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以唐宋道路和驿传问题研究为中心
一 前 言
随着新史观、新文化观和社会科学理论及概念对东方史学之影响，以及“交通”对译西词被普遍接受，自二十世纪起，具有近代意义的交通史便成为中国正史修撰及历史研究中颇受重视的门类之一，记录和研究电报、邮传、道路、运输等历史内容。尽管后世学术史回顾之论著，多将其归诸经济史、社会史或历史地理，并未给予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比肩之地位，但交通史却一直作为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或类别存在，不仅涌现出大量专门之成果，更在专门史和断代史研究回顾中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门类。如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界进行世纪学术回顾中，便有王子今《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历史研究》2002.2）、冻国栋《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第八章《交通运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曹家齐《宋代驿传制度研究述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宋代交通史研究八十年——‹宋代交通史›绪论之一》（《宋史研究通讯》2011.2）等。
从历年之研究状况来看，中国古代交通史的内容主要包括陆路交通、驿传制度、内河航运与海上交通四个方面，而前两者密切相关，且又是古代交通史研究的基础性内容。因陆路交通与驿传制度直接关涉王朝一统等政治、军事问题，且于统一时代（包括宋朝之局部统一）记述较多，故以对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之研究居多。据王子今《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反映情况看，对于古代道路和驿传制度之研究，以唐宋时期最为突出，其次是秦汉与元代，明清又次之。从史料记载情况看，明清时期无疑最为丰富，但因此时道路与驿传袭前代之制，已甚是成熟易知，且史料呈现议题又无比丰富，故道路与驿传研究对于整个明清史而言，已不如前代突出，唯近代更制以后，较为学界重视。因此可以说，唐宋道路和驿传之研究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的突出成就，亦当能够体现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的一般特征。又，唐宋时代前后相贯，且又遭逢政治格局之屡更和制度、社会之转型，其交通状况之因与变均甚突出，而不少交通史研究成果皆是以唐宋冠题，通同考察，故以唐宋道路与驿传制度研究为讨论对象，以作学术回顾，亦当属得宜。因无论整个古代交通史，还是唐宋断代之交通史研究，皆有世纪之总结，故本文仅以唐宋道路和驿传问题研究为中心，在简单回顾二十世纪研究之基础上，述论近十余年来的研究状况，并对今后之研究略抒设想。
二 二十世纪唐宋道路与驿传研究之再回顾
从成果发表的时间来看，对于中国古代交通史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且一直以来都是以中日两国学者为主。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学者王倬的《交通史》，应是今日所见最早的涉及交通史之著作。该书篇幅仅六万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和“近世交通史”三编，每编又分别列“中国”、“各国”、“综论”三章。但若从唐宋交通史研究来看，日本学者则是始耕耘者。1928年，坂本太郎《古代驿制的研究》（至文堂，1928）在研究日本律令时代驿制的同时，曾比较研究了唐代驿制，对唐代驿之种类、驿长、驿马、驿之管理机构进行了论列。1929年，池田静夫发表《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宋代黄河流域运河之研究》（《东亚研究所资料》丙第82号D ）；1930年，曾我部静雄就发表了《宋代的驿传邮铺》（刊于《桑原纪念论丛》），则开启了对宋代的运河和驿传制度问题之研究。三十年代起，中国学者才陆续发表一些唐宋交通史研究的论著。纵观二十世纪唐宋交通史研究之历程，1970年是一个关节点，1970年以前，研究者以日本学者为主，研究问题亦比较集中；之后，研究者则以中国学者为主，而问题涉及面则非常广泛。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日本唐宋交通史研究，应是内藤湖南唐宋变革期学说引发的对唐宋具体历史问题研究之结果。就道路与驿传问题而言，参与的学者主要有青山定雄、日野开三郎、藤枝晃、大庭脩、真上隆俊、小岩井弘光等。其标志性成果则是青山定雄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
