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四十六期“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与北方经验”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参加了此次论坛。会议之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简要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缘起和目的。随后，论坛召集人赵世瑜教授补充发言并主持上午一场的讨论。
上午场：南与北·小地方·国家议程
论坛首先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华南学派”的重要代表科大卫发言。他指出，首先，“南”与“北”的地域划分并不重要，他致力于历史人类学研究数十年，都是从小地方开始田野工作，由此来看当地社会如何与国家打交道。所以研究的关注点不在地域本身，而是着眼于不同时代的国家在不同区域的存在模式。其次，他的研究强调看不同地方如何与国家打交道，值得重视的是“贸易路线”，这不是指政府确定的贸易路线，而是指包括“走私”在内的向外发展的路线，实际上是在讨论住在一个地方的人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去生活，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南”与“北”的问题。再次，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过去所做的研究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或者莆田，但对北方还缺乏了解。在整体方法上，未来如果要拓展北方的研究，可以做一个村子，但一个村子并不够，要找一个大一点的范围，在这里面，要分析地方面对政府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商业是怎么处理的，乡村的关系怎么处理的，军队、税收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在发言中回忆起第一次去蔚县做田野时感受到的震撼。在当地，能够很清楚地辨明这群人是军队系统，那群人是民政系统。军队在当地社会曾经很重要，后来被慢慢整合经营，这在当地是重要的历史线索。后来他的田野也遍及北方诸多地区，如去年在洮州所见基本上都是军队的故事，然后这几天跑运河，也是很震撼的。在这些地方，他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而作为立足于华南经验的研究者，正史的叙述一旦落实到华南地区，往往缺乏历史感觉，这让他思考华南跟中国历史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从他的田野经验来看，他认为无论华南华北，地方公共事务大部分还是本地在想办法经营，而不是国家去做。一般来说，华北跟“国家”关系比较近，比较依赖“国家”，但是“国家”也没替华北做多少事，大部分的事还是要当地人想办法去做。在地方公共事务层面，华南与华北可以做很多比较，包括什么时候开始交通，什么时候开办水利，什么时候兴办教育，什么时候做文化事业、社会保障、慈善救济。如果资料多的话，也许故事至少可以从唐代、宋代写下来。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表示，接续郑振满教授的话题，在他看来就是国家的议程和地方的议程不同，所以还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他早年研究从国家制度入手，后来受科大卫、郑振满两位老师影响，转而进入区域社会。他辩解说并未放弃原有的研究，而是觉得原来研究的国家制度，必须到地方层面才能够理解。譬如，隋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叫户部，户部是管户籍的，不是管国家财政的，因为别的部也管财政，户部是管基于户籍的财政。这套制度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地方上的人，在国家认定他是国家的一部分之后，就是户籍制度下的人；二是这套制度其实一直都有市场的运作，在科大卫讲的走私以外的部分，其实也是在这套体制下面做生意的人。具体到如何做，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己发展一套组织出来，如郑振满提到的乡族，二是利用市场，很多市场行为与国家系统联系在一起，但到18—19世纪以后，市场发展与国家日益脱离。造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原因，就是明代白银大量流入，不需要有一套国家控制的信用系统和金融系统就可以流通，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国家控制不了市场。现在看到的，不管是乡村社会的变化，乡村组织的发展，还有市场本身的改变，可能都跟这个体制有关。就是“户”怎么由一个社会单位变成一个税户，而税户能容纳的人与社会单位和社会成员的组织可以无限地扩大，就不再像以前那套系统那样，那个“户”是不可以扩大的。这个解释能够成立的话，就必须把乡村社会、货币、市场和国家制度都合在一起来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谈到，他所从事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是两条腿跑个不停，与历史人类学有共通之处。从三千年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中国的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始终胶着在一起，有和谐相处的时候，但是也有反目的时候。而两大区域之间，存在一个农牧交错带，这个交错带是他田野调查和学术思考的中心。