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有关文献探索多集中在内容分析上，从文献传播、文献与社会网络互动关系的角度的分析有待推进。从传播层面解读文献并由此重思历史文献学，国内研究早有涉及，如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演内容，《改造》摘要刊发，后成专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6年10月至次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有后续专题讲义，后命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中涉及文献及其研究。梁著为漆侠称道：“这本书尽管已经落后于时代，但还没有一部书能够代替它”，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漆侠：《历史研究法》，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漆侠《历史研究法》第四讲涉及“论史料”专题。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以“答客问”的形式论及历史文献学(两讲)。他认为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很早就有了，但“如果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要求，现在还正在建设中”；历史文献指的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书面材料，而历史文献学是指关于历史文献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历史文献学所关心的，是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等”(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第60、65、129页)。而涉及中国近代文献考释等著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尔纲、王庆成等的考证文献，扬州大学祁龙威的《考证学集林》等。国外著述也有论及文献的，如刘北城等译《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等，多与史学方法论相联系。总体而言，从传播层面探讨文献及其社会关联有其新意，但国内目前做得不够。
文献与文献传播属不同的逻辑范畴。文献在过去一般视作史料，而史料的内容关联人事的变迁，由此而论，文献本身亦具传媒特征。近世文献传播常与博物馆的陈列空间密切关联，展览的位置往往关系展览者对文献价值的重要性解读。博物馆意义上的文物乃至文献，承载着历史。包括文物在内的文献传播反映了一代代的文化传承，也反映了一代与另一代人对文化的膈膜或理解，由此产生文化意义上的隔空对话。
文献与文物收藏意义上的分离，特别是大英博物馆与图书馆分离，涉及国人对清世文物与文献的界定及解读。
一 清人考察笔记中有关中华珍稀文献在大英博物馆的时空展示
文献本身价值的确立往往属于史学工作者的探索范畴。史学工作者解读文献并阐发意义和文博部门将珍稀文献放在展览馆并有意识设置位置的重要性次序，从而产生社会影响之用意显然不同。两种路向上的解读所产生的历史意义与当下意义有共识也可能有分歧。同一份文献放在不列颠图书馆专门供读者借阅，与放在大英博物馆里陈列，其意义及产生的效果判然有别。
创办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藏有大量中文书籍及稿本，尤以清世为代表。1843年始，大英博物馆聘语言学家Auguste Prevost给中文书籍编目，他一直工作到1858年去世(吴芳思：《不列颠图书馆藏殿本书简介》，故宫博物院编：《第一届清宫典籍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据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不列颠图书馆杂志》)刊发Yu-Ying Brown的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and His Contemporaries提及，“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1838-1939) was the first Keeper of the British Mu-seum’s new Deparment of Orienti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ipts when it was created in 1892”,Yu-Ying Brown:Sir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and His Contemporaries(seeing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Volume 24 Number 1,Spring 1998)。即1892年东方稿本部成立，罗伯特·科罗维·道格拉斯为第一任主管。
