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14 罗志田、张洪彬 学术月刊
● 罗志田，男，1952年生，四川乐山人，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历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外交史。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1995）、《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1998）、《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99）、《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001）、《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2003）、《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2003）、《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2006）、《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2009）、《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2013）、《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2014）、《近代中国史学论述》（2015）等。
○ 张洪彬，《学术月刊》编辑。
○ 罗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愿意接受访谈。《学术月刊》的访谈旨在梳理知名学者的学思历程，帮助读者把握该学者的问题意识、核心观点、方法论等，从而整体性地理解该学者。首先，请先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
● 我可能要让贵刊失望了。我其实就是考上大学后要找工作（当年叫“参加革命”），有幸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毕业分配到四川师范学院（后改名大学）历史系工作，就这样“走上学术道路”了。
○ 据说您早年的兴趣在文学方面，请问文学修养对您的史学研究有什么影响？您颇具特色的行文方式，是受文学影响，还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史观？
● 我们考大学时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那时填志愿主要不考虑兴趣，而是看什么可能考上。我在此前实际只上过不到一年的中学就“停课闹革命”了，后来虽然也有短暂的“复课闹革命”，其实仍是不念书的。这样的水准，只能选门槛最低的学校和科目。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成都师范学校的语文高师班，就是中专办的大专班。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三志愿感觉需要改改专业了，就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后来是重点大学先入场，以成绩录取。我侥幸考了还不错的分数，就被川大历史系录取了。所以不敢冒充说早年的兴趣在文学，这样可能会被文学领域的人笑话。
至于行文方式，可以肯定既不是“受文学影响”，也不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史观”，大概就是自然形成的。部分可能因为前些年各学刊都把字数限得很低，我在写作时有意无意间会尽量压缩文字。所以我常对学生说，我文中每一个字都有意思。可能养成习惯了，所以形成了您所说“颇具特色的行文方式”，记得陆扬老师就感觉我的学术表述压缩得很厉害（大意）。
○ 在您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在国内对您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四川大学。在1987年在赴美留学之前，您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可否为我们讲述一下四川大学的史学传统对您的影响？
● 可能因为贵刊过去采访的都是“知名学者”，所以提问的立意较高。我在留学前真不能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现在也只能说是有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不敢说有什么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我对史学的理解和认识，的确是在四川大学奠基的。
结合今日的后见之明和当时的感受，我感觉川大老师的思路很开阔，那时“文化大革命”还不算完全结束，思想和学术都有不少禁忌甚或“禁区”，而川大就有老师把钱穆的《国史大纲》列入参考书了。同时教外国史的老师旧学修养相当深厚，也是一个特色。例如指导我最多的顾学稼老师，毕业于美国名校（伯克利加州大学），或因有家学渊源，中国文史修养恐怕还超过一些教中国史的老师。在这样的学风熏陶下，或许学生的眼光会更通达一些。
