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日下午13:30,华东师范大学2023年第125场百场校级学术讲座、历史学系“吕思勉中国史系列讲座”第10场“陆征祥的中国与世界”主题讲座在人文楼5303室举行。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唐启华教授主讲。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讲师平田康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师郑彬彬,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张济顺、历史学系教师董佳贝、刘彦文、赵崧杰、张锐参加了讲座。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杰主持。
唐启华教授认为,陆征祥是最能代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中国外交的人物。本次讲座主要依据唐老师的新著《陆征祥评传》介绍了陆征祥的生平。陆征祥于1921年赴欧洲时携带了大批机密外交档案,后来几经辗转交到了台北的近史所,这批档案即今日的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另外,台史所也与比利时布鲁日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鲁修道院合作,将陆征祥保存于该修道院的私人文书与文物以《陆征祥文书》之名在台史所档案馆开放。这些资料为深入研究陆征祥提供了机会与路径。
陆征祥于1871年出生于上海,出身寒微,年少失恃,身体羸弱,在上海广方言馆学习了法文,但未曾接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在驻俄使馆担任翻译期间,陆征祥受到公使许景澄的教诲,开始步入正途外交官之路,参与了李鸿章访俄、中东铁路交涉等要案,饱尝弱国外交之屈辱。作为使馆唯一懂法文的馆员,陆征祥在驻俄使馆的翻译工作尤其辛苦,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但也使他锻炼出了坚忍负重的人格特质。陆征祥在日俄战争前后表现突出,受到国内重臣大吏的赏识。日俄战争后,陆征祥升任二等参赞,同年底受命出使荷兰。陆征祥的迅速晋升不仅源于其能力出众,也与清末设立外务部后,开启了使馆参随晋升公使的途径,外交官逐渐职业化密切相关。
随后在清季外交中,陆征祥也表现优异,博得了国际声誉和国内赞扬。陆征祥于1905年被任命为驻荷兰公使,1907年担任了第二次海牙保和会专使,建议清政府与美、德结盟抵制日本称霸东亚的野心;以韩国为鉴尽速改革内政、颁布宪法。陆征祥奉命与荷兰谈判东印度群岛设领及华侨待遇问题,于1911年签署了《中荷领约》,后奉命赴俄谈判修改《中俄商约》,旋改任驻俄公使。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征祥也多次领导驻外使节联名奏请清帝退位、赞成共和。陆征祥的外交风格在此时已经尽数展现:熟谙西方礼仪及国际会议程序,了解国际事务,能运用国际公法及谈判技巧,个性坚毅,忍辱负重。陆征祥没有沾染当时北京官场的习气,但却在清季外交中脱颖而出、表现不俗。
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受到袁世凯的重用,担任了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在任上参照法国制度改革外交部,建立了合理的组织架构,使外交部成为了民国初年最现代化的中央政府部门;同时,淘汰大批旧官僚,坚决不接受外界人事请托,选用外交专业人才,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外交官团队。在陆征祥的努力下,民初外交部有很强的外交能力,为民国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初的这段经历被陆征祥自称为“中年之平地一声雷”。但同时,陆征祥在这几年中饱尝政治外交上的风谲云诡,国家利益的争夺较量,以及党派宣传的污蔑扭曲,因而身心俱疲,至1913年底便携眷赴欧休养。
然而,不久后一战爆发,陆征祥被袁世凯电召回国,参与了二十一条、洪宪帝制等重大交涉。过去学界多认为二十一条交涉为国耻,但近年来奈良冈聪智等学者稍有不同评价,认为在二十一条交涉中,陆征祥寸步不让、顽强辩争,迫使日本以最后通牒威吓,并撤销6条最严苛的要求,最终双方签署《民四条约》,日本勉强取得了代价高昂的胜利。在洪宪帝制期间,陆征祥担任国务卿兼外交总长。洪宪帝制失败后,段祺瑞掌握实权,对日虚与委蛇。在1917年的参战问题上,陆征祥主张中国参战,受段祺瑞邀请与协约国交涉参战条件。
