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期海图多为航海所用。中国地处世界最大陆亚欧大陆东部，东临世界最大洋太平洋，具有绵长的海岸线，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历史上我国沿海人民很早就有航海实践。史料记载春秋时代的孔子曾感叹其思想难行于中国，曾寄希望于乘着小筏子渡于海，将其传播四方。战国时期中国沿海出现吴、越、齐等强大的诸侯国，造船业在广泛应用中得以迅速发展。秦代之前船上已经使用的风帆利用自然风力作为船舶动力，为船舶航行提供动力资源，使之更便于海上远距离行驶。秦汉时期有许多著名的造船基地，能建造载人逾千的大船，并开辟了一些固定航线。徐福东渡的史实说明秦代不仅有近岸航行，更有对远航的期望和试航。据史料分析，徐福最后一次东渡，秦皇帝“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说明徐福当时率领的是一个大型的船队。章巽通过对《汉书·地理志》中有关东南沿海航行途中地名的考证发现，两千年前就存在着一条由我国南海沿岸的徐闻、合浦等地出发，沿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南下，转过马六甲海峡北上，绕孟加拉湾而至印度半岛南部以及斯里兰卡岛的航线。现存汉代马王堆地形图已可以找到南海的踪迹。南海贸易的研究也佐证，早在公元三世纪来自马来世界的林产品被运往中国各个港口，在宗藩国向宗主国朝贡的名义下进行贸易。
古代的航海活动还可从历史沿革地理得到佐证。至迟，到西汉末年已经在闽江口和灵江口各设置一个县城，一个是闽江口的治县（今福州市），一个是灵江口的回浦县（今台州市），两个县城皆孤悬海滨，与内地往来全靠海路。此后，唐、宋、元代的海上运输也非常活跃，留下许多记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北宋时期成图的《九域守令图》上一艘行进在今海南岛东部海域惊涛骇浪中的帆船，以及南宋时期刻石的《舆地图》上标注在今淮河口东侧的海洋面上的“海道舟船路”的文字皆是宋代海上运输的图证。元代定都大都，每年都要从南方调运大量粮食，南粮北运先是采取水陆联运的方法，从1283年开始海运，开辟了多条从刘家港到大沽口的航线，海运成为元代主要运输方式。明代更有众所皆知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至今仍是中国航海史上一个值得浓墨重彩的事件。有学者把中华海洋文明的演进划分为先秦东夷百越时代中华海洋文明的兴起、秦汉到明代宣德年间传统海洋时代的繁荣、1433年罢下西洋到1949年海国竞逐时代中华海洋文明的顿挫、以及1949年以来的复兴四个阶段。由此可见，从先秦到近代，我国海洋活动的历史连绵不断，史料中也有许多关于航海的记载，但是与文字资料相比较，留传至今的实物航海图却很晚，这是因为我国古代航海图作为“舟子秘本”，故世所罕见。《海道指南图》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实物航海图，成书年代或为永乐九年（1411年）至十三年之间。
二
目前有关中国海图史研究很少关注海图定义及分类问题，使得已有海图史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笔者认为，理清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海图史研究的深入。按照《地理学词典》的定义，海图是专题性地图。“根据航海和开发海洋等需要测制或运用各种航海资料编制的地图。包括海岸图、港湾图、航海图、海洋总图、专用图等。一般采用墨卡托投影，着重表示海岸性质、海底地貌、底质、海洋水文、航海要素（如沿岸显著目标、航路标志、航行障碍物、地磁偏角）等。”该定义言简意赅，同时充分考虑到海图的内容，但是也要看到，这是对现代海图的定义，并不完全适合历史时期尤其是古代的中国海图。因为海图是地图的一种，而地图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进，尤其是科技进步，地图载体、绘制方式、内容及用途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海图与地图一样，其定义、绘制方式、内容及用途等亦会随着人们对所处地理环境认知的深入、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早期的海图主要与航海和海防有关，故主要为航海图、航海指南和海防图等。理查德•弗莱德勒对航海图的定义较为全面，“海图是以海洋及其主要特征为主要描绘对象的一种特殊的地图类型，海岸线是描绘海洋边界的一个重要特点，陆地的地位退居其次，往往留着空白；海图覆盖的范围或大到可以囊括一个大洋，或小到一片海湾甚至一个海口，但不管其描述范围大小，描述内容一般都相同。这些信息包括海岸线的形状及类型、水深数字、航行危险的地方、表示方向或位置的指示物，如玫瑰罗盘或经纬度的比例尺等。这些海图技术含量很高，其主要目的一般都是为了保证从一处海岸尽快安全地航行到另一处海岸。”
