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研究的新构想：专访历史学家滨下武志

近年，滨下教授积极推进亚洲史研究，主持开展了一系列学术交流，例如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亚洲史工作坊，截至目前已举办了6次。2022年，他参与的《历代宝案》整理工作终告完成，《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一书的中文版时隔多年再版，而由其担任名誉主编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亚洲史研究》也已于今年正式创刊。在此之际，《信睿周报》对滨下教授进行了专访，谈话围绕他近来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成果展开。

2023年夏，滨下武志教授在中山大学。朱坤容/摄

“海域构想”与海洋亚洲

2022年，您和多位中日知名学者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开设了“亚洲史导论”课程。再早些时候，您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发起了亚洲史工作坊，并多次谈到海域、陆域与知域等概念。而在新创刊的《亚洲史研究》的发刊词中，您也强调了海洋亚洲这一视域。海洋是何时成为您的研究兴趣的呢？

滨下武志：我对海洋史的关心来自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我认为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海洋研究有必要研究海洋相关的固有课题。但是，经济史领域关于海湾城市的形成和海洋贸易的研究较少，而以贸易史的研究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我在伦敦的印度档案馆阅读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时，注意到有很多关于沿海地区的描写。但当时马士（H. B. Morse）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并没有关注沿海地区，而是聚焦中英之间的商品流动，将大海作为陆地的延伸，将之与陆地同等看待。所以，我认为有必要从与海湾城市相关的海洋视角出发展开研究。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

马士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第二，我认为要认识到海域的重要性。海域发挥了连接大陆、半岛、岛屿的作用，海湾城市出现于海域的周边，如果从海洋的视角来看海湾城市，那么（对海洋的）理解就变成：海洋不是形成于陆地的外缘，而是产生于海域之间的交叉点上。这就是从海洋的视角来看大陆。目前为止的历史研究主要是关于陆地的历史，即只是描绘作为人类生活之所的陆地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海洋不是陆地的延伸，作为海洋圈或海域圈，它是有着历史性的固有的生活圈，也是移动圈。

第三，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了对琉球历史资料《历代宝案》的研究，迄今已有30余年。通过研究，我看到了琉球王国和明、清两代王朝历时450年的长期朝贡关系和贸易关系，明确了朝贡关系关乎海洋与海域的管理和经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何经营海洋是一个历史课题。

《历代宝案》内页。图源维基百科

第四，在写作与《历代宝案》相关的《冲绳入门》一书20年后，我对海洋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及其对地球环境的影响的关心更加强烈了。于是，我感到有必要从世界史和全球史研究的视野来思考海洋。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海关资料记录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气候和海流，我想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研究。

第五，关于海洋研究的特征，我关注到当下为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方法论课题。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是陆地的历史。流入海域的河流左右了陆域的气候，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地球表面的70%以上是海洋。但是，这些河流和海洋的历史只是被作为在陆地生活的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来处理的。而九个核心问题对地球机能的影响日益严重，已经到了无法复原的地步，它们包括：深层海流循环的瓦解、西南极的冰床融化、亚马孙热带雨林的消失、西非季风的变化、北极圈永久冻土的融化、珊瑚礁的灭绝、印度季风的变化、格陵兰岛的冰床融化、北方森林的衰退。令人担忧的是，其中与海洋相关的现象有五项，整个地球可能都因此处于危机状态。海洋研究不仅仅是研究作为对象的海洋，而且要与迄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涌现出来的研究，在方法上进行融合。综上，我认为海洋研究为地球研究、自然研究和人类社会研究提出了新的方法论课题。海域具有其自有的结构，所以人们有必要以一种不同于我们认识陆地的视角，探讨如何将认识海域的方式向着地球延伸。

关于亚洲史、全球史的研究，不少知名历史学家都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考。例如，葛兆光先生从研究中国的立场提出了“去中心化”（包括再聚焦）、“多重”地看自己的视角——这可以说是一种亚洲视域的中国研究，并且他也提出要重视“东部亚洲海域史”；羽田正先生则以乐观的精神提出了“撰写新的世界史的可能”，即没有中心和边疆，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新世界史。您在一次讲座中提到自己是“亚洲派”——当然是相对于“西洋派”和“日本派”而言的，并提到人文、社科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相交和涉及的多样性及多层次将是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我关注到您的经济史研究强调了地方经济自身的运行，区域性或者地方性的特征是否也是您的亚洲视野的一部分？您如何理解“从亚洲来看日本”这一观察视角的具体内涵？您认为这样的亚洲史在全球史或世界史范畴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滨下武志：认识的纵轴是以冲绳为基础的多层次亚洲历史认识以及与世界史、全球史相连的琉球史，当将其所具有的多种历史层对日本进行投射时，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我认为一种不同于以国家为基本视点的长时段视角是必要的，这一视角同样适用于研究日本与琉球的关系。反过来说，我的历史研究必然不同于日本史，尤其是不同于以明治维新和“琉球处分”而将琉球编入日本国这样一种过程为结论的历史研究。而我自己的历史研究以及自身的经历，最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者能否提供新的视野，我想在这点上必须继续叩问。

