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靖国：2014—2015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述评
本文原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6期
2014—2015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一批具有阶段成果意义的论著出版，在若干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上形成热点。兹就其中较为重要的问题与研究新进展作一述评。
一、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古代地理文献整理工作成果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方面是古地图的搜集与整理。华林甫《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整理与研究》（齐鲁书社，2015年）、林天人编撰《方舆搜览：大英图书馆所藏中文历史地图》（“中研院”，2015年）分别收录中文古地图160幅和127幅。钟翀《温州古旧地图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收录温州地区100余种古旧地图。另一方面是旧海关史料的整理与披露，吴松弟《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披露了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生态等诸多方面的资料，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研究历史地理取得很多成果，辛德勇《北大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与战国以迄秦末的阳暨阳城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考证出秦南阳郡只有阳县而没有阳城。相关研究还有黄浩波《〈肩水金关汉简（贰）〉所见“河东定阳”简试释》（《历史地理》第29辑），马孟龙《〈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订补》（《历史地理》第30辑）、《谈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几个地名（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辑），晏昌贵《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名录》（《历史地理》第30辑）等。
利用古地图进行研究也有很大进展，李孝聪《从古地图看黄岩岛的归属——对菲律宾2014年地图展的反驳》与许盘清、曹树基《西沙群岛主权：围绕帕拉塞尔（Paracel）的争论——基于16—19世纪西文地图的分析》（分别刊于《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5期）通过对西文古地图的研究，梳理黄岩岛和西沙群岛问题，厘清了一些错误说法。
雪尔登地图的研究热度持续，专著有Robert Batchelor的London：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1549-1689（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论文有龚缨晏、许俊琳《〈雪尔登中国地图〉的发现与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和周运中《“郑芝龙航海图”商榷》（《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等。
二、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学的核心视角就是空间与时间的结合，区域研究也是地理学的基本方法，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运用“空间”的观念和方法，多角度、多层次回答“统一、多元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宏大命题。关于“区域”的定义和意义，鲁西奇《定位天地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回溯法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6日）进行了探讨。王尚义、张慧芝《历史流域学论纲》（科学出版社，2014年）论述了历史流域学的构建缘起和基本理论。
三、历史自然地理。
1、环境变迁研究。近年来，历史环境变迁规律的探寻成为学界热点。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气候变化研究的新进展》（《地理学报》2014年第9期）总结了最近10年的新成果和进展，并对未来工作进行展望。历史极端气候研究亦受到关注，如郑景云等《中国过去2000年极端气候事件变化的若干特征》（《地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1期）、闫军辉等《长江中下游地区1620年的极端冷冬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6期）等。
利用文献资料，重建历史气候变化格局，有兰宇等《1724年以来北京地区雨季逐月降水序列的重建与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辑）、刘炳涛《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柑橘种植北界与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31辑）、耿占军和仇立慧《清至民国陕西水旱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1辑）等。
满志敏《中世纪温暖期华北降水与黄河泛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1辑）发现五代至北宋时期（中世纪温暖期）华北地区大范围降水比较多见，这是当时黄河决溢的主要原因。张健等《1765—2010年黄河中游5—10月面降雨序列重建与特征分析》（《地理学报》2015年第7期）基于清代黄河流域水位志桩设置与报汛制度运作情况考证，梳理出清代陕州“万锦滩”水位志桩水尺记录数据，重建了黄河中游1765—2010年5—10月面降雨量变化序列。
环境史方面，王大学《雍正朝盐官海神庙建设中的环境与政治》（《历史地理》第29辑）运用自然地理学和河口海岸动力学知识，复原了雍正年间海岸边滩自然修复导致潮势平稳的历史真相。钱克金《东苕溪之由来及与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4辑）指出东苕溪的形成过程是先民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有效发展该流域社会经济的过程。
