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 ‖ 疫病与日本古代的对外交流

       疫病，在古代日本亦称“疫疾”“疫气”“时疫”“疫疠”“瘟疫”等，虽然不像水寒灾害一样会对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产生非常直观的危害，但由于疫病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群的大规模感染，因此疫病的发生动辄就会造成“死者溢路”“骸骨塞巷”，甚至“民有死亡者大半”的惨况，而且疫病所造成的人口损失还会间接地影响农业生产，并导致饥荒等二次灾害的出现。因此，对于古代国家而言，疫病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国之“急速大事”，需“遣使驰驿申上”，上报朝廷。正是因此，作为日本古代国家正史的“六国史”中收录了众多的疫病记录。虽然这些疫病记录通常只是只言片语地记录了“某国疫”，鲜有关于病症、危害等相关内容的记述，但仍然不失为反映古代日本疫病基本情况的重要依据。

       依据“六国史”所收的疫病记录，可以大致了解古代（11世纪以前）日本发生疫病的基本情况（参看表1）。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疫病在古代日本的空间分布，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日本古代疫病的地域分布存在明显的东、西之别。具体来说，近畿以西，即畿内、中国地方（山阳、山阴两道）、九州地方是“六国史”中疫病发生的核心区域，而近畿以东，包括关东、东北地方则鲜有疫病发生的记录。

       其次，就近畿以西的地域而言，存在以畿内为中心，以近畿地区为外延的疫病分布圈。从疫病发生的次数统计来看，畿内的发生次数最多，其次分别为东海道、山阴道。东海道与山阴道在古代国家的行政区划中，虽然只是地方七道之一，但从地理位置来看，东海道的伊势、志摩、伊贺以及山阴道的但马、丹波都属于近畿的地域范围。可见，近畿是古代日本疫病分布核心中的核心。

       再次，在近畿以西的地域中，还存在以大宰府所在地筑紫为中心，以西海道为外延的疫病分布圈。并且，相对其他的诸道、诸国而言，疫病在西海道诸国的发生往往具有地域上的整体性与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西海道某国一旦发生疫病，很快就会在整个“大宰府”“镇西”发生蔓延，但却未必与其他诸道的疫病存在直接关联。

       最后，日本古代疫病的地域分布存在南、北之别。与靠近太平洋的地方诸国相比，靠近日本海一侧的诸国具有相对更高的疫病发生率。尤其是石见、出云、伯耆、因幡、但马、若狭、加贺等位处山阴道、北陆道的沿海诸国，不仅疫病发生的频次相对较高，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均分布于日本海一侧。

       由此可见，从“六国史”的记录来看，日本古代疫病的空间分布存在三个相对显著的区域，分别是近畿、西海道与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并且，从疫病的传播情况来看，还存在着疫病由边缘向核心部，即由西海道及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向近畿传播的倾向性。具体来说，即在西海道、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与近畿地区之间，存在着两条常见的疫病传播路径：一是所谓“自筑紫入京师”，即由西海道传播至京城的路径。在天平九年（737）、正历五年（994）、长保二年（1000）以及宽仁四年（1020）发生的疫病记录中，所谓“初自筑紫来”“起自镇西及京师”的表述都说明筑紫、镇西也就是西海道被视为了疫病发生的源头以及向京师传播的起点。二是所谓“自敦贺津入京邑”，即由北陆道若狭国敦贺津传播至京城的路径。圣武天皇年间的疫病、贞观十四年（872）平安京的“咳逆病”即被认为由敦贺津传播而来。

       在上述事例中，天平九年（737）的“痘疮”可以说是再现疫病起于筑紫、后在五畿七道广泛传播的典型案例。根据《续日本纪》的记录，天平九年（737）三月时疫情最初出现在大宰府管内诸国，六月，平城京内也出现病例，以至“百官官人患疫”“废朝”。时至七月，疫情进一步扩大，大和、伊豆、若狭、伊贺、骏河等地也相继出现疫情。并且，依据天平九年（737）地方诸国正税帐中的减免记录推断，和泉、河内、淡路、周防、出云、备中、但马等国也都有疫病发生。可见，天平九年（737）所谓“初自筑紫来”的疫病不仅在大宰府与平城京造成了“死者过半”“路头死人伏体连连”的严重疫情，而且还传播至西海道、近畿、山阴道、山阳道等广大地域。史无前例的疫情直接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公卿以下天下百姓，相继没死不可胜计”“天下百姓死亡实多，百官人等阙卒不少”，从四月开始包括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藤原麻吕所谓“藤原四子”在内的众多公卿贵族先后病死，而因此丧命的庶民百姓更是无法计数，所谓“近代以来未之有也”。具体的死亡人数虽然无从可考，但根据当时各地的赋税减免比例推断，天平九年（737）的疫病大概造成了当时日本全国25-30%的人口死亡。

       总而言之，近畿、西海道与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是日本古代疫病分布的主要区域。位处内陆核心地带的近畿作为平城京、平安京的所在地，不仅是古代日本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人口密集且流动性高。因此，无论是出于稳定政治统治的需要，还是基于客观的地域特点，近畿都必然是疫病高发且备受古代朝廷关注的重点地域。而位处边缘地带的西海道与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尽管不具备近畿一般的政治或经济地位，但西海道的筑紫与北陆道的敦贺津在古代日本却是唐、新罗、渤海等大陆国家来航日本的重要口岸，是唐、新罗、渤海等国人与物向畿内流通的起点。从对外往来的角度来看，西海道、北陆道疫病的发生以及向畿内的传播，或与外来人、物的流入与流通密切相关。