在研究视角上，不以明治维新作为近代国家的开始，而是讨论新的日本地区关系尤其是这一地区关系对亚洲有着怎样的影响。在这点上，我们必须从不同于1868年明治维新和1945年日本战败等近代日本史的视角来进行讨论。另外，明治维新之后的新日本的地区视角，包括了这一新的日本的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各个地区与亚洲之间的关联。经过明治初期1868年5月至9月，奥羽越列藩同盟与西南雄藩的对决，尤其是奥羽越列藩同盟从一开始就被瓦解而被编入政府后，这一视角告终，明治国家的统一浮出表面。但是，从与亚洲的关系来看，这些以日本东北部为中心的地区和九州，对之后明治政府的亚洲政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我所提出的“亚洲派”这一知识潮流与西洋派、日本派一起——三者各自延续了江户时代汉学、兰学（洋学）与国学的脉络——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卷入国家主义之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形成且持续保持着不同的地区特征。在“亚洲派”身上能够看到北海道、东北地区、九州、冲绳等地区的特征，派往中国台湾、中国东北地区等地的部队很多来自这些地区，而且统治者内部也将这些地区的人剔除了。“亚洲派”虽然汲取了汉学、儒学的内涵，但也包含了明治政府的亚洲政策。所以，“日本派”尤其是福泽谕吉、丸山真男等在洋学脉络下构建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将“亚洲派”视为“危险的存在”——如果从日本近代史来看，那么也可以说这是理所应当的了。

从地区视角来看19世纪后半叶的琉球史，在这些地区与亚洲的联系中进行考察，是从冲绳与亚洲的关系史中推导出来的，也就是将日本近代史置于这一语境中来做探讨。这绝非通过日本来看冲绳的历史。尤其面对近代化、西洋化、工业化、经济发展等19世纪以来的价值标准，人们想要以新的地球视野置换旧的价值体系，那么我认为有必要从琉球或冲绳史出发来将日本、亚洲、世界视为多样性关联的集合。

朝贡体系研究中的新资料：下一步的经济史研究

朝贡体系研究是您学术创见中很重要的一面，您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曾在1991年获每日新闻社设立的“亚洲·太平洋奖”。2022年5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文版时隔16年再版发行，您在海关史的研究中非常注意史料的多元利用和挖掘，虽然这次再版没有增加内容，但16年间您一定有新的研究发现，能在此分享一下吗？

滨下武志：在东京大学以东洋史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对东洋文库里的莫里逊资料集中的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议会文书，以及海关文书汇编中的贸易统计、年报、邮政和医疗报告等贸易和财政文献资料很感兴趣。当时的经济史研究是以贸易统计的清末财政关税问题为中心的，但在一桥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时，在经济研究所山田秀雄教授的研究项目中，我开始了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资料整理，以及对香港经济史的研究。此后，布里斯托大学的毕可思（Robert Bickers）等人推进了新的海关史研究，通过人物史、书信、回忆录等展开研究，他们被称为海关史研究的第二代。至于我个人，我近年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包括《海关史研究第二代》《海关资料和气象、医疗史研究》等。从前，我尤其关注海关资料中的贸易统计和财政问题这些领域之外的资料，然而现在也包括气象问题、医疗问题、地方市场、万国博览会等的资料。我对这些新资料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复旦大学的吴松弟教授编辑、出版的一系列大规模的资料群。现在，我计划对这些新的海关资料进行整理研究。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滨下武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1989年在汲古书院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是您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同年，您参加了古琉球王国的重要文书《历代宝案》的编辑整理工作，并于2022年终告完成，历时33年——您曾提到这是“冲绳战后最大的文化事业”。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当时参与这一文书整理的情况吗？现在“大功告成”，您认为，可以在哪些方面发挥《历代宝案》的研究价值呢？

滨下武志：琉球政府教育部在战后开始寻找分散的、手写的宝案资料。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冲绳县开始复原和校订《历代宝案》资料，其中也包括《琉球评定所（琉球政府内阁）文书》资料，并于1989年组建了《历代宝案》编辑委员会，开始了编辑整理工作。

《历代宝案》的记录时间从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开始，到1867年（同治六年）结束，历时444年，是同时代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的跟明清两朝之间的朝贡外交记录资料之一。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与琉球王国内部和日本相关的资料，如《评定所文书》（琉球王国国内资料）和九州岛津藩的《岛津家文书》（1609年萨摩入侵后控制琉球的记录）等，它们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时代资料。我所关注的是，《历代宝案》不仅是琉球的外交文书，还与琉球对亚洲的认识和琉球的自我认识密切相关，显示出了琉球在日本、中国、东南亚等不同对应关系中的时代变迁。

