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學生涯
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是以中國近代化的過程為切點，將傳統中國劃分為落後╱發達二元對立的發展模式。我重新思考這樣的研究方法是否恰當，因此開始閱讀農業和手工業發達省分的地方志，還有鄉紳的資料。我的畢業論文研究棉布的歷史，並討論上海機器織布局到棉紗廠的發展過程。透過個案研究，我認為研究中國歷史應該跳脫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然而個案研究不足以支撐對中國或東亞歷史的全面性理解。
我在研究生的後半階段參與東洋文庫的研究計畫。這段期間我幾乎天天閱讀 George Morrison 典藏（莫理循文庫）為主的資料，藉此了解當時的英國和日本，甚至是中國共產黨如何看待中國。我認為早期針對單一商品所做的研究，無法關照整體的經濟面向，東洋文庫所收藏的海關資料和英國議會報告，比地方志更能全面了解中國市場和社會。以此為基礎，我的碩士論文研究匯豐銀行的歷史，一方面藉由探討金融問題關照整體的經濟情況，另一方面是因為同學們的研究課題集中在政治和社會運動，例如太平天國、小刀會、義和團等主題，我不想和別人一樣，同時經濟史也是田中教授的研究領域，因此最後決定投入經濟史研究。回想起來，最初踏入學術領域是因對政治運動的現實關懷，後來轉而對經濟、金融和社會之間的聯結產生興趣。
我在博士生的階段，美國費正清教授推動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很有影響力，如東京大學研究中國外交史的知名學者坂野正高教授便和費教授有來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前，美國的研究生會來到東京大學進行交流，同時透過東洋文庫的介紹，到臺灣師範大學學習中文。因此和我年紀相仿的美國學者，大部分在我求學階段都有來往，這也是我熟悉戰後美國學界中國史研究趨勢的原因。1985 年我初次來到臺灣，參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成立之初所舉辦的自強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從此開始接觸臺灣方面的相關研究。
回顧我的學生時代，起初是對日本社會的觀察，並受到東京大學諸位教授的影響，以及與美國朋友之間的討論。其中最重要的是，透過研讀東洋文庫的資料，理解西方如何看待亞洲。往後我到世界各大學或學術機構訪問，便抱持著和在東洋文庫時期一樣的心情，根據史學就是史料學的態度閱讀當地典藏的資料。
參與資料編輯、開發研究課題
就我個人參與編輯資料集的經驗，一方面企圖從大規模的資料中觀察歷史發展，另一方面懷抱著保存歷史資料的使命感。資料本身不一定有脈絡可循，必須把它放回特定的時空環境，才能彰顯其歷史意義。例如書信集收錄的信件內容，研究者必須回到書寫時代的脈絡才能夠有效運用。如何將資料置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理解，避免個人的主觀看法，是歷史研究者需面對的挑戰。
我在閱讀匯豐銀行的資料時，發想出和白銀有關的研究課題。藉由分析鴉片戰爭前後的白銀流通，探討地方口岸和全球市場的聯結，其中包含匯豐銀行的白銀買賣。透過白銀理解中國、印度到東亞，乃至於整個亞洲歷史的長期發展，進一步帶出朝貢貿易的問題。透過歷代寶案的記載，我歸納出東亞朝貢體系的運作模式，跳脫傳統歷史研究強調的時間變化，而是以空間內部的互動觀察歷史的發展。這種作法偏向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因此我曾經在日本國際政治學會上進行發表。
我決定從朝貢問題理解東亞的歷史，如何把日本的歷史放入朝貢體系的範疇，是接下來所面對的課題。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基本上大家認為日本抱持著脫亞入歐的想法。我認為雖然朝貢貿易形式上已走入歷史，但就東亞內部的地理條件而言，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從朝貢體系衍伸出來的區域關係，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值得進一步討論。有些歷史學者質疑朝貢並非一項政策，然而透過歷代寶案的記載可以發現，朝貢國藉由朝貢行為來界定本國的對外關係，歷史學者不應忽視這一點。另外，有研究者認為在朝貢體系之上存在著一種普世價值，我也同意，但應更加注意朝貢貿易體系之下的社會網絡。
從朝貢貿易體系看出背後的金融網絡，並不是我原先預設的研究目標，甚至一開始我還刻意和金融研究保持距離。金融是相對抽象的研究主題，如果研究對象是個別的銀行或是銀行家，透過分析銀行事務的運作、外匯市場的操作和銀行家的日常生活等，可以有較深入的了解。金融史研究必須具備歷史學科以外的知識背景，才能弄清楚金融和社會之間的連結。這就像是不斷有人追問經濟史究竟是研究歷史的經濟還是經濟的歷史，這樣一個矛盾的課題。
此外，我從匯豐銀行的資料中，注意到「僑批」的問題。我發現華僑從東南亞匯款回國，新加坡和香港是重要的中介點，但當時還無法到中國看資料。近年來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學者，包括尾上兼英教授、田仲一成教授、佐伯有一教授等人，開始去東南亞做田野調查，舉凡當地的民間信仰、音樂和樂器，以及地方性的儀式等問題。因為我想進一步研究僑批的問題，因此也參與該項計畫，特別關注東南亞的華僑。僑批研究牽涉到移民問題，以及中國華南地區和東南亞之間的金融網絡，我認為可以經由僑批研究擴大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範圍。除了東南亞以外，世界各地只要有華僑的地方，都存在著由僑批所構成的金融網絡，未來我甚至可能需要到南美洲或非洲查閱資料。
