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卢正恒（国立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人文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题目：再制海疆：入关前金国的海洋知识、文化、政治传承与建构
日期：2023年2月2日
讲者过去研究聚焦于郑芝龙与家族部属，及清帝国如何与其互动、交涉。讲者在研究中发现一套档案，在清帝国尚未完全控制东南沿海时，郑氏家族曾有庞大的间谍网路，其中一位间谍在北京被捕，官员审问时提出了几个问题：「厦门、安海在哪里？是否靠海？若靠海，航海多久才能到达？有多少船只？海况如何？」这件档案显示传统对清帝国的认知并不完整──一个大陆上的庞大帝国，由广义的游牧民族建立，在建国之初对海洋不甚了解；实际上清帝国对海洋有完全不同的想象、理解与认识，并随时间推移而有不同的展现。
故讲者将讲题订为「再制海疆」，若从海洋角度重新理解清帝国，会发现它迥异于传统中华帝国，有一套独特的系统、知识与文化来支持统治；过去学者已有丰富成果探讨西方、明朝、朝鲜、日本之间的地图知识交流，但入关前的金国也应被放在这个脉络中认识。讲者将海洋史与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做适当的结合，同时将入关前的金国放在帝国史、全球史脉络中，利用地图与满文档案探讨其对海洋的认识。
【《两仪玄览图》的获取与满文翻译】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绘制了第一幅舆图《山海舆地全图》，1602年重绘为《坤舆万国全图》，1603年官员李应试又进而制作《两仪玄览图》，此时期努尔哈赤正开始控制东北地区。这幅图后来被努尔哈赤获得并译为满文（因以老满文书写，推测约于1621年沈阳战争时）。除翻译六大洲名称外，并非所有内容都被译出，特别的是海域皆译为满文，由选译的内容，可推测对进入沈阳的努尔哈赤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地图中哪些需要被取用、被弃用、被强调、被忽略，都是绘制者和利用者所重视的。过去学者认为满人翻译六大洲名称，是想知道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对海域的翻译，则显示他们也想探究包围陆地的周边海域。
【《北洋海岸图》之原始、制作与再制】
讲者进一步分析现藏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北洋海岸图》，本图绘制朝鲜半岛及周边区域，画面中央为渤海湾；文字以汉文与满文音译呈现，由满文避讳可推测绘于康熙前。图中以新满文拼音，书写方式并不规范，诸如山、河、水等文字音译具有拼音差异，推测译于新旧满文交替时代（约1632年起），应非一人之作。此外，图中以满文音译「沈阳卫」，而1634年皇太极下令不得以汉人旧名称呼城市，可推测此图应绘于1632年至1634年间。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20年白君可的《山海舆地全图》，画面局部与《北洋海岸图》非常相似，然而前者东北地区非常粗略，后者则较详尽。白君可万历14年在肇庆得到此图并自行刊刻、万历22年重制；朝鲜曾在北京得到此图后又因故佚失，壬辰战争后朝鲜才再次得到此图，并将其重制为如今典藏于法国的版本。此图在1637年至1652年间被再次重制，藏于首尔历史博物馆。
法国图书馆版《山海舆地全图》中有着许多朝鲜元素，《北洋海岸图》亦是如此，例如豆里山、如许地方、老土部落等朝鲜用语；另如海上小岛「珍珠门」较其他岛屿被更详尽的描绘，在另一幅朝鲜的《航海朝天图》中亦可看到类似的珍珠门图像，呈现朝鲜航海时纪录的实际地貌。若利用此类方式比对古地图，则可再逐一分析各层图像的来源。
