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這批文件的淵源不淺啊！」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如今談論起來，金國平教授依然難掩興奮之情。
2017年10月，由特區政府文化局澳門檔案館和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聯合申報的「漢文文書」（「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正式成功列入國際級別的《世界記憶名錄》。
「漢文文書」由1,500多件中文文書原件、5冊澳葡議事會葡文譯本和4小包零散文件合共3,600份檔案文書組成，是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館藏的清代澳門地方檔案文獻。為申報《世界記憶名錄》，更名為「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這批檔案在十九世紀末從澳門流落至葡萄牙，現存於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
文化局歷史檔案館（現澳門檔案館），1990年起對該批中文檔案進行編目工作，1997年出版中文版及葡文版《漢文文書》目錄。1999年及2000年，澳門基金會先後彙編出版《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中文文書）和《粵澳公牘錄存（CORRESPONDÊNCIA OFICIAL 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 FUNDO DAS CHAPAS SÍNICAS EM PORTUGUÊS （1749─1847））》（葡文譯件）。
金國平，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員，《粵澳公牘錄存（CORRESPONDÊNCIA OFICIAL 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 FUNDO DAS CHAPAS SÍNICAS EM PORTUGUÊS （1749─1847））》就是由他與吳志良主編校注的。
■《粵澳公牘錄存》（一套8冊）由金國平、吳志良主編校注，葡文刊印，共4,000頁，書中收錄的文獻共2,010件，時間跨度由1749年至1847年。
葡文譯件偶然發現
「漢文文書」葡文譯件的發現是一偶然的事件，但這個奇妙而難以言喻的發現，對金國平個人、對澳門來說，似乎是命定的安排了。
40年前，金國平從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專業畢業，因工作的需要，被「一腳踢去」改學葡萄牙語。「初學葡萄牙語的日子，心裡不免隱隱作痛。畢竟我從小學到大學，學的都是西班牙語，它是我的『初戀』，所謂Nada como el primer amor（初戀難忘）嘛」。
金國平話鋒一轉，說︰「但我也要感謝那些『發配』我的人。如果我留在西語，出本字典、語法、會話，翻譯點小說算是到頭了，難以想像我現在可以用兩種伊比利亞語言進入歷史研究的領域。」
1981─1982年間，金國平獲得葡萄牙著名古本江（又譯：高秉根）基金會的獎學金，前往里斯本古典大學留學。其間，結識了葡萄牙反法西斯文化名人Agostinho da Silva教授。經過教授的推薦，當時還設在聖本篤宮的葡萄牙國家檔案館館長Luís de Matos教授請他去看一些用中文寫的東西。
見面當天，館長拿出數張古老、發黃的紙張，問金國平上面有沒有寫把澳門給了葡萄牙人。金國平逐一翻閱回答說，沒有這樣的內容。原來館長是想找尋「金劄」（Chapa de Ouro）。金國平後來才知道，這就是最早由台灣方豪神父於20世紀60年代介紹給漢語學術界的那批文獻。「我或許是在方豪之後，為數不多的寓目者之一，也可能是當時有機會觸摸過這批歷史遺珍的僅有的內地人。當時向我展示的只是十餘份文件，未見到葡語件。」
睽違20多年，直到1998年，在協助舉辦《普天之下: 葡萄牙國家檔案館藏清朝澳門中葡關係文獻展》時，金國平獲准進入葡萄牙國家檔案館地下保管國寶級文獻的「保險室（Casa forte）」，不僅有機會看到大量的漢語檔案，還發現了保存在一起的葡語文件，以及大部份「漢文文書」的葡文譯件及回函，被混藏在同一批函盒內，這批文獻尚未編目，也未曾被引用及提及。
這是激動人心的一刻，金國平看着這批文獻，「意外，激動，沒想到還有葡語件，而且是以葡語件為主。」20年後的今天，金國平向我們描述了他當初雀躍和難以置信的心情。
無論是什麼人，發現塵封多年的文獻都是一種貢獻。出於責任，金國平馬上通知了澳門基金會。澳門基金會高度重視，在4天內作出了整理出版的決定。積極行動的結果是，《粵澳公牘錄存》於兩年後即2000年問世。