近几十年来，受海洋资源开发动力的驱动，海洋工程迅速兴起，而海图的内容也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趋势，出现许多历史时期没有的内容，如海底地质构造图、海洋重力图等。与海图的发展相适应，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或国家对海图亦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在只有航海图的漫长历史时期，只能对航海图进行分类，如俄国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把海图分成总图、分图和平面图三类。我国到20世纪50年代仍为航海图分类法，将其分为总图、航洋图、航海图、海岸图及港湾图五类。这些海图又被称为普通海图，当时出现的一些航海图以外的海图新品种则被称为特种海图或专用海图。现代海图的内容已远超出传统海图的范畴，其利用范围也得到很大的拓展。海图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目前按照用途可分为通用海图、专用海图和航海图三类，其下又分为若干类，如图1所示。
图1 按照用途划分的海图类型
按照内容则可把海图分为普通海图、专题海图和航海图三类，如图2所示。
图2 按照内容划分的海图类型
由上面的分类可知，无论是以用途还是以内容为标志的分类皆以航海图为独立的一类地图。同时，也要注意到，按照目前海图分类，许多种类以前是没有的，它们的出现是近百年或几十年的事，故在谈中国海图史研究现状前，我们还需要先对我国海图史的发展有一个分期。
楼锡淳、朱鉴秋的《海图学概论》把中国海图发展简史分成五个阶段，即中国早期的海图，这种山屿岛礁图是我国古代原始类型的航海图；明代《郑和航海图》、海防图及海运图，《郑和航海图》综合运用多种定位方法，把航海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代的海图，与明代相比，出现了体现世界地域观念的《四海总图》，而沿海形势图的内容比明代海防图更加详细、准确，清代中期出现了外国人在华测绘航海图的情况；民国时期海图的测绘于民国十八年（1929）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民国政府正式成立海军部，测绘科隶属海政司，同年11月公布“海道测量局暂行条例”，从此中国水道测绘统一由海军部海道测量局主持；最后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图绘制向标准化、国际化发展。这种分期方法充分考虑到中国海图史上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但是也要看到，中国海图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式上升发展，即便早期分成古代、明、清等时代，但是在缺乏国家行政干预，实行统一的标准化之前，海图的绘制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绘制特点也呈现多样化特点。笔者认为，或可以1929年海图绘制实现标准化为界，把中国海图史分成前后两期。这种时代划分，还考虑到传统海图绘制对近代西方测绘方法的接纳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最初的模仿到学习，并逐渐摒弃应用海道针经和山形水势的传统方法改用经纬定位方法的过程。故本文主要评析已有有关1929年前绘制的航海图、海防图以及方志海图等的研究。除了分期，还需要对中国海图史研究范围进行界定。笔者认为，中国海图史研究范围指以中国沿海及近海地区为主的区域，研究内容包含海图本身及其外延的相关研究，如航海史、贸易史及海防史等的研究。
三
据邹振环研究，拉开近代郑和研究序幕的文章是发表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 (1903年9月30日)出版的《大陆报》上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其后，梁启超也对郑和航海展开研究。由此角度看，中国学者对航海史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相比而言，中国学者对于航海图及图经的研究要晚半个世纪。徐玉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梳理过之前国内外学者对郑和航海图的研究，认为菲力卜思(Philips)在其论文The Seaports of India and Ceylon中首次转载《郑和航海图》，系对该图研究最早的学者，继有伯希和等，而国内最早对之进行研究的是1943年出版的范文涛的《郑和航海图考》。他还根据《郑和航海图》用了近一半长度地图表示中国沿海的情况推测，绘图者一为中国人，一为熟悉中国沿海地理者。范氏的研究由郑和之生平、航海确期、航海图说明、释航海图、结论及附录组成。利用相关资料考证了郑和生平、郑和七次下西洋出发及返京的确切日期，此外就航海图中个别字眼如“取”、“平”及“丹”的含义进行诠释，考证了马来半岛一带四十处地名意义及今地地名，指出这些地名命名规律有自创、音译、意译，音意合译者。
若以范文涛首开中国海图史研究之滥觞，至今中国海图史研究已逾七十年，取得许多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特点及内容简述如下：