青山定雄从三十年代起，就接连发表唐宋交通史研究的论文，内容涉及漕运、汴河、道路、驿传等多个方面，《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研究》是其研究唐宋交通史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分交通与地志地图两篇。第一篇包括唐代的陆路、宋代的陆路、唐代的驿与邮及进奏院、唐五代的关津与商税、宋代的递铺、唐宋的汴河、唐代的水路工事、唐宋时代的转运使及发运使、宋代漕运之发达；第二篇包括唐宋时代的总志及地方志、唐宋时代的地图、阜昌石刻华夷图·禹迹图及淳祐石刻地理图、栗棘庵所藏的舆地图。可谓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唐宋时期除海上交通以外的交通问题。因而被称为该领域内“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精心巨著”。
其对道路之研究，主要是将文献资料与古地图相互印证，勾勒出唐宋辖区内除今广西、云、贵地区之外的陆路交通干线，但基本上属于粗线条的梳理。其对驿传之研究，主要论述了唐代的驿制及其变化与弛废、宋代的递铺分布与任务、金字牌与北宋末递铺之弛废、驿与递之关系及南宋斥堠铺和摆铺问题。该部分内容可谓征引丰富，对以前研究成果作了总结，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唐宋驿传制度问题。其中首次论及宋代驿与递之关系，使人们对于宋代驿传制度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但该书毕竟不是专门研究驿传制度之著作，论述略显粗略，对唐宋驿传制度中的诸多问题，如递铺种类，金字牌递、斥堠铺、摆铺的创置时间及其演变，文书传递等讨论均有力所未逮之处，而对宋代馆驿诸制及相关之驿马、递马、驿券、头子诸问题更是未能发现。
1970年前中国学者中，亦有陈源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1：5，1933）、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1935年5月至1936年1月，共5期）和魏重庆《两宋时代之交通事业》（《正风半月刊》，2卷11期，1936）等，但基本上是搜集史料，揭举出部分问题，大致廓清唐宋驿传之格局，皆属初步之讨论。
1970年后，日本学者渐渐退出唐宋交通史研究，在道路与驿传方面，唯见佐藤长、白须净真、荒木正晴等少数学者在八十年代以后发表论文或报告，讨论或涉及与驿传制度相关之长行马、长行坊等问题。尽管如此，唐宋交通史研究并未因此消沉，而是继续呈现繁荣之象，只是研究主力已是中国学者。就道路和驿传研究而言，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便是严耕望先生，其标志性著作即《唐代交通图考》。
其实，严耕望先生从五十年代便陆续发表唐代交通史研究论文，讨论唐代的驿传制度及陆路、水运、海运及对外交通，或概述，或专论，可谓对唐代交通问题有通盘认识和深度思考。其《唐代交通图考》便是其汇集数十年心得所成之作，被称为“研究唐代交通的划时代巨著”。其一到五卷于严先生在世时出版，分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原计划之河南淮南区、江南岭南区、河运与海运、交通制度、综结等后五卷，在先生生前未能出版。之后，唯第六卷“河南淮南区”由其高足李启文先生代为整理，于2003年出版。“全书以区域分卷，以路线为篇。每篇考论沿途所经州府军镇、馆驿津梁、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并及古迹诗篇，引证史料繁富，各篇唯引言及综结用‘常行体’，其本论皆采‘纲目体’。”卷首“序言”高度概括唐代交通的特质和总体状况，与各卷各区之专论互相呼应。其所用文献，“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几近“竭泽而渔”。其中不仅讨论唐代交通，亦涉及前后时代相关问题；不仅研究驿道，次道亦在研究之列，每篇考证结果皆绘成地图附于篇末，各卷末又附纲文古地名引得。不仅体大思精，而且创举交通史新例，故“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但由于作者多未能亲至实地考察，且使用地图间有舛误等，其中亦不无瑕疵。中国大陆学者李之勤、辛德勇、蓝勇等，皆对其中若干论点提出商榷意见。
严先生《唐代交通图考》前五卷面世前后，中国其他学者亦在这一领域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在陆路交通方面，分别对唐代两京及其周围驿路、广州之内陆交通、岭南交通路线、剑南道交通路线、古青海道路、敦煌道路及与成都间交通线、瓜沙途程、唐五代通西域道路、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等作了考述，代表性论著有：王文楚《唐代两京驿路考》、《唐代洛阳至襄州驿路考》、《唐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以上三文均载于《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曾一民《唐代广州之内陆交通》（台中：国彰出版社，1987）、冯汉镛《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文史》第14辑，中华书局，1982）、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等。这些研究或参据史志及出土文书，或辅以实地考察，由不同角度对唐代道路进行了或详或略的探讨，使过去史载不详或互有歧疑的若干陆道走向、通塞状况、道里途程和与交通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逐渐明晰化。其中内容对《唐代交通图考》或有所补正，或相互印证。当然亦存在因学术信息不畅而导致的重复研究。