综观地图的流传与重制历程，文人白君可在肇庆期望拓展交友圈或扬名而刊印《山海舆地全图》；但当朝鲜获得此图后，此图成为一种朝鲜认识中国世界的依据，故重制时又迭加了其他内容。当此图由朝鲜流传到沈阳再度重制为《北洋海岸图》，便又有了全新的意义，呈现满洲人所认识的政治与自然观的海洋。
【政治与自然观的海洋：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
地图中的海洋不仅是自然景观、实体，同时也蕴含当时的地理、政治、军事等意涵。较为人所知的清国海洋政策是1650年代东南沿海的迁界令，而早在天命6年（1621年）金国已下令将沿海黄骨岛、石嘴堡等处军民迁入距海六十里处，显示其在东北已实行类似的海禁。皇太极时期海禁逐渐放宽，天聪7年（1633年）他建立水师攻打东海岸的海上部落，开始尝试往海洋拓展势力。《北洋海岸图》中纪录了几个重要势力，其中除了大明皇帝、首尔汗、金国汗，明军将领毛文龙建置的东江诸镇势力则被称为海岛族王，地图中心正是这些渤海的岛屿，皇太极视其为独立的政体。
《满洲实录》记录发源于长白山的三江流入南海、北海、东海；由满文档案可知，入关前满洲人已有河流流入三海的概念，而非汉人传统的四海，《北洋海岸图》中也绘有河流入海的样貌。天命8年（1623年）满文档案第一次出现名词海（mederi），对满人而言南海是新兴的空间，因政治军事需求才出现；东海则是已知之处，早期满文档案中以三种方式称呼东海，皆指太阳升起的海域，直到控制该地域后才直称东海。透过地图，可看到清帝国如何将海洋空间运用在政治合法性、正统性的宣称上，又如何展现在借用其他政权所绘制地图和文本上。
讲题：再制海疆：入关前金国的海洋知识、文化、政治传承与建构
主讲：卢正恒（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时间：2023年2月2日（四）14:00～16:00
地点：国史馆4楼大礼堂（台北市中正区长沙街1段2号）
卢正恒教授介绍
卢正恒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学士、历史研究所硕士，攻读埃默理大学 (Emory University) 历史学博士学位。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海洋史、清史、帝国史、台湾史等，同时也是一位喜欢海、关心海、研究海，且希望能成为会说故事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卢教授在攻读硕士时便关注郑氏家族早期发展的相关研究，〈官与贼之间：郑芝龙霸权及「郑部」〉，并且在博论〈The Art of being an Imperial Broker: The Qing Conquest of Taiwan and Maritime Society (1624–1788)〉(笔者暂译：成为帝国经纪人的艺术：清代征服台湾与海洋社会(1624–1788)) 卢教授将郑氏家族的课题继续延伸，从郑氏家族的部将、宗族与清帝国之间的关系，讨论清帝国与这群人的互动、交涉过程，以及清如何利用这群人统治台湾。教授着有清史、华南学派脉络下与海洋史、台湾史相关等相关研究论文数篇，如〈清代满文避讳：兼论乾隆朝避讳运用实例〉、〈旗与民：清代旗人郑氏家族与泉州郑氏宗族初探〉、〈难番、钻石、镇臣与帝国：施廷专与乾隆十八年西班牙船难事件〉等。(笔者按：据东吴的友说 他是一位连喝水都很帅的教授)
讲座内容笔者暨个人笔记
本此讲座是国史馆农历兔年的第一场演讲，题目「再制海疆：入关前金国的海洋知识、文化、政治传承与建构」，其研究发想来自讲者曾处理的一套档案，是关于清军控制东南沿海之前，华南地区有许多郑氏政权的间谍，而在清军抓捕到其中一位间谍后，官员审问提出的一些问题，大致内容是关于清军询问厦门、安海在何方，需要多少时间能够抵达，有多少船只等等，这类与地理知识相关的问题。这份材料显示出一个问题，似乎在过往研究中将清朝放在由广义的游牧民族所建立大陆型帝国的角度来理解，而清人对于海洋的认识就只是海而已；然而，从这份材料中可以从中得知，实际上清帝国对于海洋有完全不同的想象、理解与认识等等，并且对于这些观念是随着时间不同而改变。