有关中华文献在大英博物馆的展示，清人考察英伦笔记有记载。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在欧洲长达两年，他对英国社会作了细致考察，包括大英博物馆。其《漫游随录》有“博物大院”专题：“午后，理君雅各至，同游博物院。院建于一千七百五十三年，其地袤广数百亩……院中藏书最富，所有五大洲舆图、古今历代书籍，不下五十二万部。其地堂室相连，重阁叠架，自巅至址，节节庋书，锦帙牙签，鳞次栉比。各国皆按槅架分列，不紊分毫。其司华书者为德格乐，能操华言，曾旅天津五年。其前为广堂，排列几椅，可坐数百人。几上笔墨俱备，四周环以铁阑。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去。”(“走向世界丛书”，王韬：《漫游随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1～102页)王韬介绍博物馆中图书收藏及其阅览情况；博物馆文物收藏等。王韬对大英博物馆空间结构及其陈列功能作了刻画，对大英博物馆定位及其社会影响也有高度评价，“此院各国皆有。英之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也……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同上，第103页)
王韬有关大英博物馆的撰著具有原创性。后来者摹写大英博物馆多有参考甚至改写王著。郭嵩焘为近代中国首任外交使节。郭嵩焘1856年游沪时，曾从王韬处获西方传教士对华刊物《遐迩贯珍》(参见其1856年3月15日日记)。1876年因马嘉理案，郭嵩焘作为钦差大臣出使英伦并于次年1月21日抵达伦敦。与郭同行副手为刘锡鸿，翻译有张德彝等。1877年3月，郭等参观大英博物馆：“初九日，克罗斯约游布利来斯妙西阿姆书馆。克罗斯以事不至，遣其侍郎珥白尊、幕府密斯茀得照料。陪游者白尔叱、德罗巴斯。”(“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136页)郭嵩焘将British museum定义为“书馆”，首先写该馆藏书处及其阅览，称：“其书馆藏书数十万册，皆分贮之。古书有在罗马先者，有刻本，有写本，分别各贮一屋。其馀书藏，列屋藏庋。有专论乐器者，有专为藏书目录者。其藏书目录，或新收入，或移置他处，辄改记，亦十馀人司之。最后一圆屋，四围藏书六万卷。中高为圆座，司事者处其中。两旁为巨案曲抱，凡三。外皆设长横案，约可容千馀人。每日来此观书者六七百人。四围藏书分三层，下一层皆常用之书，听人自往取观；上二层则开具一条授司事者，司事者书其所取书于牌，分别门类，各向所掌取之。”(同上，第136～137页)郭嵩焘记载文物乃至文献收藏室、藏书空间结构，也涉及馆员、读者及其借阅规章。郭嵩焘谈及的大英博物馆不仅提供游览，且有助研究，“其地礼拜二、礼拜四两日禁止游人，馀日纵民人入观，以资其考览。博文稽古之士，亦可于所藏各古器，考知其年代远近，与其物流传本末，以知其所出之地”，而“所藏遍及四大部洲，巨石古铜，不惮数万里致之。魄力之大，亦实他国所不能及也”。大英博物馆收藏魄力之大，涉及雄厚的资金支持，“德克伦斯云：每年开支金洋十万磅，供此馆之用。盖收买各种古器，至今亦尚未已也”(同上，第140页)。
刘锡鸿亦撰有日记，涉及大英博物馆(即“播犁地士母席庵”)，称：“余在京师，即闻英伦有播犁地士母席庵者，大书院也，各国之书毕备，到此后急欲一往观之。初八日，家部遣其帮办谢温伊伯尊、记室蔑德佛尔特为导，威妥玛、禧在明、优雅芝暨其国所谓名儒阿温者均从焉。”(“走向世界丛书”，刘锡鸿：《英轺日记》，第111～112页)作为正副使节，两者当为同一天由英方相关人员陪同参观，从人名音译也可见。刘锡鸿日记与郭嵩焘日记记载的空间视角相似，首写整体结构，次谈藏书。他称大英博物馆“地广数百亩，结构数百楹，中央堂室连延，重阁叠架，自颠至趾，层层庋书，金题锦褫，各有鳞次。其陈诸案者，书与图并……后一堂，男女观书者三百馀人。早入暮归，堂内之书任其检读，但不令携去”(同上，第112页)。
涉及中英文化对比时，刘锡鸿尊华贬英，称：“惟我朝四库，搜罗皆有关学问政治之要，至精至粹，足式万邦。今英人自矜其藏书八十万卷，目录亦六千卷之多，然观其所赠数册，闺阁之绣谱、店窑之图记，得诸中华者，且纂集以成一编。则其琳琅满目，得毋有择焉而不精者乎？是当有以进之。”(同上，第112页)他对博物馆藏书由衷称道。“夫英之为此，非徒夸其富有也……今博采旁搜，综万汇而悉备之一庐。每礼拜一、三、五等日，放门纵令百姓男女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英人之多方求洗荒陋如此。每年经费十三万金钱。所藏有中国经史诸载籍，云是善板。典之者为德葛兰士，能华语亦习华文。”(刘锡鸿：《英轺日记》，第113页)后刘再赴大英博物馆考察，并拟题“英伦之中国书”，称：“五月初一日，再到播犁地士母席庵，观其所蓄中国书也……其书之最要者，则有《十三经注疏》、《七经》、《钦定皇清经解》、《二十四史》、《通鉴纲目》、《康雍上谕》、《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中枢政考》、《六部则例》、《康熙字典》、《朱子全书》、《性理大全》、杜佑《通典》、《续通典》，《通志》、《通考》、《佩文韵府》、《渊鉴类函》、殿版之四书五经、《西清古鉴》等类。其馀如群儒诸子、道释杂教、各省府州县之志、地舆疆域之纪、兵法律例之编、示谕册帖尺牍之式、古今诗赋文艺之刻、经策之学、琴棋图画之谱、方技百家、词曲小说，无不各备一种。至于粤逆伪诏伪示，亦珍藏焉。不能区别，各自为类，而错杂庋阁之。”(同上，第147～148页)由“不能区别，各自为类，而错杂庋阁之”可见，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分类尚有待改进。比照笔者后来从不列颠图书馆得到的诸多珍稀文献可知，“粤逆伪诏伪示”系太平天国诸多谕旨等文献。“兵法律例之编、示谕册帖尺牍之式”多为稿本原件。
