组织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协同研究,联合培养人才。2013年首批认定的14所协同创新中心中,由南京大学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机构和海军指挥学院、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简称“南海中心”)。2014年教育部认定第二批共24家单位组织协同创新中心,由武汉大学牵头,联合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郑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与高校共同组建的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
2019年1月3日,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要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该院下属中国边疆研究所设立有海疆研究室和中国海洋史研究室,专门从事涉海历史与现状问题的研究。
此外,厦门大学、海南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成立了有关南海问题的研究机构(如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海南大学更路簿研究中心等)。
随着新的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原有学术研究机构经费、人员投入的增加,海疆史人才培养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始崭露头角。不少青年学者具有留学经历,外语好、视野宽,有的学者开始利用美、英、法、日等国外档案资料开展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谭玉华的《二战前法国南中国海政策的演变》39和《权利与控制:1947年永兴岛事件引发的中法西沙群岛之争》40、郭渊的《南海九小岛事件与中法日之间的交涉》41等利用了英、法等国档案,对法国侵占我南沙群岛和法国在南海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考察。栗广使用了美国各级档案机构所藏有关南海问题的档案文献,对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南海政策进行了考察,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美国对南海诸岛归属问题的考量与行动(1943—1951)——兼论美国对南海争端政策的形成》《1930年代美国对南海争端的立场评析》42等文章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近年来以海疆史方向每年招收培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数十人,极大地推动了海疆史研究人才队伍建设。
最后,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深化,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展。近几年来,学术界一方面加强了文献史料与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出版了多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献集,如南京大学张生、董为民等编著的10卷本《钓鱼岛问题文献集》43是目前为止,内容最为全面、梳理最为详尽的钓鱼岛文献资料集,其搜集整理的民国时期报刊资料、中国晚清及民国时期外交档案、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档案、日本外务省档案等内容有很多是以往学术界未曾发掘和关注的文献,为深化钓鱼岛问题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该套文献集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先后获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政府奖、江苏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等国家级、省部级奖项。
另外,海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很多学者开始进一步探索跨学科研究方式,积极借鉴国际政治、国际法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如王颖等的《论证南海海疆国界线》44、唐盟等的《1947年中国南海断续线精准划定的地形依据》45采用了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南海断续线”性质提出了新的解读。疏震娅的《关键日期视角下的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分析》一文对历史史实的梳理,就国际法中有关关键日期问题进行了分析,对钓鱼岛主权问题进行了探讨。46有的学者从环南海区域整体史的视角研究南海历史,如袁澍的《中国与南海周边关系史》47、王利兵的《作为网络的南海——南海渔民跨海流动的历史考》48和李欣的《环南海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初探》49等。这些论著的问世说明海疆史理论研究日趋多元化,学术体系建设逐步体系化和规范化,反映出海疆史学科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海疆史研究主要成就与特征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海疆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过曲折,有过磨砺,但在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下,海疆史研究发展的步伐从未间断,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为一个专门史,海疆史研究承载了很多应对现实问题的功能,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既有理论研究价值,又具现实意义的学问,可以说海疆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做出贡献,体现了学人的责任与担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出现争议,学术界对我国拥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海诸岛的历史依据、基本史实进行了深入的梳理,特别是地名考证、史料辨析等问题,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专著先后面世,这些著述为我国海洋维权斗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在南海史地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以韩振华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团队。
