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古以来，中国同朝鲜半岛国家就有着睦邻友好的政治关系。广泛的文化交流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在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国鼎峙时期，是史学的发生与建立时期；在统一新罗时代，是史学的发展时期；到了高丽王朝，开设了史馆，设置了完备的史官，建立了修史制度，编修了大量的多种体裁的史书，标志着史学已进入了繁荣时期。至今尚保存的不少历史巨著名作，说明朝、韩国已成为世界历史上史学较发达的国家。
【关 键 词】朝鲜/韩国/史学
田廷柱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8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1998年03期第64～69页
综观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的发生，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高句丽、新罗与百济三国鼎峙时期（公元前一世纪—公元668年），是史学的发展与建立时期；统一新罗时期（668-935年），是史学的发展时期；高丽王朝时期（936-1392年），是史学的兴盛与繁荣时期。分别论述如下：
一、三国时期史学的产生与建立
中国的史籍很早就传播到朝鲜半岛国家。《周书》卷四九《高丽传》云：“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注：“高丽”即高句丽。自隋初文帝封高句丽王高汤为高丽王后，遂称其国为高丽，至唐相沿不变。按《晋阳秋》即《晋春秋》，因避晋讳而改。）而《旧唐书·高丽传》记载较详，曰：“其俗多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重爱之。”《史记》、《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都属纪传体史书，习称“前四史”。孙盛系东晋人，所撰《晋春秋》为编年体史书，专记东晋史事。
《旧唐书·百济传》也记载了百济国的情况，只是甚为简略：“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由于此处仅用一个“史”字概括之，所以究竟是指哪些中国史籍传入了百济国就不得而知了。同书对中国史籍在新罗的传播情况记载也不多，只记载了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真德王遣其弟金春秋等人来朝，唐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这是史书明文记载的中国史籍在朝鲜半岛三国的传播情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五经》当时虽被尊为儒家经典，但在有识的学者看来，经书也是史书。班固早就有“言为《尚书》，事为《春秋》”之说，把它们视为记言记事的史书。这此中国史籍源源东传，自然对朝鲜半岛国家史学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朝鲜、韩国史籍对三国编撰史书的情况也略有记载，其中修史最早的是百济国。《三国史记》卷二四《百济本纪》载：近肖古王三十年(375)，“《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虽然我们对高兴的生平事迹还不清楚，但自他开始写史，“始有书记”，记载国家政事，开创了百济国编修史书的先河，一改过去“未有以文字记事”的局面。
继百济国之后的是新罗。《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载：（真兴王）六年(545)秋七月，伊?{异斯夫奏曰：‘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王深然之，命大阿飡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按《三国史记·居柒夫传》：“真兴王六年乙丑，承朝旨，集诸文士，修撰国史，加官波珍飡。”从《三国史记?》纪传所载，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一是新罗撰修史书的目的是“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可以惩恶劝善，以垂鉴后世；二是确立了集体官修史书的原则；三是虽未明文记载居柒夫修撰国史是否成功，但从他“加官波珍?{”一事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奉旨修国史一定有了结果，故予以褒奖。由于语焉不详，这次所撰国史的体例及规模不得而知。
