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兆光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演讲，在这个演讲中，首先我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学界又要来谈论“何为中国”？
也许大家都注意到，2011年我出了一本书叫作《宅兹中国》。在这本书以后，2014年我又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何为中国》。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出版了一本《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这几年，总共写了三本有关“中国”这个概念的书。在出这三本书的几年里，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中国”成了一个话题，讨论得很热烈。过去我们大家觉得，“中国”是一个不言而喻、不需要讨论的概念，我们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中国通史，似乎很少专门去讨论“什么是中国”，可是最近几年，大家也看到，除了我写的这三本书以外，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出来。比如考古学家许宏，他写了一本《何以中国》，他是讨论早期中国怎样从一个满天星斗的格局，逐渐转向月明星稀的格局，在这个月明星稀的过程中，“中国”怎样浮现出来？大家也知道许倬云先生，许先生在前年出版了一本书《说中国》，讨论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形成背景，《说中国》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叫《华夏论述》，许先生最初要求我给他写“序”，我后来就给他写了个“解说”，这本书出了以后影响很大。另外，新加坡资深学者王赓武先生也写了一本《更新中国》，其实，这本英文版书名是Renewal（更新），但中文本就特意改成了“更新中国”。另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刘晓原的《边疆中国》。我的老朋友李零也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四卷本《我们的中国》。你们看，这个“中国”就成了讨论的大话题。
可是，为什么“中国”或者说“何为中国”这个话题，现在这么引人注目？让我简单地回溯一下历史。
在历史上，古代中国人常常觉得自己是“天下”，虽然有华夷之辩，但是总有天盖地覆的感觉，“至大无外”呀。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要讨论“中国”？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得不重新讨论“何为中国”？我觉得有三个时代，中国人特别热衷讨论“中国”。
第一个时代是北宋。我一直觉得，从安史之乱的755年到澶渊之盟的1005年，这整整两个半世纪，实际上是中国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大家如果看澶渊之盟之后的思想界，可以注意到，突然出现了很多讨论“中国”的文字。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用“中国论”这样的名字来命名的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看一看石介的《中国论》，就知道对于“中国”的焦虑在他的心目中是怎样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关于“正统论”的讨论在当时也是非常热闹，大家都知道的文学家欧阳修写了《正统论》，他的一些朋友，就和他反复论辩谁是正统？谁是中国？谁是华夏文化的代表？同样，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段时间“春秋之学”非常兴盛。所谓“宋初三先生”，就是孙复、胡瑗、石介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对春秋之学非常重视，在春秋之学里又为什么特别注意“尊王攘夷”这样的观念呢？
显然，他们针对的是当时北宋面临的危局，也就是北宋疆域缩小了，强邻出现了。钱钟书先生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到了宋代，本来的八尺大床变成了三尺行军床。中国由原来大唐帝国时代无远弗届，突然缩小到只有汉族为主的这么一小块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内外的问题，北大的邓小南教授在《祖宗之法》一书里说，胡汉问题在北宋似乎消解了，可是我补充一下，胡汉问题又从原来的内部问题，变成了外部问题，也就是华夷问题。大家回看历史，在唐五代，在中国这块地儿上，胡汉杂糅非常普遍。我举几个例子：白居易祖上是汉人吗？白居易的祖上不是汉人。刘禹锡是汉人吗？刘禹锡也不是汉人，祖上是匈奴人。晚唐时代，有好几个宰相，都有胡人血统。可是，到了北宋，这些族群都融入了汉族中国，很多人追溯祖上，就往往说“太原人也”“大名人也”“洛阳人也”。似乎到了北宋，疆域之内基本上都成了同一性很高的一个族群。这种胡汉问题在内部似乎已经解决了，可是，在外部，辽、夏、大理、高丽环绕，却成了严重的华夷对峙。也就是说，外部有强大的对手，因此，宋代君臣内心焦虑就很厉害。所以，到了澶渊之盟以后，北宋基本稳定下来，大宋与大契丹并立共存，这个时候，谁是“中国”，谁是“华夏”，谁是“正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在整个北宋，“中国”的名实之辩，就成了一个问题。