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先生
从童年听父亲讲《左传》起至今已将近八十年了。这样漫长的读史经验兹择其要略陈如下。
（1） 我诞生时父亲（同治庚午1870年秋生）已经四十八岁了（中国算法）。年龄差距如此之大，他对我的童少年教育只能作折衷的决策。学校教育科目既远较传统启蒙教育新而且广，他无法也不应硬使幼童课余另作《四书》全部背诵的工作。他只能在我课余精心选择片段经史（尤其是《左传》故事与《礼记》若干篇章的故事与制度）作穿梭式的讲解和“讨论”。他似乎很懂儿童心理，严督之下不时夸奖我的“悟性”，这对我逐步培植读书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我十七岁第二次才考进清华，实现了童少年第一个志愿。本书 “上篇” 第七章曾以夸大的语气讲出，如果今生到过天堂的话，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当时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重社会科学；在历史的领域内，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课题。当时国内各大学中只有清华才是历史与社科兼重，历史之内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蒋先生这种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的政策，实际上非常符合我个人必须采用的“功利”取向，因为亲老家衰，自九岁即了解留学考试已经代替了传统科举，成为最主要的晋身之阶。我从刘崇师打下欧洲近代史的基础，雷海宗师的宏观中国通史，陈寅恪师的隋唐史专题（另有课外的清史谈话），冯友兰师的常识、逻辑和幽默都对我大有启迪之功。我最获益的是在那优美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之中，培养出治史向“大”处进军的宏愿，而这宏愿要到美国之后才能逐步实现。
何炳棣先生青年时存照
（3） 哥伦比亚的英史训练对我治学有枢纽性的重要。重要的并不全是知识和眼界的扩展，而是沉浸于史料之海的初度经验与感受。姑以中、美第一流大学图书设备而论，七七战前清华西文书籍的收藏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全部不过十几万册。先就外交档案而言，蒋廷黻先生虽主张把第一次欧战前德国秘密外交档案Die Grosse Politik陈列在西文阅览室的公开架子上，可是历史悠久而又最基本的英国议会辩论、议会经常逐年发表的非秘密外交文件，即俗称的《蓝皮书》，却一本也没有。反观哥大书库之中，百数十年的英国议会辩论、议会逐年的种种档册和报告，放满了一架又一架，排列成一行又一行，更不要提伦敦、利物浦等都市、各地方政府摆如长龙的档册了；非官方各式各样的史料和书籍专刊更是多到浏览不完。初入哥大书库即深深感到作为华籍学人，切切不可再轻易地顺口夸张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了。本书第十四章偏重叙述我哥大英史博士论文所引的主要史料，用意正是在此，更在以实例说明“原始”资料究竟可以“原始”到什么程度。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自1952年夏在哥大搜集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史料起，特别是次年夏天开始，在国会图书馆新楼第八层书库遍翻三千多种中国方志及其他大量典籍之后，我才充分感觉到在史料渊海中自由游弋之乐和捕获之丰。最初两部有关明清人口及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研究，出版迄今已逾四十年而仍屹然被公认为标准著作，就是因为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哥大、国会、哈燕、芝大图书馆（中国善本胶片最全，并与普林斯顿合购日本珍藏明代史料胶片）等处所做史料方面的基本功确较一般学人认真。
“实录”必须讲实话。我如果1940年考取第五届清华留美庚款，二战后回国执教，恐怕很难做出现在累积的研究成果。政治和学风固然有影响，更基本的是国内大学图书设备（包括中国史籍）无法与美国第一流汉学图书馆比拟。北京图书馆（现改称国家图书馆）善本及一般中文收藏当然最为丰富，但不准学人进入书库自由翻检。
更有利于大规模研究的是当时所有各种期刊，甚至创刊百年以上的，卷卷都摆在架上任人自由翻阅。近一二十年来因书库空间有限，很多图书馆都把陈年多卷的期刊存放他处（哈燕社早已采此政策；加州大学系统内旧期刊一律存放在regional libraries）。
这种措施不但大大减低研究者的便利，并且势必剥夺了研究者不时无意中遇到的新资料和开辟新思路的机会。当时虽没有复印和电脑的便利，一切靠手抄，但抄写之前必须先作一番消化与联想的工作，积久对我的写撰和讲课都大有裨益。盛年正值大量多样使用图书的黄金时代实是今生一大幸事。
（4） 也许由于当年学习西史相当认真，我于国史选定研究对象之后往往先默默地作两种比较：与西方类似课题作一概略的比较，亦即所谓不同文化间（intercultural）的比较；在同一国史课题之内试略作不同时代的，亦即所谓“历时”（diachronic）的比较。特别是在专攻先秦思想的现阶段，这两种成了习惯的默默比较不时能扩展我的历史视野，导致新的思路，得出与众不同的论断。
（5） 半个多世纪以来，个人研究的取向和作风曾有几度改变。由于不佩服乾嘉考据及20世纪前半欧洲汉学之无补于了解国史重要课题，所以当哥大英史论文完成之前已下决心不走汉学之路，力求打进社会科学的园地。这个志愿很快就在一系列有关我国农作物史、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及其相关制度与意识等方面的论著得到充分的实现。事实上，有关美洲作物传华的考证，已在植物学史上赢得不算太小的永久地位。出乎意料的是，最系统利用社会科学观点和方法的《明清社会史论》完成若干年后，蓦然回首，对某些社会科学观点方法理论感到失望与怀疑，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最低必要数量和种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易趋空诞。
