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国 | 试析万历朝鲜之役期间朝鲜白银之解禁

”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航海时代。随之，美洲白银大量开采，1581年至1600年，全球白银产量累计462（百万盎司），年均13.5（百万盎司）。白银对于世界的影响非常巨大，对当时东亚的影响也不可估量。明中叶以后，中国大量使用白银，白银成为明王朝最重要的流通货币。但中国银矿稀少，来自海外尤其是美洲的白银，是最重要的来源。15世纪中叶日本发现了数个大型银矿，为丰臣秀吉对外侵略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作为东亚另一个重要国家的朝鲜王朝，却依然禁用白银。在万历朝鲜之役期间（1592—1598），明军带来大量白银，朝鲜开始有所变化。战争期间，白银禁令解除，渐渐变成朝鲜的流通货币，朝鲜慢慢融入以白银为流通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学术界对于明朝货币白银化以及日本白银的影响，关注甚多，成果丰硕。万明指出，万历朝鲜之役的发生，正是全球化的开端。她以白银为中心，考察了万历援朝战争期间明朝的财政问题，重点探讨了明朝在战争期间所用白银的数目、有关事项以及相关人物等问题，颇具启发性。她特别提到：“战争之初，明朝原打算支付白银到朝鲜购买粮食以供应军队，但当时朝鲜商品货币经济未达到与中国相当的程度，并非用白银即可置办一切，因此只能运输实物粮草、马匹、军械供应军队。”提及了明军使用白银对于朝鲜的影响。因为她主要关注明朝内部的财政问题，对于朝鲜如何反应，做过怎样的应变，并非其重点讨论的问题。本文将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探讨此问题，一则对于近世东亚白银世界的形成，作一点补充；二则也试图从白银的角度反观万历朝鲜之役，或许不失为认知这场战争的一个新的视角。

 一、明神宗紧急赐银与朝鲜国王之赏赐 

      朝鲜半岛从高丽王朝开始使用金、银货币，成为明朝藩国后，明朝要求其每年岁贡白银七百两、黄金一百五十两。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朝鲜王朝多方筹措，依然非常困难。于是从朝鲜太祖李成桂开始，就经常派使臣前往明朝，请求免除这两项岁贡。历经五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世宗十一年（宣德四年，1429）得到明廷批准，金、银岁贡被免除。朝鲜君臣举国欢腾，但其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担心明朝起疑心，朝鲜王廷发布禁令：朝鲜国内不得再使用黄金、白银，朝天使赴北京，亦不得携带金、银。禁用白银为流通货币，对于原本并不发达的朝鲜货币经济是个极大打击。朝鲜初期货币主要以楮布为主，或者是物物交换，这种状况持续了一百六十多年。直到壬辰战争爆发，因为明朝军队的到来，带来了大量白银，对朝鲜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白银又渐渐走入了朝鲜日常生活之中。

      万历年间明朝货币早已白银化了，白银也是明朝军费最主要的支付方式。“明代军事供费主要包括常例粮饷、临时战费和军事工程修筑费用三大块”。白银在明中后期军事财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所向披靡，朝鲜三都沦陷，宣祖国王北狩。明廷一方面积极与朝鲜接洽，弄清战争起因；另一方面当即赐给朝鲜白银两万两，为其应急之需。《明神宗实录》曰：“命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这是战争爆发以后，兵部奏请，明神宗赐给朝鲜的第一笔白银，在明朝看来这是相当紧急和必需的。《朝鲜宣祖实录》也载曰：

      礼部以为：“倭患剥肤，亟请援朝鲜，以树藩篱，发军饷以济危急。”天子以为：“朝鲜素效恭顺，为我属国。有寇岂宜坐视？令辽东即发精兵二枝应援。因发银二万两，解赴彼国犒军。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国王，令其督率官兵，悉力截堵。如或势力不支，不妨请兵策应，刻期歼贼，作我藩篱。”

      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二十四日，参将郭梦征将两万两白银解送到了义州。宣祖国王早已逃到了这里，遂郊迎于西门外。交割白银时，郭梦征要当着国王的面，逐一清点数目，国王推说不用数。《朝鲜宣祖实录》对当时情形记载甚详：“于是相揖而就坐。乃出银鞘，因请数之。上曰：‘受皇赐，何敢数也？恐伤事体。’梦征曰：‘朝廷法度至严，不可不数。’强数之。”郭梦征相当认真，一丝一毫数清楚，一点都不敢马虎。这样一笔巨款，在明朝看起来对朝鲜应是雪中送炭的必需品，但宣祖国王的处理办法，却有点匪夷所思。《朝鲜宣祖实录》载：

      传曰：“银一锭几两，察而启之。随驾宰相及侍从，各一锭；其下朝官、宣传官、及内官、及禁军二人，各一锭赐给。军士及公私贱杂类一人，各五两赐给。其余分置于水上镇堡，译官及内人、陪行下人，亦为分给。”大臣启曰：“银两之颁给，至于臣等，至为未安。姑留置，以赏战士。南兵若成功，亦颁给可也。”答曰：“扈从之人，虽给之，亦有余矣。”

      明朝在财政相当困难之时，拨付两万两白银，在明朝看来，这是救急军饷，是为朝鲜强军之资，朝鲜国王却把这些银两作为礼物赏赐给每一个跟随他到义州来的人。有大臣提醒国王这样随意赏赐给身边人员，“至为未安”，应该留下来，“以赏战士”。国王却说即便给扈从之人，也还有剩余。他根本不把这批银两当回事，相当糊涂无知。如果明神宗知道朝鲜国王如斯使用这批银两，或许根本就不会赐给朝鲜。