因此讲者将题目订定为「再制海疆」，而从海洋的角度理解清帝国，会发现她迥异于传统中华帝国对于海洋的观念，而是有一套独特的系统、知识与文化，并且将其用于支持统治海疆。讲者提出自己的研究课题，是想要让海洋史与新清史之间的产生对话。而在本此讲题中讲者想利用《两仪玄览图》、《北洋海岸图》等地图的翻译与满文档案，将入关前的金国放在海洋史、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帝国史、全球史脉络下来理解。
首先讲者先回顾相关学说史，一是所谓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之新，是1980年代西方学界形成一套研究清史范式：使用非汉文史料，并把清史放在全球史/帝国史/内亚史的脉络来理解，期主要是回应中国中心观缺少内亚视角。到了2000年以后新清史研究进入集大成时期，不过若从相关专注来看，皆讨论西北、东北、西南等内陆亚洲地区，而海洋方面几乎没有专书讨论；二是讨论1980–1990年代达到高峰的海洋史研究范式，根据斯波义信所言：「海洋史是利用不同史观和史料，重新将历史视为一体发展，摆脱陆地中心主义，并以长时段周期波动来讨论各种因果关系，可与全球史相互参照」，抑或是「海洋史应用海洋相关史料，结合科学探索阐述海洋对意识形态之影响」、「以海洋观点理解海洋与人类的活动关系」等范式被提出，不过这些研究范式在之后被全球史、跨国史出现后容易被纳入该范畴内，不过讲者指出海洋史依旧有其自身的研究脉络；同时在台湾学界中也有很深厚的海洋史传统，不论是从台北帝大时期的南洋史研究，还是曹永和院士提倡的台湾岛史：人对海洋的意识；人与海洋互动的空间格局；跨海洋的历史特性等观念。然而过去台湾的史观多受到陆地史观政权影响，再加上台湾岛的面积够大进而忽略海洋的意义，而且如果只关注贸易层面的话，反而使海洋成为陆地的附属品。
讲者在此指出《The Blue frontier》作者的布琮任在他最近的著作《海不扬波》，提出海上新清史的概念，希望以海洋角度来看历史，在此讲者提及布教授的主张，还是在处里海上防务的老问题，并且与曹永和所提出的海洋史，或全球史范式观念类似，同时他并未处里倒满文等一系列非汉文史料。因此讲者认为或许可以尝试将海洋史与新清史结合，而具体的方法即是使用满文地图中的知识流变开展研究，尤其是清代许多满文地图涵盖沿海地区的内容，而这些地图大多收藏台北故宫当中，虽然过去也有学者如在日本的锡伯族教授承志老师，分析故宫地图的研究，讨论东北地区的知识流变与满文书写，但较少讨论海洋。
接着关于《两仪玄览图》的获取与满文翻译，在中国古代对于世界观的概念，其中对于海洋的想象中有四海，即四个文化上、政治上的想象空间，而这四海到底指何处？是否世纪海域等等，只因受限于材料而不能直接讨论早期的海洋观念，但到了十六世纪末，在西方制图学的影响下发生转变(笔者按：在此可以参考近史所郭廷以学术讲座专书，卜正民的《全图》该书以几份海外的明朝地图讨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地图学互动)。在西方制图学的引进过程中，传教士为了迎合中国人进本土化调整，而习得制图学的中国人又再一次本土化，如1584年由传教士利玛窦绘制了第一幅世界舆图《山海舆地全图》，在万历皇帝的支持下于1602年重绘为《坤舆万国全图》；而较少人注意到的是，在隔一年官员李应试基于前图的基础制作《两仪玄览图》，同时努尔哈赤正开始控制东北地区，并且该图这幅图后来被努尔哈赤获得并译为满文，讲者透过老满文推断，该图约于1621年沈阳战争时获得。讲者在此指出该图并非所有内容都被译成满文，如翻译六大洲名称，或一些地图上天文知识等等，过去学者没有注意到的是，他们将所有区域的海域皆译为满文，如冰海、小东海、日本海等等，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从地图绘图者与使用者的角度思考，其中翻译内容与否，推断哪些讯息对于进入沈阳的努尔哈赤是重要的，过去学者认为满人翻译六大洲名称，是想知道金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但从本图对于海域的翻译，则显示他们也想探究包围陆地的周边海域。由于《两仪玄览图》的原图现在收藏在沈阳故宫，现阶段只能依靠电子版的图象，没办法进行更细致的推敲，不过接下来要讨论的《北洋海岸图》情况有所不同。