于是自60年代末开始，个人研究的兴趣转入中国农业的起源；得到中国农业是土生土长，并未受西南亚两河流域影响的结论之后，立即决心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中国文化的独立土生起源。这期间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自修与考古相关的多种自然科学工具和与初型数字、文字、语言、宗教、思想有关的古今文献。《东方的摇篮》出版前后十几年间是我一生“孤军作战”最饱受围攻，也是学术最低产的阶段。这期间钓鱼台、文革、中美建交等大事件使我不能专心治学；再则研究上搞完像《东方的摇篮》那样基本性大课题之后，亦颇有茫然不知何所适从之感。屡经泛读中、西古籍、冥想审思之后，才毅然决然投入历来论战不休的先秦思想领域。
我近十年来在先秦思想方面的工作尚无愧“攻坚”两字，因为研究对象都比较重要，其中还有两千年来一贯被认为是最棘手、最关键的问题。即使这类基本性课题中所澄清的枝节问题，有如太史公司马迁生年考，本身就是国史上第一等的专题。生平累积的工具和治史经验，虽有形无形皆有裨于刻下的研究，但我主要赖以攻坚的却是所有历史学家自始即必须具有的基本功——考据，现多称为考证。诚如思想史家李泽厚所说，像老子年代这类困惑历代学人关键问题的解决，就只有待“偏重考证的历史家的思想史”了。考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古今中外皆大致相同，都要靠常识和逻辑。突破性的考证有时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与扩展考证视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平素多维平衡思考的习惯。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古史辨》 高潮中，老子年代始终是先秦思想史上最大的“障碍”，主要是因为有些“大师级”的学人们思考之单轨与见解之偏颇。我近年对先秦思想诸作之新解是否今后能为学术界广泛接受虽尚不可知，至少《孙》《老》翻案文章的结论“是通过文字、专词、语义、称谓、制度、思想内涵，以及命题与反命题先后顺序等多维考证得出来的”。个人生平不同阶段的主要著述真正的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对大量多样史料的严肃考证与综合。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一生驰骋古今，从未曾一日不携带“汉学”的“护身符”。
（6） 有待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不是过分自信的话，近年论著之中已作了两项先秦思想史上基本性的翻案。较令人注意的是最近一篇证明《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事实上，更基本的翻案是证明《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512年吴王阖庐召见之前。此年孔子四十岁，故《孙子》成书早于《论语》至少半个世纪，实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著述。这项考证最大的翻案意义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不但是人类史上最早最彻底的行为主义者，而且通过墨子“道德化”的改装、提升和广泛应用，对战国期间的政治思想及制度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孙》、《墨》关系是两千多年来思想史上从未经人察觉的大关键，即使在此卷后语中亦必须摘要考铨。
《孙子•计篇》开宗明义指出兵事五大原则之首即是“道”，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此语乍读之下似乎不足为奇，但是在“政出名门”的春秋晚期，贵族和平民各阶层间流动升降日益加剧之际，“令民与上同意”不仅为了强兵，更必然会引申为建立一元化政治机制的前提。更启人沉思的是，当我们初读《孙子》论兵之道之句时，除了从政治思想及实践上立即联想到“统一”、“一元化”这类概念，同时更充满好奇：语义上“同”是通过什么方法才联系上，甚至转化为“一”的呢？
先秦诸子中，《墨子•尚同》篇最早也最明白逐步表达这个极重要的语义转化。首先，我们不妨试从语义上恢复“尚（上）同”篇名的全义与原义。如果补上必须有的宾词、介词和动词，全句就恰恰是“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墨子•尚同》的篇名就是《孙子》论兵旨要最忠实巧妙的简化。“尚同”有上中下三篇，中篇中已出现“一同天下”的语句，此句中“同”和“一”都成了同义的使动格，于是“一同天下”就等于“一天下而且同天下”，语义上也就可以完全释为把整个天下“一以同之”。如此，两个同义及物动词连用就更收到强调全句语气的效果。“尚同•中”已一再有“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尚同•下”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尚同为政，故天下治”。这种自语义转化到理论范畴的扩大，在先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以下极重要的意义：