20世纪80年代,为了对南海诸岛历史主权进行科学论证,向世人揭示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真相,韩振华及其研究团队在国内主要档案馆、图书馆,广泛查阅中外文档案资料,搜集、整理出大量有关南海诸岛历史档案文献和地图,并多次前往海南、西沙群岛进行实地调研。1977～1979年,《南洋问题》先后刊载了韩振华、林金枝、吴凤斌等学者撰写的十余篇有关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的文章50,这些论著综合运用考古学、天文学、航海学、地质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具有奠基性意义,很多研究成果开创的研究模式至今仍是南海史地研究的范本。同一时期,还有以戴可来先生为首的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团队对越南所谓拥有南海诸岛主权历史证据的批驳。戴可来、于向东等先后发表了《漏洞百出,欲盖弥彰——评越南有关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51、《<抚边杂录>与所谓“黄沙”“长沙”问题》52等理论文章,科学地驳斥了越南当局企图侵占我国南海诸岛的种种“论据”。李金明的《中国南海疆域研究》53和李国强的《南中国海:历史与现状》54,两书将历史研究与法律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以确凿的史实为依据、缜密的论证结构向世人完整地呈现出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最早并持续不断对南海诸岛实施管辖的历史,标志着我国南海主权历史证据链框架体系构建基本完成,为南海史地研究持续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钓鱼岛历史问题研究方面,学术界围绕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日本所谓“享有钓鱼岛主权”的“证据”,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一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二是日本窃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历史,三是“二战”后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制造了钓鱼岛争端,四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不属旧琉球王朝领土。55最具代表性的著述是郑海麟的《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56和刘江永的《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一书使用了大量中、日、英文文献,充分运用历史考证学、语言学、地理学、气象学及国际法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在对历史资料深入发掘、周密辨析、审慎考订的基础上,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的历史及现状做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对日本声称“领有钓鱼岛”的论据做了有力反驳,为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提出了铁证。
刘江永的《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在全面梳理中外档案材料、历史文献、地图证据、法理依据的基础上,对钓鱼岛主权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证。该书最大贡献是使用了诸多罕见的日文新史料、新证据。作者揭露了日本所谓古贺辰四郎1884年发现钓鱼岛是以讹传讹,并通过日本早年登岛偷猎者后代的证言,披露了日本利用1894年甲午战争获胜之机窃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内幕情况。
黄颖、谢必震的《1895年前西方人眼中的钓鱼岛》57,李理的译著《近代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调查及窃取》58,朱卫斌、李庆成的《论台湾当局与美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交涉(1970—1971)》59,崔丕的《美日两国政府应对本国国会审议返还冲绳协定的对策及其对钓鱼岛归属争端的影响》60,胡德坤、黄祥云的《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中立政策”的由来与实质》61,米庆余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考——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谈起》62,陈硕炫的《<指南广义>中有关钓鱼岛资料的考述》63等都是很有学术影响的著作。
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张海鹏、李国强的《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兼及琉球问题》64可谓影响最巨。文章提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依照这些规定,不仅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
该文发表后,引起日本各界的高度关注。“琉球再议”的提出随即引发日本媒体的关注。日本时事通讯社不仅报道了文章的主要观点,而且随文刊登了《人民日报》刊文版面照片,称中国通过文章暗示中国拥有冲绳主权,可能会引起日中关系新的紧张形势。日本共同社对该文的看法是虽然“日本对冲绳没有合法主权”的主张这种观点并不罕见,但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公开刊登此观点却十分罕见,因此,可以判断这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牵制日本的措施之一。日本“搜索中国”网站的文章猜测说,该文刊登存在政治背景因素。
该文还引起了日本政界的高度关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无论是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国家法上讲,(冲绳以及所属岛屿)是我国领土这一事实不可否认。”65日本外务省官员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也表示:如果文章是在中国政府的参与下所写,将不可忽视。66
通观日方对于该文的反应,可见此文戳中了日本非法侵占琉球、钓鱼岛的痛点,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嚣张气焰。
为中华海洋文明的传承、传播与创新做出了贡献。中国海洋文明博大精深,根据杨国桢先生估算,留存下来的海洋文献有近亿字。67长期以来,我国关于海疆史文献缺乏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学术研究较其他国家明显滞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海疆史的研究受到重视,众多科研成果的问世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双重性格,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影响有以下几点。一是让更多人对我国人民开发海疆、经营海疆的悠久历史有了深入的了解,如在渔业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于我国渔业经济、渔民社会、渔业政策方面的内容有了更多认识,代表性论著有:白斌的《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68、徐晓望的《明代的东海渔业》69、夏章英的《南沙群岛渔业史》70、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71等。二是使人们更加了解我国海洋文化的丰富多彩。在我国,有关海洋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沿海各省市对于历史文化工作越来越重视,学者们积极挖掘史料,海洋文化史研究呈现出勃兴状态,已成为海疆史的学科增长点,反映不同地域海洋文化研究著述累年增加。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72,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册,在收集、总结了学界海洋史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角度讲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三是对于我国古代先进的海洋开发利用技术有了进一步了解,如海水制盐业史、航海史等研究领域,代表作有吉成名的《唐代海盐产地研究》73、纪丽真的《明代山东海盐生产方法考》74等。在造船和航海史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是孙光圻的《中国古代航海史》75和席龙飞的《中国造船通史》76。这两部著作系统梳理和介绍了我国航海科技发展的历史过程,突出阐述了我国在航海造船领域的成就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使国人了解了近代中国海疆危机为民族、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认识到加强海防建设的重要性。我国是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明代中叶之后,中国海防屡屡受到外强入侵,海防问题成为关乎国家危亡的重要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海防史研究一直是海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在海防通史、海军史、海防制度史、海防建设史、海防战争史、海防历史人物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代表作品有海军司令部编著的《近代中国海军》77、戚其章著《晚清海军兴衰史》78、王宏斌的《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79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80等。
