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3-2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与《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海外文献的收藏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逸夫楼如期召开。10月23日上午9时，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周振鹤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中国关系海外文献”，作了一场精彩的发言。现在，我们将周先生的发言整理出来，正式公布，以飨读者！
我想这个会议的题目要是按照我的想法，“海外文献收藏”不大明确的，所有的不在中国的文献都是海外文献，有些纯粹和外国有关系的，和中国近现代史关系不大的。这个海外文献，前面应该有一个定语，即中国关系海外文献。这个词大家不大熟，其实是与中国有关系的海外文献。“中国关系海外文献”这个词的用法是日本语的用法，因为日本语用中国关系文献，意思是与中国有关的文献。
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周振鹤先生，2016年10月23日在复旦大学“海外文献的收藏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我们现代用日语的表达很普遍，只是我们不自觉而已。比如说我们现在餐馆外面挂着的牌子上写着“营业中”，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餐馆现在是在营业的。“营业中”的说法就是日本的说法。日本接受汉字以来，创造很多用法，中国用起来都很方便，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现象，我觉得非常好。我想如果韩国不取消汉字，他们也会发明很多用法，我们也会接受，可惜他们取消了，很遗憾。这是题外话。
那么，大家知道和中国有关系的文献，当然不仅仅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在海外存有。而且在海外存有，根据现在这一两百年的发现，这个数量相当之大。这些文献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人自己的著作，流落到海外或者在海外形成；一部分是外国人写的与中国有关的材料，形成与中国有关的材料，本来就在海外存在。所以，由于我们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题材的多样化、随着问题的深入，大家就渐渐发现，在海外所藏的很多文献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关系，对于中国近现代的研究尤其有关系。
所以今天来参加会议的，我知道很多人对海外所藏的与中国相关的文献是很关心的。比如等一下作报告的关西大学的内田先生、沈国威先生。多少年来，一二十年来满天下乱跑，到处跑，到处找东西，前不久还刚从意大利、梵蒂冈回来，又看到很多新材料。等一下内田先生会报告一下。那么，这个文献材料是这样子的，文献的材料一方面多起来，研究的题目扩大了；而研究的题目扩大了，材料也会多起来，研究题目的深入文献的材料也会多起来，有些你原来不觉得是材料的，现在变成材料了。
比如说语言接触，我对语言接触特别感兴趣。在上个世纪在八十年代，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只是语言社会学里的一部分研究内容。 到了本世纪开始以后，就变成接触语言学（The contact linguistics）了，完全变成独立的学问，由学问的一部分变成独立的学问，这个材料的范围就扩大很多。中国人有句老话“器惟求新，人惟求旧”，器物要越新越好，刀子是要越锋利越好，越新越好，武器也是这样。但是，研究语言接触材料，老字典很重要。研究我的本行，其实研究语言接触学只是我的野路子，我的本行是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老地图很重要。老地图可能很多人觉得没有用，地图越新越好，我要找一个新马路，新地图才有，老地图哪里有。但是研究历史地理，老地图很重要。我组织的一个项目，有个年轻的朋友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很多国内没有的老地图，对我们研究历史地理就非常之重要。
所以材料范围实际是随着课题研究的放宽或者是宽化，本来认为海外文献没有用的，现在变得有用了。讲到老地图，大家会想到最近很著名的塞尔登地图，卜正民先生前两年的写的一本书（《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就是在牛津鲍德利(Bodley)图书馆发现一个地图，很轰动，大家都在研究。其实在三十年代，向达先生就去过鲍德利(Bodley)图书馆，整理出了《两种海道针经》这本书，可惜当时他没有发现这张图，没有发现不是因为他发现不了，是因为事实上很多海外图书馆的很多材料是积压在那里的，你要是不去发现，或者图书馆没有整理到那一堆材料，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如果当时向达先生看到这张图，在整理那本文献时配合这张图，那肯定他的成果要比现在高明、丰富的多。
这张地图前两年研究出来了很多新东西，比如说厦大有位年轻教授，看见地图上有写着一个地名，叫黄归离。很多人不知道黄归离是什么东西，他就知道这张图一定是闽南人做的，因为黄归离是英吉利，因为厦门音讲黄是ang，我正好是厦门人我知道，然后这个就研究出来。 当然，卜正民先生也写了一本书，但是他不是研究地图的，也不是研究交通史的，所以，在他那本《塞尔登的中国地图 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讲的都是外围的东西，没有涉及地图本身。实际上地图本身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虽然两年前已经有人做了很好的研究。这就是新材料、新文献的发现，可以解决很多新问题。这张图是谁画的，也是现在研究的热点。有人肯定说是郑芝龙之前的李旦画的，（我认为）不一定就是李旦画的，但闽南人画的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人所画的图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但是这张图很特别的是以整个海洋为中心的。这就是海外文献的重要作用之一。如果要举例，可能会有很多。
此外，我在广西师范大学主编了一套书，《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1844年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是法国汉学家加略利的日记，是中法黄埔条约的参加者，他的材料从来没有披露过。这个人的墓地现在还在法国巴黎。他参加这个谈判的时候写下来的东西，中国人一直不知道，后来我的一个博士生就把它翻译出来，出版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像这种材料就很重要，很需要大家关注。在座的各位都是懂很多外语的，现在外语特别重要。我跟很多年轻人也讲，如果你懂一门小语种，欧洲的语言，我就马上特招你来念我的博士生。我现在就有一位博士生，就在做葡萄牙语的工作，耶稣会的年报，他看的都是手写的原始材料，越看就越快，起先很吃力，后面毕竟材料也熟悉了，文字也就熟悉了，甚至写错的东西也会看出来。所以很多这样的材料，比如在座的苏精先生研究《澳门新闻纸》，大家都知道《澳门新闻纸》，但它的材料从哪里来， 苏先生就去追这个源，也是靠着原文的材料来追寻。
所以海外文献的材料，如果让我说，我可以说一上午，但是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只能讲这么多，接下来希望听到各位精彩的讲座，谢谢。（编辑 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