像大同这个地方，原来都是马背上的民族，从北方南下到这儿来，又被农耕民族推回去，然后游牧民族再度崛起，卷土重来，游牧与农耕的文明在此不断地交替。他又介绍了在四川和甘肃撒拉族聚居区发现的三个堡子，第一座堡子是唐代的，再往上走大概一公里多一点，有一座比海拔高一点的堡子，这是明朝修的。接下来再往上，又大概有不到一公里，这座堡子是清朝修的。在中原政权与游牧政权势力进退的过程中，农业文明进去了，把原有居民往高海拔地区挤压。然后随着定居人口增加，继续往海拔高的地方再开发，开发的时候又把这一地区的人群挤走了，下面的堡子保护不了，就再往上开发，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今天所见当地情况，定居的族群汉人、羌人、藏人，像垂直剖面一样，是分层的，不同的海拔高度也对应着不同的经营方式，从农业到放牧，再到完全的牧业。他提示，从中国东北到西南这么一条地带，是值得做历史人类学研究的。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说，此前她在与刘志伟教授的对谈中，从历史人类学的田野经验里打开了别样的视野。而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其工作的地方是书斋，处理的是一大堆思想史资料，因此思想史学者的“田野”，不是可视的经验，而是透过资料的文字背后透射出来的思想史的想象。随后，孙歌回应前述发言中关于如何从“民”的视角去处理国家的问题。她指出，民的视角并不一定是民众史的视角，今天大量民众史研究是国家视角的民众史研究，而民的视角，如果用一个相对不准确的方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民的视角，这个生民是包含了国家和天下在内的，生活人的视角，这后面隐藏的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她展望学术的前景，认为下一代研究者要面对的是怎么在差异当中去提炼普遍性的挑战。
在本场的自由讨论中，邓小南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国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内在于某一些社会，内在于某一些区域的。所以区域不同，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国家的意义可能是很不同的。”最后，她提示说，诚如孙歌所言，研究的主要的对象、习惯的研究背景和受训练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并不妨碍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意识，对于这个问题意识的追踪，“可能应该是我们至少在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平台上对话的一个驱动力。”
下午场：基于田野的超越、文类的局限与历史人类学的可能性
下午一场的讨论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持，他扼要概括了上午讨论的主要话题，如历史人类学的认识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关于中国文明本体的讨论和中国原理等议题，并由此引发后续讨论。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刘永华提出，如果不是从宗族、村落、市场圈群体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家庭角度出发，是否可以对认识中国社会，尤其华南社会提出新的解读。他以晚清到民国时期，徽州地区一家姓陈的农户近40年的家庭记录为个案，探讨了这家农户的行动空间和生计模式，他指出，他们那种民俗化、日常化的宗亲关系，不一定始于宗族。宗族的兴起主要强化了这种关系，在当地资本信用提供市场当中，宗族非常重要，但还有一个泛化的圈子，包括他的家庭、整个宗族，还有普通人的圈子，非常复杂，这点要怎么样处理，我现在还没有想的太清楚，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需要做一个处理。同时，如何从个人家庭来看社会的变化，像陈家在经历生计危机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四个策略来解决，第一，通过抵押形式，借入大笔款项；第二，通过预付方式，提前预支；第三，通过发起和加入某种会社，也可以得到一些借贷；第四是比较零星的日常花销去求亲戚和邻里。透过带有一定结构意义的分析，刘永华提出，是不是可以回过去形成某种对话，提出一些问题。
浙江大学杜正贞副教授说，她所体会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南方经验与北方经验之间的差别，与其说是地域上的，不如说是不同文献类型上的。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山西，山西有很特殊的一面，地上文物的丰富程度，让研究者能够进入到一个村落中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直接的历史感。而且这种历史感一下子可以回溯到至少宋，或者宋之前，是一个非常连续的历史的感觉。到了南方则相当不同。譬如说在浙江做田野，第一印象是这个地方没有“文化”，因为村落非常新，庙宇的时间都不长，而且碑刻的材料不如山西那么丰富。后来机缘巧合，她碰到了浙江省龙泉市的档案，这个档案时间段非常靠后，基本上是晚清民国时期打官司的档案。她谈到，从诉讼档案的整理和解读出发，她会想到要把这些诉讼档案放回到诉讼、纠纷发生的乡村当中看。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人是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一种动物，是自己构建的意义之网的动物。人们打官司的时候，一直致力于为自己的行动和诉求编制一张意义之网，正是在诉讼纠纷这样一种竞争或者虚构当中，人们在做一些很有策略性的选择，他们去为自己的行为和诉求，选择一种解释框架。不仅仅是人们怎么样看待国家制度，怎么样消化国家制度的问题，而是人们在背后，选择什么样的解释框架，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的问题。历史学的吸引力在于这些解释框架是怎么变的，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怎样被地方民众所认识，以及在这些地方民众，怎样在不同的解释框架之间进行一个选择的问题。