世界各地的訪學經歷
我在改革開放以前和幾位中國學者有來往。廈門大學的傅衣凌教授，是較常和外界交流的前輩學者，他和我的老師輩常有互動。有一次傅教授向我詢問韋伯 (Max Webber) 著作的日語翻譯，要我寄給他，因為這個機緣得以結識，日後便透過他的人際網絡前往中國大陸訪學。另外和我有交流的中國學者，還有上海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丁日初教授，以及華中師範大學的章開沅教授。
改革開放以後，學術界的交流逐漸頻繁，1980 年開始，中國大陸常會召開國際性的研討會，只要有機會我都盡量參與。這時候章開沅教授的學生已在國內各地開枝散葉，一路從北京到廣州。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虞和平，還有中山大學的桑兵，我和他們都有來往。1985 年廈門大學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成立，我和該中心的陳詩啟教授和戴一峰教授等人也常有互動。
回顧在日本的經歷，博士生階段我在東洋文庫擔任研究助理。東洋文庫的職缺，主要提供給在學的博士生，因此我畢業以後就離開東洋文庫，前往一橋大學經濟系任教。一橋大學的前身是東京商科大學，戰後改制為新制大學，並改名為一橋。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保存了舊制商大時期東亞經濟研究所有關中國經濟方面的資料，內容非常豐富。我在一橋大學前後共三年的時間，之後便轉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一直到退休。我教書時候收了不少學生，除了日本的學生之外，還有許多留學生，主要來自臺灣，其他還有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歐美等地。因為我經常到世界各地訪學不在日本，所以在教學上對學生們有點抱歉，但是經由和指導學生的互動，教學相長，對我個人的研究很有幫助。
我六十歲從東京大學退休，之後到京都大學教書，一方面是在東京大學任教期間便常和京都大學有往來，另一方面和京都大學所收藏的資料有關。二戰以前中國方面的研究資料，東京大學主要收藏法律和政治有關的資料，京都大學則是以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資料為主。京都大學經濟系的圖書館，保存了 1945 年以前有關中國經濟方面的大規模資料，其中包含經濟史學者天野元之助任職滿鐵調查部期間所留下的資料，這批資料另外也保存在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2006 年我到龍谷大學國際文化系任教。龍谷大學是日本國內佛教研究首屈一指的大學，收藏許多漢籍和古地圖，對我的研究很有幫助。1980年初次訪問廣州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以後，常常訪問香港/廣州的機會。跟香港中文大學的科大衛教授，中山大學的陳春聲教授，劉志偉教授有交流的機會。之後我到中山大學擔任亞太研究院首任院長，2015 年改制為國際關係學院，我回到了歷史系，總計在中山大學服務將近八年。我利用課餘時間到廣東省檔案館，一方面收集與僑批相關的資料；另一方面，在早年閱讀東洋文庫海關資料的基礎上，進一步閱讀以廣州為主，兼及上海、天津、漢口、廈門等地的地方性資料。
對海關史研究和數位資料庫的看法
我認為歷史研究沒有一套嚴格的標準。像我這一輩的學者，大多是一筆一筆閱讀資料，逐步整理出資料的內在脈絡，以及背後反映的歷史樣貌。現在數位資料庫對歷史研究有很大的推展，資料庫一個很大的特色是利用關鍵字或者其他檢索功能，搜尋出一定數量的資料，並以此決定研究的方向。我認為這是兩種不同的研究方式，無分好壞。從海關資料的綜合研究來看，我們一定需要利用這個量和質的雙面方法。
數位資料庫為研究提供很大的便利性，但是研究者利用資料庫的同時，這些資料可能脫離了原來的歷史脈絡。反過來說，像我以前天天看匯豐銀行的資料，也不敢說自己完全掌握了匯豐銀行的歷史。歷史研究希望盡可能的還原事實真相，但是永遠不可能做到，這是一個不斷辯證的過程。我常會檢討自己過往的研究觀點，重新建立新的視角。我們身處在意識形態主導一切的年代，必須時常反省自己。
就學術史的脈絡而言，會不斷有新的研究觀點和研究課題出現，可以和舊有的觀點相互對照，從比較多元的視角來分析歷史。舉例來說，海關研究可以結合海洋史研究和近代經濟社會文化史研究，也可以探討沿海城市之間的歷史網絡。此外，很多學者已經注意到將國家視為一個單位在研究上可能產生的侷限，因此提出後國家時代的研究方向，分析區域和區域跟區域之間的歷史，例如我所研究的朝貢貿易體系。近年來我特別開始關注僑批跟海關的關係問題，背後反映的是移民華僑和本國之間的貿易金融網絡，其他還有像亞洲沿海城市的網絡，有別於國與國之間的地區性互動，是在建立海關資料研究的平臺上，是未來研究的可行方向。我目前正在研究二次大戰後的所謂冷戰時代由歐美學術界主導推動的地域研究，來探討戰後亞洲研究學術史的脈絡。因此我常常去看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亞洲協會、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檔案。希望對冷戰時代美國的亞洲政策和當代亞洲研究的形成有更深入的瞭解。
（原载《明清研究通讯》第66期，2018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