在海防人物方面,关注点主要有明代抗击倭寇的著名将领及重要人物,如戚继光、俞大猷、朱纨,晚清时期对我国海防建设起到重要影响的人物,如林则徐、魏源、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王韬、郑观应、刘铭传、丁宝桢等,代表性论文有苏小东的《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兼论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81、王荣国的《严复海权思想初探》82、成赛军的《曾国藩海防思想简论》83等。
总起来看,海疆史研究的成就斐然,对于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几个方面。中国海疆史发展每个脚印都有强烈的时代痕迹,每次研究高潮的兴起都际会于时势之变,这是海疆史研究最明显的特征。“经世致用”是海疆史地研究者共有的优良传统,应时势之变是海疆史研究成长的不竭动力,也是海疆史研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三 海疆史研究展望
当今的时代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海疆形势日趋复杂,挑战十分严峻。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难以彻底解决,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新时代中国海疆史研究应肩负学术理论创新与重大现实关怀的双重使命,这就要求研究者需要从世界大变局的高度认知新时代中国海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科学地把握海疆史学术研究的方向。
第一,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依然是海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核心问题和难点问题。2008年以后,南海诸岛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日益复杂,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司法化趋势不断加强,越南等周边国家通过向国际社会炒作南海问题等手段来牵制中国南海维权行动将持续存在并呈常态化趋势,而且不能排除越南就南海争端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应对准备。对南海岛礁主权归属历史证据链、钓鱼岛主权历史证据链、我国在南海历史性权利等重大理论问题持续进行深化研究,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凝聚和团结科研骨干力量,打破学术壁垒,形成研究合力,树立多学科交叉融合理念,建立相关研究领域联动机制,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交流平台。
第二,海疆史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海疆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海疆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依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尤其是在国际话语权构建方面亟须加强。在南海断续线形成历史及含义、我国在黄海传统渔场等问题方面存在如何对外传达正确信息、有效引导国际舆论的问题。可喜的是,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思考我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如李国强的《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84、任念文的《“中国南海”范畴及我国行使主权沿革考——兼论“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传统海疆线的历史依据》85、刘延华的《南海断续线的历史疆域基础》86等都做了有益的尝试,为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做出了贡献。
第三,加强香港史、台湾史的研究是实现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需求。近年来,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矛盾日趋凸显,斗争日趋激烈,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强香港史、台湾史的研究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具有重大意义。当前特别是要加强香港史问题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香港史研究曾出现高潮,涌现出余绳武、刘存宽、刘蜀永、许锡辉、金应熙等专家,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山大学等研究重镇,但香港回归后,快速兴起的热潮呈渐退之势,香港史研究不仅落后于台湾史研究,而且落后于澳门史研究,很多重大理论问题有待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推出的研究成果数量与之前香港史大热时期不可相提并论。当然,现在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较为扎实,撰写了不少具有很高学术价值论著的中青年学者,香港史的研究必然能够再现辉煌。87
第四,海疆区域史的研究是海疆史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海疆区域史的研究内容包括海疆开发史、海防史等专题史研究,内容广泛,有着浓厚的区域特色。近年来,学者们积极挖掘史料,海洋区域史研究呈现出勃兴状态,已成为海疆史的学科增长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88。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89恩格斯还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90,这就是说海疆史研究是一切海疆问题研究的基础,海疆史研究在丰富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应为其他涉海理论研究提供有效的学术支持。海疆史研究要因应时代发展需求,发挥好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随着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进步,海疆史研究必然会迎来新的更大发展。
注释
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页。
2(1)丁名楠:《关于林则徐的评价》,《历史教学》1954年第8期。
3(2)王仁忱:《满清的海禁与“闭关”》,《历史教学》1954年第12期。
4(3)潘莳:《清初广东的迁海与广东人民的反迁海斗争》,《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