再者讨论《北洋海岸图》的底图来源、制作与再制。该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北洋海岸图》，[1]其看似绘制朝鲜半岛及周边区域，然而讲者认为该图的中心应该是指地图中央的渤海湾，并且透过裁切痕迹与满文加注推断，该图是被覆加上新的且对于金人来说重要知识。如仔细观察地图的地名会发现，其文字皆以汉文与满文音译呈现，其中包含明代奴儿干都司所有卫所的满语音译。由于地图年份未知，教授透过地图中满文避讳可推测其绘于康熙前，[2]同时地图中使用有圈点满文拼音，但在书写方式并不规范，如河(ho、hoo)、山(san、San)、水(sui、soi)、堡(po、pu)等地名用语的音译有拼音差异，因此讲者推测推测译于新旧满文交替时代（约1632年起），并且因为标音不一致与关内地区的地名多讹误，应非一人之作且翻译者熟悉满文更胜于汉文。此外，透过满文音译「沈阳卫」，而1634年皇太极下令不得以汉人旧名称呼城市，「嗣后，凡人勿称汉人旧名，俱照以我国与新定者称之。若不用国语名称，仍用汉名者，乃系不遵国法，恣行悖乱者也！」据此可推测此图应绘于1632年至1634年间。
讲者自言当时针对《北洋海岸图》研究到此就断掉了，直至某一天晚上讲者去搜索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地图，发现该馆藏有1620年白君可的《山海舆地全图》。该图是万历14年白君可于的肇庆得到此图并自行刊刻、万历22年重制；朝鲜在壬辰战争后朝鲜第二次得到《山海舆地全图》，并将其重制为如今典藏于法国的版本，此图在1637年至1652年间被再次重制，藏于首尔历史博物馆。其中《山海舆地全图》的画面局部构图与《北洋海岸图》非常类似，不过《北洋海岸图》关于东北地区的纪载更加详尽，并且也与法国图书馆版《山海舆地全图》相同，充满许多朝鲜元素，例如豆里山、老土部落等朝鲜用语。另外，《北洋海岸图》中的海上小岛「珍珠门」较其他岛屿被更详尽的描绘，若与朝鲜的《航海朝天图》相互比较其中类似的珍珠门图像，呈现朝鲜航海时纪录的实际地貌。
讲者认为若利用此类方式比对古地图，则可分析各层图像的来源，并说出一个地图知识流传的故事：那就是文人白君可在肇庆时，透过刊印《山海舆地全图》期望拓展交友圈或扬名于当时的社交圈当中，流传到朝鲜后成为一种朝鲜认识中国世界的依据，并在重制时迭加新的讯息。当地图流传到沈阳后，成为呈现满洲人所认识的政治与自然观海洋的《北洋海岸图》。
再次谈论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时期地图所反映海洋的政治与自然观转变，首先关于海洋地景与政治军事之间的关系，典型案例如1650年代为应对郑氏政权在东南沿海实行的迁界令，不过其实早在天命6年（1621年），金国就下令将沿海黄骨岛、石嘴堡等处军民迁入距海六十里处，显示其在东北已实行类似的海禁。到了皇太极时期海禁逐渐放宽，并于天聪7年（1633年）建立水师攻打辽东海岸的海上部落，尝试往拓展其在海洋的势力。而《北洋海岸图》中所纪录了几个重要势力，其中除了大明皇帝、首尔汗、金国汗，明军将领毛文龙建置的东江诸镇势力则被称为海岛族王，地图中心正是这些渤海的岛屿，皇太极视其为独立的政体。接着是关于地图中反映海洋的政治与自然观转变，在《满洲实录》记录长白山的三江流入南海、北海、东海；而在《北洋海岸图》中也绘有河流入海的样貌；而从满文档案可知，入关前满洲人已有河流流入三海的概念，并且此时海的观念并非汉人传统的四海，像是天命8年（1623年）满文档案第一次出现名词海（mederi），讲者认为对于满人而言，南海是因政治军事需求才出现新兴的空间；东海则是已知之处，早期满文档案中以三种方式称呼东海，皆指太阳升起的海域，直到完全控制该地域后才直称东海。总而言之，透过地图可看到清帝国如何将海洋空间运用在政治合法性、正统性的宣称上，又如何展现在借用其他政权所绘制地图和文本上。