      朝鲜国王这种做法，有几点原因：第一，因为朝鲜国内并不使用白银，白银不是一种流通货币，原来他也收到过明朝所赐白银，大多是作为赏赐之物，他也就赏赐给扈从之人，在兵荒马乱之时，使之更为忠心。第二，他对于白银与军饷的概念，似乎并不清楚，并不把白银与战备物资联系起来，即便有大臣提醒应该奖给立功的将士，他还是坚持己见，觉得应该先给身边人士。第三，对于未来战争的艰苦，没有准备，更没想到应该将这批白银留给未来购买军用物资，这样就随随便便地浪费了这宝贵的两万两白银。

      随后不久，备边司觉得这两万两白银，也应该给世子光海君及其陪臣：“东宫陪侍多官，自初至今，崎岖山路，终始追奉者，不过若干人。今在峡中，寒困可想。臣等在此，别无寸功，特蒙银两之赐，多备冬衣，偏受厚恩，极为未安。目今国用紧急，银两虽不暇遍给，东宫陪侍堂上以上十三员，各二十两，堂下三十员，各十两，题给似当。”国王批准，也一并赐给东宫及相关人员。

      当时朝鲜国王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各方面物资奇缺无比，明朝这两万两白银，确实是及时雨，本来可以做更有意义的用途，但国王收到后，当即就赏给了随行人员，以收买人心，而对于组织军队进行有效反击和抵抗，没有起到一点作用。或许在国王看起来，白银只是一种赏赐之物，跟明朝把白银视作军饷，完全不同。事实上，朝鲜国王把白银作为赏赐之物，并非鲜见。战争期间，常用白银作为赏赐，以鼓舞士气。

      首先，朝鲜效仿明朝的做法，对于立功将士，赏赐白银。明朝对于立功将士，赐银褒奖，朝鲜对此非常清楚。朝鲜常把将士所获日军首级上报明廷，明廷给予赏银。宣祖二十五年（1592）七月六日，朝鲜将在釜山斩获日军首级百余颗进献辽东，获明帝赐银。《朝鲜宣祖实录》曰：“赐本国将官银，人各二十两，以示朝廷优厚之意。”宣祖二十五年（1592）八月十四日，兵曹判书韩应寅汇报赴辽东经过也提及：“臣方欲通名之际，适沈游击赍我国献馘将士赏给银两以来，系是钦差将官，总兵出迎于十里程。”乃是沈惟敬送来赏银。十七日，沈惟敬到义州，国王亲迎于义州西门外，闲话完毕，沈惟敬请称白银重量，《朝鲜宣祖实录》载曰：

      彻（沏）茶后，游击请枰银两，上令译官止之曰：“大人亲赍，国王亲受，不须枰也。”游击曰：“虽然，枰之后，可受。”上曰：“事体未安。”游击曰：“然则礼罢，然后令辽东官员与尔国户部、工部，眼同枰之，可也。”

      尽管二人有番谦让，最终还是让辽东官员与朝鲜户部、工部一同称重，才予以交付。

      宣祖二十五年七月，朝鲜奴仆训伊、蒋良跟随明兵作战，皆立战功，“杨总兵参将大以为嘉给银三十两、叚子三疋，察院亦给银两，此已往所无之事也”。备边司请求免除其贱籍，得到批准。当时赏给他们银两，《宣祖实录》特别强调这是开了先例。因为原来朝鲜朝廷掌握的白银非常有限，战争开始后，因为有明朝所赐两万两白银，给朝鲜提供了一笔丰厚的赏银，他们就可以效仿明朝做法，给立功将士赏银。宣祖二十五年（1592）八月十一日，有三百多朝鲜将士有军功，首功者除授官职外，“其余二等以上，令都元帅量数赏银”，也得到国王批准。

      宣祖二十六年（1593）正月十一日，“赐河原君锃银五十两”。宣祖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国王特别下教政院：“国家将士，追贼南下，屯聚于咸安等处，气息奄奄。虽无所为之事，其情极为矜悯。况新改元帅，朝廷或遣官，或犒军。犒军既不可得，则或以空言慰抚，或赍去银两若干，令元帅颁给有功者，以示慰抚之方。”明确提出以白银犒军，以白银颁给有功者。

      丁酉再援之时，明与朝鲜联军打了胜仗，犒赏亦多发白银。宣祖三十年（1597）十月三十日，同知王㹫吉跟朝鲜国王说：“皇上不惜累万之费，又发二十万银子，以为犒赏之资，凡号令施措，专委于军门、经理，极其所当为而为之矣。”明游击陈寅亦曾跟国王说：“夫中原之用兵也，士斩一级，则赏以银六十两，且加爵命而宠褒之。未知朝鲜用何赏，褒何爵？”可见，明军奖赏相当可观。宣祖三十一年（1598）二月初二日，国王接见明监察军务御史陈效，陈效曰：“皇上于正月十三日，发银五万两，又于十五日，发五万两，以为小邦今日之需。其意盖必欲决局而后已也。”次日，国王接见李如梅，李如梅说：“皇上闻蔚山之捷，以银五万两，赏十三日之功；又以五万两，赏十四日之功；刘提督之来，又出五万两银子。皇上之尽心于边事如此，俺等岂不尽心糜粉以报之？”清楚地说明陈效所言之银，乃是为蔚山之战而发的赏银。在明朝影响下，朝鲜对有军功之将士，也颁发赏银。