《粵澳公牘錄存》（一套8冊）由金國平、吳志良主編校注，葡文刊印，共4,000頁，書中收錄的文獻共2,010件，時間跨度由1749年至1847年。內容主要為藏於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的大部份「漢文文書」的葡文譯件及回函，較「中文檔案」豐富。它包括中國各級政府來件的譯文，同時還有葡方回文的葡語原稿抄錄，保留了這一時期中葡有關澳門許多重大問題――政治、行政、經濟貿易、傳教活動、剿撫海盜等交涉始末的全宗。
葡萄牙人自16世紀中葉入居澳門後，明清政府把居澳葡人視為在中國領土上的外來「臣民」，採取「以夷制夷」的辦法，允許他們在天朝的土地上，建立具有相對自治權的內部管理機構和體制。
香山知縣為兩廣總督蒞澳事諭 (葡文譯本)
嘉慶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1807.5.5
東波塔，中文文獻，葡文文件，第一卷，第16頁
漢語文字寫的公文
「『漢文文書』（Chapas Sínicas），文德泉神父認為是『漢語文字寫的公文』」金國平解釋。「有學者認為，葡語的Chapa或源於廣州話『劄』。『劄』是古代公文的泛稱。澳門葡人土話稱中國官府中公文為Chapa，音義都與『劄』相合。」
「澳門的葡萄牙人不管什麼文件，凡廣東政府官吏給他們的都叫做『劄』，寫有金字的獎狀，因而也叫做『金劄』（Chapa de Ouro）。」金國平引用蔡鴻生編的《戴裔煊文集》進一步說明。金國平說︰「從文件的名稱來看，稱作『劄』是一種下行文，即上級對下級發的公文。這明顯地體現了中國對澳門的主權。」
在澳門歷史研究的問題上，葡方學者在中國對澳門擁有主權的問題上基本不再有異議。如上世紀80年代初，葡萄牙國家檔案館館長詢問金國平，「金劄上面有沒有寫把澳門給了葡萄牙人」。但在雙重管治的問題上，存在爭議。
在中文的檔案中，我們會看到廣東地方官員行文，稱「澳門夷目唩嚟多」。金國平解釋，「唩嚟哆」是葡語Vereador（市政委員）的音譯，擔任Procurador者一定是Vereador。所以「唩嚟哆」是指Procurador，漢語作「理事官」。
唩嚟哆是受市政委員會之托，代表其同中方打交道的代理人。其初期職能主要是管理公共財政，兼理華務。他雖然集澳門葡萄牙人社團的政治，外交、行政權力於一身，但他的運作的可控性與合法性完全由中方決定。
金國平指出，「漢文文書」同時有漢語件和葡語件，說明澳門是中葡共管之地。換言之，主權在我，治權在彼，但是一種受中方指導和監督的治權。「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中國當局不可能有效地直接管理澳門，必須得到葡萄牙人的配合，就此意義而言，這種治權可視為一種無奈的授權。」他補充說。
■「唩嚟哆」是葡語Vereador（市政委員）的音譯，擔任Procurador者一定是Vereador。所以「唩嚟哆」是指Procurador，漢語作「理事官」。
澳門學最原始雙語資料
檔案作為歷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漢文文書」被譽為中葡和澳門歷史研究領域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這批官方文獻為中葡兩國學者更科學、客觀地研究澳門提供了十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漢文文書』是積累下來的中葡雙語歷史文獻，反映了澳門的方方面面，因此是澳門學的最原始的雙語資料。」金國平說。
《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和《粵澳公牘錄存》兩書的出版，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及重視，多有引用。享譽中西學術界，極具影響的國外研究中國歷史的權威著作《劍橋中國史》，由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畢德勝教授領銜主編的清史卷即第九卷（Willard J. Peter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9,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2016）就引用了《粵澳公牘錄存》的資料。
金國平說，葡語件已開始為國際學術界參考引用，漢語學術界也有所使用，但還不充分。出於語言的便利，中國學者對漢語件使用較多。他認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想，需要將葡語件中所包含的漢語件中所沒有的資料進行翻譯，方便漢語學術界的使用。否則，無法用古葡語閱讀者只能『望寶興嘆』。」
語言障礙影響了跨文化的交流，如果珍貴的歷史資料能夠翻譯成各自的語言，那麼中葡的史家就可以事實真相為依據，進行研究。否則，任何關於澳門的故事可能只是「中國澳門歷史」或「葡萄牙澳門歷史」。
■署澳門同知史藻為接印視事行理事官牌
乾隆六十年十月初五日，1795.11.15
東波塔，中文文獻，漢文文書，編號T303
文︰霍芷芸
圖檔︰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