大家都在反复讨论，怎样的是“中国”，谁应该是“中国”？在当时，大宋面对的强敌是契丹辽，辽国比你还强大，你不承认他也是正统？我说一个故事，当时，辽国与北宋打交道，说我们往来国书里面，彼此称北朝和南朝，国书里面写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怎么样？如果是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那就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可是，北宋皇帝下令叫大臣们讨论，讨论了半天，大臣们决议说，国书还是要用大宋皇帝致大契丹皇帝，因为我们跟你们不是一个中国，你们是契丹，我们叫大宋，这仿佛就是“一边一国”了。这里面表现的北宋君臣的“中国”观念，就是严分“华夷”。如果你研究中国思想史，讨论北宋为什么会出现道学？其实，跟这种对“中国”的焦虑，捍卫文化意义上汉族中国的正统性，有很大的关系。有这种焦虑，才会出现道学。可是，过去哲学史也好，思想史也好，不是太注意这一个大背景，其实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要讲讨论“何为中国”成为话题中心的第二个时代，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大体上是晚清到民国。从1894年甲午海战、1895年《马关条约》以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热衷于讨论“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因为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面临外部威胁产生危机，内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以康有为、梁启超、蒋观云为代表，他们认为，要保存大清帝国所奠定的这个多民族、大疆域。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家”的潮流。因为当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就是意大利人马志尼讲的“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是一个国家”，这个观念在当时影响很大，包括日本也流行这种说法。可是，日本刚好是相对单一的民族和国家，中国不是，满、蒙、回、藏、汉，很复杂。为了符合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个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对应的国家就是“中国”，就是延续了大清帝国族群和疆域的中国，不仅是梁启超，康有为在1911年民国建立之后，还写信给黎元洪说，大清辛辛苦苦打下江山，开拓疆土，不能丢了。这些人大体上是近代史上所谓的保守派，他们既对大清王朝多少有些感情，也觉得大清遗留的疆土不能分裂。
那另外一派，也就是所谓“革命派”则相反，像章太炎、孙中山、朱执信、汪精卫他们。大家都知道，晚清革命者有一个口号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要恢复一个汉族中国，用汉族的民族主义来作为革命的动员力量。他们说，自从明朝灭亡，中国已经亡了。中国亡于什么人呢？亡于“满清”“鞑虏”，所以要把中国从“鞑虏”那儿解放出来。因此，虽然他们也是要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建立“民族国家”，但这个民族国家是汉族民族国家，他们觉得，这才叫作“中国”。大家看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和《中华民国解》，从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看出，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就是汉族国家，所以，章太炎甚至说，什么蒙古、满洲、新疆、西藏都算了，我们这个血统，和满、蒙、藏、回都不一回事儿，反而跟朝鲜人、安南人、日本人还更近。总之，他们最初目标是要恢复一个汉族的中国。
受权刊发，选自《声回响转：讲稿八篇》，葛兆光 著，汉唐阳光 / 壹卷YeBook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
这两种关于未来“中国”的设想冲突很厉害。可是有趣的是，革命派打下天下，却不得不接受保守派的看法，包括章太炎都不得不转向。大家可能读过《清帝逊位诏书》，里面要求维护中国的“五族共和”。1912年，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发表就任演说的时候，他也接受了这个“五族共和”。这里原因很复杂，不必多说。后来，大概在1917年还有人提出，中国不应该叫“五族”，应该叫“六族”，因为西南还有人数众多的苗彝，所以应该叫“六族共和”。那么，当中华民国接替大清王朝，它就不得不维护大清帝国的天下，包括庞大的疆域和不同的族群。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怎样使多民族多信仰的民众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国”里？