      其次，给降倭以白银，以兹奖赏。战争期间，尤其是丁酉再乱之时，朝鲜军中有不少日本降卒，为了鼓动日本士卒投降，也以白银作为奖赏。宣祖二十七年（1597）九月，朝鲜国王制定降倭之奖赏标准，可升堂上官，给予银两，鼓励降倭建功立业。国王特别传谕政院曰：“予意预为下送嘉善堂上官教若干，或银两，如得结以死生，密遣贼中，或焚其仓库、军器，或潜杀贼酋，约以事成，则即授其官教、赏物。”以厚金鼓动降倭。要时罗是一名重要的降倭，他原本是日军一名官员，后投降朝鲜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金应瑞给朝鲜国王书状曰：“要时罗请受爵甚恳，臣措备衣冠，依例肃拜后，许授官敎。且与银子八十两，而措辞言之曰‘朝廷不知汝之长短大小，兹送银两，使我备给之，而未及措置，仍与银两’云，则喜色满眼，叩拜再三。”要时罗希望赐爵，金应瑞准备衣冠，并送银八十两，要时罗甚为高兴。朝鲜对待降倭：一则升官，授予官职；二则赐财，赐予银两。宣祖三十年八月十七日，国王特传令曰：

      前日降倭事，人莫不疑之，多有嚣嚣之说，予独明其不然，使之多数引出，而为群下所沮，终莫能行。到今降倭等，皆先登力战，多数斩贼，至于其身，被伤而不顾，是降倭独能效忠也。果如庙堂之说，内应乎？引贼乎？斩贼及力战降倭，皆升堂上，其次赏银事，急急磨炼施行。

      可见，国王信任降倭，对于英勇杀敌者，升为堂上官，同时，赐予赏银，予以鼓励。

      同时，厚待人才，多给银两。对于能干之人，国王予以重用，也给予厚待。宣祖二十九年（1596）十一月，国王曰：“必得用人材，然后庶可弘济。非但有军功者，虽斩馘不明，有力于国事之人，则其可授堂上加资，次给银两，以慰其心。”给予银两，以为奖赏。

      可见，尽管白银并非朝鲜的流通货币，但依然是重要的赏赐之物。战争之始，朝鲜收到明廷赐给的两万两白银，国王当即赏赐给身边人士。明廷对于立功将士，赐予赏银，朝鲜随之加以效仿，并同时以赏银鼓动倭兵投降，对于能干之士，多予赏银。

 二、朝鲜跟明、日交往时需用白银 

      尽管日常经济生活中，朝鲜甚少用白银，朝鲜王室中白银则是必备的，因为接待明朝使臣、前往明朝出使，都需用银。曾经因为朝鲜王室所储白银不足，恰好有明使前来，“壬寅、丙午两度天使来，朝廷患银子不足，纳银赏职。金玉之章寔繁，名器之贱，益甚于前日。盖初以年六十以上者，纳银有差，给资以偿之。”要各官员与富裕之家纳银，王廷赐予其官职，以应紧急之需。朝鲜与明、日交往时，多方面需用银。

      其一，用白银从明朝购物。在朝鲜与明朝朝贡贸易中，无论是赴京的使行贸易，还是边境上的中江贸易，都要用白银。宣祖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户曹参判成泳进言：“姜绅来言，外方三年兵火，不治农事，虽旧时富民，将无以自存。且富民，以多结卜之故，不堪徭役之烦矣。近欲以银子四百两，送于辽东中江贸谷，而但甚少，加得户曹银两，并送如何？”因为粮食严重短缺，百姓处于饥饿状态，户曹想用银子去辽东中江买谷，救民于水火之中。可见，朝鲜户部也备有白银。

      朝鲜派朝天使进京，他们公办之外，往往进行私下贸易，甚至向中国人借贷银两。即便在壬辰战争期间，也依然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宣祖二十八年（1594）五月，司谏院上启国王，以求解决曰：

      近来奉使上国之臣，不自谨慎，害义辱国者比比，岂不寒心？京畿监司柳根，癸巳年以谢恩副使赴京，与上使郑澈，贷用唐人银两甚多；上年许顼之行，唐人执鞚，唱说不偿之意，其害义辱国，孰加于此乎？请命先罢后推，以惩奉使无状之罪。

      司谏院向国王陈述朝鲜使臣种种不堪行为，皆请予以惩处。第一条就是癸巳（1593）年，柳根与郑澈作为谢恩使赴京，竟然向明朝人借贷银两，数量很大，请求惩处。尽管只是提到一件这样的事例，在当时朝鲜朝天使向明人借贷估计很普遍，国王下令“柳根等罢推”，赞同司谏院的处理意见。

      战争期间，因为各种物资紧张，明朝尽可能希望利用中江贸易，给朝鲜提供所需物资。宁国胤带来孙矿咨文，其中提到朝鲜所需物资曰：

      朝鲜所请硝黄、筋角，原系军中制药、造弓之用，委不可缺。札行太仆寺，动支马价银贰千两，咨送礼部，给付差来陪臣于该馆，开市之日，自行贸易。仍严禁该馆馆夫及各铺商，平价交易，毋得高抬勒指，通同作弊，故将滥恶无用之物，希图趁利。如有此等情弊，査出依律究罪。买完回日，照例给与车辆，沿途递送。