2、历史水文地理研究。辛德勇《辨楚昭王“涉雎济江”的途程与所谓“江南之云梦”》（《历史地理》第29辑）对《左传》定公四年所记楚昭王“涉雎济江”的行程进行梳理，并据此再度回应“云梦”问题：楚国“云梦”的范围只能限定在长江北岸。满志敏《典型温暖期东太湖地区水环境演变》（《历史地理》第30辑）对北宋时期东太湖地区水环境演变时间过程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与重建的同时期中国东部温度变化的10年距平值有很好的时间一致性。《水经注》研究成果有张修桂《〈水经注〉洞庭湖水系校注与复原（下篇）》（《历史地理》第29辑）、李晓杰等《〈水经注〉现存主要版本考述》（《历史地理》第31辑）、夏婧《〈水经注〉佚文甄辨》（《历史地理》第31辑）等。
四、历史人文地理。
1、历史政治地理。近年来，作为历史地理传统核心命题的历史政治地理再度蓬勃发展，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又出版两部分册：李晓杰《五代十国卷》与胡阿祥等《三国两晋南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随着简帛的大量出土，以及档案的应用日益普遍，大量的行政运作过程细节被披露出来，原本相对简洁的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孕育着转机，一些“定论”的问题，也呈现被改写的趋势。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力图从中国本土行政实践中寻找出清末以来县以下区划的历史渊源，对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皇权不下县”等相关理论假说进行了反思。李新峰《论明代沿海卫所与州县人口田地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认为，明代沿海卫所不管辖任何本属州县的人口和田地，明代人口田地的实际规模、军政系统在行政区划体系中的地位，或可再加斟酌。在近年清代“省”与“统部”讨论的背景下，赖锐《清代“统部”考》（《历史地理》第31辑）认为，“统部”并非清代高层政区的正式名称或俗称，其有两层含义：一是高层政区的抽象概念，二是“一统志”中统括一省大要的总叙。尹弘兵《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运用历史地理学视角，解释周昭王南征这一历史事件。政区沿革的链条也逐渐细化，如张莉《秦郡再议》（《历史地理》第29辑）、尤佳《汉初九原地区置郡问题再探讨》（《历史地理》第29辑）、程钟书《孝景三年二十四郡考》（《历史地理》第31辑）等。
2、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周宏伟《西周都城诸问题试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1辑）认为，西周时期符合当时都城标准的城邑为周、宗周、成周、镐京、郑五地。坊市制研究继续深入，成一农《里坊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复原了北魏至唐代“坊”产生和演变的过程。余国江《六朝隋唐时期的扬州城与坊市》（《历史地理》第31辑）指出，扬州的里坊并无坊墙，坊界受道路、水系影响很大，并对以往的坊市制看法提出质疑。
在城镇体系研究中，孙靖国《桑干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对桑干河流域从秦汉到20世纪80年代的城址变迁进行了梳理和考证，复原了秦汉、北魏、唐辽、明代和清代的城市分布格局，进行连续的时间剖面的对比。张安福、田海峰《城址遗存与汉代西域屯城布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辑）对两汉不同时期西域屯城分布格局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城镇化方面的研究，路伟东《清末民初西北地区的城市与城市化水平——一项基于6920个聚落户口数据的研究》（《历史地理》第32辑）利用清末甘肃的“地理调查表”中的城乡户口资料，得出与前人不同的清末甘肃聚落人口分布区间结果。相关研究还有张剑光等《六朝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探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等。
3、历史经济地理研究。陈晓珊《熙丰变法时期各地市易机构的分布特征与作用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采用市易机构作为研究北宋经济地理格局的指标，认为全国各地市易机构的布局体现了不同的区位特点和工作重心。张新国《唐代吐鲁番与敦煌地区受田差异初探——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1辑）发现敦煌地区民户实际受田数额较多，指出受地区域差异的存在以及旧制度的影响，唐代户籍的书式不可能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整齐划一地贯彻执行。任长幸《西夏盐池地理分布考》（《盐业史研究》2015年1期）对西夏时期盐池分布进行了考证。杨煜达《清代云南铜矿地理分布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兼论放本收铜政策对云南铜业的影响》（《历史地理》第29辑）和马琦《清代黔铅京运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3辑）都对清代中央政策影响下的云南矿产地理变迁进行了研究。土地利用方面，由于清代史料丰富，且系统性较强，适宜进行方法方面的探索，这方面的研究有：姜蓝齐等《清末耕地空间分布格局重建方法比较》（《地理学报》2015年第4期）、潘倩等《清代中期江苏省土地利用格局网格化重建》（《地理学报》2015年第9期）、袁存等《清代中期苏皖地区耕地数据网格化处理及精度对比》（《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1期）等。
4、历史灾疫地理研究。龚胜生等《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辑）、王晓伟等《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辑）分别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疫灾的频度、广度、分布中心以及出现规律等问题。李钢等《明清时期河南蝗灾时空特征及其与气候变化的联系》（《自然灾害学报》2015年第1期）利用史料记录建立了明清时期河南蝗灾数据库，探讨了蝗灾动态与气候变化的关联。相关研究还有朱永杰等《洪武年间河南自然灾害时空特征探析》（《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张剑光《唐五代江南的城市灾害与社会应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
5、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围绕中古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意象，对“江汉”、“洞庭”等意象在中古文学中的表现，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进行了研究。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年）对宋人观念中的地理学内涵及其变迁、宋代地理学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范璇《试从唐墓志看唐人地域观念》（《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通过墓志资料证明唐人对南北各地区有着不同的地域观念。