八十年代前后，在唐代驿传制度方面，中国学者讨论最为集中的问题包括唐代馆制及驿制的细部问题（如驿丁、驿家、驿田、驿马）、唐代传制及传与驿之关系等。代表性论著有：鲁才全《唐代的驿家和馆家试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6，1984）、《唐代前期西州宁戎驿及其有关问题———吐鲁番所出馆驿文书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1983）、《唐代前期西州的驿马驿田驿墙诸问题———吐鲁番所出馆驿文书研究之二》（《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1990）、王宏治《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北京大学，1986）、孙晓林《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武汉大学，1991）、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传马坊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2）、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4）、李锦绣《唐前期传制》（《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等。其中突出的特色是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唐代驿传制度，在具体问题上不断深入，提供了不少新鲜的认识，并对同时期及以前的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有不少商榷。
197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宋代陆上交通线路的研究开始稍晚，而且多集中于缘边交通。如1988年，韩茂莉发表了《宋夏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1）、陈守忠发表了《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1）。随后则有陈伟明《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学术研究》1989.3）、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传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莫任南《五代宋辽金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西北史地》1991.3）、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杨宗亮《试论宋代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5）、梁中效《宋代蜀道交通与汉中经济的重大发展》（《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4）、《南宋交通大动脉：“马纲”驿路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96.1）、孙修身《试论甘肃回鹘和北宋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94.4）、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等。
1970年后，中国学者对宋代驿传研究起步较早，而较早研究宋代驿传制度的是台港学者。1971年，台湾学者刘伯骥出版了《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一书，叙及驿传制度。1977年，台湾学者邱彭添又发表《两宋的驿传制度》（《史学汇刊》，中国文化大学，1977.8）一文，但大体上亦属于对基本内容之介绍。1983年，香港学者赵效宣出版了《宋代驿站制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书，对宋代驿传制度之研究有重要推进。该书是至今唯一一部专门研究宋代驿传制度之著作，分为“递角之传递制度”、“人与物之传递制度”和“管理制度”三部分，不仅对递铺的设置状况、文书的封装传递过程、文书种类及传递方式作了详细考述，而且用了很大篇幅介绍了馆驿之状况、公差人员对馆驿和交通工具的利用以及驿路、桥梁修治等状况，几乎涉及了驿传制度的所有内容。作者不仅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征引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只是发明较少，且全书内容略显芜杂。
