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集权王朝统一征调粮食的活动，则始于秦汉，终于晚清。在漕运的演进中，历朝历代留下了大量文献记载。正是在这些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具有近代意义的漕运研究在20世纪逐渐展开。1891年《万国公报》（第33册）发表署名“懒散老人”的《历代漕运异同说》，开启了漕运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但漕运研究的真正展开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早期的漕运研究较为零散，发表文章近20篇，大致分为三类：一为对漕运总体性考述的作品；二为清代以前的断代漕运研究；三为清代漕运研究。这批成果当为漕运研究的开启之作，以考述文与评论文为主。作者们多关注漕运制度建设与发展，兼及经济史的考察。其中，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李文治《历代水利之发展和漕运的关系》《清代屯田与漕运》等对后世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国内外学者关注漕运问题
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漕运研究逐步推进，国内外学者对漕运都给予了关注与研究。中国大陆的主要成果有：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马云青《清季漕运遗闻》、赖家度《元代的河漕与海运》、史念海《三门峡与古代漕运》、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等。中国台湾地区这一时期不乏研究，如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浚通》《明代临清德州的地位及其漕仓的研究》等。代表性成果应属张哲郎《清代的漕运》，该作将清代漕运分为河运期、海运期、河海并运期，但叙述重点仍在于漕粮河运。虽深度尚可拓展，但对清代漕运制度的梳理仍是系统和有益的。
这一时期国外漕运研究以日本为主，代表人物是星斌夫。他围绕清代漕运制度撰写了系列论文，对清代河运漕粮的运道、水手、坐粮厅、粮食商品化趋势及向海运的过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星斌夫还先后撰写了几部明清漕运史专著：《明代漕运研究》论及明代漕运法、漕运组织、河运时期的海运及其相关问题；《明清时代交通史研究》后篇探讨了清代漕运制度的开展情况。他还写有《大运河——中国的漕运》《明清時代社會經濟史の研究》，后者比较了明清两代的漕粮运输制度。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多限于对漕运制度的梳理，但较之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的漕运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同期美国学者对漕运问题的关注，最具代表性的当属Harold C. Hinton（欣顿）的博士论文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1845-1911)（《晚清漕运制度》），其对晚清时期漕运的总体运行，尤其是河运漕粮制度及其与运河、黄河的关系，做了详尽勾勒。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以明代漕运为切入点，审视明代国家管理。
这一阶段的漕运研究以制度史与经济史研究为主，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多关注漕运制度、漕事活动、河运海运等，以及从经济史的角度审视漕运与河道、运输、仓储、屯田、财政等的关系。
国内漕运研究全面展开
20世纪最后20年是国内漕运研究的繁荣期，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学术大发展。这一时期漕运研究的显著变化是一批宏论或通论的著作面世。首先应当关注史念海《中国的运河》，书中对于秦汉以下尤其是唐宋以下运河在漕运方面的巨大作用论述较多。这一时期的几部漕运专著皆具开拓意义。李治亭《中国漕运史》是首部漕运通史性著作，对先秦到清末的漕运发展过程进行整体把握，涉及运河开凿、漕运组织管理、漕运工具、漕运与社会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从漕运的纵向历史演进以及漕运与中国政治、古代军事、社会制衡、商业经济、农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横向关系，研究漕运及其社会影响。陈峰《漕运与古代社会》探讨漕运的政治军事意义、管理与运行状态及其与古代社会诸多方面的关系，并批评了漕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消极影响之说。一批论文也从总体上论述漕运演进与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漕本”思想及其影响、古人对于国都与漕运关系的认识、大运河漕运对于传统社会的消极影响、漕运思想的演变、历代漕运改革等。
这一时期的漕运研究还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各断代的漕运研究全面开展，二是漕运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两代、宋元时期，再到明清两代，历代漕运研究全面展开。如对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漕运发展概况、漕渠与运漕以及漕运与军事关系的研究；对于隋唐时期运河与漕运的关系、漕仓建置、漕运官员设置与制度建设等的研究；对于宋元时期的漕运方式、组织管理、漕运人员、漕弊问题、南宋供漕体系、河运与海运等的研究；对于明清时期的漕运制度、漕运方式演变、漕船问题、漕军及旗丁研究、白粮问题、漕粮宽免、区域漕运、漕运与区域社会的关系、漕运与大运河物质交流、漕弊问题、漕运的社会功用等的研究。
断代漕运史著作有：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考察隋唐运河的开凿与疏浚、阻塞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对明代漕粮的折征、白粮的运解、运军制度、漕粮的兑运与漂流、漕船的修造、漕粮的运费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通论明清两代的漕运，对明清漕运空前发展的原因、漕运河道的治理、漕粮的征解和漕运制度的发展、漕运的弊端及漕运的社会影响等都作了详细论述；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是断代漕运代表性成果，全面梳理清代漕运制度，对清代漕运的持续、漕粮的财政及赈恤功能、清代的漕粮赋税制度、漕粮的征收兑运和交仓、漕运官制和漕船制度、道光后的漕运改制等问题作了宏观的把握和精微的论证。中国台湾学者蔡泰彬《明代漕河之整治与管理》探讨漕河全线地理形势、黄河冲阻运道真相、山东四大水柜的济运功能、百座船闸建置、整治漕河的组织、沿河州县受困河役等问题，认为明代倾全国之力保漕河通畅，国力、民命尽伤于此。
漕运研究向纵深拓展
21世纪，漕运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前沿性的趋向。其一，立足于国家视角关注漕运事项，把漕运视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事务，重新审视漕运的特性；其二，立足于社会层面，关注漕运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三，深入发掘史料，并在理论与方法上尝试学科交叉的研究。