中山大学历史系谢湜教授介绍了他调查的一个案例。在广东南岭山区可以看到一些城堡，都是明代卫所体制的遗存，还有各种各样身份和语言的人群。通过各种民间文献可知，明代这伙人在国家的体制下，有军队的身份，但到明代后期，这些屯田都被盗卖，都逃亡。到清代制度发生变化，这些控制屯田的人不再有制度的保护伞，于是他们很想把自己的身份转成合法的子民，小孩可以读书，可以考科举，土地也能够保障，官方则在平息动乱之后，与民之间达成某种制度上的默契，这伙人通过签订契约方式，就是名为《宁溪所志》中所谓的“共同的族谱”，保证这伙人一起在一个户下当差纳粮，完成了社会的重组。在这个瑶族聚居的地带，这些明代军户的后代，在清代通过制度工具，借由身份重构的过程而获得霸权，变成统治山区瑶族的汉族代理人。这样的生存策略，在同一时期却相距遥远的福建漳州东山岛也能看到，他们面对同样的国家、社会的局势和制度，采取了类似的反应，这都会冲击研究者的思考。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贺喜指出，历史人类学研究不只是要了解中国，而是要了解社会提供了怎样的可能性。所谓“中国”可能是一个想象的架构，这个想象的架构怎样出来，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建构出这样一个想象的架构，这个背后的运作逻辑是什么，这才是研究者最关心的。通过“最后的黎族——一个合亩制的神话”之例，贺喜以其在海南的田野经历，揭示了“合亩制”是如何在1950年以后为了对付土改和划分阶级成分而被当地黎族领袖创造出来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何如此和为何可以如此，是需要放回到当地100多年的历史中去梳理。这个过程就包括了中法战争后冯子材开山、胡适的父亲胡传去调查黎族互斗案、长老会传教士、人类学家，以及日本人和共产党等等外来力量的先后进入，共同造就了一部海南的和黎族的历史，但不一定真的是黎族自身的历史，后者讲的东西往往是另外一套东西。所以她说，这样一个架构建成后，原来没有文字的、神明四处存在的世界，相信很快都会消失了，代之以被外来者建构的、以及本地人为了对付外来者建构所做出的因应出来的“黎族”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叫“最后的黎族”的理由。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伟然教授说，历史地理学和历史人类学关心的问题都一样，思路也一样，只不过思维习惯和工作手段稍微有点儿差别，但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他举例说，《小白菜》这首歌的流传范围，多分布在华北平原，东北有一点点，是闯关东的人带过去的，最南到淮河领域，南边少有。他认为，原因在于在南方宗族社会里面，儿子比太太重要，儿子是自家人，这就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是可以换的，手足是换不了的，目前他发现从江西到湖南有很多这种个案。此外，通过回顾其博士论文关于两湖地区文化地理的写作，他表示，也在思考南方内部的差异性是怎么来的，或者怎么表现的，这是很大的问题。最后，他还提到，以前研究的是湖南、湖北，最近这几年慢慢着手江南，每个地区的资料都有地域性，都有独特的资料系统，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些问题呈现的样子。
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中古史研究的理论底蕴，像关陇集团、唐宋变革论、南朝化的问题等，都是指导中古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但做区域研究，在宋之前只能找到敦煌这一个特殊的标本，别的地方找不到，因为材料的缺乏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讨论。在他看来，中古史研究的困惑在于，对国家如何体现的问题缺乏深入思考，中古时代地方社会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豪强和士族。从门阀士族、地方大族到宋以后新宗族的变化，应该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现在还说不清楚，目前他就是想讨论整个祭祀祖先的变化，及其对社会带来的一些影响。比如后来坟山的问题实际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但在宋之前是墓田，墓田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比如这些土地是可以用于生产的吗？可以作为财产的收入来维系发展？这个在中古时代看不到，但当时人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活动，还要去买墓田，都需要思考。这与历史人类学给中古史研究的启发是分不开的，之前没有这样一套理论的时候，很难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最后，赵世瑜在对一天的讨论进行总结时认为，下午几位的讨论真正提供了符合论坛主题的具体样本，并且提出了一些超越性的思考。但正如科大卫在上午所说，这些仍是“南方经验”的样本，此次论坛仍然缺乏“北方经验”的样本来深度对话。可喜的是，下午年轻一代的讨论质量“完胜”上午年长一代的讨论，而且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提供了这样一个多学科对话的平台，使研究者开始一步一步地打破自说自话的状态。