      因为硝黄、筋角，皆系战备之物，一方面明朝拨给朝鲜马价银贰仟两，另一方面指令他们在中江开市时购买，且戒令商人必须平价交易，不得哄抬物价。宁国胤是杨镐部将，凡事皆让他来联络，引得国王好奇问大臣他的来历，答曰：“辽东北城人，而其家产富饶人云矣。”注宣祖三十年八月六日，礼曹参判权悏回自京师，带回咨文。朝鲜国王当即上表感谢曰：“钦蒙圣上轸念，小邦与贼对垒，兵器欠缺，特赐太仆银两，许买熖硝、硫黄、弓面、牛筋等各样材料，以资战用。臣与一国臣民不胜感激，谨奉表称谢者。”注在此战乱艰难时期，明朝不仅派大军前来救援，而且拨给银两，让朝鲜在中江互市中，去购买战备物资，以壮大其实力。全方位支持朝鲜，令朝鲜国王十分感激。

      其二，朝鲜王廷接待明朝使臣与出使日本，需用白银。朝鲜工曹、户曹、备边司等机构皆有白银储备，以备一时之需。宣祖二十六年十二月，朝鲜君臣讨论派人去明朝，向明廷汇报有关情况，但又担心受到阻碍，李德馨遂说：“古有出万金，为间牒者。若多赍银两，给赂一路，庶可得达。”忠谦曰：“或蜡书，或呈文则可，作商贾人状，则中原法严，恐终为宋、李所陷，有难处事矣。”多带银两，以便行贿，成为朝鲜君臣议论的办法。他们深知明朝官场，以银行贿，大行其道，成为朝鲜朝天使打听明廷内部消息、办理机密事情的法宝。

      与此同时，白银也是出使日本之通信使的必需品，朝鲜深知跟日本人打交道，须备白银，战争期间更是如此。宣祖二十六年闰十一月，朝鲜接伴使金瓒用银两行贿，方抄得小西行长书札，得知日本封贡之条款，即所谓“七事”：“平行长七事付书札，即欲誊书上送，而藏在总兵房内，势难得见。不得已令译官李希仁潜给银两于掾房次知之人，今始誊书，监封上送，而所谓七事，则割地、和亲、封王、准贡、降印、蟒龙衣、冲天冠云。”尽管朝鲜国内并不用白银，也很少出产白银，但因为明朝和日本都用白银，明朝军饷与赏赐都是用白银，所以白银成为朝鲜官场上常备之物，也是朝鲜王廷必备的东西。

      封贡和谈之时，明朝派杨方亨与沈惟敬册封使臣，前往日本，日本强烈要求朝鲜派使臣随行，于是朝鲜只得派司赡寺正黄慎前往，备边司特别向国王提出“随身盘缠银两，依李时发例，并与通事量宜题给，其朔料，亦依其例而给之”，必须带足银两，以作盘缠。朝鲜通信使到日本以后，日本也常常送给他们白银。即如有通信使记录曰：“盖其银皆以大坂藏入之银出赠云。关白所送三使处，丁银各百枚，绵子各三百把。堂上译官二人，丁银各二百枚，读祝官丁银三十枚。上通事三人，各五十枚。正官中五百枚，中官中五百枚，下官中五百枚。若君所送三使臣处，丁银各二百枚，绵子各一百把。堂上二人各一百枚。上通事三人，各二十枚。正官中二百枚，中下官并三百枚。一枚重四两三钱，绵子一把重十两云。”给予朝鲜通信使相关人员以数量不菲的白银。

      其三，特殊情况，朝鲜亦用银。小西行长寻求和谈，国王与大臣商议，让朝鲜和谈大臣（庆尚道右兵使金应瑞）多带银两，给小西行长部下行贿，借机行间，其曰：

      上曰：“古时两阵相对，使行其间。令金应瑞送檄行长处，责以信义相交，今反背之。且汝虽更肆，我国乃天朝地方云云，以试其意可也。”睟以为：“银两多授金应瑞，行间可也。”上曰：“以观其辞可也。”磼曰：“所率女人，皆我国人云。行长竭望封事，若再举则闷望云。银子行间，因女人为之可也。”上曰：“我国人，拙甚难行也，或移书，责以负约，以观其情可也。”

      战事再起，但双方依然谋求和谈。国王以为，让金应瑞送檄文给小西行长，责其背弃信义。而大臣金睟主张金应瑞多带银两，因为小西行长身边有很多朝鲜女人，可以向这些朝鲜女人行贿，从她们那儿打听情况，并让她们为朝鲜服务，探听倭军情况，所谓以银行间也。次日，商议以备边司所储二百两银子备用。

      可见，因为明朝、日本皆用白银，朝鲜身处其中，经常要跟明、日打交道，不管是进行贸易，还是日常的接待与交往，朝鲜皆需预备白银。跟明朝的官方朝贡贸易、中江贸易，皆需使用白银。而在战争期间，为了获取情报，朝鲜多方使用白银，获取相关信息，白银在朝鲜的国际交往之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壬辰战争期间，随着明军携带大量白银前来，且以军功给朝鲜很多赏银，又几次直接给朝鲜王廷拨付白银，朝鲜开始解禁白银。尽管还不是主要的流通货币，但在很多场合都用白银，诚如前面提到过，军功赏赐、与明日各方交往、以银行间等，同时，朝鲜在明军将领的帮助下，开始重新学习采银、炼银之法，且日见成效。