大家要注意，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日本人，像后来的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就提出，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应该在长城以内，关外就是满蒙，是另外一些国家。这种说法明治时代就开始有了，当时日本对中国有领土的企图，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分开成若干国家。日本明治、大正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就提议中国应该在长城以南，要么守住汉族“中国”，要么分裂让列强管理。像有贺长雄的《支那保全策》和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当时的影响就很大很大。可是要注意，日本对中国，一方面给予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激起的反弹也很大。自从1894年日本跟中国发生海战以后，中国上下普遍都已经认定，未来中国的敌人和威胁就来自日本，所以，当日本舆论强调中国应该分裂的时候，中国的反应恰恰是要反抗分裂，维持国土完整。
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稍稍喘过气来，维护主权和领土的意识就更加高涨，那时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嘛。恰恰这个时候，日本开始对中国侵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和日本关于“满蒙”的争论就越加激烈。凡是中国学者，都强调大一统中国，强调满蒙回藏族群和疆域属于中国。可是日本却始终要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顺便插一句，很长时间日本学界关于日本人的来源，就有一个日本人是骑马民族的说法，像江上波夫。明治以来，日本学界就常常探讨日本和朝鲜、满洲、蒙古国家和这些地区的历史、语言、人种、文化的关联性，所以，他们很奇怪地产生一种对满蒙也“有如国土”的感觉。明治、大正年间，日本学界对朝鲜、满洲、蒙古的研究很兴盛，就是这个原因。这也刺激了他们的侵略野心，所以在“二战”的时候，打出联合东亚反抗英美殖民主义的旗号，进行侵略活动。可是反过来，他们对中国的肢解，恰恰也刺激了中国要捍卫中国多民族疆域的决心。所以，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中国疆域史、中国民族史、边疆研究的热潮，好些现在还用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疆域沿革史》都是那时写出来的，《禹贡》杂志也是那时候办起来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像傅斯年写了《东北史纲》，也写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顾颉刚去西北考察，也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样的文章。大家都知道，1939年在云南发生的激烈争论，顾颉刚、白寿彝、傅斯年他们这些学历史的，认为中国是整体的，非常反感民族学家对民族的识别，甚至认为吴文藻、费孝通他们搞民族识别，实际上是怂恿国内各民族发展自我意识，是在分裂中国，是在给帝国主义提供借口。所以，从学术倾向到政治倾向，这个时候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产生了微妙的立场差异。后来，我看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的回忆，费孝通就说，渐渐他理解了顾颉刚的想法，是担心对于民族识别，影响到当时外敌威胁下的中国内部分裂，因此就主动不说话了。
显然，1939年的争论就是为了维护统一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非常现实的压力。在这个压力面前，学术分歧只好放在一边，全国全民就只能保持一致，维护统一中国。最终，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出现了两本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著作。一本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族，各个民族就像是大家族里的分支，所以来源也是一个，大家也都是亲人，所以中华民族、中国就应该是完整的。另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现在很少有人读，也很少有人提起，就是罗梦册的《中国论》。他的这本《中国论》要说的话，和现在某些学者很像，就是论述中国是一个文明，既不像帝国，也不像国家，我们就是一个文明，这个文明就是大家在一起的。大家看这个《中国论》，再对比北宋石介的《中国论》，大家可以看到将近一千年里，有关“中国”的焦虑始终存在。这是第二次有关“中国”讨论的热潮。
那么第三次，应该就是当下。很多人会问，现在为什么又要讨论“何为中国”？这不是问题嘛。按照现在的观念，“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民族有五十六个，人口差不多十四亿，这些好像都毋庸置疑。可是，为什么现在又来讨论“何为中国”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崛起”了，可是，崛起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除了国力变强之外，也有内外两方面的问题。从外部来说，当中国崛起，中国跟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国际秩序，就会发生一定冲突。蛋糕要重新分配嘛！利益要重新调整嘛！打个比方，好像一个很挤的车厢，车厢里只能容五六个乘客，这五六个乘客都规规矩矩站着就算妥了，可是，现在有一个乘客突然变得胖起来，胖了以后原来各自占有的空间会发生变化，这样会不会引起冲突？