专题研究和区域研究成为深入的重要路径。张晓东《汉唐漕运与军事》引入军事学理论、历史地理学方法，分析汉唐时期漕运与军事的相互影响。李群《清代漕运法研究》从法制史的角度对于清代漕运机构、漕运法进行了论述。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是首部区域性的漕运通史，对自东汉至清末北京地区的运河和漕运、仓储的管理进行了考察。李俊丽《天津漕运研究（1368—1840）》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明清天津漕运的运河管理制度、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额、漕粮截留问题、漕船、漕粮海运以及漕运对天津的影响，讨论了漕运与天津城市发展的关系。此外，一批论著关注明清漕粮运输方式推行中的区域差异、运河一线漕运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21世纪漕运研究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把漕运置于社会层面考察，这一研究趋向与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取向密切相关，表现出视角新、选题多、成果丰硕的特点。
漕运人员及群体研究。相关研究集中在明清时段，关注漕运水手、军户、运军与旗丁的群体活动、生存状态及其社会影响。曹金娜《清代漕运水手研究》考察明清运军、旗丁的生存状况、社会环境以及旗丁引发的问题。沈胜群《清代漕运旗丁研究》对清代旗丁群体的形成、日常生活、社会状况、群体文化、社会观念、商贸活动、信息流通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揭示旗丁在国家与民间、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角色演变。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探讨区域性卫所屯田与漕运的关系，以及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和影响，集中讨论了江西卫所的运军、漕船与屯田等，揭示明代江西卫所与漕运的关系。一批论著对屯丁、漕运总督、水手罗教、水手械斗、漕运人员与其他利益群体的互动等，均有研究。
财政视角的地方征漕研究。从赋税财政的角度审视漕粮征收，深层考察地方财政结构、漕粮征派的漕弊陋规、漕项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等。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认为，明末清初江南漕粮“官收官兑”的改革中，官府力图消除“歇家”等包揽阶层在征漕中的影响，但客观上官府与粮户都需要歇家化的中介人来办理赋税征解事务，导致革除包揽的效果不彰。由于正额财政不足以支撑地方用度，加派、陋规等法外财政大行其道，致腐败盛行，财政上在官吏侵蚀下出现大量积欠。周健的系列论文分别探讨了“漕耗归公”“摊捐”、漕粮浮收勒折在州县收入中的地位以及嘉道江南漕弊问题，揭示额外财政与正额财政的关系，或漕粮陋规项与地方财政收支的关系。一批论文对于“漕项”、“漕弊”整顿、苏州“大小户”、漕政与晚清财政改革等问题开展了讨论。
漕运与地方社会秩序。通过深掘史料，梳理诸如“吿漕”“闹漕”“抗漕”“漕讼”等现象，揭示漕弊、漕政危机、制度困境，并进而审视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小也《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史料、方法、理论：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钟九闹漕”》颇具代表性。日本学者香坂昌紀对乾隆五十四年的湖北漕船土宜案进行了法律史分析。吴琦、肖丽红等的相关研究及《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下编）系统阐述了闹漕的时空特征、方式与角色以及对于地方秩序的影响，深刻审视了闹漕背后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关注漕运与里甲、保甲、宗族、卫所等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考察基层社会的漕务运行及实态，分析制度、社会等方面的深层问题。
漕运与社会变迁。从多时段多角度探讨漕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通过漕运线路的空间变化考察区域社会变化、断代漕运对区域及城市发展的影响、漕运制度与方式的演变探讨对于社会变化的影响、“漕规”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具有代表性，作者将漕粮海运置于清代中晚期的社会背景之下，考察清代漕粮海运与政治变革、经济演变以及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同时关注到了清代漕粮运输方式转变对于运河经济区衰弱和沿海经济区兴起的深远影响。
仍有进一步发展空间
漕运研究与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紧密关联，开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渐进至70年代，八九十年代繁荣发展，成果集中涌现，21世纪以来纵深拓展。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漕运研究具有连贯、承继、拓新的特征，研究时段上向明清尤其是清代集中，研究力量也多集中于中国大陆，有规模化的趋势。进入21世纪，学者们摆脱了单纯的制度史、经济史研究的窠臼，重新认识漕运的属性，从不同层面审视漕运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从漕政漕事揭示制度变革、区域发展、社会结构、秩序与变迁。在方法论上，开展跨学科研究，引入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法律史、政治学、社会学、财政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不断发掘史料的基础上，开拓诸多新课题，提出不少新认识。
展望未来，漕运研究仍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首先，明清以前各时段的漕运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这固然与史料不足有关，但新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推进新的研究。其次，漕运史研究多偏向于江苏、山东、天津等运河沿线省份的研究，而对江西、两湖、浙江等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运河学研究崛起，运河一线的漕运研究得到加强，其他区域的研究也应该加大力度。再次，漕运研究尚有许多课题可以开展，诸如漕运的区域差异、漕运的运行机制、漕运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南方漕运家族、漕运史上的重要人物、漕运文献的整理等。最后，漕运的跨学科研究成为近年来的一个趋势，但如何有效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