1980年代初以后，中国大陆学者之论著开始涉及宋代之驿传制度。如王文楚《中国古代驿传制度概述》（《历史教学问题》1983.3）、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刘广生等《中国古代邮驿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著作，以及交通行政部门组织编写的一些交通史等，都或多或少涉及宋代驿传制度之内容。但这些著作中，因非研究宋代驿传制度之专著，或作者并非史学工作者，故对宋代驿传制度缺乏深入研究，叙述都比较简略。尽管如此，同一时期大陆学界，还是有少量单篇论文在局部上对宋代驿传制度作了进一步探讨。如王云海、张德宗《宋代的邮递铺兵》（《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对宋代递铺内部铺兵之编制、配补、任务及生活境遇作了考察；汪圣铎《宋代的递铺》（《文史知识》1988.5）则对宋代递铺职能、分布与数量作了介绍和估计。
另外，在二十世纪后期，还有一些涉及唐宋交通的通论性和区域性著作，如浙江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组织编写的《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魏嵩山《洞庭湖流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李志庭《两浙地区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等，均有对唐宋时期道路交通之叙述，但多是铺垫性简介，并无深入之探讨。
综观二十世纪唐宋道路和驿传之研究，可谓成果丰硕，但从研究方法上反思，则可以发现，以往对唐宋道路和驿传之研究，或立足历史地理层面，或本于制度史理路，其基本方法无外乎文献梳理与实证性考论。因此，其道路研究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具体交通路线之走向、行经地点、里程等问题之梳理和考证方面；驿传制度研究成就则表现在对制度名物之辨证及理解方面。特别是唐代道路和驿传之研究，因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相互印证，对基本史实之复原和解释有重要突破。至于将道路与驿传等交通史问题与社会、政治史问题相结合，或从政治、社会史角度考察交通史问题，并采用综合考论与分析之方法研究交通史，还显得甚为不足。如包括《唐宋交通图考》在内的道路研究成果，虽附论有关历史事件，却亦属于简单列举与静态描述。就驿传制度研究而言，虽属于制度史研究，但由于观念的局限，基本还是对制度内容进行整体概括和静态解读，亦即“死”的制度史研究，故难以究明驿传制度与政治、社会间的深层关系和具体实施效果。
从唐宋两代道路和驿传研究之比较来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深度，对唐代之研究均超过对宋代之研究。其中不仅宋代道路与驿传研究呈薄弱状态，能综合考察唐宋交通的学者和成果，仍属少数，故唐宋间交通线之沿革及功能之差异、驿传制度之演变过程，及驿马、驿券、馆券等性质之变化，皆缺乏实质性讨论。另外，在史料利用方面，虽有对出土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和利用，却对域外相关文献之利用甚有局限。
三 近十余年来唐宋道路与驿传研究之状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新社会史、新政治史、新文化史等新史学的继续影响下，东方史学再遇生机，为之一变。唐宋史研究在此大背景下，转换视野，不断呈现新的气象。但若从道路和驿传研究方面来看，唐史研究与宋史研究却一改以往之态势，形成新的反差。即唐代道路与驿传研究大不如前，而宋代之相关研究则颇有进展，只是研究者仍以中国学者为主。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经办的《中国史研究动态》杂志每年均刊出上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文章（以中国大陆研究为主。有的称“概况”、“概述”）及“日本隋唐史研究”综述，综述者将交通史或归入经济史研究，或列进历史地理研究。但从2000年以后的研究综述来看，在经济史和历史地理类研究大目下，中国隋唐史研究只有2000、2008和2012年的综述中出现“交通”小目，日本隋唐史研究综述亦仅在2011和2012年中列有“交通”小目，且提到论著都不多。足见近十余年来唐代交通研究之窘状。
从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唐代交通史研究来看，却都是以涉及道路和驿传的研究居多。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清晰展现了高昌通往中原的四条道路，以及高昌与三个中央政府、十多个割据政权、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交通的历史。李健超《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汇编作者数十年撰写的论文，涉及汉唐长安城和洛阳的历史自然地理、周边地理、陵墓、佛教遗迹，以及丝绸之路路线、地名考释等。陈国灿《唐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唐史论丛》9辑，2007）从地理位置、东西贸易中心、对丝路安全的保障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唐西州的重要地位。