史书记载高句丽编修史书的事情较晚。《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记载，婴阳王十一年(600)，“诏太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此段史料虽然简短，但却告诉我们：高句丽的修史工作早已有之，在建国之初“始用文字”时，即有人着手编写史书，积年编成了一百卷的古史《留记》。大概婴阳王嫌其繁多，故命李文真删繁就简，新编成五卷。
二、统一新罗时代史学的发展
668年，新罗与唐军攻灭了高句丽，朝鲜半岛国家步入了统一新罗时代，在此期间，史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它的发展当与新罗实行读书三品出身法与大批新罗士子赴唐留学有关。
新罗不仅仿唐制建立了国学与太学，直接向王公贵族子弟传授儒学，而且在元圣王四年(788)制定了以经史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读书三品出身法，以选士举官。据载：“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仪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注：《三国史记》卷十《元圣王本纪》。）从上述考试内容来看，《三史》固然是史书，《春秋左氏传》也是史书。其余经书，如按照“六经皆史”之说，也当属于史籍范围。把这些史学之类的典籍作为士子入仕的必读之书，无疑促使更多的新罗士子攻读中国史书，也会使中国史书得以普及，从而推动新罗史学的发展。
大批新罗学子赴唐留学也有利于新罗史学的发展。自唐初以来，朝鲜半岛三国即陆续派遣大批学生入唐留学。据史籍记载，贞观五年(631)以后，唐太宗重视教育，发展学校，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等学校增加生员，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注：《唐会要》卷三五。）新罗统一三国之后，随着唐罗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在唐留学生也与日俱增。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唐文宗开成五年(840)，“质子及年满合归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新罗君臣的子弟，或入作侍卫，或作为质子，也多至国学或太学就学，与留学生并无二致。因此，文宗一次就放还如此之多的质子与应归国的留学生，足见新罗来唐留学人员之多。这些留学人员主要攻读中国经史，同时也要学习文学。
在新罗众多的留学人员中，不少人还在唐应试科举，登宾贡科进士。朝、韩国的《东文选》卷八四崔瀣《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云：“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821-824年）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祐（904年）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应试进士，其中一项是策试，其试题内容多为时务或历史问题，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不了解中国古代的治乱兴衰，那是难以及第的。所以应试进士者要攻读史籍，熟悉中国历史。如崔致远，他十二岁入唐留学，十八岁进士及第，二十岁任宣州溧水县尉，任满后又为淮南节度使高骈的都统巡官。从其文集《桂苑笔耕集》中所引用的一些掌故与历史人物看，他十分熟悉中国历史，至于《春秋》、《左传》、《前四史》、《晋书》、《周书》、《隋书》等史籍他大都浏览过。崔致远虽致力于研究儒学与汉文学，也通晓中国史书的编纂体例和方法，归国后曾撰写了一部《帝王年代历》。这是一部史书，虽然久已失传，无法确知其详细内容，不过就书名来看，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后来，高丽人金富轼在其《三国史记》卷四论及新罗王历代称谓时曾征引过此书。其中说：“论曰：新罗王称西居干者一，次次雄者一，尼师今者十六，麻立干者四。罗末名儒崔致远作《帝王年代历》，皆称某王，不言西居干等，岂以其言鄙野不足称也？”由此可见，此书是记历代新罗王事迹的一部史书。