      宣祖二十六年（1593）二月二十日，李德馨接见明将陈信，闻其言：“尔国有富国强兵之术。来此见之，山无无银之山，采而炼之，足致丰富。”宣祖二十六年三月五日，宣祖跟大臣商议金银取炼之法曰：“我国本无金耶？”洪进曰：“取炼之法，在前朝或为之，今则无传焉，其役甚苦云。”上曰：“传采（银）[金]之法于外国者有禁，故或奏文为之。”仍传曰：“银亦然矣。今方对敌，焰硝之法，请学可也。”大敌当前，明大军前来朝鲜，诸多明朝将领鼓动之下，朝鲜国王也动了取炼金银的想法，一方面要恢复原来炼金炼银之法，另一方面又要禁止外传，还要学习外国煮硝之法，因为火器的需要，必须学会制造火药。

      因为朝鲜缺乏白银，当时有很多明朝将领都希望开采朝鲜的白银。战争初期，宋应昌即有此意。当时宽甸府副总兵佟养正“军前机务，兵马刍粮等事，无不管辖”，有鉴于朝鲜贫穷，他想了很多办法，“既请皇朝，许行开市于本国境内，务通物货；又令唐匠，教习采银于本国界上，概皆为本国通变济之周急良图也”。一则开市，尽可能提供可以购买粮食的机会；二则派工匠前往朝鲜，勘察银矿，以便开采，以充军饷。在明经略宋应昌主持下，朝鲜开始开采白银，宋应昌找来一些明朝工匠，传授采银之法。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八日，备边司上启曰：

      伏见礼曹判书尹根寿等，与宋经略对话之言，可见经略为我国规画备尽。其中所云：“军情未得厚赏，则必至懈怠，何能制敌？朝廷为尔国，费用既多，何能更请？今日之事，在于吹炼银铜，以为粮赏之资。”此言尤是。今日之急务，佟养正已带银匠出来云，令义州之人，传习其术，使之吹炼于本道及黄海道各官产银之处，以继国用。

      宋应昌作为明军经略，他负责筹备粮饷，白银是重要的军饷，而朝鲜没有白银，但朝鲜有银矿，朝鲜并不知道如何开采，甚至都不知道如何鉴定，于是他跟朝鲜大臣尹根寿商谈，并派遣佟养正带领银匠前来义州，“传习其术”，将采银、炼银技术，传给朝鲜人，使之能够有效地开采朝鲜白银。宣祖二十六年四月三日，领议政崔兴源向国王汇报其拜见经略宋应昌的情况，宋应昌跟他谈了很多问题，其中提到：“兴师进止，自有道理，但看我停当。且倭奴虽退釜山，王京、开城、平壤，亦当量留将兵以防守之，待尔国自振，然后撤回。我虑及于此，访得矿夫数十人，交付国王，任其产出处，广取金、银，以为得军心之资。”实际上，宋应昌派工匠，前来朝鲜开矿采银，正是他开采了端川等处银矿，也从此重开朝鲜采银的历史。

      宣祖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朝鲜国王与众大臣议事，持平柳梦寅特别谈到采银说：“采银，极是好事，而天朝采银之人，率通事贻弊民间，监采之官，皆是卑微，尤致骚扰。监采官、译官治罪，使不作弊。”国王听了此言，并未表示认可，反而说：“今日之事，如人病重，气在咽喉，不遑他事，先治急病可也。”其意采银是大事，获得白银是最重要的事情，至于其他弊端，也只能暂时忍受了。在宋应昌等带动下，朝鲜开采咸镜道之端川银矿，这是朝鲜一个重要白银产地。备边司曾上奏曰：“方今国用荡尽，用银一事，最为急切。端川所产，素称品好，今当弛禁，许令采取，收其当税之物，亦为官采，广其上纳之数，以为国用。”备边司主动提出来，应该开放端川银矿，由官方主导开采，以供朝鲜国用。这似乎是朝鲜对采银矿，由被动到主动的一种表现，以后朝鲜就四处开采银矿，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朝鲜君臣经常议论采银之事，宣祖二十七年（1594）二月四日，《朝鲜宣祖实录》记录一段君臣讨论采银的对话，其曰：

      沈忠谦曰：“今之所可行者，采银也。”上曰：“唐之富商陈臣曰：‘尔国所过，皆是银山，若采用，国可富’云。”尹根寿曰：“天朝人尝言：‘尔国不采银，不用钱，不畜鸡豚，何以通货，何以食肉？”柳成龙曰：“世宗朝，尝用钱，故有朝鲜通宝钱矣，时有上疏止之。今则采银，可与中原通财。”沈忠谦曰：“韩浚谦以为：‘原州、酒泉产银。’”金应南曰：“义州、金刚山有银。”上曰：“予尝令唐人见之，铅也，非银也。然铅铁，亦可用于铳筒。”

      从中可见几点：第一，明朝人鼓动朝鲜人采银，而且认为朝鲜遍地皆有银，但国王似乎兴趣不大；第二，当时朝鲜国内状况，既不用钱，亦不用银，处于一种物物交换的状态，商品经济十分落后；第三，当时朝鲜人对于铅和银还分不大清楚，把铅看成是银，朝鲜国王让明人检查过。可见，当时虽然传闻各地有许多银矿，但具体落实的很少，只是一种传闻。相对而言，明人对于在朝鲜采银，比朝鲜人更有兴趣。

      因为白银的重要性，朝鲜君臣皆关注到本国银矿的情况。领议政柳成龙曾言：“我国青山、报恩之间大山皆银。顷日都监人，于李德馨所见处铸之，乃好银也。若能采炼，则可于山东、中江和卖，以为军粮矣。”朝鲜君臣谈到白银，往往跟军粮联系一起，明朝赐银作军需，朝鲜采银，以供军需。既不是为了本国流通，也不是为了本国财力，而是为了军需。这是朝鲜采银最大的动力，也是朝鲜君臣讨论采银的基本出发点。