王炳华《唐置轮台县与丝绸之路北道交通》（《唐研究》16，2010）则讨论了唐代丝路征税时不征西州而征轮台的原因，认为是轮台已在北道商业运行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控扼交通咽喉的地位，较之北庭都护府还重要。李宗俊《唐代河西通西域诸道及相关史事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1）探讨了见于敦煌文书的瓜沙二州间的三条驿道、第五道（莫贺延碛道）、矟竿道、大海道、大碛路、西域南道在隋唐时期的利用、维护与通行情况。其《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民族研究》2011.6）对石堡城、赤岭的地理位置进行了重新考证。方铁《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11.4）指出中国腹地与中南半岛之间存在陆、海路两条交通线，并对交通线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田峰《唐蕃古道探析》（《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则提出，唐蕃古道的唐蕃段并不仅在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后才迎来短暂的黄金期，在汉藏关系紧张时期同样是两国使者和后勤保障部队的主要通道，在大部分时间也是畅通的。其《吐蕃与川西交往交通述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1）对吐蕃与川西的交通进行了考证。
近十余年来，研究唐代驿传制度的文章不多，唯见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资料》第17辑，2000），其中将镇戍、烽所与馆驿、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析，体现了对各地所藏吐鲁番文书综合研究的新趋势。
在近十余年中研究唐代交通的学者中，成就较大的是台湾的廖幼华教授（中正大学）。其从二十世纪末以来，陆续发表对唐宋岭南西部交通研究之论文，其中不少发表在大陆期刊和专题论文集上，惜大陆学者在撰写综述文章时多未能注意。其系列论文后汇成《深入蛮荒———唐宋时期岭南西部史地论集》，于2013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其中讨论的重点便是唐宋时期岭南西部地区的水陆交通，涉及唐代道路的主要有《从唐代容州形势发展论经略台之始建》（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3）、《唐宋时期邕州入交三道》（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1）等。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严耕望先生的风格，对唐代容州之道路、邕州入交趾之道路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证。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廖教授多能将交通之兴衰问题置于政治、经济等变迁过程中深度考察。
值得一说的是，同一时期日本学者虽对唐代交通史研究不多，却甚具特色。荒川正晴《唐朝的交通系统》（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40，2000）是作者多年钻研的集大成，厚达百页。作者从中央与地方在政治上的统属关系———伴随着这种从属关系的“供役”这个侧面来认识交通系统问题。认为中央为了聚集各州府作为义务而供应的人畜、粮食，官用的交通体系才得以维持。作为对州府供应物资这一负担的还原，通过赋予州府发行符券、过所的权限予以补偿。唐代后半期以降，由于已经放弃了徭役中的实际就役制度和原籍地主义，上述形式的官用交通系统也就随之而消亡了。像这样从宏观上来把握唐代交通制度的研究，与已有的研究相比，使人耳目一新。其《唐前期的胡汉商人与帛练流通》（《唐代史研究》第7号，2004），认为唐前期人与物的流动，即商人与绢的流动，范围遍及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亚、中亚地区，而作为唐朝统治根基的交通干线———驿道得到修治，由州颁发过所给游客、胡商，从而保证了胡商的流动，使他们能够通过驿传制度将人畜、粮食等输送到正州和羁縻州，确保各类物资的供应。直接联系中国内地到中亚、北亚的交通路线的整饬和畅通，促进了粟特商人和汉族商人的商业活动，而以建置于商道上的邸店为中心，商业活动得以广泛展开。伴随着节度使在中国西北边疆的设置，从全国各地征收的庸调绢布大量流入西北边陲。如此庞大的运量以及由凉州到库车这样长距离的物资运输，是依靠在军镇雇佣的商客编制成的运输队完成的。
以往的交通史研究多是探明流通与信息传递，而铃木靖民、荒井秀规《古代东亚的道路与交通》（东京：勉诚出版，2011）则从多角度分析了道路构造和交通制度等，致力于研究道路的历史意义。河野保博《唐代交通道路与“巡礼”之路复原》（《旅行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21，2011）尝试着依据考古发掘成果重新验证唐代的交通道路。文章特别将洛阳至嵩山间的道路，作为国家管理所不及的“巡礼道”予以复原，引人注目。
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宋代交通的研究成果已不多见，在此领域，特别是道路和驿传研究中取得成果的主要是中国学者。其中有王文楚、廖幼华、江天健、吴修安、张锦鹏、曹家齐等。