最后本讲座指出在中西交流的鼎盛时期，过去学者已有丰富的成果，探讨明朝、朝鲜、日本之间的地图知识交流，却忽略金国本身也该被放在此脉络来理解，而将金国视作内亚性格的政权。因此从本此讲座所讨论的地图来看，金国选择翻译具有西方制图学(cartography)意义的地图，并且金政权在其中尝试寻找出自己的政权在世界与东亚的位置，此就是中西交流下的案例；同时在地图使用与翻译的过程中具有指向性，如地点的标示或隐匿、满文翻译背后所代表的实际受众，并且将海洋的观念展现给读者，进一步使得海洋不单纯是自然景观，同时也具有地理、政治军事等意涵，尤其此时发展出来对于海洋空间的理解，被运用在政治合法性、正统性的宣称，并覆写在其他政权所绘制的地图与文本之上。
[1] 该图在讲者所知的档案中并没有直接记载，同时也未记载该图收藏于故宫何处？以及为何叫此名字，何时绘制等等资讯，只能确定该图是从北京故宫流出。在故宫官网中提及该图的说明也只是其成图时间应于明末清初，而且在风格上很可能是受到明代的《山海舆地全图》影响。
[2] 满文避讳问题，可以参考教授的文章〈清代满文避讳：兼论乾隆朝避讳运用实例〉
附录（国史馆网站简介）：
1644年入关前，金国／大清对于海洋的认识为何？本次演讲将以满文档案、地图为主要材料，在海洋史、知识史与明清鼎革的研究脉络下，阐述此政权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统治期间，在政治和军事上如何从畏惧海洋迁界到主动调查占领；在文化上如何符合当时局势建构有别于传统汉人「四海」观念的「三海 (ilan mederi)」；最后，又是如何通过获得自西方、朝鲜、大明绘制地图及其上资讯，重新绘制满文地图，再制构筑出属于其的海洋空间知识并置于全球世界中。
其他参考相关讲座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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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8
这场讲座的主要启发是满文词汇考据后，可以从中提炼出汉语文献中没有，或较难表达的观念，上次看到这样的研究典型案例就是谢健的《帝国之裘》，其中关于洁净观念的诠释；另外，就是满语转写过程中会损失掉的讯息，因为满语规范化前后的用语基本是新、老满文交杂使用，如果只用穆麟德转写的话，容易因为简易呈现而「压缩」掉老满文的表达方式，进而丧失其中的历史信息，这点以后如果要做相关研究的话需要注意，这部分有点像金文京那本《汉文与东亚世界》中讨论东亚其他政权训读时，会使用角笔来标示，就是用硬笔尖在纸上压出纹路，但这种表示方式只能从原件来判断，所以使用电子档或文字稿反而看不出来在媒介转换后被掩盖的历史现象。
仔细算算我似乎已经快一两年没进国史馆里面听讲座，有种物是人非之感啊！
后记的后记2/20
我似乎拖太久了，这篇自从演讲当天二月二日，拖了将近18天才完成，可见我实在是有点懒，再加上本周接了两场明清研究工作室会议纪录的打工，希望我能够准时完成。而且不要陷入开学症候群的桎梏中，QAQ，好想要放假啊！
后记的后记的后记5/22
天啊，没想到这一篇会议纪录可以拖到五月份，真的是创个人拖延稿件的纪录ㄟ，我想大抵是因为这学期实在是忙上加忙，忙到爆炸，以至于这一篇二月份的演讲会拖到今天才开始动笔完成。甚至连2/20所说的明清研究工作室会议记录打工文章都已经刊出来了。
先说结论，看来是我实在太懒了 呵呵
总之，我又要继续赶各种不同的报告啦，希望学期结束能去故宫一趟，还有赶快恢复因确诊丧失的嗅味觉。
累哇历史2023/2/8、2/2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