      宣祖二十七年（1594）五月二十五日，备边司启曰：“臣等闻端川等处，产银无穷，而方采之矿，挖掘已深，不知几丈，以此功巨而得尠云。欲大集民力，以开新矿，则本邑之民，积困于采银，怨咨徒兴，而取银不多。且端川，则近甚疲弊；而吉州，则上年稍稔，颇得苏完云。两邑贡物，除尤甚紧要者外，其余令该司斟酌，一切蠲减，使之专力于采银。而令本邑郡守，为差使员，与曾差采银官金继先，一同监采，从优采得，以济国用，宜当。且本邑之人，有愿纳银子，欲为免役、免贱者，呈诉本司。纳五十两者，纳七十两者免贱，定为事目事，何如？”为了使端川、吉州等采银地区的百姓，更加专注于采银，提出让他们交纳一些银两，以免除其它徭役，得到批准。可见，当时两地开采的白银已有相当规模。

      宣祖二十七年十月，端川采银官金继先采得一些银两，备边司请求国王赐他官职：“端川采银官金继先所采银五百余两、铅六百斤、铅丸二万一百余个，不无其劳。请令该曹除职何如？”得银五百两，并有一些铅和铅丸，对于当时的朝鲜来说真是意外之财，于军需也不无小补。宣祖二十八年（1595）六月，咸镜观察使洪汝谆向国王汇报端川采银情况：“端川采银，其路甚广，今则欲罢不能，国家将蒙大利矣。”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对于采银之重视，终于改变了朝鲜无银的状况，经过几年开采，端川银矿得以开采，朝鲜终于得到丰厚回报。

      端川乃位于今朝鲜咸镜南道端川市，当今也是朝鲜重要的矿产基地，有着丰富的钴、镁、铁矿石等；吉州，乃位于当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郡，都是在朝鲜北部。封贡和谈之后，日军主要在朝鲜半岛南部活动，北部比较安宁，距离明朝也近，朝鲜王廷专门设立采银官，以监督两邑开采之事。备边司上启主要是考虑到这两个地方，既要采银，又要准备贡物，穷于应付，故而提出让两邑专注于采银，其他贡物一律减免。这样既可以提高产银数量，也有利于地方恢复民力。当时战事暂停，尤其是朝鲜北部更为安全些，所以朝鲜王廷也专注于采银，这是朝鲜王廷因应国内政事变化的一种办法，也说明他们已充分认识到白银的重要性。

      宣祖二十八年（1595）九月，孙矿开府义州，派胡游击前往与朝鲜接洽，并给胡游击书札，提出六条密录：“一、与朝鲜议兵饷；一、査银矿果有几处；一、察其地方险要；一、体访朝鲜文武何人可倚仗；一、默访民情；一、兵备道何地驻扎为便。”其中特别有一条调查有几处银矿想开采，以充军饷。宣祖二十八年十月七日，在端川采得五百两白银，备边司向国王建议：“今闻咸镜道所采银子五百两，来纳于工曹。三百两为先除出，送于义州，中江换贸军粮，或散贸于本道有实人处，分置于安州等处为当。”用三百两去辽东中江购买军粮，这对于朝鲜来说不无小补。

      宣祖二十九年（1596）十二月五日，国王曾经向政院传谕曰：“端川银子，连续上送，而未闻上送铅铁。闻有银则有铅云。何不取纳其铅，以为战用之丸乎？”国王这一问，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端川采银，越来越好；量越来越大，成为朝鲜重要而稳定的白银来源；第二，采银之时，亦可采铅，铅乃作铁丸之用，可是却未见端川同时进铅，故而国王希望训练都监回启。三天之后，训练都监回复曰：“铅丸，在今最急。端川铅铁，素有取来之意，而一路荡残，输致无力，如兵曹所贸铅丸十万个，运到安边，至今不得输至京城，常以此为闷矣。今方贼变孔棘之时，不可不别为区处。税银吹炼时，铅铁为先收合，陆续上送事，移文于本郡，且于新监司下归时，此意言送何如？”原来并非没有铅丸，而是难以运到京城。可见，朝鲜炼银之前，先炼铅丸，二者并举。

      宣祖三十一年（1598）二月十日，户曹判书金睟启曰：“我国产银之处，处处皆然，而在前采取有禁，若闻采银之令，则民视之如毒药，百般讳秘，使无穷之利，归于无用，岂非可惜？以端川一处观之，一年所纳之数，至于五千两，其有补于国用，不亦博乎？然唐人往来之处，则不可轻易开矿，以贻齐民之害。咸镜道则别无唐人往来之患，而咸兴、定平、永兴、甲山四处，银穴甚多，厥品亦好。可于此邑，依端川之例，除杂役，采银铁上纳，则一年所得，亦可至数万两。此意各别行移于其道观察使，使之料理施行何如？”在宋应昌等明将推动下，在明朝工匠的指导下，朝鲜终于开采了多处银矿，有源源不断的白银产出，但又处处提防明人，亦可知其狭隘。

      可见，自从明军来到朝鲜，以经略宋应昌为首的明朝将领，就鼓动朝鲜开采银矿，颇有收获。战争后期，朝鲜境内已四处采银，最大的端川银矿，一年可采银五千两，加上其他各地银矿，朝鲜每年所产白银，已相当可观，为朝鲜使用白银为货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白银，而这正是战争期间明军将士留给朝鲜的一个重要遗产。