是接受大家各安其位的原有空间，还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这就要对自我重新界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当国家不断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和族群差异，就越来越厉害。不平衡的情况下，内部认同也出现问题。为什么大家要认同这个国家，凭什么要认同，在什么共识上认同？如果大家看过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我们是谁》这本书就可以知道，所谓“认同”问题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认同基础，变化了的国家很难建立稳定秩序。因此，这里面就出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要重新认识历史中国是怎么样的？第二，要认识现在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第三，要认识中国未来要如何和世界相处？因此，学术界、思想界会来讨论这些问题，什么是“中国”？“中国”应该是怎么样的？
显然，学术话题也有现实背景的刺激，有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开会，来自各方面的学者就此讨论了很久，当然是关起门来讨论，大家都觉得，有关中国经济、政治、法律的问题，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更不是法律学家，我们讲不清楚，但有一些问题，我们觉得有可能是引起中国人焦虑的原因。什么问题呢？我们回想了一下，可能是面临一些内与外很棘手的麻烦。这些麻烦，归纳起来是三类：一类是民族问题，一类是周边问题，一类是国际问题。这些都反过来刺激我们历史学家的思考，中国应该怎样自我定位，中国应该怎样安顿自身。这就是我们要讨论“何为中国”的大背景。
这些背景，使得学术界不能不关注“何为中国”。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基金会的讨论，问题是如今什么领域的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我记得讨论的结果中，有几个大家都觉得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疆域，一个是族群，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国家，还有一个是认同。我们今天讨论“何为中国”，其实，围绕的就是这五个关键词。但是，我要把话说回来，也就是说我们毕竟是历史研究者，我们有焦虑，也试图给这个国家或者历史的问题去寻找病源，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诊断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处方、动手术的医生。开处方、动手术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从历史上是怎么过来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何为中国”的重要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历史问题，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第一，如果历史学者不讨论清楚这些问题，会使得大家对历史和现实里中国的疆域和领土，习惯固守一个不变的观念。大家知道，传统帝国时代有边疆无边界，主权、领土、国民加上政府和制度，是现代国家的要素。可是，现在一讨论到当下中国的领土和边界，大家会习惯地讲历史上如何如何，好像这就足够了。可是，在论述领土合法性的问题上，这个历史说法是不太灵的。为什么？因为传统帝国的疆域是移动的，你讲历史，他也讲历史，究竟历史要从什么时代算起呢？在唐代，吐蕃和大唐曾经明确分界，互不统辖，在宋代，云南和大宋也是一边一国。如果所持的历史依据各不一样，也许就会各说各话。所以，如果不讲清楚疆域变化、重组、移动的历史过程，不讲清楚中国现在的领土是怎样从古代的疆域演变过来的，仅仅用简单的历史论证或者现代倒推，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如果不讲清楚这些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尤其是中国史研究里面，会产生非常固定的中心和边缘意识。如果你有了非常固定的中心和边缘的立场，你就会有意无意忽略边缘的意义，会忽略这些所谓边缘，在历史上也可能是中心。今天我们就再用云南来举例吧。最近这20多年来，为什么西方学界出现了那么多有关云南（当然也包括贵州、广西）的著作？我感到很吃惊。有一本书里讲得很清楚，古代云南，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仅仅是汉文化的边缘，还是汉、吐蕃、天竺和东南亚，以及所谓“西南夷”，各种文化交融的中心。如果我们换个视角去看云南，把它当作“中心”，那么云南史的意义和做法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同样，大家也知道美国的新清史，被称为“新清史”的有些学者也曾经提出，新疆在18世纪以前，不是大清帝国的边陲，而是准格尔、俄罗斯和大清交叉的中心。那么，你要怎么去回应这些说法呢？如果你不改变你的视角、立场，把中心和边缘“去固定化”，也许，你很难改变过去历史书写的套数，也不容易看到新资料和新文献的意义。