       那么疫病究竟从何而来，其源头何在呢？以天平九年（737）的痘疮为例，关于此次疫病何以在筑紫爆发并蔓延诸国，历史上存在多种说法，如“痘疮初发，起自圣武天皇御宇，钓者遇藩人，继此病”“从藩船，疱痘到天下，自是患其难者多”等，认为此疾由“藩人”“藩船”即他国传入。在此基础上，还有观点认为此疾“自新罗国起，筑紫渔人船至彼国，传于其人”“此病自新罗国来，其始自筑紫渔人，船遇难风，着彼国，移于其人，病而来”，直接将新罗视为此疾的病源地。简而言之，在古代日本人看来，天平九年（737）的疫病是由他国，确切地说是由新罗传入的外来疫病。所谓“痘疮”“疱疮”，从“肢体肿胀”“大热如烧”等症状表现以及极高的致死率来看，基本上被断定为现代医学中的天花。天花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4世纪前半，据《肘后备急方》记载，东晋元帝时期天花由南洋传入中国。时至8世纪，朝鲜半岛也对这种传染病有了一定了解。而8世纪初的天平九年（737）时天花是否由朝鲜半岛的新罗传入了日本，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确有筑紫渔人曾行船至新罗，即是否存在疫病由新罗传入日本的可能性。

       关于天平九年（737）是否有筑紫渔人曾船至新罗，自然是无从考证，但天平八年（736）日本朝廷确曾向新罗派出以阿倍继麻吕为大使、大伴三中为副使、壬生宇太麻吕为大判官、大藏麻吕为少判官的使节团。换言之，在天平八年（736）至同九年之间，日本与新罗间曾经进行官方层面的往来。那么使团的出使与疫病的传入与传播是否存在关联呢？《续日本纪》天平九年（737）正月二十七日条记载，遣新罗使大判官壬生宇太麻吕、少判官大藏麻吕等入京。依据《延喜式》中平安京至大宰府“海路三十日”、大宰府至对马岛“海路行程四日”的表述推算，遣新罗使团大概在天平八年（736）末或同九年（737）初返回日本。另外，同日记录还记述了“大使从五位下阿倍朝臣继麻吕泊津岛卒。副使从六位下大伴宿祢三中染病不得入京”，即大使阿倍继麻吕死于对马岛，副使大伴三中染病的内容。不过，关于两位遣新罗使于何时何地患疾，《续日本纪》中并没有记载。依据《万叶集》（第15卷）所收遣新罗使一行人所作的和歌（第3578—3722首）可知，在使团去程中行至对马岛竹敷浦时，大使阿倍继麻吕还曾在宴席上创作和歌。也就是说，大使阿倍继麻吕在天平八年（736）九月底、十月初时，在渡海远赴新罗之前仍然健在，但在滞留新罗或返回日本的途中患病，并在返抵对马岛后病死。副使大伴三中大概在同时期染病，但幸运的是并没有因此丧命。天平九年（737）三月二十八日，“遣新罗使副使正六位上大伴宿祢三中等四十人拜朝”，副使大伴三中携同使节团40人入京拜朝。相较正月时入京的大判官与少判官，副使一行的入京时间整整推迟了约三个月的时间。换言之，以副使大伴三中为首的四十余遣新罗使团成员在返回日本后，并没有直接入京，而是在筑紫停留了约三个月之久。结合大使病死、副使染病的情况来看，可以想见罹患此病的或不仅限于大使与副使，而是更多的使团成员，很有可能是某种传染性疾病在使团成员间的传播导致了使团的长时间滞留。另一方面，按照三月二十八日的入京时间推算，副使一行大概于二月底、三月初离开筑紫，而天平九年（737）的疫病恰是从三月开始在大宰府管内诸国流行。同样，在副使一行人入京后，从四月开始平城京便出现了贵族突然病逝的情况。从传播的时间脉络与路径来看，显然疫病在筑紫与平城京的爆发与遣新罗副使一行的行动轨迹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存在遣新罗使团将疫病从新罗带入日本的可能性。并且，也不能排除疫病随着遣新罗使团一行人的停留与移动在筑紫至畿内沿途广泛传播的可能。

      总而言之，天平九年（737）在日本列岛上肆虐的疫病说明，8世纪时已经出现了疫病跨越海洋、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间传播的情况。并且，除天平九年（737）的疫病外，天平宝字七年（763）、延历九年（790）以及弘仁五年（814）起于九州后遍及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的疫病，也都被认为是由大陆地区传入。显然，随着人、物的交流与流通，疫病已然成为与对外交流内容无关、却又无法规避的副产品。关于疫病进入日本的途径，除官方的外交使者外，自然还存在其他的多种可能性，如在日本海海域上频繁往返的来自东亚各国的民间商人与渔人，这些人无疑也是疫病在东亚各国与日本列岛间传播的潜在载体。这也解释了为何位处边缘地带的西海道与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成为了疫病分布的主要地域。而那些行迹遍布濑户内海沿岸的外交使节团，无论是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遣新罗使团，还是唐、新罗出使日本的使团，都必然在疫病传播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