川大的史学传统，据说一是重史料，二是重工具。前者更多是听说的（有老师说，那时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里，约有三分之一是北大毕业的，三分之一是川大毕业的，其余三分之一来自各大学。北大毕业的思想灵活，而川大毕业的史料扎实），后者我有亲身感受（我们同时毕业的同学考外校研究生，不论考什么专业，古汉语和外语成绩都非常好）。
川大历史系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看重表述能力。1950年后，各大学一般都由名家任系主任，但真正管事的是党总支领导下的类似系秘书一类的中青年老师，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担任了副系主任。川大历史系长期是徐中舒先生任系主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管事的是柯建中老师（“文革”前仅是讲师）。柯老师文史兼修，读书极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深厚，文采也非常好。可能因为是他长期主事，留校的老师大多非常能说（至少中国史如此），上课很吸引人。更老一辈中，缪钺先生也是特别讲究表述的老师。这样的潜移默化，会影响很多学生，尽管我在这方面没有得到真传。
○ 在美国留学七年，您想必对西方中国学界甚为了解，但从您的著作来看，您对西方史学界、中国学界的问题意识、术语、解释框架等似乎着墨不多。不知这样的观察是否贴切？可否谈谈您在中国本土史学与西方史学传统上的倾向和取舍？
● 在美国那些年的学习对我的提高非常大，真正是获益匪浅。当然，我不觉得要说话写文章都像外国人，才算是在外国念了书。我比较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就像我对史料不太区分什么第一手、第二手一样（通常的区分都是基于史料的产生和存留，我以为最适合研究题目的史料，就是第一手史料，而不必考虑其出身。史料的形成及其保存和流通的经历都非常重要，但不一定体现在可用次序上），我也不太区分什么中国本土史学与西方史学传统，任何能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说明历史的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不必问其出身。到目前为止，我做的都是具体的研究，确实很少涉及到“术语和解释框架”等相对虚悬而高远的面相。至于“问题意识”，我在中国和美国念书时都没听说过（不是客气），所以除非在上历史方法课的时候，一般不敢高攀。
○ 阅读您的作品时，发现中与西、旧与新的消长、混溶和缠斗，显然是您多年以来一直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可否讲讲，这个问题为什么让您如此着迷？
● 如果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在19世纪，新旧中西（以及满汉）本来就是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这是历史当事人自己分出的类别，我们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中西新旧的缠结实在太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基本就是常态。可能因为很多人还是比较愿意接受黑白分明的历史叙述，而我希望能更多呈现历史那丰富的一面，所以侧重多一些。尤其当自己的说服力不够时，就不得不再三陈述，结果就写了许多出来啦。
○ 读您的《胡适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您回避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标签，描绘了胡适在率性与作圣之间的紧张，并以此来理解胡适的人生道路。这与许多人物传记都甚为不同。在本期发表的有关梁漱溟的论文中，您也特别关注他及其时代中体现出来的矛盾和纠结之处。其中透露出您的方法论自觉。可否请您从方法论上谈谈您对人物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看法？
● 那本《胡适传》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原是想要写给学院外的普通人看的，所以我在书中对各类名相的使用都有所收敛。不过我倒无意“回避”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名相，实际上两皆有所使用。至于率性与作圣之间的紧张，可能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对理学家而言，“率性”是有特别含义的，而胡适的父亲就非常亲近理学），感觉比较能表现出胡适身上那种既想收敛又不得不有所为的紧张。