在这一时期，曾出现了不少史家，其中当以金大问为最。对于金大问的事迹记载甚少，只附于《三国史记》卷四六薛聪等人传后。其文曰：“金大问，本新罗贵门子弟，圣德王三年为汉山州都督，作传记若干卷。其《高僧传》、《花郎世记》、《乐本》、《汉山记》犹存。”寥寥数语的传文，只知其在圣德王三年(704)任汉山州都督，其他事迹及生卒年俱失载，但对他的著作却记载较详。虽然他的著作已失传，无从知其详细内容，但顾名思义，《高僧传》当是名僧人物传记，《花郎世记》是记载新罗花郎们的活动情况；《汉山记》当是记载汉山州的山脉河流地理风情的书；而《乐本》大概是或记音乐人，或记乐理、或记乐谱，是音乐方面的书。另外，本传失载的还有《鸡林杂传》。新罗素有鸡林之称，《鸡林杂传》当是一新罗杂史。《三国史记》卷四记新罗法兴王兴佛一事，金富轼曾注释说：“此据金大问《鸡林杂传》所记书之。”明言此事是取材于《鸡林杂传》，那么我们说金大问撰写的《鸡林杂传》是一部新罗杂史也就没有什么疑问。
比金大问稍晚的是僧人慧超，他所撰写的《往五天竺国传》是这时期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慧超的志趣在于佛学，他于开元十一年(723)入唐求法，壮心未已，又西去印度，极尽千难万险，游历了五天竺后，又前往西北，行迹至今天的叙利亚一带，然后折回到唐都长安。慧超历经十余年，行程数万里，将自己沿途所见所闻写成《往五天竺国传》一书，记载了当时西南亚及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事，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继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又一部由僧人撰写的重要著作。
在统一新罗时代，还著有《新罗古事》、《古记》、《古史》、《海东古记》等部史记，这些古史在金富轼撰修《三国史记》时尚存，故一再为他所引用。但是后来失传，难知其详，我们只能从《三国史记》所引用的片断中窥其概貌。如本书卷二八《百济本纪》中，作者论曰：“《新罗古事》云：‘天降金柜，故姓金氏。’其言可怪而不可信。臣修史，以其传之旧，不得删落其辞。”这说的是讨论新罗王金姓来源一事。可见《新罗古事》是新罗的古史，成为金富轼修史的重要参考史料。同书卷二在叙述儒礼尼师今继味邹尼师今立为新罗王时说：“《古记》第三、第十四二王同讳。”第三、第十四大概是指王的世系，所说的《古记》当是新罗《古记》。此引《古记》作注，可知这一《古记》也是记载新罗古史的书。卷二八在讨论百济与高句丽的族源时，还援引了《古史》一书。其中说：“《古史》曰：‘百济与高句丽同出扶余’。又云：‘秦汉乱离之时，中国人多窜海东。’则三国祖先岂其古圣人之苗裔耶？”这里所说的《古史》，疑是三韩古史，因为它记载了百济、高句丽、新罗三国的古代史事。本书卷三二在考证百济始祖仇台一事，作者还征引了《海东古记》一书。其中说：“按《海东古记》，或云始祖东明，或云始祖优台。《北史》及《隋书》皆云东明之后有仇台，立国于带方，引云始祖仇台。然东明为始祖事迹明白，其余不可信也。”由此可知，《海东古记》也是记载海东三国历史的古代史书。上述这四部史书，是金富轼编修《三国史记》的主要参考书，并多次用之以考订史事，说明它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这是统一新罗时代所取得的重要史学成果，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三、高丽时期史学的兴盛与繁荣
935年，王建灭亡了后百济与新罗，再度统一了朝鲜半岛，建立了高丽王朝（936-1392年）。在这一时期，设置了较多的史官，建立了修史机构，研究历史、编写史书已蔚然成风，史书体裁也多样化。被宋神宗赐名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一传到高丽，立即受到忠烈王与忠宣王的青睐，或让人讲解，或亲自阅读，以从书中寻觅治国安民之道。著名史家辈出，史学名著相继问世，表明史学已进入了兴盛与繁荣时期。
高丽时期的史学主要有以下特点：