王文楚先后发表《北宋东西两京驿路考》（《中华文史论丛》2008.4）和《北宋东京与登州间驿路考》（《中华文史论丛》2012.1），前者根据正史、行记、文集、笔记等记载，就驿路沿途所经驿铺、地名，予以阐释，并详考今地方位，藉以窥视北宋时期东西两京驿路原貌，以及驿路全线今地的准确所在。后者则依据零碎的史料，考述东京至登州驿路所经京东大州及其驿程，并指出除陆路交通外，别有广济河水运通道，郓济曹广济四州军通航京城，其下游连接济水（又名清河），航运延及齐淄青诸州京城正北驿路，经历澶州濮州，东至郓州，与东北驿路衔接。
廖幼华《宋代湘桂黔相邻地区堡寨及交通》（原刊于《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考察了北宋仁宗对桂西北展开经营后，特别是神宗与徽宗开边过程中形成的诚融西通道、诚融东通道、黔融通道的经行地点、沿途堡寨，及诚融驿道的经济价值。江天健《北宋时期与西方诸国陆路贸易》（《宋史研究集》第30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2000），从贸易之角度对北宋与西方诸政权的陆路交通有一定考察。吴修安《唐宋时期浦城交通路线考》（《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细致地考证了唐宋浦城（今福建浦城）地区的交通路线，其中对宋代状况考证尤为精详，对南北干道及延伸路段所经镇市、岭峤、溪流、寺庙、亭驿等一一梳理，并对各道路的功能有所论述。张锦鹏《南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在陆路交通方面分别叙述了以临安府、成都和广州等重要城市为中心的交通线，以及南宋与金国、大理、吐蕃等政权的交通路线。
近十余年来，对宋代交通史研究成就最多的是曹家齐。其对宋代交通的研究开始于1994年，研究内容涉及陆路交通、内河航运、驿传制度、海上交通等多个方面，但其主要成果之发表则在2000年以后，共出版著作三部，发表论文近四十篇。其中涉及道路交通问题的成果除专著《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外，尚有《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4）、《宋代南方陆路交通干线沿革述考》（《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唐宋中国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响》（《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3），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12）、《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于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文史》2008.3）、《宋代西南陆路交通及其发展态势》（《宋史研究论丛》九，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宋代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新探》（《学术研究》2012.7）、《宋境通西夏道路新考》，（《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中国史研究》2013.3）、《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中国社会科学》2014.5）等。
曹家齐对宋代道路的研究首先是对唐宋时期长江以南地区的交通干线作宏观梳理，以究明唐宋之际南方地区重要交通线的因革以及交通重心之变化。其次是从交通功能之视角，考证若干特定的陆路交通线，其中包括北宋香药递路线、两宋京师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路线、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路线、南宋临安府周围的邮传路线、北宋通西夏道路等。再次是辨明宋代的道路种类及州府城周围的道路格局。其中将文字记载与历史地图相结合，重点讨论了驿路、县路、官路、私路的性质、特征与功能等。
曹家齐对宋代驿传制度之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专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及《宋代递铺种类考辨》（《文史》第5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宋代急脚递考》（《中国史研究》2001.1）、《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5）、《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6）。