5(1)陈诗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干涉活动和矛盾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上、下,《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第2期;苑书义:《试论中日甲午战争的性质》,《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
6(2)代表性作品如林金枝《外国确认中国拥有西沙和南沙群岛主权的论据》,《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赵理海《关于南海诸岛的若干法律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等。
7(1)吕一燃:《欣慰的回顾——纪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建立20周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8(2)如吕一燃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吕一燃编《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李国强、寇俊敏主编《海南及南海诸岛史地论著资料索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9(3)海南南海研究中心成立于1996年,2004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南海研究院”,是我国首个以南海为专门研究对象并从事相关学术交流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
10(4)该院是2007年在外交部建议、支持下成立的跨学科实体性研究机构,主办的刊物是《边界与海洋研究》(双月刊)。
11(5)该院前身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创办于1956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1996年更名为南洋研究院。
12(6)该中心成立于1999年,是经教育部评估确立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的宗旨是以闽台文化研究为基础,注重历史,面向现实,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服务。
13(1)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97年,是全国高校中成立最早的专门从事海洋文化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学术机构。
14(2)李国强:《关于中国海疆史地学术研究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
15(3)张炜:《中国海疆史研究几个基本问题之我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
16(4)陈柯云:《论清初的“海禁”》,《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17(1)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18(2)陈尚胜:《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3期。
19(3)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0(4)李庆新:《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及其政治文化意蕴》,《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1(5)孙海峰:《略论明朝的海洋政策》,《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
22(6)何瑜:《清代海疆政策思想探源》,《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3(7)何瑜:《康乾盛世与海疆政策》,《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4(8)何瑜:《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
25(9)何瑜:《清代海疆政策思想探源》,《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6(10)安京:《中国古代海疆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27(11)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8(1)刘俊珂:《中国海洋疆域的形成与管理研究述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
29(2)参见翁飞《中国海疆历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国海疆通史>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
30(3)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
31(4)余绳武、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
32(5)鞠德源:《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昆仑出版社,2006。
33(6)吴志良等主编《澳门编年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34(7)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35(8)黄启臣:《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36(9)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
37(10)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38(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8.html,2020年6月17日访问。
39(1)谭玉华:《二战前法国南中国海政策的演变》,《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5期。
40(2)谭玉华:《权利与控制:1947年永兴岛事件引发的中法西沙群岛之争》,《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41(3)郭渊:《南海九小岛事件与中法日之间的交涉》,《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
42(4)栗广:《美国对南海诸岛归属问题的考量与行动(1943—1951)——兼论美国对南海争端政策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1930年代美国对南海争端的立场评析》,《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7期。
43(5)张生、董为民:《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2017。
44(1)王颖等:《论证南海海疆国界线》,《海洋学报》2014年第10期。
45(2)唐盟等:《1947年中国南海断续线精准划定的地形依据》,《地理学报》2016年第6期。
46(3)疏震娅:《关键日期视角下的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分析》,《日本学刊》2019年第2期。
47(4)袁澍:《中国与南海周边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