上午场：南与北·小地方·国家议程
论坛首先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华南学派”的重要代表科大卫发言。他指出，首先，“南”与“北”的地域划分并不重要，他致力于历史人类学研究数十年，都是从小地方开始田野工作，由此来看当地社会如何与国家打交道。所以研究的关注点不在地域本身，而是着眼于不同时代的国家在不同区域的存在模式。其次，他的研究强调看不同地方如何与国家打交道，值得重视的是“贸易路线”，这不是指政府确定的贸易路线，而是指包括“走私”在内的向外发展的路线，实际上是在讨论住在一个地方的人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去生活，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南”与“北”的问题。再次，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过去所做的研究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或者莆田，但对北方还缺乏了解。在整体方法上，未来如果要拓展北方的研究，可以做一个村子，但一个村子并不够，要找一个大一点的范围，在这里面，要分析地方面对政府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商业是怎么处理的，乡村的关系怎么处理的，军队、税收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在发言中回忆起第一次去蔚县做田野时感受到的震撼。在当地，能够很清楚地辨明这群人是军队系统，那群人是民政系统。军队在当地社会曾经很重要，后来被慢慢整合经营，这在当地是重要的历史线索。后来他的田野也遍及北方诸多地区，如去年在洮州所见基本上都是军队的故事，然后这几天跑运河，也是很震撼的。在这些地方，他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而作为立足于华南经验的研究者，正史的叙述一旦落实到华南地区，往往缺乏历史感觉，这让他思考华南跟中国历史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从他的田野经验来看，他认为无论华南华北，地方公共事务大部分还是本地在想办法经营，而不是国家去做。一般来说，华北跟“国家”关系比较近，比较依赖“国家”，但是“国家”也没替华北做多少事，大部分的事还是要当地人想办法去做。在地方公共事务层面，华南与华北可以做很多比较，包括什么时候开始交通，什么时候开办水利，什么时候兴办教育，什么时候做文化事业、社会保障、慈善救济。如果资料多的话，也许故事至少可以从唐代、宋代写下来。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表示，接续郑振满教授的话题，在他看来就是国家的议程和地方的议程不同，所以还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他早年研究从国家制度入手，后来受科大卫、郑振满两位老师影响，转而进入区域社会。他辩解说并未放弃原有的研究，而是觉得原来研究的国家制度，必须到地方层面才能够理解。譬如，隋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叫户部，户部是管户籍的，不是管国家财政的，因为别的部也管财政，户部是管基于户籍的财政。这套制度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地方上的人，在国家认定他是国家的一部分之后，就是户籍制度下的人；二是这套制度其实一直都有市场的运作，在科大卫讲的走私以外的部分，其实也是在这套体制下面做生意的人。具体到如何做，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己发展一套组织出来，如郑振满提到的乡族，二是利用市场，很多市场行为与国家系统联系在一起，但到18—19世纪以后，市场发展与国家日益脱离。造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原因，就是明代白银大量流入，不需要有一套国家控制的信用系统和金融系统就可以流通，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国家控制不了市场。现在看到的，不管是乡村社会的变化，乡村组织的发展，还有市场本身的改变，可能都跟这个体制有关。就是“户”怎么由一个社会单位变成一个税户，而税户能容纳的人与社会单位和社会成员的组织可以无限地扩大，就不再像以前那套系统那样，那个“户”是不可以扩大的。这个解释能够成立的话，就必须把乡村社会、货币、市场和国家制度都合在一起来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谈到，他所从事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是两条腿跑个不停，与历史人类学有共通之处。从三千年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中国的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始终胶着在一起，有和谐相处的时候，但是也有反目的时候。而两大区域之间，存在一个农牧交错带，这个交错带是他田野调查和学术思考的中心。像大同这个地方，原来都是马背上的民族，从北方南下到这儿来，又被农耕民族推回去，然后游牧民族再度崛起，卷土重来，游牧与农耕的文明在此不断地交替。他又介绍了在四川和甘肃撒拉族聚居区发现的三个堡子，第一座堡子是唐代的，再往上走大概一公里多一点，有一座比海拔高一点的堡子，这是明朝修的。接下来再往上，又大概有不到一公里，这座堡子是清朝修的。