郭嵩焘随行张德彝有出使英国经历，1868年10月3日的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伦敦新闻画报》)刊发的The Chinese Embassy in London(在伦敦的中国外交使团)提及蒲安臣外交使团有英文翻译张德彝(沈弘编译：《〈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年》下，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528页)。张氏日记载：初九日，“昨接家部来函，请游博物院，英名卜立地石米由自亚木。午初，同马清臣、张听帆诸君，随二星使前往……先看藏书处：堂室相连，重阁叠架，自颠至址，节节庋书，锦帙牙签，各有鳞次。所藏五大洲舆地历代书籍，共七万数千卷，槅架按国分列。其司华书者为德格乐。前一大堂，中横案凳，四面环以铁阑，男女观书者二百馀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但不令携去耳”。他也提及大英博物馆所藏图书文献的价值，“夫英之为此，非徒令人观看以悦目怡情也。盖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见闻不能追及千古。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往往皆然。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每于礼拜一、三、五等日开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走向世界丛书”，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360～361页)。
总之，大英博物馆及图书馆因珍藏世界各地珍稀文献而闻名于世，清驻英使节已有认识。
二 传播视域下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发掘及其利用
随着文献学学科的建制及其发展，加上博物馆等收藏材料的增多等，有关文献与文物关系的认知也由模糊变得清晰。1925年10月，清故宫变成现代博物院，设置古物与图书两馆。相比之下，不列颠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对文物、文献的认识及其在收藏及陈列空间上的区分也有个过程。1974年，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大都会伦敦，其标志性建筑不列颠图书馆与大英博物馆的分离，折射出文献与文献传播、文献与文物等诸多关系及其变动。
从大英博物馆分离出来的不列颠图书馆亚非中心稿本部、地图稿本中心等收藏了大量中国近代诸多原始文献。据该馆相关说明：“The Chinese Books……have been collect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under various circumstances.”(提及中国书籍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收集而成的)文献以手稿本及盖有关防等的原始文件为主，多属未刊史料(如中英鸦片战争前后的史料)。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国人从该馆大规模搜访珍稀资料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刘半农、萧一山。1926年，刘半农将6年前在不列颠博物院辑录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交北新书局出版。1932年，萧一山在不列颠博物院获见大量太平天国文献，后编成“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10册，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第二次是向达。向达出国的重要目的就是到英伦考察斯坦因从西域掠走的敦煌卷子。1936年9月向达到大英博物馆，因受到管理者Dr.Lionel Giles(翟里斯)阻拦，所览敦煌卷宗有限。他对晚清乃至近代珍稀文献所获甚少，由近代史料丛刊《鸦片战争》可知。第三次是王庆成。1984年，王庆成在不列颠图书馆工作7周左右，抄录了大量太平天国及清世商贸往来等方面的资料，后编撰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