其一，研究对象相对集中。目前开展的海图研究对象主要是航海图和海防图两类。航海图研究最多最深入的非郑和航海图莫属。据笔者统计，到2003年为止，包含该图名称的文章至少有50多篇，之后又发表一些相关成果，以中国知网为例，若以“郑和航海图”作关键词，2003年后可检索到11条文献，近期研究除了继承传统的对图中地名的今地复原外，还探讨了郑和当时所用的导航技术。由于中国留传至今的古航海图数量十分匮乏，故每当发现新图，便会掀起一阵关于研究海图的热潮。如章巽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意外发现的一套古海图的研究，近年分别在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发现两种海图，也引发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两幅海图进行研究。此外，是对诸如《海道指南图》或相关的航海手册的零星研究和整理，国内学者向达整理出版的《两种海道针经》首开风气，《两种海道针经》包括《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书，原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的鲍德林图书馆，向达先生发现后将其抄录下来，带回国内、整理校注，1961年由中华书局于出版。除了航海图和指南外，中国沿海地区的海防图、方志中的地图构成中国海图的另两个重要体系，但直到最近才引起学者的关注，形成海图的另一个研究热点。
其二，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古地名的考证为主。梁启超首启这项工作，他通过对《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记载的40国国名的考证，推定郑和航线从中国南海出发，经越南、秦国、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群岛、斯里兰卡等地，“掠马达加斯岛之南端回航”。根据其他文献分析，郑和足迹亦达台湾、吕宋、文莱等地。尽管这只是对文献记载的考证，实开启了古地今释之风，只不过后来学者考证的对象变成海图上的地名而已，如范文涛对马来半岛的地名考释，章巽对现存古海图上的地名考释等，地名考证及今释仍然是目前中国海图研究的主要内容。陈佳荣等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系南海地区地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其三，除了对地名考证之外，对图面内容的研究还集中在图名、成图时间及绘图人员的研究。现存多数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图名、绘制时间和绘图人员的信息往往是缺失的，海图也不例外，故对这些内容的考辩也是海图研究的内容。如最早被发现的耶鲁藏航海图，随着研究人员视角和关注点的不同，分别被赋予《中国古航海图》、《中国古航海图集》、《十九世纪中国航海图》、《东亚海岸山形水势图》、《清代唐船航海图》、《中国北直隶至新加坡海峡航海针路图》以及《清代东南洋航海图》等名称。由于航海图册画出了在海中航行的船体从不同角度下观察到的近岸山形和海中岛屿等目标物的轮廓特征，并注记了水深和海底底质等情况，故该图又被赋予《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的图名。这些论著在对该图命名的同时，也对该图绘制的时代和制图人进行了探讨。
2008年来自美国的巴契勒（Robert Bachelor）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发现了一幅中国航海古地图，因捐赠人约翰•雪尔登(John Selden)得名《雪尔登地图》（或称《塞尔登地图》）。该图由钱江率先引介于国内，他建议更名为《明中叶福建航海图》，认为系中国现存最早手工绘制的彩色航海图。随着研究深入，郭育生等学者结合地图描绘的区域，建议更名为《东西洋航海图》，认为该图绘制时间在1566-1602年之间。陈佳荣把该图命名为《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图》，认为该图绘制于1624年，并对图上所有海外交通地名进行了初步的注解，随后又依据该图中国部分源自《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舆全图》以及收录此图的《学海群玉》的刊刻时间，认为该图成图不可能早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之前。龚缨晏根据图上注记和地名的考证，把该图的成图时间修正为1607-1624年间，图名相应更正为《明末彩绘东西洋航海图》。卜正民的著作主要探讨了该图的来历及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与地图密切相关的人员及其故事。有学者认为，该图表示海区与相关陆地的概貌，供研究海区形势和制定航行计划之用，其比例尺应大略为１:500-1:400万之间，皆小于今日航海总图1:300万的标准，指出该图系中国古代航海总图的首例，这是很有创见的看法。除此之外，最近兴起关乎港区图出版日期、作者、刊者及影响的研究。