在中原政权与游牧政权势力进退的过程中，农业文明进去了，把原有居民往高海拔地区挤压。然后随着定居人口增加，继续往海拔高的地方再开发，开发的时候又把这一地区的人群挤走了，下面的堡子保护不了，就再往上开发，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今天所见当地情况，定居的族群汉人、羌人、藏人，像垂直剖面一样，是分层的，不同的海拔高度也对应着不同的经营方式，从农业到放牧，再到完全的牧业。他提示，从中国东北到西南这么一条地带，是值得做历史人类学研究的。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说，此前她在与刘志伟教授的对谈中，从历史人类学的田野经验里打开了别样的视野。而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其工作的地方是书斋，处理的是一大堆思想史资料，因此思想史学者的“田野”，不是可视的经验，而是透过资料的文字背后透射出来的思想史的想象。随后，孙歌回应前述发言中关于如何从“民”的视角去处理国家的问题。她指出，民的视角并不一定是民众史的视角，今天大量民众史研究是国家视角的民众史研究，而民的视角，如果用一个相对不准确的方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民的视角，这个生民是包含了国家和天下在内的，生活人的视角，这后面隐藏的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她展望学术的前景，认为下一代研究者要面对的是怎么在差异当中去提炼普遍性的挑战。
在本场的自由讨论中，邓小南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国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内在于某一些社会，内在于某一些区域的。所以区域不同，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国家的意义可能是很不同的。”最后，她提示说，诚如孙歌所言，研究的主要的对象、习惯的研究背景和受训练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并不妨碍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意识，对于这个问题意识的追踪，“可能应该是我们至少在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平台上对话的一个驱动力。”
下午场：基于田野的超越、文类的局限与历史人类学的可能性
下午一场的讨论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持，他扼要概括了上午讨论的主要话题，如历史人类学的认识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关于中国文明本体的讨论和中国原理等议题，并由此引发后续讨论。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刘永华提出，如果不是从宗族、村落、市场圈群体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家庭角度出发，是否可以对认识中国社会，尤其华南社会提出新的解读。他以晚清到民国时期，徽州地区一家姓陈的农户近40年的家庭记录为个案，探讨了这家农户的行动空间和生计模式，他指出，他们那种民俗化、日常化的宗亲关系，不一定始于宗族。宗族的兴起主要强化了这种关系，在当地资本信用提供市场当中，宗族非常重要，但还有一个泛化的圈子，包括他的家庭、整个宗族，还有普通人的圈子，非常复杂，这点要怎么样处理，我现在还没有想的太清楚，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需要做一个处理。同时，如何从个人家庭来看社会的变化，像陈家在经历生计危机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四个策略来解决，第一，通过抵押形式，借入大笔款项；第二，通过预付方式，提前预支；第三，通过发起和加入某种会社，也可以得到一些借贷；第四是比较零星的日常花销去求亲戚和邻里。透过带有一定结构意义的分析，刘永华提出，是不是可以回过去形成某种对话，提出一些问题。
浙江大学杜正贞副教授说，她所体会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南方经验与北方经验之间的差别，与其说是地域上的，不如说是不同文献类型上的。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山西，山西有很特殊的一面，地上文物的丰富程度，让研究者能够进入到一个村落中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直接的历史感。而且这种历史感一下子可以回溯到至少宋，或者宋之前，是一个非常连续的历史的感觉。到了南方则相当不同。譬如说在浙江做田野，第一印象是这个地方没有“文化”，因为村落非常新，庙宇的时间都不长，而且碑刻的材料不如山西那么丰富。后来机缘巧合，她碰到了浙江省龙泉市的档案，这个档案时间段非常靠后，基本上是晚清民国时期打官司的档案。她谈到，从诉讼档案的整理和解读出发，她会想到要把这些诉讼档案放回到诉讼、纠纷发生的乡村当中看。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人是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一种动物，是自己构建的意义之网的动物。人们打官司的时候，一直致力于为自己的行动和诉求编制一张意义之网，正是在诉讼纠纷这样一种竞争或者虚构当中，人们在做一些很有策略性的选择，他们去为自己的行为和诉求，选择一种解释框架。不仅仅是人们怎么样看待国家制度，怎么样消化国家制度的问题，而是人们在背后，选择什么样的解释框架，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的问题。历史学的吸引力在于这些解释框架是怎么变的，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怎样被地方民众所认识，以及在这些地方民众，怎样在不同的解释框架之间进行一个选择的问题。
