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论坛”相关新闻

第二届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论坛在山大召开

全球史:用”上帝”的视角看历史

文章来源：山东商报 记者:窦昊 编辑：左盛丹

1月8日-9日，由山东大学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论坛”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众多历史学家齐聚一堂，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讨论全球历史的联系与发展。

事实上，古代人远比现代人想象的要聪明和坚韧得多。因为从众多的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人类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只是限于受教育程度、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的限制，能够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非常少。但是考古发现越来越能够证明，古人的活动范围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要广大得多。诚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所说，尽管他已经见过了无数考古发现，但是在某次陕西考古发现的东西中，有的是国内发现的史料中从未出现过的东西。而这，就不得不从全球史的角度上去考量。“或者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人类以来，全球史就已经存在了。”方辉说。

但是从另一方面，自19世纪民族主义出现以来，绝大多数的学者治史都是依赖档案资料和局限于民族国家。因此，虽然有“世界史”这样的说法和著作，但大多都是以欧洲、美国、伊斯兰、中国等中心论为主，并且简单地将历史罗列在一起，缺乏更客观和深入的发掘。以德国抢占青岛为例，若以中国为中心书写历史，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罪证；若以欧洲、德国为中心书写，则是德国抢占海外市场、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在远东寻找的一个补给港，并且为当地进行了一番建设。再比如，关于日本炮制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黄种人团结起来抵抗白种人”的说辞，在部分日本人看来，当年他们所作所为是为了拯救整个亚洲，过程中出现流血牺牲是无法避免的；但在中国、韩国看来，这无疑是日本为暴虐的侵略所做的低劣粉饰；但是在东南亚某些国家，不少人发自内心的认为，日军通过二战“从白人主子手里解放了我们”。

关于同一个历史问题，到底是殖民还是开发、掠夺还是交易、侵略还是亲善、伟大还是邪恶……不同的民族、政治团体去书写历史，答案永远不一样。那么，到底历史该怎样书写？

历史的书写要看是为谁而写。“全球史的研究最希望能冲破学科、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束缚。”北京大学教授罗新说。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全球史”的出现时间并不长。但因为对整个人类的广泛联系做出了更好的注脚和诠释，全球史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研究机构的重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总能为当下提供更多解决问题的路径，让人类社会走得更远更好。”用一种近于“上帝”的视角去治史，把历史事件产生的影响和广泛的联系呈现在人们面前，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或许，这才是这门学科对普通人最好的馈赠。

跨越边界探寻历史“关联性”

2017年01月11日 08: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

中国社会科学报济南1月10日电（记者张清俐）1月8—9日，由山东大学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论坛在济南举行。与会学者对当前全球史研究的问题域、方法论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夏继果提出，全球史研究的最大特色是“跨越边界地思考历史”，不仅包括民族国家的边界，还包括语言、宗教、地理等边界。在跨越边界的基础上探寻历史的“关联性”，可以通过互动研究发现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相互联系，也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建立逻辑的关联。在关联性的基础上探究历史的“整体性”，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进行重新整合，建构起新的、从地方性直至全球性的研究单位，找寻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关注人类历史的总体走向。

伴随全球史的发展，思想维度上的全球性及其历史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传统欧洲中心主义式的思想史写作受到学界批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孟钟捷认为，基于西方现代性及其扩展的基本假设，传统现代思想史研究框架在欧洲与非欧洲、传统与现代的截然对立下，将思想流动看成单向性、跳跃式的特征。但大量批判性与反思性研究却发现，现代西方观念在始发地存在“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不少现代理念也并不完全是由欧洲“自我建构的”。

如同蝴蝶效应，全球史视野和方法论让学者在许多看似无法理解的偶然性历史事件中发现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如在十七世纪，东亚的中国、朝鲜、日本等，欧洲的英国、法国等几乎同时爆发大规模社会动荡，如何理解这种看似偶然又具有普遍性的全球危机？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从全球历史关联性因素分析提出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经济衰退；二是此时进入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内外部受到先进技术传播的冲击，这是一个重要推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成认为，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应在百年来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脉络中找到本土源头，承接当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试图将中国史研究纳入“世界历史”的宏图大略，从中国史学面对的问题出发，矢志于“部分整体化”、“主体多元化”和“重新概念化”的“新会通”，从而力求形塑具有在地特质和品性的相关研究。