《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宋史研究丛稿》，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地方志与域外汉籍：解开宋代驿传制度奥秘的钥匙———兼谈正史、政书、类书等文献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载之局限性》（《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2），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7.6）、《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于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文史》2008.3）、《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汉学研究》2009.2）、《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中国史研究》2013.3）、《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中国社会科学》2014.5）等。
以上论著一方面讨论了唐宋驿传制度变化过程及其中关键性问题，如由驿传合一向驿递分立的演变、宋代馆驿与递铺的分工与联系、包括斥堠铺和摆铺在内的递铺种类与功能、驿券和馆券之性质演变及发放制度等。不少内容和观点或补前人不足，或纠前人之谬。另一方面，从全局上梳理了宋代驿传制度中的文书传递流程及关键性制度内容，呈现出宋代文书传递制度的整体形态，并针对学界关于急脚递传递方式的争论，提出新说。对金字牌递的创置时间、背景及其特殊之政治意义作了较为深刻的考察。再者，是从活的制度史研究理路，对宋代驿传制度的若干问题，如南宋邮传之更张、临安府周围的邮传体统及功能、金字牌递所体现的军政绩效、朝廷与川广之间的驿传建设及文书传递效能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其研究视角和不少问题，揭示出一系列生动的历史面相。其中不少是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另外，亦涉及馆驿、递铺、驿路等交通设施之修护与管理问题。
除了曹家齐对宋代驿传制度研究成果之外，尚有魏天安、杨世利《宋代的驿馆与邮政》（《中州学刊》2003.4）、《宋代邮传网络的组织结构》（《政府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张锦鹏《南宋交通史》论及宋代驿传制度，但基本上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重复性描述。
综观近十余年来唐宋道路与驿传之研究，其突出特点有四：其一，世纪之交以后，学界对道路和驿传研究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二十世纪对于唐宋道路和驿传的研究还是以考证道路走向、里程和驿传制度的基本内容为主，那么近十余年来则开始倾向于从宏观上进行讨论，注意考察唐宋道路、驿传及整个交通发展的态势和深层意义。如前揭日本学者荒木正晴《唐朝的交通系统》，铃木靖民、荒井秀规《古代东亚的道路与交通》和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唐宋中国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响》、《宋代西南陆路交通及其发展态势》等，均体现了这一特点。其二，对道路、驿传等交通史问题讨论与其他问题，特别是政治史、经济史问题进一步联系，呈综合发展趋势。如前揭荒木正晴《唐前期的胡汉商人与帛练流通》，廖幼华《唐宋时期邕州入交三道》、《宋代湘桂黔相邻地区堡寨及交通》，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等，分别将交通史问题与商品流通、边地形势、城市发展和政治运作问题有机联系起来。其中亦包含以活的制度史研究理念，考察驿传制度的形成背景、演变因素、实际执行效果，及其所反映的日常政治秩序，亦即真正将交通史问题延伸为经济史与政治史等议题。其三，史料范围及研究手段的进一步扩展。从唐代道路和驿传制度的研究来看，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已成为唐代交通史研究的显著特色，而对于宋代道路和驿传的研究，则较多地利用今存日本、越南、韩国等地的域外文献（包括碑刻）。如曹家齐、王文楚在研究宋代交通史过程中均较多使用《参天台五台山记》等。而《越南汉喃铭文汇编》、《高丽大觉国师文集》等资料，亦进入唐宋交通史研究者的视野。史料范围扩大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入实地，感受历史现场，增强对文献的理解与验证，亦是道路交通研究方法之扩展。其四，一些关键性史实探索取得重要突破。如唐宋驿传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驿马、驿券、驿递关系，及宋代驿传制度中的金字牌递设置、急脚递传递方式、南宋驿传之演变、道路之种类与功能等问题，皆有深入探讨，使一系列史实问题得以澄清。
以上四点既是特点，亦是近十余年来唐宋交通史研究值得肯定之处。但反观十余年的唐宋交通史，特别是道路和驿传问题的研究，亦可发现不足所在。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宋代道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皆不及唐代。目前对宋代道路之研究成果，还基本停留在从全局对交通干线的粗线条梳理上，如严耕望等先生细致考证唐代道路交通那样的研究，还只是表现在局部地区或少数路线。可以说，进一步发掘史料，对宋代交通路线的细致考索，还具有很大的空间。