中山大学历史系谢湜教授介绍了他调查的一个案例。在广东南岭山区可以看到一些城堡，都是明代卫所体制的遗存，还有各种各样身份和语言的人群。通过各种民间文献可知，明代这伙人在国家的体制下，有军队的身份，但到明代后期，这些屯田都被盗卖，都逃亡。到清代制度发生变化，这些控制屯田的人不再有制度的保护伞，于是他们很想把自己的身份转成合法的子民，小孩可以读书，可以考科举，土地也能够保障，官方则在平息动乱之后，与民之间达成某种制度上的默契，这伙人通过签订契约方式，就是名为《宁溪所志》中所谓的“共同的族谱”，保证这伙人一起在一个户下当差纳粮，完成了社会的重组。在这个瑶族聚居的地带，这些明代军户的后代，在清代通过制度工具，借由身份重构的过程而获得霸权，变成统治山区瑶族的汉族代理人。这样的生存策略，在同一时期却相距遥远的福建漳州东山岛也能看到，他们面对同样的国家、社会的局势和制度，采取了类似的反应，这都会冲击研究者的思考。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贺喜指出，历史人类学研究不只是要了解中国，而是要了解社会提供了怎样的可能性。所谓“中国”可能是一个想象的架构，这个想象的架构怎样出来，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建构出这样一个想象的架构，这个背后的运作逻辑是什么，这才是研究者最关心的。通过“最后的黎族——一个合亩制的神话”之例，贺喜以其在海南的田野经历，揭示了“合亩制”是如何在1950年以后为了对付土改和划分阶级成分而被当地黎族领袖创造出来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何如此和为何可以如此，是需要放回到当地100多年的历史中去梳理。这个过程就包括了中法战争后冯子材开山、胡适的父亲胡传去调查黎族互斗案、长老会传教士、人类学家，以及日本人和共产党等等外来力量的先后进入，共同造就了一部海南的和黎族的历史，但不一定真的是黎族自身的历史，后者讲的东西往往是另外一套东西。所以她说，这样一个架构建成后，原来没有文字的、神明四处存在的世界，相信很快都会消失了，代之以被外来者建构的、以及本地人为了对付外来者建构所做出的因应出来的“黎族”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叫“最后的黎族”的理由。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伟然教授说，历史地理学和历史人类学关心的问题都一样，思路也一样，只不过思维习惯和工作手段稍微有点儿差别，但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他举例说，《小白菜》这首歌的流传范围，多分布在华北平原，东北有一点点，是闯关东的人带过去的，最南到淮河领域，南边少有。他认为，原因在于在南方宗族社会里面，儿子比太太重要，儿子是自家人，这就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是可以换的，手足是换不了的，目前他发现从江西到湖南有很多这种个案。此外，通过回顾其博士论文关于两湖地区文化地理的写作，他表示，也在思考南方内部的差异性是怎么来的，或者怎么表现的，这是很大的问题。最后，他还提到，以前研究的是湖南、湖北，最近这几年慢慢着手江南，每个地区的资料都有地域性，都有独特的资料系统，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些问题呈现的样子。
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中古史研究的理论底蕴，像关陇集团、唐宋变革论、南朝化的问题等，都是指导中古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但做区域研究，在宋之前只能找到敦煌这一个特殊的标本，别的地方找不到，因为材料的缺乏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讨论。在他看来，中古史研究的困惑在于，对国家如何体现的问题缺乏深入思考，中古时代地方社会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豪强和士族。从门阀士族、地方大族到宋以后新宗族的变化，应该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现在还说不清楚，目前他就是想讨论整个祭祀祖先的变化，及其对社会带来的一些影响。比如后来坟山的问题实际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但在宋之前是墓田，墓田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比如这些土地是可以用于生产的吗？可以作为财产的收入来维系发展？这个在中古时代看不到，但当时人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活动，还要去买墓田，都需要思考。这与历史人类学给中古史研究的启发是分不开的，之前没有这样一套理论的时候，很难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最后，赵世瑜在对一天的讨论进行总结时认为，下午几位的讨论真正提供了符合论坛主题的具体样本，并且提出了一些超越性的思考。但正如科大卫在上午所说，这些仍是“南方经验”的样本，此次论坛仍然缺乏“北方经验”的样本来深度对话。可喜的是，下午年轻一代的讨论质量“完胜”上午年长一代的讨论，而且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提供了这样一个多学科对话的平台，使研究者开始一步一步地打破自说自话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