被忽略的“世界的大明”

文章来源：山东商报  记者：窦昊

在全球史学者看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史”虽然卷帙浩繁、记载详尽、系统完备，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先进很多，但这是以中国为中心书写的“天下史”。对于中国以外的地方，显然缺乏更细致的关注。因此，过去的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无非是从“二十四史”以及一些笔记小品等出发，论证历史问题的产生和发展。现在来看，这种治史方式俨然已经非常落后，因为许多问题的产生并非全部出自内部。在“第二届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论坛”中，相当一部分专家和学者的讨论是围绕着明朝开展的。让我们看看站在全球的角度上，看看“世界的大明”都扮演着什么角色、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明亡于谁？＞＞

“17世纪中国最大的事情就是明朝灭亡，但它的灭亡是必然的吗？”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分析，说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是勤勉但昏庸，又有人说明朝实际从万历皇帝开始就埋好了灭亡的伏笔，更有人说从“土木堡之变”就奠定了明朝衰亡的基调。但在李伯重看来，一个君主的好坏，无法左右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且当时的明朝实际上是非常繁荣的。“明末时，经济文化发达，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伟大的戏剧文学家汤显祖是可以比肩莎士比亚的，而且在外部打败了丰臣秀吉的远征军。结果短短几十年，就被一个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少数民族征服了，这是怎么回事？”李伯重说，“有人说是从万历开始，明朝内部的农民反抗、宗教战争此起彼伏，最终造成了李自成的军队占领北京。但是纵观中国历代王朝，这种乱象并不少见，为什么只有李自成成功了。”
放宽历史的视野，李伯重表示，与明朝同时期的英国都铎、斯图亚特王朝，内部也是战乱不断，但经济同样也非常繁荣。都铎王朝在英国历史上和明朝一样都是丑闻不断、口碑很差。而且其斯图亚特王朝君主查理一世被处死，和崇祯上吊前后只差几年。后来，荷兰人带领着2万名士兵就统治了英国，这与清军问鼎中原类似。不仅如此，李伯重发现，同时期的欧洲和东亚都有众多革命、起义，东亚的四次大战：中缅、中日、中荷海战、辽东大战都是世界级的战争，而且都集中在17世纪前后的几十年之内，为何？“当时的全球气候出现了一个小冰期，造成了以农耕为代表的北半球经济的衰退，粮食减少造成了战乱。另一方面，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经济全球化，火器通过海路进行了广泛传播，那些原本弱小的民族、群体，通过装备火器，在很大程度上与老大帝国们站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这样就让战争能够打得起来。”
不仅如此，在台湾清华大学教授赖建诚看来，明朝和英国的道路选择，造就了衰亡和崛起。“当时的英国和明朝看似毫不相干，但其实相似点不仅当时很多，现在也不少。”赖建诚说。当16世纪末伊丽莎白一世统治英国时，英国当时还只是欧洲的一个偏远小国，并不引人重视。当时的英国想要称霸，首先就是没钱，买不起很多武器去装备军队。这个时候，女王找来代理人去欧洲大陆借钱买兵器，同时鼓励海外贸易，以争取更多的收入。最终，英国用这些钱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为日后“日不落帝国”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明朝至少在张居正时期，财政还是比较宽裕的，并不需要去借钱。但因为坚持“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国家想要攫取更多利益，只能向内部压榨。虽然在明朝末期曾出现过一度的海禁宽松时期，但因为都是民间贸易主导，对明朝政府没有什么益处。“郑成功集团后期的年收入达到一百五十多万两白银，是明朝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赖建诚说。如果明朝不锁国，甚至向外拓展，这些挣来的钱都用在国内，可能明朝就不会灭亡了。“路径选择的不同，也会造成一个王朝的灭亡。”赖建诚说。