其四，有关海图的通史研究。前述楼锡淳、朱鉴秋的《海图学概论》把中国海图发展简史分成早期、明代、清代、民国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五个阶段。在另一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古代航海图由明代以前、明代及清初三个阶段构成的观点，肯定明代的《郑和航海图》是我国航海图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清代早期的航海图可以“旧抄本古航海图”为代表。除了对航海图的通史研究，还有对特定区域海图发展史的介绍，如汪家君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介绍了自清嘉庆（1796-1820）到清末浙江海区的近代海图发展简史。
其五，方志海图是我国特有的海图类型，直到最近才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但主要是对这类海图的收集整理，其深入研究还有待开展。方志海图指方志中主要描绘海洋及其毗邻陆地的舆图，分为专门的海图和陆海图，前者又分海疆图、海防图、海岛图、港口海道图、海塘图、迁海展界图，以及海洋的境图等，后者描绘重点在陆不在海，这类舆图给出的海洋部分不多，但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海洋信息。据统计，方志海图中海防图最多，其次是海岛图、海疆图和海塘图。海防图内容包括沿海府县、卫所、墩汛寨台以及海中重要的岛礁。
其六，利用海图进行相关问题研究，这是近年海图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如丁一和郑永常在考释图中地理名词的基础上，借助GPS定位诸山与岛屿现今相对位置，复原图中显示的航线，并藉此海图与航线，勾勒出明代中叶以降，中国海商移民东亚各港口形成的东亚海域贸易网络。廉亚明通过考察《郑和航海图》上对宋代第一次被提到的阿曼的海岸线上罗列了一大批地名的事实，推知中国在15世纪初已经对该地的地理情况有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周鑫通过对宣统元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中《广东全省经纬度图》中“东沙岛”、“西沙群岛”的资料来源的考订反映晚清以来中国海疆理念、海疆知识的活力与不足。龚缨晏利用《郑和航海图》、《章巽航海图》、《清代东南洋航海图》等古航海图和文献来破解2014年在浙江省象山县渔山列岛的小白礁附近发现的一艘清代沉船的航行之谜。他还认为，《雪尔登中国地图》的出现迫使我们要重新研究中国沿海民众对海外贸易的反应问题，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形成初期所起的作用。在杨国桢的带领下，周志明的研究按照先图后说，尝试用图来研究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他的方法是在介绍历史海图的基础上，提取图中的航海文明、海洋贸易、海洋开发管理信息，并利用历史海图讨论海洋生存发展空间的问题，期望从观念深处提升读者的海洋意识。此外，一些绘制有争议地区岛屿的“海图”为各国学者争取本国海洋权益的诉求提供宝贵的历史图证，我国学者也曾利用这类“海图”和更路簿为钓鱼岛、黄岩岛以及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进行了富有现实意义的探讨。
四
早期中国地图史研究中，由于研究人员多采用陆地视角，海图往往是缺失的内容。如在中国地图史的开山之作《中国地图史纲》中，王庸除了在《纬度测量和利玛窦世界地图》一章里提到《郑和海图》和《广舆图》中的《海夷图》的图名外，再看不到其他海图之名，更谈不上利用专篇来讨论海图了，此后成书的《中国地图史》也无专篇讨论海图史的绘制。放眼世界的李约瑟博士，把《中国的航海图》作为单独的一节，对郑和航海图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内容也只是作了非常简要的介绍。直到本世纪出版的《中国测绘史》，才开辟专门章节，并按时间顺序介绍自先秦至今历代航海测绘的情况以及相关的地图资料。与三十年前的研究相比，中国海图史近年来取得十分显著的成绩，进步迅速。由于古代中国航海图没有使用经纬坐标或直角坐标，航海图的地理位置全部由图中的岛礁名及表示近岸地形或地物等小地名来定位，因此，除了通过地名定位的方法，几乎别无他法，故对近代西方测绘方法传入前绘制的海图中岛礁小地名的考证、复原研究仍然是今后海图主要的研究方法和重要内容。但是也要看到，以往这些研究多专注对某种图或某几幅图图面内容的考证或分析，尽管这种研究从多方面展开，每个研究人员针对图的某个或几个要素进行研究，可以立体全方面复原该图的绘制背景、内容、作用等，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缺乏对长时段、多源海图的综合研究，以往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或规律性的总结，近来有学者开始注意到此问题。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人对今后中国海图史研究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思考或建议，供大家讨论斧正。