中国对德宣战后,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陆征祥再掌外交,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积极筹备参加战后和会。此时,徐世昌主张对外亲美、对内南北议和,与研究系关系密切;段祺瑞则主张对外亲日、对内武力统一,与新交通系关系密切。巴黎和会正展现了两派之间的博弈——究竟是亲日还是亲美?陆征祥和北京政府原本采取“亲日联美”的方针:派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会谈,拉拢日本,约定只要中国不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日本就依据约定在之后把山东还给中国。但在陆征祥离开北京前夕,北京政府突然改变政策。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美国对中国亲日表示疑虑,不能帮助中国。因此,徐世昌、陆征祥转向了“联美制日”的方针。陆征祥在赴日途中生病,取消了大部分拜访日本高层的行程,只与外相内田会晤。在会晤中,陆征祥对山东问题含混其词,导致日本以为中国答应了不提山东问题的约定。12月,陆征祥由日赴美,在美国得到了很高的待遇。在巴黎和会上,陆征祥与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山东问题及废除《民四条约》等要求,被日本指责“背信”。而中国代表团内部也一直为五全权排名问题内争不断。代表团的内争是中国日美之争,南北之争等问题的体现。1919年3月7日,陆征祥离开巴黎出走瑞士,表面上是受到了王正廷的压迫,实际上是由于徐世昌希望陆征祥在和会上公布《中日军事协定》,陆征祥左右为难,决定出走,后在北京政府的慰留之下返回。最终,日本在山东问题上获得了胜利,但日本代表口头保证:日本只继承德国的经济权益,并会归还中国在山东的政治权益。然而,这一保证属于机密协定,所以陆征祥在“五四运动”中被打为卖国贼时也无法为自己辩驳。在《对德和约》的签约问题上,中国代表团力争保留山东条款,北京政府对是否签约未明确指示。陆征祥知道力争保留无实质意义,签字比较有利,但国人不知内情,签约必会引发国内动乱。于是6月28日,陆征祥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成为了国人欢迎的拒签英雄。
唐老师讲到,春秋大义之一字褒贬,在混沌变幻的历史现场,可能只是一念之间,或是幸与不幸的毫发之隔而已。陆征祥个性温和,过去常被批评为懦弱无能,无力整饬代表团秩序。但唐老师认为并非如此。从档案看来,陆征祥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决断,能大肚包容,还能忍辱负重。在国际压力与国内纷争中,陆征祥能够在外交上坚持到底,实属难能可贵。
陆征祥历经巴黎一年的国际、国内风云变幻,于1920年初返国述职后便决定淡出政坛。这一方面是由于陆征祥自知与日本抵触已深,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崛起后英语取代法语成为主要国际外交语言有关。1920年,陆征祥在北京修成墓园迁葬先人,拟在北京退隐。但次年因培德夫人生病,于是携眷赴欧休养,因经济因素意外出任了驻瑞士公使。其时正值北京政府财政困窘,驻外使节欠薪严重,1923年,驻欧各使在瑞士洛桑美津宫会议,向北京政府索饷。
1926年培德夫人谢世后,陆征祥于次年辞职,进入修道院。初时,陆征祥因年岁高、记性差,学习拉丁文很艰难,放弃了晋铎神父。但随后罗马教廷特准陆征祥免修拉丁文,可以直接用法文攻读神学,陆征祥顺利晋铎,并推动了中国和梵蒂冈通使、中国教会自主等进程。陆征祥进入修道院后,仍然关心国事。在抗战期间,陆征祥撰写了《梅西爱主教言论选》,运用天主教教义提出抗议,主张爱国主义是神圣的,中国的声诉是公义的,“强权不可久持,公理必得最后战胜”。1942年,比利时的修道院被德军占领,陆征祥被迫离开修道院。陆征祥在民间演讲自己的个人生涯,意外大受欢迎,于是将讲稿改写成了回忆录进行出版。晚年的陆征祥准备回国传教,曾被推荐担任枢机主教,但因为其年纪太大,又长期生活在欧洲而改换人选。1946年6月,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陆征祥为刚城本笃会圣伯多禄修道院荣誉院长。1949年初,陆征祥逝世。
最后,唐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唐老师认为,陆征祥是晚清民初重要的外交官,他个性低调谦卑,经手许多外交机密,但绝不张扬。陆征祥亲历了中国从甲午战争到巴黎和会、由国际地位谷底到努力收回国权的关键阶段,堪称清末民初“弱国外交”的代表人物,背负了许多屈辱丧权的骂名。此前学界多认为他懦弱无能,严重低估了他的重要性,而近年外交史研究成果则对其与当时中国外交的表现趋于肯定。陆征祥的外交常被总结为“弱国无外交”,然而,陆征祥的“弱国外交”绝不止是让步、投降、丧权辱国那么消极。身处清末民初中国国际地位之谷底期,陆征祥只能隐忍低调,引用公法公理,在列强均势中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名分与核心利益,并留下日后复议的伏笔。
在最后的交流环节中,唐老师和与会师生就陆征祥的宗教信仰对其外交思想的影响、外交制度改革和外交信息披露的关系、陆征祥带走大量重要外交档案的原因、陆征祥将祖坟迁到北京的原因、北洋史研究价值的重新评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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