　　＞＞不见诸史的非法贸易＞＞

虽然明朝执行严格的海禁，但是对于中国东南、南部许多沿海地区来说，贫瘠的土地、多山的地貌，让他们很难通过耕作、捕鱼等合法手段营生。因此，非法的海上贸易成为人人争做的谋生手段。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庆新表示，16、17世纪前后，在我国南海的西北岸，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广西附近的海域及周边，人口流动及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大量的中国人通过这一海域，前往中南半岛等地经商、采矿、种植。这一片区域的经贸往来密切，被人称作“东方地中海”。
在明清易代之后，许多明朝移民也涌入这里谋生，有的则结社意图反清复明。例如，16世纪50年代，一些流落在这一地区的明朝遗民成立了“明香社”，这些人自称明香人，他们就是打算招兵买马光复明朝的。但是时间一长，人心离散之后，反清复明无望，许多中国人就在当地成立了半独立的政权。例如雷州人鄚（莫）玖因不满清朝的剃发政策，率众来到今越南南部的何仙一带定居屯垦，当时这里属于广南阮氏政权的领地，但因为暹罗、真腊等军队的不断袭扰，阮氏政权无力统治，鄚玖带领的华人群体实际是这片土地的主人。鄚玖不仅抵御了外部军队的袭击，有时还会做出反击，并且成功将何仙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著名贸易港口，被称为“小广州”。到鄚玖去世后，阮氏政权追赠他为“开镇上柱国大将军武毅公”。而何仙地区一直在鄚氏家族的手中统治了一百多年。“这样的历史该怎样看待？华人对当地的历史是嵌入还是参与？是移民还是殖民？”李庆新说。
如果说走私、殖民算是灰色地带的话，东亚地区的人口贩卖及奴隶贸易则是海上贸易、跨国史中的黑色地带。山东大学马光表示，从13世纪开始，日本主导了东亚国家之间的奴隶贸易。他们掠夺来中国人、朝鲜人、琉球人当作奴隶，并且贩卖。通过文献资料显示，从1223年到1443年，倭寇侵犯朝鲜600多次，掳掠了大量人口。这些被掳走的人称为“被虏人”。这些被虏人不仅生活悲惨，而且被转手多次贩卖，最远的会被卖到欧洲、南美。例如万历朝中日战争的最后一年，一位意大利神父从日本人手中购买了5名朝鲜儿童奴隶，并把其中1名带回了意大利。为了纪念，这名神父给这位朝鲜儿童奴隶取名Corea。这名Corea 在意大利娶妻生子，其后代至今有80多位，1992年在纪念壬辰战争（万历朝中日战争）400周年之际，其中一名后裔访问了韩国。另一个例子则更加极端，壬辰战争数年前，日本最大的大名织田信长则拥有一名黑人侍卫；郑成功也以拥有一队黑人侍卫而骄傲，这些黑人也都是通过东亚的奴隶贸易而获得。

　＞＞治全球史之难＞＞

相比较过去的治史，如今的全球史研究虽然看起来更有趣，但是困难也更大。山东大学教授刘家峰表示，多年以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相遇、碰撞与发展，是他关注的一个领域。但是碍于语言障碍，大量的伊斯兰教文献典籍都是用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写成，这对于只谙熟英语的他来说，无疑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相关研究一推就是十年。不仅如此，治全球史还要面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阅读更多的资料。如果是古代史还好，近现代甚至当代史的许多问题中，一手的档案和文献仅凭一人之力根本无法阅读穷尽，更何况还要从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难度更加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史、跨国史存在各种各样的解读，因此全球史的研究及结果公布存在诸多“雷区”，而国内这一情况则更加明显。北京大学教授罗新表示，当他们去蒙古、越南等地就中国历史进行访问、研讨时，往往会遭到当地政府、学者的冷脸相向。“作为中国古代史学者，我因中国历史问题去越南与同行交流时，对方说的话之难堪令人都没法接话。”罗新说。
除此之外，部分专家、学者甚至地方政府部门对于历史的一厢情愿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曲解。“为什么会有‘丝绸之路’，正是因为其它的道路都被封闭了，或者非常凶险，不得已才要翻山越岭过沙漠。而许多人认为丝绸之路是很浪漫的，困难的似乎只有自然环境，那就是大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