其实那一代读书人身处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从废科举到新文化运动，在不过十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了立宪、共和取代帝制、白话取代文言等以千年计的根本性巨变，如果再加上经典的退隐和四民社会解体这类非建制性的长程巨变，任何人都可以了解那就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像胡适和梁漱溟这一代人（梁漱溟比胡适小两岁），就亲临并目睹了这样一种多项根本转变的发生，其感触非比寻常，思虑也当更高远。且胡适和梁漱溟都相对长寿，活到70岁以上，一生经历三次改朝换代，又更非寻常可比。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们刚经历了第一次改朝换代，那时还比较年轻，可能更有激情，更多兴奋（有时也比较容易激动）；往往期望甚大，不满亦多，而失望也可能很大。到晚年久经沧桑之后，他们的体味和领悟，对人生、社会、人类社会的思考可能很不一样，尤其值得参考。
那一代人身历从一统天下到万国并立的转变，面临“天下”的崩散，忽然接触到类似世界与中国、国家与社会这类新范畴，因应着新时代的挑战，又传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士”遗风，往往处于一种两难的紧张局面。胡适甚至自己说他一身之上同时存在着“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这是他们切身的感受，我们写历史的人，有责任把历史当事人自身的感受表现出来。
贵刊这一期关于梁漱溟的文字，恰好也涉及到上面所说的新旧中西的缠结。梁漱溟和胡适相似，多少都有“暴得大名”的经历。过去我们的叙述，是把梁漱溟放在旧和中的一边，而把胡适放在新和西的一边。这不能说不对，但稍嫌表面化一些。因为那时的趋新与守旧，都已不像字面义那么黑白分明。新的一边，用鲁迅的话说，“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旧”的一方，如邓中夏所看到的，“面子上却满涂着西洋的色彩”。
更重要的是，在梁漱溟引起的这次争论中，很多参与讨论的人，并不在新文化人和所谓“东方文化派”两方之中，而其观念和态度，也很难拿新旧、东西（中西）这样二元对立的范畴来概括。那时新旧中西的关联、互动与竞争，形成相当错综复杂的局面。不少本意接近的主张和观念，未必走到一起，甚或演为对立。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攻击梁漱溟最厉害的，并不是胡适等公认的尊西趋新者，而是一些文化态度更接近东方文化的人。而趋新和守旧，又可并存于一人之身，所以会出现梁漱溟这样守旧的趋新者。
这些只是把我看到的历史现象陈述出来而已，谈不上什么“方法论自觉”。不过我也愿意就人物研究和思想史研究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人物研究本是中国史学的强项。过去史书的主体是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尽管这一传统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尤其梁启超所说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流传甚广。后来中国史学受到西方史学讲究结构、功能、趋势甚至规律的影响，个体的人日益从史学论著中淡出，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历史著述的“可读性”降低。其实梁启超也曾尝试侧重一个人来写中国史，如他为李鸿章作传，便命名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后来他观念转变，更曾提出“用纪传体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的通史计划，打算分门别类地选择历史上一百个人物做成传记，就可“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可惜这修改后的观念流传不广，远不如他那破坏性的家谱说。
与梁启超不同，胡适较早就对那种以规律解释历史的倾向有自觉的怀疑和抵制。他认为“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了的”，而是“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一个时代的历史是由“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所以，胡适主张“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不必总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我们要注意胡适把“多元”和“个别”落实在个人传记之上，表现出他对历史当由个体的人组成，有相当自觉的认识。
这里当然还有更多的牵涉，如历史重在说人还是说事，或历史叙述应当以人为主还是以事为主，就一直存在争议。像刘咸炘这样被视为偏旧的史家，也主张历史虽以人为中枢，史学却当偏重述事而非论人。在他看来，史书中的列传虽以人题篇，其实是以事义统人；表面是在说人，其实仍在说事。这虽像是技术层面的辨析，其实涉及到历史表述的核心观念，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性也主要表现在人的身上。所谓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个人未必能代表一个时代，但一个时代确实可能因为某个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时代被弘扬的过程中表现自己。