      事实上，随着战争的进行，明军带来大量白银，朝鲜认识到白银的重要性，在明朝将领支持和指导下，朝鲜开始开采白银，很快就有收获，朝臣因之提出应该解除白银禁令。宣祖二十七年（1594）三月三十日，户曹启曰：

      兵曹判书李德馨筵中所启，我国本不用银为货，故虽许采银，而不能通行，请于收赎纳官时，用银事，令该曹议启矣。军兴之后，国内荡竭，通行银货，以资衣食，实是今日之急务。而金作赎刑，自古已然，则收赎之时，依愿许纳，未为不可。但不须只用于赎刑，臣等之意，依纳粟除官之例，通融并用，亦为无妨，至于无面征纳之际，皆许勿禁，一样用银，似为便当。

      要求通行白银，解除白银禁令，这是一件大事。国王当即令诸臣讨论，诸臣一致认同此议，宣祖国王顺应民意，予以批准，这样朝鲜就解除了不用白银的禁令。这项禁令持续了一百多年，竟然在壬辰战争期间，就这样轻易解除了。从中可见，朝鲜当时尽管不用白银，但是战事开始之后，白银变得非常重要了，以致“通行银货，以资衣食”，其原因与明朝以白银作军饷，密不可分。同时，还使用金与粟，只是用途稍别，“金作赎刑”，乃是减免刑罚之时用金；“纳粟除官”，则是捐粟即可授予官职。这都是朝鲜王朝当时筹集钱粮的办法。而在战争期间，白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解除禁令，水到渠成。

      禁令虽解除，但要大量使用白银，仍需要时间。当时如果只带白银，不带粮食来朝鲜，在朝鲜用白银难以买到所需要的粮食，即便是在已解禁的丁酉再乱时期，因为朝鲜并没有这么大的供应量。因为粮食难运，白银易拿，丁酉再乱之时，明军还是先多带白银。宣祖三十年（1597）十月戊辰，当时明军主管粮饷的同知陈登前往朝鲜，国王亲到其住处，商谈粮饷之事。其言：

      今见经理，则以粮草一事，极为忧虑。公州、罗州、公山城，已为失之，是亦可闷也。天朝非无谷未运，重不能输，故银二十万两及青布、花绒等物，多数出来。已将银子一千余两、青布一千余疋，交付平安监司，一同押领官，试令贸谷，而王京以南，极难措办，须以布货、银子，多般贸得，随市直，贱价而贸之，则岂可难为？通州税入军粮，一岁三百万余石，此亦没数输来，而中朝船只不多，未能趁期搬移，故于辽东地方，买骡二千、牛马一万，时方运过，而已到义州者，亦多矣。经理已为当以平安之粟，运到黄海，黄海之粟，运到京城，而又将京城所储，输用于忠清，则庶乎其可也，而贵国人力已竭，兹用闷虑。闻贵国军兵，可至三万云。今则寇贼少却，防戍似闲，可使散归，或收军粮，或运米豆，岂曰小补之哉？大事在头，每为空谈，何益于事？必须着实举行，然后事可得成，更须十分极力措置。若过冬春来，日暖冰解，则虽有粟几万，计没奈何？

      这段史料说明几点：第一，因为军粮运输困难，明军先带银两二十万以及青布、花绒前来，这些运送相对容易。第二，用这些银两及物资，交令平安监司押运，并以此购买粮食，然后运来。第三，明军钱粮筹集似乎不成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运到朝鲜前线去。明军在辽东可以运送，但到朝鲜者需要朝鲜自己运送，朝鲜往往难以承担，无法胜任。所以陈登以为，当此战闲之时，朝鲜军队可以协助搬运。第四，相比之下，朝鲜北部购买粮食，还可能完成，南部则情况十分糟糕，有银两也几乎无法完成购买。可见，在朝鲜民间，也并非完全不能使用白银，局部地区可用，一定范围内，白银可以流通。第五，从这条史料也看出，当时即便朝鲜有粮，也并非由他们筹集，而是以明朝给银来购买。这一点充分说明问题，明军饷、粮草完全自己筹集，朝鲜难以提供。闻知此事，户曹当即上启曰：

      陈同知接见时，同知所言天朝发银子、青布、花绒等，换贸军粮等事商量，则青布、花绒，乃是御寒之资，若从市直，平反交易，民必不厌，随处可换，至于银子，则我国之人，不惯使唤，且天朝折价太高，人情不肯。平壤以西则以其有义州江上买卖之事，平安道则亦可行矣。京仓米先运前面，而黄海、平安道军粮，次次输转补用及各处军士抄发等事，前日备边司启辞及臣金睟启辞，水陆并运，今方举行。更令各道观察使等官，十分催督，急时搬运何如？

      这段史料十分重要，给我们呈现了白银在朝鲜何处有用，何处完全不能用。“平壤以西则以其有义州江上买卖之事，平安道则亦可行矣。”说明朝鲜用银，因为明朝中江贸易，乃是依靠明朝，才能使用。也说明在朝鲜国内几乎不能用，他们彼此之间贸易，并不用银。故而相对于白银，青布、花绒，因为冬日来临，御寒需要，反而更容易被朝鲜人接受。正因此，明军带来白银，其实对朝鲜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不过，作为朝鲜王室与王廷，因为经常要跟明皇室以及日本、女真打交道，白银对他们还是有用的。白银在朝鲜的使用，当时有以下几个群体：