第三，如果不明白这一道理，可能历史的学术研究中也会出现挠头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史学界的学科划分很清楚，有中外关系史，有边疆史地，有民族史，等等。很显然，这种划分方法，是按照现代中国领土边界来划分的。一般来说，大家习惯了，边界之内是民族史，边界以外就是中外关系史，核心地区是“内地”，靠边儿上的是“边疆”。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当你把历史中国疆域固定为现代中国领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成历史上的中国，那么，中外关系史和民族史当然就很容易切开界线，可是这个界线不是古代的边疆，而是现在的边界啊。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之中，当我们看到中心和边缘不那么固化的话，那么，这个边疆史地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边疆指的是现在的边疆，还是古代的边疆？当年傅斯年在云南时就讲过，不要轻易用“边疆”这个词。当然，我们现代中国是有边疆的，有非常标准的边界和边疆，可是在历史上，你不能那么看。比如，过去陕西西部、甘肃东部这些地方，在现在看来，已经是在中国内部了，可是如果你研究中古的宕昌，它是中原王朝的朝贡国，那个时候它在边陲以外呀。同样，到了明代，明代所谓的“九边”是在什么地方？有很长一段时间，连敦煌都不在明代中国内，所以，如果谈历史，边缘和中心不要过于固定化，不要用现在国家来倒推历史，我们要坚持从历史过程中看中国疆域的变迁。
所以，我们讨论“何为中国”，就要追问“内”和“外”的问题，中国的内、外常常是移动和变化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中国的基本格局，这是没问题的。可是，我给大家看两段话，在我最近出版的《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一开始，我就引用了两段话。一段话是《汉书·西域传》里说的，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秦始皇把夷狄赶走了，修了长城，把中国界定出来了。那么，古代长城就真的是中国边界了。可是，现代歌词呢？“长城长，长城长，长城两边是故乡。”那么，长城两边都是中国了。这两个中国，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就不一样。所以说，如果大家顺着历史看中国，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是外国不断地变成中国，外逐渐变成了内，有些地方却是中国变成了外国，内就变成了外。
这是历史的过程。我赞成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一个看法。桑原骘藏曾经说整个中国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北方的胡人不断南下，北方胡人又不断地被汉化。这有点儿简单化了。我给他补充一句，中国历史大趋势确实是北方胡人不断南下，确实是北方胡人在南下过程中不断被汉化，但北方汉人也在不断地被胡化，而北方汉人由于胡人压迫而不断南下，于是南方夷人不断地被汉化，但是南下的汉人也在夷人的影响下不断被夷化，汉化、胡化、汉化、夷化的交错，这才是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
大家都知道，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族群和疆域，所以，我们讨论“何为中国”，涉及最多或者是讨论最重要的时代就是清代。同样，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新清史”为什么在最近会成为争论焦点，其实跟这一点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说，宋朝和明朝，相对来说是汉族建立了统治，形成了汉族王朝，它的疆域基本守住秦汉奠定的核心区域。宋朝更小一些，明朝基本上是所谓十五省，也就是传统的“中国本部”。用“中国本部”这个词要注意，以前顾颉刚说是日本人阴谋炮制的，是想把中国限制在传统汉族区域的。
但是清代就不一样，大清王朝很了不起。努尔哈赤天命九年（1624），他们降服蒙古科尔沁部；然后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灭察哈尔，建立蒙古八旗；到皇太极崇德七年（1642）成立汉军八旗。他们还没有入关，就已经成为包容满、蒙、汉三个族群在内的帝国。到了顺治元年（1644）进关，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澎湖、台湾，拥有了明代中国几乎全部空间，甚至更大一些。清帝国其实已经成为兼有满、蒙、汉，横跨万里的大帝国；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三部归顺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打败准格尔，整个内外蒙古、青海，都进入大清帝国的版图。最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入伊犁，乾隆二十四年（1759）进入喀什，大清帝国就成了合满、蒙、汉、回为一体的超级大帝国。另外，到清朝的雍正年间，西南苗彝地区“改土归流”，整个西南变成了帝国控制下的州府县厅和编户齐民，这就使得中国成为合满、蒙、汉、回、苗的大帝国。接下来是西藏，虽然元明两代都有控制西藏的策略，但大家都知道，真正要到雍正六年（1728）设“驻藏办事大臣衙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打败入侵的廓尔喀，制定《藏内善后章程》，福康安到拉萨确定“金瓶掣签”制度，西藏才真正纳入中国。