1.建立了修史机构。高丽大抵仿唐制，兼采宋制，从立国开始就建立了修史机构——春秋馆，即史馆。史载：“春秋馆掌记时政，国初称史馆。监修国史，侍中兼之；修国史、同修国史，二品以上兼之；修撰官，翰林院三品以下兼之；直史馆四人，其二权务后陛，直馆为八品。高宗复以直馆为权务官。”（注：《高丽史》卷七六《百官志》一。）春秋馆有时称史馆，有时又与艺文馆（掌制撰词命）合并，如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新即位的忠宣王将其并入文翰署，称艺文春秋馆。忠肃王十二年(1326)，又分为艺文、春秋二馆。恭愍王五年(1356)，“复称史馆”，置编修官一人，检阅一人，直馆二人。但不论是分是合，史馆这一修史机构依然存在，仍然进行正常的修史工作。这是三国时期或统一新罗时代所不曾有的。
2.设置史官。高丽王朝建立了专门修史机构，也设置了众多的修史官员，但历朝官名不同。《高丽史·百官志一》称：“春秋馆置修撰、注簿各一人，检阅二人，后改供奉，正七品，修撰正八品，检阅正九品。又有领馆事、监馆事，首相为之；知馆事、同知馆事，二品以上为之。充修撰官、充编修官、兼编修官，三品以下为之。”此外频见于同书的史官还有修国史、同修国史，直史馆、直馆等。宰相兼领馆事和监修国史制度一如唐宋，其史官设置较唐完备，大体与宋相当。
高丽史官同样受到君主的重视，他们除了编修史书外，还要随时记录君主的言行与政事。恭让王元年(1389)，史官崔蠲等上书说：“史官之任，君上之言行、时政、百官之是非皆得直书，以示后世而垂劝戒，故自古有国家者，莫不以史职为重。”（注：《高丽史》卷七六《百官志》一。）他的上书，可以说道明了史官的职能和地位。为了便于记载君主的行止，每逢高丽王行幸，史官都要从行。《高丽史·毅宗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毅宗十一年(1157)正月，毅宗及从官离开了国清寺之后，又欲幸敬天寺。因山路崎岖，又狭隘难行，于是“有司以行在所狭隘，请去史官”，以减少从行人员。毅宗却不同意，他说：“史官记予言动，不可暂离。”可见，史官从行，以记君主言行，已经成为制度。
高丽也设有起居注，专门记载君主的行止。忠惠王荒殆朝政，“日与内竖为角力戏，无上下礼。由是君子见斥，直言不得进”。于是起居注李湛规谏忠惠王说：“君举不可不慎，一动一静，左右书之。”（注：《高丽史》卷三六《忠惠王世家》。）以此提醒忠惠王要慎于言行。可见高丽设有起居注官，他所说的“左右书之”，大概与中国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相同。
3.史书体裁多样化。如果说统一新罗时代修史体裁多是编年或传记体裁的话，那么到了高丽时期，随着史学的兴盛，史书体裁也更加丰富多彩了，它主要表现在：
①编年体进一步发展。据《高丽史》记载，这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编年体史书。郑可臣曾编写《千秋金镜录》，忠烈王以其未为完善，复命宰相闵渍编撰《千秋金镜录》。时以国家多故，未遑动笔，后与权溥同校撰成，名曰《世代编年节要》，“上自虎景大王，迄于元王，分为七卷，并《世系图》以进。”（注：《高丽史》卷一○七《闵渍传》。）忠烈王时期，监修国史元溥、修国史许珙等撰成了《古今录》，还命同修国史致仕任翊、史馆修撰金賆撰《先帝事迹》。至恭愍王时，再次命李仁复编修《古今录》。这都是高丽时期修成的编年体史书。
在编年体史书中，盛极一时的是编修历代高丽王实录。实录系以年代为序的编年体史书，它起源于南朝的萧梁，至唐代已十分盛行，而且后代编修前朝实录已制度化。（注：参业师陈光崇：《唐实录纂修考》，载《中国史学史论丛》。）高丽王很重视编修实录。元宗六年(1265)十月，命监修国史李藏用、同修国史都敬、修撰官金坵、许珙“修神、熙、康（宗）三代实录”。忠烈王三年(1277)五月，命监修国史柳敬等修高宗实录。忠肃王元年(1314)正月，命政丞致仕闵渍、赞成事权溥“略撰太祖以来实录”。从太祖王建立国至此已历27朝，由于前代国王已有实录，这次又云“略撰太祖以来实录”，大概这次所撰27朝实录是个简本。忠惠王元年(1331)九月，“命修忠敬王实录”。忠穆王二年(1346)十月，又命府院君李齐贤等人“修忠烈、忠宣、忠肃三王实录”。（注：以上修实录事分别见《高丽史》卷二六、卷二八、卷三四、卷三七。）据上述，共修了三十多朝实录，可见高丽修实录之盛。
②撰成了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纪传体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成为修国史的通用体例。《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是高丽仁宗朝宰相监修国史，曾参与撰写《睿宗实录》与《仁宗实录》，他于仁宗二十三年(1145)“上所撰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史（即《三国史记》）”。（注：《高丽史》卷九八《金富轼传》。）《三国史记》用汉文写成，是记载三国史事最详备的一部古文献。本书仿《史》、《汉》体例，共有三国本纪28卷，依次为新罗本纪12卷，高句丽本纪10卷，百济本纪6卷，年表3卷，志9卷，列传10卷，总计为50卷，是纪表志传俱全的完整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的问世，不仅开朝、韩古史纪传体的先河，也是高丽时期纪传体史书成熟的一个标志。