笔者也在不列颠图书馆访获大批稀见近代文献。这些材料多为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情报。这批材料从英国的国防部等移交至大英博物馆，时过境迁，它们被视作文物，后缘于类型上文献与文物的区分、图书馆与博物馆分离，这批珍稀材料转而移交不列颠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剥离。这批材料多被视作纸质文本意义上的文献，部分材料原属清帝国军机处等。这些材料空间意义上的传播无疑能反映近代中英关系变迁，亦有史学价值。而文献传播涉及文献的来源、性质、隐含的信息及其话语表述等。分析不列颠图书馆藏开埠初《禀批簿》《票据会券》《各号出口查验货名》《逐日验货》《姓名总册》《开发总登》《具副禀》等珍稀文献，可从商品贸易网络层面考察英华贸易，如英商与中国内地商贸网络的关系等，也可考察某些商业据点(如湖州、徽州等地商贸客栈等)与上海、广州大型外贸中转的一些丝、绸、茶等贸易往来，还可考察部分商业贸易量及其运货频率等。这些记载其时商业客栈贸易往来等材料，反映了清代丝绸、茶叶如何从苏、皖等到上海客栈，由此解读商人与客栈的关系。通过商业客栈票据、契约，可分析客栈与商人网络的关系，从而思考商业动机和战争的关系等。
文献与社会传播网络有何关系？文献及其传播涉及媒介实体及其文化或商业符号。商业贸易涉及城乡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网络，如不列颠图书馆所藏“循环薄”涉及道光年间上海外贸及其与英商网络之关联。若将新发现的珍稀未刊文献与已有文献及研究成果进行参照解读，弄清这些稿本的来龙去脉，并将其置于历史情境中考释、解读，当有助于深描历史或近代商贸史，结论上或有新解。结合不列颠图书馆所藏这些珍稀文献，考释商业客栈及其网络状的分布、中外商贸契机及其背后所涉战争动因，从而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开端与转变的关键节点，并对中国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及首当其冲的上海等开埠史学的研究有所推进。
不列颠图书馆所藏文献与空间传播有关系，也和文献收藏地变动有关联。文献收藏地的转移往往也反映了文献价值的重新审视，如笔者在不列颠图书馆发掘部分珍稀文献本身就是文物市场网络流通的产物，一些珍稀稿本系从寒山堂等得来的。通过不列颠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葛瀚的介绍，笔者了解到，寒山堂大致经营有关中国的文物乃至图书文献等。笔者还从葛瀚处获赠寒山堂书目一份，所列文物或文献多属文物贩子从香港、上海等地下市场购获，并通过一些交易网络进入不列颠图书馆，这包含笔者发现的《林则徐中堂书法一则》，该书法呈中堂条幅，长约一丈，宽一点五尺，条幅装裱，中为宣纸，边幅纸张为灰色洒金。时间为庚戊暮春，署名少穆林则徐，并有篆体林则徐印，内容文字为：“精神藏澹用庄柔，多所交友少所求。惟有□英雄馀本色，真是名士必风流……到处会心皆可得，百家书吏一家收……”内容多有化喻，诸如“惟有□英雄馀本色，真是名士必风流”系化用“惟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出自明朝洪应明《菜根谭》。此为林则徐临死前数月遗言性质的诗。据葛瀚介绍，该书法是其经手，购自寒山堂。再如笔者从不列颠图书馆发现近50函地契交易方面的法律文书原件，该资料系前后关联的司法意义上的完整卷宗，是1994年一个英国人以9000英镑卖给不列颠图书馆的。这些文书是明清之际的芜湖地契，含有乾隆至光绪时有关原芜湖县长江码头附近“脱甲山”山地的交易。
义和团运动前后，芜湖县部分村民将山地“出售”兼“捐献”方式移交给英国传教士，并由此引发诸多纠纷，进而官讼。这些赤契、白契等土地文书涉及官府、村民对山地中墓地的处理；传教士采取欺骗勒索的方式向乡镇地方渗透，也涉及传教士为置办教堂、医院、育婴堂等的豪取巧夺，由此涉及中英关系等；此类珍稀文书反映了传教士的风险防范意识，如文书中“勒逼”“两厢情愿”等字眼，显示其时土地买卖中法律应用十分完备，文书中“绝卖”“以后发现的文据作废纸处理”等字眼，都说明了这一点。总体而言，搜集并解读这部分材料，关联原芜湖县沿长江岸边的村落走向城镇的过程。卖地文契中“家用不足”以致卖地等，赤契、白契等土地文书中山地扎柴草及祖坟拆迁，皆反映了这些。而文书中“洋钱”的使用呈现货币流通状况，说明西方对华经济渗透等。整个文书成相对完整的卷宗，说明西方传教士买地系依据清帝国法律兼顾人情、面子等习俗，从而兼并或蚕食。西方传教士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芜湖，这是由芜湖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传教士一度试图把芜湖建设成江南传教的基地。总之，这批珍稀文书反映了村民失地并转向城镇的过程，可谓残破江南社会的经典个案。
简言之，不列颠图书馆藏珍稀文献的流传，多与商业乃至社会运行网络关系密切。由此而论，史学研究者不能仅局限于解读文献内容，更要注意文献类型及其流通等，区域文献涉及土地买卖契约，有的涉及土地纠纷甚至引发官司等。此类触及宗族等人伦关系，呈现民族性，也折射商品经济的逐利等行为。分析这些契约关联的城乡社会关系，进而分析区域社会的历史走向，当另有深意。由此而论，探索文献与社会传播网络的关系尤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