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日本学者提出将古代东亚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以来，“东亚海域”逐渐成为研究相关国家历史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学术符号，它涉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域，涵盖渤海、黄海、东海三大海域。随着文献资料尤其是域外典籍的整理与刊行，关于这一海域情势的论题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热点。宋元时代是东亚海域历史的转型裂变时期，认清该时代东亚海域的总体情势特征，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当时各国内政外交方针的大背景，而且对于清晰观察近代以来这片海域波诡云谲的时局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民间交流持续发展
由于受到北方辽金政权的威胁，两宋朝廷在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交往时，出发点是联合高丽以制辽金。北宋名臣富弼认为：“高丽虽事契丹，而契丹惮之……朝廷若得高丽，不必俟契丹动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卒未敢尽众而南，只此已为中国大利也。”在中国南北政权对峙的情况下，高丽方面则推行维持平衡的骑墙政策，在夹缝中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在官方层面，北宋与高丽的联系时断时续，至南宋前期则完全中断。进入13世纪，蒙古族兴起于大漠，其势力扩及东北后，数度进攻高丽，并设征东行省，最终使高丽成为元帝国治下的半独立属国。
894年，日本决定停派遣唐使，由此，遣唐使成为绝响，宣告了中日官方交往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两宋与日本没有正式的官方联系，仅仅在北宋时期有过几次牒文往来而已。在中日官方关系中断近四百年后，1266—1273年，元朝统治者连续五次遣使前往日本，不过最后带来的是元日战争的爆发。
与官方政治关系长期冷淡甚至决裂的情况不同，宋元时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的民间经济文化交流却持续发展，成为这一时期东亚海域情势的主流。究其原因，离不开各国政府出于谋利目的而对贸易的支持态度，也与造船、航海、指南针等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使节、海商、僧侣、沿海居民成为多边交流的主要媒介和载体，尤其以中国海商和僧侣为重。各国交流内容涉及商品、文学、艺术、宗教、学术、医药、印刷等方面，对东亚世界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海防兴起引发微妙变化
宋元时代是东亚国际秩序从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格局转向明清朝贡体系的过渡时期。伴随着中国传统天下观的重大调整，真正意义上的海防开始兴起，使得当时东亚海域局势发生微妙变化。
除了海防行为的发生地点（沿海陆岸、海岛、近海）和实施主体（官方海上武装力量）之外，时代背景与周边关系也是催生宋元时期中国传统海防的重要因素。两宋都面临北方政权的压力，导致其对高丽也有防备心理，尤其是背海立国的南宋，在海域上受到敌对政权的威胁，其沿海防御的首要对象是金朝，此外就是所谓的海外“岛夷”。例如乾道八年（1172），“岛夷入寇，增设水军，置水澳寨，分兵戍守”，沿海制置司的设立使南宋对东南沿海防务不断加强。
元朝前期，对日本、爪哇、安南等发动海外征讨，但均以失败告终，这就使得元朝由攻转守，特别是两次元日战争投下的阴霾，使双方在两国交往中产生了强烈的戒备防范心理，稍有误会和处置不当就会引起武装冲突，“倭患”开始成为牵动中国沿海防御的重要引线。庆元路（今浙江宁波）是元朝东南沿海防守的重点，“三垂际海，扶桑在其东，瓯粤在其南，且控扼日本诸蕃，厥惟喉襟之地”，“东控岛夷不庭之邦，商贾舟楫，喷薄出没，据会济胜，实东南之奇观也”，以上体现出元朝方面对当时海域形势的大致看法。可以说，元廷在江南设立沿海军事府所，高丽创建镇边万户府，日本实施异国警固番役等措施，都是传统海防起源引起东亚海域波动的重要表现。
海防兴起引发各国之间政治军事关系的变局，而诸多变局的合力又不断推动海防进一步成型，此为宋元时期东亚开放海域情势的显著特点。至明初，海禁政策的出台以及海防体系的构建和成熟，可以说是明朝统治者对宋元时代东亚海域历史的经验总结和军事应对。
族群国家意识初步酝酿
13世纪蒙古族的崛起对东亚海域世界的影响很大，使宋朝、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感受到强烈冲击。中国内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第一次处于北方民族的大一统之下，朝鲜半岛在政治军事上第一次感受到作为其他国家政策跳板的地位，日本本土第一次面临外来族群和政权大规模冲击的威胁。以上三大政治地域在抵抗和接洽强大游牧民族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衍生出了族群国家意识。例如，日本幕府为防御“蒙古袭来”时要求西南诸藩沿海筑墙的行为，被认为是民族统一意识萌发的重要环节。到17世纪中叶，明朝被清朝取代，族群国家意识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影响和演变更为明显，埋下了此后东亚海域各国走上不同发展轨迹的种子。
东亚海域世界一方面存在山川相连、一衣带水的地缘形态，另一方面也存在大海相隔所造成的隔阂倾向。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不同地理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族群思想文化和意识，不可能长期求同。隋唐时期的国际秩序崩解之后，宋元时代的东亚海域表现出政治形势和经济文化联系的不平行发展态势。当各国发生政权更迭、统治政策转向、社会转型之时，必然波及海域相连的其他国家，故而，每一次变动，海陆相克的特征就会显露出来，同一文化圈内分道扬镳的概率大为增加，族群国家意识无疑是牵动东亚海域各国关系的敏感神经。
这一时期，中国政局的演变仍然是牵动东亚海域情势的关键因素。宋元易代后，中国由分裂重归大一统，高丽政权实施骑墙政策的空间消失，成为元朝征日的基地和跳板。日本则由贵族政治进入武家时代，尽管取得抵抗元军的胜利，但镰仓幕府却走向衰落。农耕、游牧、海岛三种文化的历史邂逅，使宋元时期的东亚文化圈呈现出不同于汉唐和明清的时代特征。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2016年06月06日 11: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6日 作者：姚建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