③撰成了纲目体史书—《编年纲目》。纲目体创始于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司马光所撰《通鉴》内容宏富，卷帙浩瀚，一般人很难通读。朱熹从《通鉴》中节取事实，编为纲目，纲为提要，模仿《春秋》；目以叙事，模仿《左传》，具有纲举目张之效。这种体例传到高丽，颇受史家青睐。忠烈王朝的闵渍在撰成《世代编年节要》后，又着手编撰了本国《编年纲目》，“上起国祖文德大王，下讫高宗，书凡四十二卷”。（注：《高丽史》卷一○七《闵渍传》。）辛禑时期，高丽王“以本国人知中国故事，而不知本朝之事”，于是门下侍中监春秋馆事郑梦周上奏说：“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实录亦不详悉，请置编修官依《通鉴纲目》修撰。以备省览。”（注：《高丽史》卷一一七《郑梦周传》。）高丽王采纳其议，即命李穑、李崇仁等以纲目体编修实录。这次虽因故未能撰成，但也同闵渍编撰的本国《编年纲目》一样，说明纲目体已被高丽史家所采用，成为编撰史书的重要体裁之一。
④杂史有所增多。“杂史”名出于《隋书·经籍志》，称那些“体制不经”，记一些“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为一家私记的史书为杂史。早在三国时期，金大问所撰《鸡林杂传》当属这类史书。高丽时期也撰著了不少杂史，其中较著名的是僧一然编撰的《三国遗事》。全书共5卷，没有一定的体例，分类收编了一些历史片断。其中有新罗乡歌20多首，轶闻琐事数十篇，反映了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记佛事活动较多，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该书可补《三国史记》的缺陷，二书可称为姊妹篇。元宗朝的李承休曾任史馆修撰官，著《帝王韵记》和《内典录》。《帝王韵记》分上下两卷，上卷用七言诗的形式叙述中国历代王朝和帝王，下卷则以同样的形式叙述本国的历代王朝和国王，但至高丽国王时则改用了五言诗的形式，实际上是一部较完整的叙事史诗，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其所撰的《内典录》，则是专记一些典章制度的史书。
4.建立了史籍保管制度。中国自汉代以来，多将史籍藏之于“石室金匮”，宋代则更多地藏之于馆或阁，以妥善保管。高丽多将史籍藏之于宫阙保管，如遇有战乱，为避兵焚，即随时转移到安全之处。仁宗朝曾发生了李资谦之乱，“宫阙连烧”，直史馆金守雌时在禁中当直，便“负国史至山呼亭北，掘地藏之，得不焚”。（注：《高丽史》卷九八《金守雌传》。）恭让王时期，因日寇侵扰，为了防止史籍散乱，遂“移国史于惠州，先是藏于竹州七丈寺，今夏倭贼入侵，故移之。”（注：《高丽史》卷四五《恭让王世家》。）
宣宗七年(1090)，出使宋的使臣李资义归国，上奏说：“（宋）帝闻我国书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就其所求的诸书目录来看，计80多种，5千余卷，其中有经书、史书、地理书、医药书、文集等。有些书如《东观汉记》，唐以后中国已失传，而高丽却保存有127卷本。（注：《高丽史》卷十《宣宗世家》。）可见高丽对典籍的保存还是比较完善的。
综上所述，朝鲜半岛国家古代史学的发展同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有着密切关系，朝、韩国不愧为世界古代史学发达的国家。在其浩瀚的史籍中，不少是用汉文撰修的，至今尚保存完好的如高丽王朝修成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李氏朝鲜修成的纪传体《高丽史》、编年体巨著《李朝实录》、《东国通鉴》与大型类书《海东绎史》（有如《州府元龟》）等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对于不晓朝鲜文字的学者，这些史书对他们研究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与研究中、朝、韩、日等国历史关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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