思想史研究与人物研究的关联非常密切。20世纪早期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往往不分，或连起来称为学术思想史。那些名著基本是以人物为中心，可见所谓“学案体”的痕迹。后来从学案体转向，改称单独的“思想史”，一般视为进步，却也渐渐疏离了作为思想者的人物。再以后受苏联学风影响很大，思想史研究更多偏向哲学理念一边，思想者就进一步淡出了思想史。
我的看法，思想史研究应当让思想回归历史。思想史完全可以也应该是思想者思想的历史。因为多数思想观念都是在反复表述和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伴随着各式各样的理解、甚至各种歧义和冲突，在不断辩论和竞争中发展的。任何一个具体见解的提出者和先后参与争辩者，又都有其特定动机和意图，常受时空语境的限制。简言之，思想是行动，而且是有意的行动，并始终处于行动的状态之中。如果不能让读者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不能展现立说者、参与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互竞进程，大概就很难说是“历史上的思想”。
据说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思想史研究如果采取“见之于行事”的取向，回到“思想”的产生过程中，落实到具体的思想创造者和思想争辩之上，思想史会因增强活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参与者。
○ 您研究的人物既有梁启超、胡适这样转移时代风气的人物，也有像梁济、刘大鹏这样较为边缘的人物。请问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些影响力并不太大的人物？在您看来，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近代思想人物？
● 研究什么人往往不一定是有意选择的，而是因缘际会的产物。至少我专门写一本胡适，就完全出于偶然的原因。那是1994年的事了，我在向隗瀛涛老师请教时，得知他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拟主编一套“强国之梦”丛书。原策划者已经拟定了十位研究对象，并找好了十位作者。隗老师似乎希望尝试“知人论世”的取向，通过系列人物的研究来展现历史概貌，并征询我的看法。我记得拟定的十位研究对象包括洪秀全，而没有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于是冒昧提出：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很大，但就对当时人的影响言，洪秀全恐怕不如曾国藩（且不论其“革命”与“反动”）。而近代最能影响其同时代人的另外两人，则是梁启超和胡适。
我原不过顺口一说，没想到隗老师立刻予以鼓励。后来洪秀全与另一人果被删去，而增添了梁启超和胡适。他知道我写过有关胡适的论文，即命我担任胡适一书的撰者。我从没有为胡适写传的思想准备，但隗老师以胡适的“尝试”精神鼓励我一试，并指出胡适入选本由我提出，因而我也有“义务”写作此书。我就这样成了这套丛书的作者，但研究胡适确实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至于刘大鹏，记得是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曾听王汎森兄说刘的日记很有意思。那书印得不多，销售不甚好却不容易买，回国后竟然通过朋友买到一本，于是写了篇书评，然后进而写了篇与科举相关的论文。写梁济大概也有类似的偶然因缘，并非刻意要选您所说“较为边缘的”或“影响力并不太大的”人物（后来刘大鹏就成了名人，不一定边缘啦，刘家真应感谢那位帮我买书的朋友）。不过，我倒是觉得这类人物对历史的影响虽不如梁启超和胡适那么大，但他们对说明历史的作用，却不一定比梁启超和胡适小。
兰克曾说：“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我一直相信兰克这一见解可以推广，不仅时代，大至文化、族群、国家，小至个人和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言，刘大鹏和梁济直接面对历史，与历史相关联，正与梁启超和胡适同。比他们更“边缘”的人物亦然。只是太过“卑微”的人物在历史上往往失语，不一定是史家看不起他们，实在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写作或没条件写作，而别人对他们的记载也不多，留下的材料太少，很难据以表现历史（除非有史景迁的本事，能为一个有姓无名的女性写一本书）。
通常地位高到可以“养尊处优”的人，眼中往往没有普通人，从他们的记载中很难看到一般人的身影。而像刘大鹏这样地位不是太高的人，与老百姓的接触较多，又有书写和记载的意愿和能力，更能反映（他们心目中和认知中的）大众生活。我想，值得关注而尚未得到关注的近代思想人物还有很多，最理想的就是上面说的，自己有记载的意愿和能力，又相对亲近普通民众。