48(5)王利兵:《作为网络的南海——南海渔民跨海流动的历史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49(6)李欣:《环南海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初探》,载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8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第216~231页。
50(1)代表性作品有韩振华的《古“帕拉赛尔”考》(《南洋问题》1979年第5期)、《元代<四海测验>中中国疆域的南海》(《南洋问题》1979年第6期),吴凤斌的《驳南越阮伪政权<白皮书>所谓拥有我国西、南沙群岛主权的论据》(《南洋问题》1979年第6期)、《我国中沙群岛的历史沿革》(《南洋问题》1979年第6期),林金枝的《东沙群岛主权属中国的历史根据》(《南洋问题》1979年第6期)等。
51(2)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评越南有关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光明日报》1980年6月9日。
52(3)戴可来、于向东:《<抚边杂录>与所谓“黄沙”“长沙”问题》,《国际问题研究》1989年第3期。
53(4)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54(5)李国强:《南中国海:历史与现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
55(1)刘江永:《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人民出版社,2016。
56(2)郑海麟:《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中华书局,2007,该书增订本2014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57(3)黄颖、谢必震:《1895年前西方人眼中的钓鱼岛》,《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58(4)李理:《近代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调查及窃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9(5)朱卫斌、李庆成:《论台湾当局与美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交涉(1970—197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1期。
60(1)崔丕:《美日两国政府应对本国国会审议返还冲绳协定的对策及其对钓鱼岛归属争端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61(2)胡德坤、黄祥云:《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中立政策”的由来与实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6期。
62(3)米庆余:《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考——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谈起》,《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63(4)陈硕炫:《<指南广义>中有关钓鱼岛资料的考述》,《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7期。
64(5)张海鹏、李国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兼及琉球问题》,《人民日报》2013年5月8日第9版。
65(6)《再议琉球,日本政府坐不住了<人民日报>文章引发日本“抗议”》,《烟台日报》2013年5月10日。
66(7)《“琉球再议”令日紧张中国党报发表尖锐观点》,中国社会科学网,网址:http://www.cssn.cn/ddzg/201310/t20131029_743442.shtml,2019 年 6 月 18 日。
67(1)杨国桢:《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总序,人民出版社,2016。
68(2)白斌:《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海洋出版社,2015。
69(3)徐晓望:《明代的东海渔业》,《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70(4)夏章英:《南沙群岛渔业史》,海洋出版社,2011。
71(5)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72(6)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中国海洋出版社,2013。
73(7)吉成名:《唐代海盐产地研究》,《盐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74(8)纪丽真:《明代山东海盐生产方法考》,《盐业史研究》2007年第4期。
75(9)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05。
76(10)席龙飞:《中国造船通史》,海洋出版社,2013。
77(1)海军司令部编著《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
78(2)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
79(3)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80(4)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81(5)苏小东:《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兼论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82(6)王荣国:《严复海权思想初探》,《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83(7)成赛军:《曾国藩海防思想简论》,《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84(1)李国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85(2)任念文:《“中国南海”范畴及我国行使主权沿革考——兼论“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传统海疆线的历史依据》,《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2期。
86(3)刘延华:《南海断续线的历史疆域基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87(1)代表作有孙扬的《尴尬的外交成果:1948年香港关务协定实施之困境论析》[《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战后香港群体性事件析论(1945~1949)》(《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抗战后期中英处置香港问题之方略(1943—1945)》(《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孔威的《香港对内地转口贸易实际来源与去向研究(1931—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等。
88(2)《习近平信贺:欢迎真知灼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8月24日第1版;《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中国社科学网,http://www.cssn.cn/zx/bwyc/201901/t20190104_4806733.shtml,2019年3月5日。
89(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6页。
90(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17页。
来源：《中国边疆学》，2021,(01),10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