其一，在对现存1929年前中国海图分类基础上，对海图开展收集整理和命名工作。海图的收集整理长期以来一直落后于陆上地图的整理，或者成为陆图的附属品。当代汇编的古代地图集或以时代为序，如《中国古代地图集》，《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或以地区为分类，如《舆图要录》是北京图书馆（现改为国家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古旧地图目录，其编纂方式先按照地图表示的地区排列，再按照地图内容排列，由此分为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两大类，世界地图按世界总图和各洲总图及各国分图顺序排列，中国地图下分中国总图和六大地区，同一地区地图依普通地图、专题地图顺序排列，专题地图再按照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历史、名胜古迹等顺序排列。同一地区、同一种类地图按照年代先后顺序排列。按照该分类，《郑和航海图》被列到世界地图的亚洲总图之下，而像《万里海防图》、《七省沿海全图》等皆列入中国地图的总图之下。最近出版的《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开始对编纂的地图分类，分成全国总图、历史地图、区域地图、专题图等，在卷四专题图下，分河流、海洋和水利图，列入《中国沿海图》、《七省沿海全图》等海洋图，故海图仍未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近来已开展一些有关港口、特殊岛屿或近海区域的海图整理工作。目前整理出版的地图集有《钓鱼岛图志》，编者从古今中外历史、地理资料中，选择整理有关钓鱼岛的重要地图400多幅，并对地图内容及历史背景加以简要说明。《南海地图选编》系我国首次以地图为主论证南海归属问题的成果，书中搜集、整理了古今中外与南海相关的代表性地图，共200余幅。《驶向东方—全球地图中的澳门》，以及续图《明珠星气白玉月光—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系统收集了世界各地绘制地图中含澳门的系列地图，与之相应的还有《16-19世纪西方绘制台湾相关地图》，收录台湾相关地图300多幅。牛津大学珍藏明代海图录见《针路蓝缕—牛津大学珍藏明代海图及外销瓷》，主要收集了包括《明代东西洋航海图》、《郑和航海图》、《坤舆万国全图》等在内的明代海图和海道针经等。
已有海图整理相对我国现存海图数量、种类是很不够的，也不成系统，我们需要对整理工作有个长期规划，笔者觉得，开展在海图分类基础上的全面整理有助于我们达到这个目的。为此，我们可以1929年分两个阶段，先对海图绘制实行标准化前的海图进行整理。前期海图主要与航海和海防有关，故主要为航海图、航海指南和海防图等。航海图又可分为海区总图、航行图和港湾图，航行图又可按照航行的距离和地区细分为远洋、远海航行图和近洋、近海图，以及沿岸航行图等。由于有的海图具有不同特征，可同时分属不同类型。以此划分，则《郑和航海图》既属沿岸航行图，也可归为远洋航行图。以哪种为主，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就我国而言，海图还包括方志海图和海防图。方志中的海防图可以划出，归入专门的海防图。分类好后，再对海图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除了对我国绘制的古海图进行分类外，还应广泛收集外国人绘制的中国沿海及中国海域的总图及航海图等，它们很早就采用与今日相同的测绘理论，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绘制的方法，并对我国海图绘制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事实上，1929年前的中国海图就包括一部分向西方学习测绘方法或者直接模仿西方绘制的地图之后产生的地图，而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需要加强。
此外，鉴于上述耶鲁大学藏图和牛津大学藏图的图名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一幅海图往往会有众多图名，既不便于海图的研究。笔者认为，学界今后应该就类似海图的命名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众人认可的规范，相信随着交流的增多，没有名称的海图还会不断涌现，这样将有助于对这些海图的命名。
其二，在分类整理海图的基础上，加强对相同谱系的海图进行比较研究。所谓地图谱系指的是不同时代的地图由于同源性产生在内容和绘制风格上相似的特点构成的地图系列。海图的绘制如同陆图绘制一样，在未实行标准化的年代之前，其方向、内容、绘制方法等没有一定规律好寻，故对这些地图绘制特点进行总结归纳，注定会遭遇尴尬的局面。如曾有学者根据郑若曾的海防图方向是“以海居上、地居下”，且以郑若曾的话证明海防图因考虑到内外有别，故归纳出海上陆下的方向的规律。事实上，这个结论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明清海防图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受印刷格式的限制，以及古代由右到左的读图习惯，那么，海防图的方向应该更多地受制于绘制的起点，郑若曾的海防图以广东为起点，即右为南，故海居上；有的海防图以辽东为起点，即右为北，则陆变而为上。