      第一，朝鲜王室与官府，因为跟明朝贸易和接待明使，必须使用白银，所以会有一定量的储存和需要；第二，朝鲜官府对于立功之人的奖赏，也多用白银；第三，朝鲜北部地区，能够参与中江贸易的人，因为跟明朝人做生意，也需要白银；第四，从事海外贸易的朝鲜商人，也需要白银。至于朝鲜一般民众，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则不需要白银，最多也就是个别富裕人家，以白银作首饰而已。这是当时朝鲜使用白银的基本群体。

      运送白银和青布来朝鲜，并非鲜见。宣祖三十年十二月三十日，明董郎中对国王说：“青蓝布下送忠清、全罗等处换谷事，昨已分付于户曹判书，须急运送贸谷何如？且本部题请银子一万两，换青布于林青，解冰之后，即当水运出来。当于何处，贸谷为便？”可见，青布运来好办，白银运来，然则何处购粮呢？国王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也不知道朝鲜何处能够购粮。

      这件事似乎未完，不久司谏南以信、大司谏许筬来启，特别指出：“天朝发银运粮，所以济我国之乏饷，而今闻上国搬运粮豆之人，不输本色，只持价银，来贸于我国地方以纳云，凡在所闻，极为骇愕。义州地方官非不闻知，而不为痛禁，致有如此之事，尤为无谓。”很显然，他们认为只拿银来朝鲜，无济于事，因为朝鲜亦无粮可买。

      宣祖三十一年二月，户曹向国王汇报董郎中以一万五千两白银换布贸粮之事，曰：

      董郞中分付银子一万五千两，所换青蓝布贸谷之事，事虽不易，亦不可不为举行。万有[五]千两所换之布，当至五万余匹，似非一二道力所可尽贸。平安、黄海、庆尚、忠清四道，已将银子、布物等分送，方贸米豆，势不可加数下送。若于咸镜道一万五千匹，全罗、江原两道各一万匹，京畿五千匹，大概分定，观所贸多少，参酌改磨炼。如有余数之布，亦依郞中所言，或以天兵处分给料米之价，亦为一策。咸镜地道虽僻远，自安边等处，船运岭南，又有通路之势。若以咸兴以南仓谷，为先充数以运，而青布等物，送于六镇贸谷，次次海运，以充南道仓谷。江原岭东，多有富家，贸米似便，亦可船运岭南。伊川、安峡、平康等处、连年农事丰稔，旧谷尚存，贸豆亦便，此亦从澄波渡船运，则京江、湖南，随意可运。全罗道则米谷虽有，布物似贵，亦可换米；京畿亦有储谷，地方从市直许贸，人必不厌。姑以此磨炼，而徐观布子多少，更为分定，亦似无妨。前日因经理分付，送银子千两于岭南，四百九十九两，则安东士民，已为纳米，故其数已报陈同知，使之转呈经理衙门矣。

      乃汇报以一万五千两白银换布贸粮事，几乎是发动了朝鲜北部四道，分布各道，各有任务，购买粮食，从其所汇报的情况来看，对于各道来说，相当勉强，几乎是作为硬性的任务，必须完成。因此，即便朝鲜白银解禁了，白银真正流通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起作用。同时，朝鲜本身就国力弱小，供应有限。加上处于战乱期间，各种物资都奇缺无比，即便带来充足的白银，也无法购得所需的物资。可见，白银解禁之后，战争期间，尽管可以作为货币流通，但是鉴于朝鲜民间白银稀少，大量使用还几不可能，当时是白银、青布、粮食等多种东西混用，且在不同地域，相关的情况亦多不相同。

      进入18、19世纪以后，白银在朝鲜的发展情况，几乎跟中国明清无异。成海应论之曰：“东方故多银矿，丽末被中国需索，民不堪命。我朝初年，敷奏免贡，遂禁采银。象译赴燕，如有私赍，罪至诛。壬辰之乱，中国之颁赐我国与夫军粮军赏并用银，以此银货大遍。市井买卖之徒，不畜他货，惟用银为高下，度支经费，上国奏请，尤为浩穰，银乃翔贵。闾阎间废举子母者，仍以牟大利，官爵除拜，刑狱宥免，俱以是为绍介。”此言简明介绍了从高丽到朝鲜白银的变化，尤其肯定壬辰战争以后，朝鲜社会中白银的变化，乃是社会财富的象征，成为朝鲜社会官员、商人、百姓追逐的对象。

      综上所述，世宗年间，明廷免除朝鲜的金银岁贡，从而使得朝鲜王廷在国内禁用金、银，更不能作为货币流通，而是以楮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甚至停留在物物交换的状态，但朝鲜王廷总是持有一定数量的白银，以用于跟明廷和日本官方交往所需。壬辰战争期间，随着明军大批涌入朝鲜，携来了大量白银，对朝鲜产生了巨大冲击。一方面朝鲜王廷将明廷所赐白银作为礼物赏赐给身边人士，也作为朝鲜将士立功的奖赏；以白银作为诱惑，鼓动倭降；随着跟明、日交往愈加频繁，白银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另一方面，明军将领宋应昌等人积极鼓动在朝鲜开采银矿，并付诸实施，发现了端川等多处银矿，每年为朝鲜带来源源不断的白银，这样在朝臣的要求下，朝鲜从宣祖二十七年（1594）三月开始，就逐渐解除白银禁令，白银慢慢成为朝鲜的流通货币，在各道渐渐流通开来，尽管相当曲折，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与发展，最终成为白银世界中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