6、历史社会地理研究。21世纪初，王振忠、吴宏岐等学者先后提出“历史社会地理”的概念和理论方法，近年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内涵逐渐明晰，如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三联书店，2015年）等。程森和刘立荣《省界错壤与洪灾调适冲突——以明清卫河下游直鲁交界地区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辑）、潘明涛《何处是稻浦——16世纪以来滏水上游稻作的历史变迁》（《历史地理》第32辑）从水利社会的视角进行区域地理的研究。
7、地理学史研究。随着古地图的大量披露，研究成果也在增多。韩昭庆《制图六体实为制图“三体”论》（《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4期）认为后三体实为前三体的补充解释。成一农《“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和《对“计里画方”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地位的重新评价》（《明史研究论丛》第12辑）对民国以来以科学为主题的地图学史进行了质疑。郭声波《黄裳〈地理图〉研究——以作者生平、制图时代、政区断限为中心》（《历史地理》第30辑）和郭声波、郭克文《论黄裳〈舆地图〉与咸淳〈舆地图〉的关系》（《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对南宋黄裳《舆地图》的绘制背景、物质形态与流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五、地理信息系统在研究中的应用。
运用GIS进行空间分析的论著逐渐増多。路伟东《GIS支持下的小人口基数小概率历史事件研究——以清代回族进士规模与空间分布为例》（《回族研究》2014年第2期）用GIS手段绘制了清代回族进士空间分布等级符号化地图和标准差椭圆地图，生成一个较长时段内相对稳定的事件发生率，从而实现回族进士这种小概率历史人口事件空间可视化问题的探讨。韩昭庆《清中叶至民国玉米种植与贵州石漠化变迁的关系》（《复旦学报》2015年第4期）借助ArcGIS的运用，探讨贵州玉米种植随着时间推移在空间分布上发生变化的过程和历史背景，复原贵州自明末以来文献中记载的石漠化分布情况。相关研究还有石涛《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早期道路模拟研究——以垣曲盆地为例》（《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4期）、左晓明和王新伟《延边地区渤海国聚落址现状分析》（《地理空间信息》2015年第3期）、路伟东《GIS支撑下的长时段区域人口变动规律分析——以1776至1953年陕甘地区人口为例》（《历史地理》第30辑）等。
六、展望。
总体来看，2014—2015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层次得到深化，呈现向上的势头，但在若干问题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1、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的学科，本身具有交叉属性，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素养。近年以来，同时具备文献处理和方法设计能力的论著呈现增加趋势，比如杨煜达、韩健夫《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的甄别方法研究——以西北千年旱灾序列为例》（《历史地理》第30辑）详细地制定了研究方法：“首先对研究时段内涉及研究区域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时间均一性进行分析，判断资料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偏差，并根据资料系统内部的变化情况，划分不同的时段。其次将研究区域按照自然地理要素、政区和资料的情况，划定一定数量的站点，进行分级和识别……在此基础上，需要对各站点的资料保有情况进行评估。再设计分阶段的旱灾等级评定方法，按照一定的概率密度来筛选评定要素……最后，按照需要的概率密度，识别研究区域内的极端旱灾事件。”这种方法尽可能地避免了史料不均所带来的影响。近年来，利用GIS进行空间分析和利用网格法等方法的研究明显增多。但还要看到，一些研究者在进行跨时代或跨地域的数据分析时，对文献史料本身并不加以甄别、讨论与处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史料数量是不同的，秦汉时期与明清时期相比，边远地区与首都，其数量必然相差悬殊，这将对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产生影响。
2、研究时段的分布不均。由于研究的深入，新材料大量披露，秦汉时期和清代民国的论著数量明显增多。相形之下，中古时期研究相对冷落，这就促使历史地理学者一方面深挖史料，依靠传世文献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寻求建构中古时期史料数据处理的方法，以改变数据化研究时段多在一头一尾或长时段的局面。
3、全球视野。当前，环境变化、土地利用、城市化、国际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学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进一步发挥“有用于世”的精神，关注学术发展大势与热点，准确把握本学科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定位。同时，对外国历史地理亦应重点关注。以往学界较为忽视外国历史地理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有待发展的阶段，亦有可能成为以后学科发展的一个突破口。近年的成果主要有韩周敬《越南阮惠西山国政区地理初探（1789—1792年）》（《历史地理》第30辑）、魏超《越南丁、前黎二朝政区建构模式初探》（《历史地理》第32辑）、王献华《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作为地理概念的“苏美尔”》（《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等，数量比较稀少。学界可以考虑通过组织专人撰写各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翻译重要专著与工具书等方式促进外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历史地理学近年来处于稳定发展中，并在若干领域取得了进展。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加注意历史学与地理学学科方法的交叉，各分支学科与相应学科的交叉与融汇，更好地体现出同时具备“时空”观念的学科特点，做出本学科应有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