○ 在您的研究中，中国史学史、中国学术史占据着相当的比重，可否解释这一现象是因何而成？史学史、学术史对于近代思想史乃至近代史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
● “这一现象”大概仍是因缘际会而成的吧。很多时候可能是因其他的研究涉及某方面的背景，参阅已出的论著没能解决问题，只好自己进去探索。或者是有不能推托的人（长辈和领导）约稿，于是进入这些领域。还好我一向读书很杂，对这些领域本有兴趣，相关材料也曾用功，故可勉强应付。而且在历史系教书的人，对相关的中国学术史和中国史学史，不能全无心得。你在课堂上提到什么书或论文，不能不放到学术脉络（有时还是非常具体的脉络）中去理解，所以这方面的基本史事和研究状况，是必须熟悉的。再加上学生最喜欢问治学方法一类问题，任何方法都与所在时段的学术典范相关，而典范又可能转移（在20世纪更经常转移），如果不了解学术史，不能说明某一时段的学术典范，也就很难说方法。就此而言，史学史和学术史是“近代思想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功，是不可或缺的。
附带说，你提到的“学术史”，可能是我们史学界一个带有困惑的问题（issue）。昔年黄宗羲写了《明儒学案》，后来梁启超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这个见解常被引用，其实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创新”。因为“学案”所重的是学术家派，虽含有史的内容，却不必就是“史”。这在以前本是常识，但梁启超影响太大，从那时起，这一创新的“特识”就渐成新的“常识”，并基本取代了既存的常识。
比这更创新的是，近年一些学校历史系的师生不知什么是“学术史”，往往把这一词语放在论文的序论之中。我曾多次在课堂上说“学术史”不宜这样使用，因为这一词语在您提问的含义下使用已至少近百年了，作为学术后辈，我们恐怕不能不尊重学术上的先行者（好像日本就把既存研究称为先行研究）。试想假如梁启超生在今天，要用他那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来拿个“论文博士”，按照这些学校流行的表述法，岂不是必须在学术史中写学术史！借用年轻人的网上用语，这样勉为其难，让他情何以堪？上述那些学校的历史系估计没人研究学术史，否则便已经出现“在学术史中写学术史”的又一创新啦。
这个责任当然不在学生，首先是我们研究学术史的没能让其他人知道“学术史”是什么；其次学生所受教导便如此，做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某次一位念书很好的同学告诉我，因为论文中都要讨论既存研究，需呈现历史发展的动态，所以特地不用什么静态的“研究综述”，而必须使用“学术史”。其实中文词汇中类似的意思还有一些，不一定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抉择。更不妙的是，现在我们很提倡“与国际接轨”，假如某篇论文优秀到需要翻译成英文，应直译还是意译？直译估计别人看不懂，若意译，又很难译回中文（就像我们很多学生喜欢学日本说法，学位论文题目中常加上“以某某为中心”，但我们现在又要求把学位论文摘要译成英文而不是日文，结果多半只能改译。那英文题目若再译回中文，便与原文两样了）。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的“学术史”研究还任重道远。
○ 您治史三十多年，不仅著作等身，还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可否请您谈谈，选择和培养学生，您最看重他（她）什么特质？先天禀赋是否重要？您如何对学生开展史学训练？会特别注重训练哪些方面的能力？
● 如果我真培养出了优秀的学生，那都是学生本身够优秀。这不是客气话，现在的计划教育取向，本身优秀的学生都不一定能表现优秀，遑论其余。
前段时间接受山东大学研究生的采访，也问到类似的问题，这次回答与其相近。我招收的学生不算多，博士生平均一年一人左右，硕士生更少一些。史学是一门很辛苦的学问，不“合适”的人很难做好，所以招生确实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现在讲究学术正确（套用美国“政治正确”的说法），老师可不敢说“看重”考生的什么特质。具体的要求，首先当然要通过大家都一样的笔试。口试的时候指导老师稍有些主动，不过现在也不容易了。如我们四川大学贯彻上级指示，博士招生面试一次要十位正教授同时出席，整个过程还要录像，至少录音。这举措据说是为了保护学生，却把老师当成犯罪嫌疑人，很能体现大学老师在管理者心目中的形象。且这样口试效果未必好，因为考生忽然面对十位教授的大阵仗，自己先就紧张起来，善读书的临场发挥未必佳，善发挥的读书又不一定好（天才除外）。