《历代宝案》总共15册240余卷，目前刊行了校订本15册和译注本15册，另外还一并刊行了语注等其他参考资料。在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清档案和故宫博物院的福建将军的档案等进行比较后获得的新发现是，虽然它们在内容上基本相同，但琉球王府有其独有的编辑方式，这明确显示了琉球在朝贡关系中的独特的位置。另外，我们也看到了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旧港记录只存在于《历代宝案》的第一集中。在其他方面，《历代宝案》体现的历史关系超越了《历代宝案》，涵盖了马尼拉的白银交易、广州的英国制品和苏州的生丝的买入以及九州（萨摩）的金铜买卖，这些展示了更大规模的全球化交易网络的形成。

根据这些历史资料，我认为《历代宝案》的“资料历史”超越了《历代宝案》本身的历史时代，涉及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的问题。其中包括的琉球（冲绳）的认同问题，本土和琉球的分歧问题，日本—冲绳以及冲绳—美国—日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等，扩大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视野。

日本学界对琉球史的研究自19世纪下半叶起，持续了150年，可分为五个世代：第一代关注近代化问题，代表学者是伊波普猷；第二代讨论“琉球处分”问题，代表学者是金城正笃；第三代讨论美国对冲绳的占领、美国军事基地等问题，代表学者是我部政明；第四代讨论琉球王国，代表学者是高良仓吉；第五代则讨论移民网络，代表人物是冨山一郎。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从各自独特的关切和课题出发探讨了琉球（冲绳）的历史。

迄今为止，我进行了关于海洋史的研究，今后计划将朝贡体制、近代以及现代亚洲的问题也纳入视野范围，从海洋亚洲的视角来深入探讨，结合《历代宝案》的研究修订《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与此相关的，我此前发表过的《海国中国和新的周边民族主义：试图超越地域主义与一国史观》（《思想》，1996年5月，第863号）等文章，对现代的动向进行过梳理。

我的《冲绳入门》一书在2000年出版，虽然书名中是“冲绳”，但内容也可以说是“琉球史入门”。而且，这一琉球史与其说是断代史，不如说是通过琉球王国与明、清两代王朝的外交文书《历代宝案》展现出来的琉球史。进一步而言，《历代宝案》从朝贡国一方详细记录了明、清的朝贡册封关系与朝贡贸易，是东亚史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因其中的文书也包含了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资料，使得对明清档案、《朝鲜王朝实录》等进行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冲绳入门

滨下武志

筑摩書房 2000

从亚洲看日本：学术起点与研究原点

从出版第一部专著到现在，您始终站在学术的第一线，为推进学术研究在海外行走多年，不辞辛劳，令人感佩！注重从政治制度这一内部视角来解读近代日本的坂野润治先生曾说自己是“安保斗争的挫败派”，我想这是他研究的原点之一，您的外部视角则展现出了与之不同的历史维度。站在80岁这一人生节点，您能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您的学术脉络吗？例如，您幼年的一些经历和读书时所受的社会影响。我想，这对理解您以及同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无疑至为重要。

滨下武志：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当时在读高中二年级）。此外，在进入大学前，我写作了《日本战殁学生手记》（学生从军的记录）的书评文章，有机会认识了“海神会”^[1]的一些人。我在这个时期对战争的批判与反省，是对战时派论说的批判，也是对冲绳历史的关心。进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后，学生因为反对《日韩基本条约》而发起运动，我参与了罢课，后遭到退学处分，四年后复学。我在教养学部学习时隶属中文班，在工藤篁（元曲专家）先生的班上。在这个时期，我对二战后的亚洲独立运动以及中国革命很关心，读了大量相关的书籍。学生运动结束后，我复学了，并进入位于本乡校区的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在此，我与田中正俊老师相识，听闻战争经历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我集中阅读了东洋文库的莫里逊资料集，当时的研究主题有以下几个课题：亚洲的近代问题、中国近代史、洋务运动、海关史、白银问题等。毕业论文的主题围绕郑观应、李鸿章与上海机器织布局，其中参考了东洋文库的海关报告、英国议会档案的贸易统计、市场调查资料研究。

以这些研究为背景，怀着对琉球历史的关心，面对迄今为止的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我正式开始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我立足东亚，以中国研究为中心，通过对朝贡贸易体系以及白银在东亚贸易网络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将亚洲史、东亚史放到全球史的脉络中来考虑，建立起中国史与全球史对话的可能。“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形成了亚洲取向的研究视域，超越了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海关史与海关档案研究：以中国海关资料里的气象条件、经济市场、社会生活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循环为切入点，讨论19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二是15世纪至19世纪的琉球海洋交易史与东亚海洋史：以琉球《历代宝案》为主要资料，考察环中国海的海洋网络的联结与变化。三是全球史视野下的地方：从全球史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区域史与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