四 余论：走向综合——对古代交通史研究之展望
历史学是一门讨论过去及如何认识过去的学问。尽管无限逼近实存的过去，或还原历史真相，是历史研究者孜孜不懈追求之目标，却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对历史真相的复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人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应是通过认识过去获得真知，亦即提高对人生和自然的认识水平，提升人类自身生活的意义和境界。从此层面而论，对整个历史的认识尚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对其组成部分之一的交通史研究则亦不可能当做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
历史内容本是由时间和空间信息构成的一个整体，其内部结构密切相连，实难完全分割。只是因人们能力有限，不可能短时间对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故在认识过程中便形成了学科分工及各自对入手门径之选择。作为勾连人们空间关系的交通问题，亦自然只是人们认识整体历史的入门路径之一。尽管从一开始，史学家门便有整体把握历史的认识初衷，或从某一个入手门径试图对相关历史作纵横之考察，但因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刻认识，亦只能令人徒兴皮毛肤浅之叹。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若干交通史通论之作，无不流于这种状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历史学学科调整及课程专门化相一致的断代史和专门史下的专题研究，无疑是人们深入认识历史的正确选择。交通史作为人们认识历史的途径之一，分成断代、专题进行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反顾二十世纪以来唐宋交通史研究，特别是关于这一时段道路与驿传之研究，其成就亦基本如是。今后如果继续按照以往的研究理路，继续对唐宋交通事史进行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应是无大问题的。但相关史料毕竟有限，若继续依照断代和专题这两个前提，研究古代交通，则不唯视野、方法大受局限，议题选择空间则亦会越来越窄，学术研究之创新自然亦难以体现。
新世纪以来，将不同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并在方法上实现合理性最大化，是历史研究的新趋势，亦应是古代交通史研究的必然选择。所谓将不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亦即从某一历史问题向其他相互关联的历史问题延伸，对历史问题作综合考虑，以追求对历史的整体观照。就古代交通史研究而言，则是充分体现交通本身的关联性，还交通之本来面目，将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互相连接，整体呈现交通之面貌，真正实现从一个门径尽可能整体认识过去的目标。不同议题的连接，必然引发对更多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其方法的选择自然亦随之多样化。这一交通史研究理念，虽在近十余年来的交通史研究中有所体现，而且已有学者正尝试从交通史视角讨论边疆经略、日常社会秩序等议题，但还只是刚刚起步，其成果综合性程度还是很有限的。今后的古代交通史研究必然是要更能体现议题的综合性。
另外，在追求议题综合之外，时段的跨越和贯通亦势在必行。长期的断代史加专题之视角，严重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长期的断代史研究经验，往往导致研究者习惯从自己熟悉的时段认识问题的意义，对其他时段的同类问题之理解甚为隔膜，虽有“瞻前顾后”之意识，却亦往往限于前后时段。如唐宋交通史研究，至多亦只能唐宋相互观照，难及秦汉、明清，即便贯通唐宋者，人数亦在屈指之内。笔者因研究唐宋交通之缘，得以参加高荣《秦汉邮驿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答辩，后又拜读侯旭东《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文史》2008.3）。两文均是以简牍资料讨论驿传问题，揭示出许多传世史籍中不可得见的历史内容。笔者从中发现，唐宋交通史研究者本以为唐宋才有的制度问题及其所达到高度，秦汉时期便已存在，且水平未必低于后世。由此深深感到从断代考察交通史及其他历史内容的局限，认为今后之交通史研究，及其他专题研究，都要尽可能做到跨时段的综合，而这亦正是史家普遍追求的“长时段”研究理念。以往在专题研究不够深入，文献资料查阅不便的情况下，很难做到，但在古代交通史及其他议题进行断代研究已近百年，和文献检索与阅读无比便利的今天，应是颇具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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