在以前的口试中，我希望了解考生平时看不看书、看了多少书，是不是在思考问题，以及思考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或她是否适合跟着我学，也就是看学生对未来学习的预设是不是在我力所能及的领域。这不是说客气话，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计划学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有时任务还较离谱，例如规定学生读书期间要在特定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现在各学校的教育取向不一，有的相当趋新，有的又比较“保守”。我对研究的领域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但只能在我擅长或足以应对的领域里招生。简言之，在各式各样的限制之下，老师和学生在研究方向和风格方面，起码要有一些共同之处，多多益善。如果一开始师生就不合拍，双方可能在痛苦中度过两三年、三四年。老师只是增添痛苦，学生就吃亏太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学术成长。
至于先天禀赋，对从事史学研究而言，有没有天赋一定是有差别的。若有特定方面的天赋，会比普通人强一些。不过天赋异禀的人终是少数，所以学术训练的作用和目标，都是要使没有某方面能力的人能够通过训练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若天赋大体相当，更能看出训练的差异。
我对学生的要求以严格著称，首先体现在阅读量大，有学生背后甚至用“恐怖”来形容；另外就是谈话时直来直去，不留面子，有时可能还语中带刺，让爱面子的学生很不舒服。过去自以为这是对他们好。2008年的汶川地震，十万人瞬间离去，让我明白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未必人人都愿意为成长而痛苦，此后开始放松。不过坦白告诉您，至少对学术成长而言，效果并不好（有位在台湾教书的朋友，也是因严格而让学生不满，后来就放松了。他也告诉我，学生的“出息”也从此同比下降）。所以这真是两难。
我知道现在提倡学外国，对学生要永远鼓励赞扬。但外国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没有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所以这样做是不是真有利于学生成长，我有些怀疑。尽管如此，也在尽量学着做。
具体到我对学生的训练，理论上我是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即让学生能发挥其长处，而尽量弥补其短处。这话易说不易做，成功时彼此都很愉快，但不少时候也会有痛苦，尤其是在指出并纠正学生缺点的时候。这恐怕是老问题了。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据说朱子就是这样教书的。昔年胡大时（季随）从朱子学《孟子》，日问其一条，季随以所见解之。朱子总以为非，说他读书卤莽不思。胡“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大概朱子对愤悱的要求太高，让胡季随得了抑郁症。陆九渊就以为，像这种简单的内容，不妨“早说于他”。
以前我教学生，会更多指出哪些不对和不能做，希望能借此诱导其“自得之”，逐步走上正确道路。后来发现这样总让学生感觉没做好，总在受打击，显得过于严苛，也常使他们产生郁闷之感（对此我深感抱歉）。后也曾改为陆九渊式的正面引导，即直接说出某题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更好，怎么做最好。希望给出由近及远的选项，让学生择其性所近者而从之。结果似也不理想，可能是学生尚未至愤悱之时，老师就主动提供了选项（因为怕迟了会产生抑郁）。有学生就表示：老师说的似乎都很好，但所说最低的要求也可能太好，我们做不到。可知教书不容易，左右都难逢源。
我的理解，所谓“因材施教”，不能因学生程度不高就授之以低；在进行诱导时，也不能完全将就其实际程度，最少要在其实际程度前面一点点——既给人以希望，而又不“道破”。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型”，非常难做到，只能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了。
由于是“因材施教”，所以我不会抽象地特别注重训练某些方面的能力。不过我比较注意提高学生的书面和口头表述能力，而且要在单位时间或字数里表出自己最想要表达的意思，并提出依据证明之。因为现在刊物对论文大致都有篇幅的规定，而所有的学术会议也都规定发言的时间。我上讨论课，就把这方面的训练当作一个主要目标，引导学生习惯于最先说出最主要的，然后说出次主要的，并证明其所说是重要的，不重要的就不说。我们现在求职，不也需要在几分钟内说明自己，证明自己，并“售出”自己吗？
○ 许多学者在积累多年之后，往往都希望撇开具体的个案研究，就一些宏大的议题做出整体性的思考。自然，也唯有资深学者才能驾驭得了。这里想打听一下，您是否有这样的计划或打算？接下来打算开展什么研究？
● 我过去多做具体的个案研究，也会整体性地思考一些较大的议题。因为对一个时代的历史没有框架性的思考和把握，具体的个案是没法研究的。现在并不打算“撇开”具体的研究，但确如您所说，可能要尝试把有些长期思考和探索的较大题目先写出来。实际上这几年写书的时间已多于写论文，最近因偶然的原因写到了梁漱溟和东西文化，仍是您说的具体个案一类，大概是一本书的篇幅。同时也在写另几本书，一本是关于辛亥革命如何发展出来的，一本是关于近代中国对革命的憧憬，一本是关于经典在近代的淡出。其余有半稿以上的还有几本，慢慢努力吧。
【罗志田、张洪彬：《学术史、思想史和人物研究——罗志田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