（1） 墨子（约前480—前400）约生于孔子、孙子之殁，深深了解金字塔式制度的崩溃和一元化政治机制的建立的必然趋势，于是提出自己的“尚同”与“尚贤”的理论系统。“尚同”是他的“政原论”，全篇开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互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所以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社会的人民必须自下而上，层层地服从里、乡、上级官长、三公，以至天子的意志和命令。这就是“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一定是贤明的，因为他是最高神“天”参照人民的意愿而选派到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但这决不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社约论》式的政原论，因为人民既无知，也从未曾被征询过他们的意见，所以根本谈不到天和天子与人民间的“契约”关系。最后分析起来，这种政制是一人专制，意识上是墨子一人的专制，历史演变的结果是秦始皇一人的专制。
（2） 墨子学说的更大意义是将《孙子》极其接近“行为主义科学”那种完全不考虑道德价值的理论体系，全部加以伦理化，甚至宗教化。按：《孙子》开卷的“计篇”即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九地篇”中表现出最为彻底的行为主义原则：“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按：墨子也是行为主义者，但所主张的是发挥行为主义的积极强化作用。《墨子•尚贤上》：“……故古者圣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墨子的行为主义与道德牢不可分，因为墨子所提倡的基本道德之一是利己利人的“兼爱”，本人就是不惜摩顶放踵以救世为己任者。在他的理论系统中，天子类似古之圣王，必须“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如此，墨子的理想天下全部笼罩于伦理道德之中，即使最高的环节偶有梗阻，还有宗教的制裁。
这样一来，墨子对行将开始争鸣的“百家”形成一种“威胁”，因为百家理论虽各有其特色，其共同核心都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指出的“君人南面术”，而“君人南面术”讲求统治人民最有效的办法本可不择手段的。墨子把全部治术都伦理宗教化，逼得百家的理论主张都不得不披上道德、仁政、清静、无为、心性及其他形上的外衣。另一方面，墨子逼使未来的哲人、辩士、说客（商鞅是唯一例外）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言说《孙子》理性思维最缜密、最重实际功效，但完全置道德价值于不顾的“行为主义科学”。连“极惨礉少恩”集法家大成的韩非都要以《老子》为缘饰，即系明证。
历史实践证明战国百家争鸣最后的成功者是一贯应用消极强化，亦即严刑峻法的行为主义学派。这学派的渊源尚有待详考，而以孙武、商鞅这两位“兵法家”为轴心。这个轴心的形成、发展及其对秦汉以降两千年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深层政治意识的影响当另有专文讨论。
2008年何炳棣先生回国参加学术活动
台湾中研院秘书组最近发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院士专长的调查表。寄给我的一份有关专页最上端本应是空白的地方特别加印了几年前我自己填写的专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及农业史；宏观史论”，十分触目，令我小吃一惊，因为列出这么多的“专长”必会使不知我者以我太不谦逊，极少数真知我者了解我的用心在劝示后起学人治史范畴不可过于专狭。事实上，除了以上自列的“专长”之外，我对制度史也曾做过不少有用的工作，例如帝制晚期的赋役制度（内中“明初鱼鳞图册编制考实”可能是生平利用史料最彻底、考证最精细、翻案性最强的论文之一），明清科举制度中的明初生员额数及选拔，明代五种贡生的源起等细节问题；更不必提近年因考证司马谈、迁先世，司马迁生年，董仲舒、孔安国等大儒生平要事的系年，而不得不深入细钻西汉官制等等，都是大课题考证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不敢自诩制度史也是专长之一。
我之所以提出“专长”的问题，正是因为几十年来念念不忘当代盛行的一种说法：唯有思想史才能画龙点睛。上述的“专长”都属于龙身的若干部分。而当代大多数思想史家所关心的，往往仅是对古人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甚或“出脱”及“美化”，置两千年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深层意识的“阻力”于不顾。所以我长期内心总有一个默默的疑问：“不画龙身，龙睛何从点起？”因此，我深信研究历代思想家不可忽略的是：衡量他们哲学观念和理想与当世及后代政治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差距。只有具安全感，并终身践履其学术及道德原则的超特级人物朱熹才能私下坦诚招出：“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正是朱熹对圣贤理论与长期历史实践存在相当严重差距的锐敏而又深刻的体会，也正是我今后尚须对传统中国文化中“宗法基因”继续深索的原因。
当然，时间精力许可的话，我也决不会忘记继续阐发华夏人本主义文化的特殊优点及其现实意义的任务。
2003年7月15日，南加州
（统筹：启正；编辑：松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