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什么是大转型？
自然和社会体系的重新调整和关键转型，以实现动态平衡。它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体系更迭，它使社会-生态系统不可能再恢复原状。
2. 深入思考大分流，指出大转型是大分流的根源所在。
在经历了14世纪和15世纪的各类逆转之后，西欧在商业和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大大提高，足以推动它的各个经济体进入上升轨道。东西方大分流的根源在于大转型的完成。
3. 多层次的叙事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的历史界限，跨越狭隘的单个国家的局限，将气候变化、瘟疫等作为一种泛大陆现象进行研究。
泛大陆的环境灾难，并不符合马尔萨斯“穷则死”理论的简单分类。大转型的规模之大，需要超越国家历史书写层面的分析。
大转型发生在一系列嵌套的时空范围内——从短期到长期，从微观到宏观。看似动态平衡的状态，实则是偶然而无序发展的连续过程，这不是任何简单的因果法则所能概括的。本书初次以崭新的视角，放眼全球，完整地聚焦于物理和生物过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阐释13—15世纪历史轨迹的改变。
4. 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将人与环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机结合。
本书囊括气候史、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史、树木年代学、经济史等众多学科，以计量经济学为基础，运用整体方法，构建从单一领域到整个世界的嵌套层级结构，容纳和解释更多样的变量和更复杂的内在关系。
作者考察自然机制扮演的角色，分析、解释和理解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示了综合使用自然和历史档案的证据、融合经济史和环境史的方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所能比拟。
5. 宏阔的问题意识兼具丰富的历史细节，直观再现大转型的标志性特征。
历史无法脱离人而独立存在。本书既论述了大转型不同阶段中社会-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与重建，又描述了身处战争、气候变化、经济衰退组成的完美风暴中人的生存状态，更直观地展现了大转型的标志性特征。
6. 大转型印证了经济或生态发展没有铁律。
在整个旧世界，大转型没有使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发生深刻而同步的变化，也没有利于一个社会，而不利于另一个。在任何既定的节点，均有可能出现几种不同的结果，具体出现哪种结果则有赖于人类和环境力量的精确配置。
7. 大转型的启发：在生存危机面前，为什么有些社会无比脆弱，而另一些社会更具韧性？
摒弃“环境决定论”等二分法，提出社会-生态系统核心六要素与动态平衡，思考建立抵抗脆弱性、冲击和压力的更具韧性的社会系统。
自然与社会各式各样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气候与社会、生态系统与生物、微生物与人类是这个动态系统的六个核心要素，各要素均拥有独立的动力，互相影响，保持动态平衡，任何人类和环境压力的变化或潜在的变化均能打破这种平衡。
内容简介
14世纪，“旧世界”（the Old World）在既定的历史轨道上经历了一系列深刻而突然的变化，气候恶化、流行病暴发、战争升级、白银产量下降等开始一起发生作用，导致大陆间的交换网破裂、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这一系列的风暴启动了不可逆转的体系更迭。直到15世纪末，大航海、大发现兴起之时，西方才开始再次崭露头脚。
这次“大转型”席卷了亚欧大陆，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命运反转。坎贝尔综合使用历史学、古生态学和生物学的新证据，包括核算国民收入、重建过去的气候和对从瘟疫受害者牙齿中提取的DNA进行遗传分析，评价了商业衰退、战争、气候变迁和流行病在这次“大转型”中发挥的作用，提出动态社会-生态系统的核心六要素理论，对中世纪晚期商业经济的产生、崩溃和重组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大转型”结束之时，西方在技术和贸易上开始从落后者转为领先者。实际上，正是从“大转型”开始，东西方“大分流”就此发端。
作者简介
布鲁斯·M. S. 坎贝尔（Bruce M. S. Campbell）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中世纪经济史荣休教授，荣休前曾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经济史系，历史系，地理、考古和古生态学院工作，其研究和教学跨越科学和人文领域的许多学科，如地理学、经济史、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等。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世纪晚期英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史，尤其关注14世纪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主要著作有《大转型：中世纪晚期的气候、疾病、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英国贵族农业（1250—1450年）》等。
坎贝尔利用英国中世纪众多档案中包含的大量详细的统计信息，系统揭示在相对贫穷、欠发达、容易发生生存危机和饥荒时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他重建中世纪晚期伦敦的供应链（1993年）、分析领主自营地的产出（2000年）、考察非贵族庄园的属性（2006年）、创建国家作物产量数据库（2007年）、追溯1270年的英国国民收入（2015年），以及调查中世纪晚期气候、疾病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2016年）。
坎贝尔是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997年）、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2001年）、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2003年）、英国科学院院士和英国国家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2009年）、2013年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先后荣获罗士培奖、经济史协会亚瑟·H.柯尔奖、皇家历史学会惠特菲尔德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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