可是，帝国有帝国的难处，它不得不用差异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来管理不同地区和族群，它有六部管理的内地十八省，有理藩院管理的蒙古、回部、西藏，有盛京三将军管理的东北部分。可是，在追求国家同一性和国民同一性的现代国家，这种制度却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了大清帝国的这份遗产后，传统帝国遗留下来的问题，就同样也成为现代中国的问题。在那个帝国时代，有的区域从外部的变成内部的，逐渐地纳入中国，我们不能说，这个历史形成的领土没有合法性，因为任何现代国家，都是从传统国家演变的，现代国家的国民和领土也是从历史中转变过来的。但是，如何从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如何使不同族群转型为现代国民，如何使传统移动的疆域转型为现代明确的领土，如何使过去对族群和区域的认同变成现代的国家认同？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
对历史中国，千万不要用现代中国的版图、领土倒推。虽然历史中国中心相对稳定，但它的边缘是不断移动的。如果你固执地用现在的领土倒推历史，有可能会产生很多严重问题，尤其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我们做历史研究，被强行地划成了你是做民族史的、他是做中外关系史的，那有的历史问题怎么办呢？比如说，现在很多跨境民族该怎么写？你不觉得这里有很多问题吗？
现在，我归纳一下，“中国”究竟是什么？“中国”的内外究竟应该怎样认识？
我想，我们有我们的判断和角度。最近国际学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就是自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出来以后，我们大家会接受一个说法就是“民族国家是近代建构出来的”。但是即使在西方，也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理论，比如1991年安东尼·史密斯写的《民族认同》，就针对这个说法进行反驳。其实，如果从历史而不是从理论来看，单纯是建构，或者单纯是本质的说法，都忽略了另一面。在历史上看，民族国家有本质的、核心的那一面，也有建构的、想象的那一面，必须要把这两面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说，首先，中国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自秦汉奠定基本核心疆域以来，这个“中国”始终在延续，所以要在历史中理解中国。当然，中国的内和外，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的，但相对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说，中国尤其是核心区域的政治、文化、社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影响现在中国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次，我们要认识到，维持这个核心区域的稳定，从秦汉以来主要依靠的，一是制度，二是文化，三是社会，当然还有共同历史记忆，这是形成这个越滚越大的大雪球的主体部分。这和欧洲历史不太一样。所以，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请注意，不是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中国和欧洲有可能不同。再次，我要强调，尽管汉族现在是中国非常大的核心族群，但汉族也是杂糅和混融形成的，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没有纯粹的汉族。最后，你也要承认，历史上中国也经过变迁和扩张，我们也要承认它也有殖民，也是一个帝国，也曾经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普遍文明。只是近代以来，天也变了，道也变了，我们原来认为是普遍文明的华夏文明，被另外一个来自异域的西方文明取代。另外的那个文明，本来也是地方性的，但近代以来，它强势地变成了普遍文明。而我们这个原以为普遍文明的，却变成了地方文明。这是历史变迁大势，这一点大家要有理性的认识。
现在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何为中国”？从学术史的角度说，就是我们讨论“何为中国”这个问题，问题意识来自哪里？回应方向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的问题意识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过去若干年对于“中国”“中国史”以及“民族史”的讨论。大家都知道，历史学界对中国史到底应当包括什么内容，应该涉及什么族群与空间的历史，过去是有很多争论的。比如，谭其骧先生、白寿彝先生，他们基本上是赞同，凡是发生在现代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领土上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这是一个主流的看法。谭先生是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编制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而白寿彝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主编了卷帙最大的十二卷《中国通史》。