但是针对同源性的地图，我们是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只要我们判断的方法和选择的要素得当，则可以对同源地图进行研究，发现相互之间的继承性，并从中找出变化的特点，再结合时代特点分析这些变化，既可以丰富海图史研究，而且还可以从海图的变化反映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尤其历史时期的航海图，因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实用性，海图绘制虽然没有官方的规定，但是实用性使得不同的人绘制的海图朝着实用的目的、航海的目的和长期固定的路线，使得这些跨越不同时期的海图具有相同的特点，构成一定的承前启后的谱系。所以，如果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研究这些航海图，则可期待一些规律性的发现。事实上，已有学者将谱系的研究方法引入地图史研究和海图史的研究。但是如何判断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绘制的海图之间是否存在承继关系，亦或是同一谱系的海图时，需要细化同一谱系的独特之处。
其三，关注历史时期海图与沿海地图的界定,这也是目前很少涉及的问题。如何界定历史时期的中国海域？海洋广袤无垠，古代中国除了沿海极少数居民外，其他绝大多数人并不直接与海洋产生联系，故不会想到给海洋划界的问题，只有受到来自海洋其他居民的物质诱惑的引力或者武力掠夺的压力之后，为了防御或者贸易的需要，才会对海洋产生划界的想法，由此产生航海图和海防图的类型。早期中国对东部海区只有“东海”、“东北海”或“南海”等大方位的概念，并没有专门明确对某一海域的划定。宋代出现“南北洋”、“南洋”和“北洋”的专称，或以长江口为划分南北洋的分界。明代在“南洋”、“北洋”之外出现了“东西洋”、“东洋”、“西洋”、“内洋”、“外洋”等海域名称，且有更加明确的方位和空间范围，但是并不统一。如东、西洋或以文莱所在加里曼丹岛为界，其以北、以东为东洋，以西、以南属西洋，但也有以福建的漳州和泉州为界的，南北洋的分界或以山东半岛的成山角为界，或以浙江的嵊泗列岛为界。清代把接近大陆海岸和岛屿的海域由近及远划分成内洋、外洋以及深水洋或黑水洋。清代方志舆图中也把关于中国领海内的界线分为三种：一是省、府、州、县的辖境海界，一是水师营汛的巡防海界，另一种是内外洋界，主要用来划分地方与水师、内洋水师与外洋水师管辖和防御的界线，规定不同界线是为了明确不同官员的职权。
由上可知，明代开始慢慢形成有空间范围的海疆的认识，并出现相应的海防图，目前有人把中国历史上绘制的王朝疆域图直接等同于海疆图，因此，宋代《禹跡图》变成了“最早最精确的海疆地图”，康熙时期绘制的《皇舆全览图》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海洋地图。这种把陆疆等同于海疆的看法很成问题，既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就现实意义而言，亦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背，大大缩小了我国的海洋权益，按照1994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拥有领海海域38万余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300万平方公里。所谓领海指与海岸平行并具有一定宽度的带状海域，沿海国对领海拥有全部主权，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专属经济区是在领海之外并接领海的海域，从领海基线起算不超过200海里，相当于371公里。清朝的内洋有点类似于今日的领海，外洋似专属经济区，外洋之外才是公海。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早期的海图与绘制了部分海域的地图？首先依据海图的分类来确定；对于无法明确分类的海图，采用图名中是否含有“海”字来界定较为可行；对于面状的绘制海洋的地图总图和方志海图应该视图面上海面占据的百分比来定，若这个比例超过50%，则属海图；但这个比例需依照该图重点表示的内容来定，如果重点表示海陆形势，则这个比例或可适当缩小；对于线状的航海图，只要以中国为起讫点的线状航线图皆属中国海图史研究范围。
其四，开展与东南亚以及世界海图史的比较研究。航海活动尤其是远洋航行都是跨界的，我国与东南亚一带很早就有贸易往来，虽然中国海图史研究区域有侧重，但是如果把我们的视野放到东南亚甚至世界范围内进行同类海图的比较分析，通过他人视野和比较的方法，就同一海域的绘制特点进行同时或历时的比较，既可深化海图史研究，亦可借助海图的研究发现新的历史。
最后应加强海图史研究在历史学及其他学科中应用的研究，范文涛曾在半个多世纪指出，研究地图的意义在于“吾人自今溯昔，按昔推今，是图又为一桥梁焉”，故研究海图史不止于海图本身，而应在此基础上推动其他相关的历史研究才是海图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作者韩昭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参考：《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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