他们基本上持这种看法，也就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发生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但是另外呢，像以孙祚民为代表的学者们就认为，历史中国是不断变化的，不能把所有的历史都算作是中国历史，也要承认历史上有的地方是外国，有的族群是异族，中国有逐渐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当然，我们承认，前一种说法目的是捍卫现代中国不可分割，有政治上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说法也会忽略一些问题。第一，用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说来比方，“多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而“一体”则应该是在建设中，还不是完成式，你得承认这个变化的历史过程。第二，如果把现代中国当作古代中国，就出现了汉族是多数民族，其他都是“少数民族”的固定看法。因此我们的“民族史”研究往往不怎么涉及汉民族，只涉及其他民族。我觉得，这会不会忽略有的民族历史上所建王国，当时跟中原的王朝，可能就是国际关系？这个大家还可以再讨论。所以我们说，“何为中国”的讨论，也是回应历史学界如何书写中国史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回应中国政治领域。刚才我说了，为了论证政权的合法性、领土的神圣性、族群的一统性，有时候我们太依赖所谓历史证据，忽略了古代疆域和现代领土之间的差异。请大家注意，说古代的时候我用“疆域”这个词，但是讲现代的时候我用的是“领土”这个词，古代疆域和现代领土不完全是一回事。同时，如果对此不作区分，也会混淆政府和国家的差异，或者说混淆王朝和中国之间的差异，甚至会混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回应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些习惯的、固定的观念。
但是更主要的是第三点。我们讨论“何为中国”，也是在回应国际学界的一些质疑和看法。可能大家都了解，现在国际流行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比如说“全球史”，全球史说到根本就是超越国界、强调联系的整体史。在全球史里，“中国”这个概念，以“中国”为单位的历史研究，就往往被质疑。又比如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之类的说法，把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很多基本单位，比如国家、民族、事实都看成是“书写”出来的。“建构”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它质疑过去的历史观念，也冲击着我们的历史研究。比如，近来对我们形成挑战的蒙元史和大清史。美国的新清史提出来的挑战，则是把清史不仅仅看作中国一个朝代的历史，而是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强调边缘的意义，调整大清帝国内部汉族本部和周边异族的重要性。这些理论、观念和角度，其实，也在逼着我们回答“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疆域、族群和认同究竟如何这样一些问题。
最后，我讲一讲我的结论。
我写完这三本有关“中国”的书以后，我不打算再写这方面的论著，要回到我自己熟悉的老本行去了。刚才我和大家讲，这些年我和我的朋友们之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去讨论“何为中国”，当然是有历史的、学术的和政治的背景刺激，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不再多说。我就概括地说一下我对“何为中国”的最终几点看法吧。
第一，我要强调中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上的疆域在不断地移动，我们不能用现在中国的领土和族群倒推历史，把所有在现代中国的族群、疆域和历史都看作是历史中国的。
第二，我也要强调，从秦汉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核心区域的政治区域、行政制度和很强大的文化传承，也形成了华夏观念、内外观念，更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中国历史意识。
第三，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核心区域的“中国”也是杂糅的，它与王朝并不一定重叠。它本身的族群、政治、文化，是一个叠加、凝固、再叠加、再凝固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是族群与文化“南下再南下”才完成的。同样，在这个历史里面，中国也曾是帝国，也曾有征服，也曾有殖民，这跟世界上其他帝国是一样的。
第四，大家要记住，在清代以后，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但这个转型过程相当艰难和特别。它不是只有一个脉络，而是有两个交织的脉络，一个脉络是“从天下到万国”，另一个脉络是“纳四裔入中华”。这两个脉络合起来，你才能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它所带来的巨大问题。
第五，正因为如此，兼有现代国家和天下帝国复杂性的现代中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就遇到了很多麻烦。如何处理这些麻烦，需要政治家高度的智慧，这不是历史学家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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