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
绪 论（节选）
周运中
本书名为《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其实下限是明初的郑和下西洋，笔者另有专著《郑和下西洋新考》，二者衔接。但是本书之所以不叫明代之前的中国南洋交通史或郑和之前的中国南洋交通史，一是避免烦琐，二是因为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世界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也即世界近代史，所以郑和之前的时代可以径称为古代。
本书称南洋，而非南海。晚近所说的南洋多指东南亚，其实早期的南海即南洋，尤其是唐朝的中西交往中的海陆两路并重，所以既有《大唐西域记》等书，也有《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其实也说到一些海路，此时西域、南海并称。所以西域、南海成为中外交往道路的代称，冯承钧翻译了著名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他也编了《西域地名》，以地名的西文名称为纲，但是编写《南海地名》没有完成，书稿为日寇劫去，直到1980年，才由陆峻岭按照《西域地名》的体例，编成《南海地名》，作为《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的第二部分。由陈佳荣、谢方编著《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一部分以地名的汉文名称为纲，此处的南海包括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是广义的南海。因为古人到印度洋也要先经南海，所以可以如此称呼。汉语的洋比海广大，随着宋元时期中国人航海事业的进步，南海变成了南洋，其实南洋也可以包括西洋、东洋，所以本书的南洋取宽泛的南洋之义，包括印度洋。因为现在的南海是一个专指地名，为了避免误解，所以本书使用南洋之名。
东南亚是近代的欧洲人命名，而南洋一名出自中国人的视角，中国是一个大陆为主的国家，岛屿很少，所以中国人对东南亚印象最深之处便是海岛众多，因而称之为南洋。现代的东南亚一名虽然也包括巨大的中南半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仅是半岛，越南、泰国的首都在临海的三角洲上，柬埔寨、缅甸的政治中心也曾在临海的三角洲上，所以即使是中南半岛的海洋性也很突出，更不用说广阔的群岛地区。东南亚一词看不出其地理特点，而南洋一词有其地理指示的优点，很多场合仍有存在的必要。
二、本书的研究重点
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点研究以下内容：
1.汉代中国与印度航路，本书重新考订《汉书·地理志》中印航路地名，指出来去航路不同是因为季风转换，谌离（堪离）、夫甘、都卢在今泰国苏叻塔尼府到攀牙府的地峡，控制中印交通枢纽，皮宗国的原意是桂皮，在今泰国北大年府沿海。
2.孙吴朱应、康泰出使扶南，本书重新考订扶南王范蔓南征路线，认为屈都乾、都昆即龙运，九稚即堪离，典孙是缅甸南端的丹那沙林，金邻在古曼谷湾。范旃派人开通从缅甸沿海到恒河口航路，所以吴人所记多印度东北诸国。扶南因为控制中印交通崛起，孙吴为了对抗林邑而联合扶南。又重考朱应、康泰所记南海诸国，提出诸薄是南海新崛起的中心，靠近唐宋室利佛逝位置，其实是室利佛逝兴起的先声。
3.隋唐时期南海诸国的位置及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交通路线，隋代赤土国在今泰国与马来西亚交界地区，赤土崛起标志地峡中心南移。唐代南海大国室利佛逝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赤土国已经衰落，说明南海政治重心继续南移。因为航海技术进步，中国与印度的往来不需经由地峡，地峡诸国逐渐衰落。前人对唐代马六甲海峡诸国的定位有很多错误，本文重新考证，纠正唐代前期诃陵仅在爪哇的重大错误，认为今巴生附近有一诃陵，晚唐爪哇的诃陵崛起。又考证了从缅甸到爪哇的海路，考证唐代爪哇交通。
4.宋元时期南海航路的转变及其对南海诸国兴衰的影响，北宋时期开辟了从占城到文莱、菲律宾的016 航路，宋元之际打通了从泉州向东南经台湾直绪论接到菲律宾的航路，出现了东西洋的概念。南宋中期，开辟了从占城向南直航爪哇的航路，监篦（甘巴）从三佛齐独立，中国到印度洋的航路不需经过三佛齐，南海大国三佛齐因为东西两条新航路的开辟而衰落。前人对《大德南海志》的地名考证还有一些错误，本文予以订补。
因为宋代南海航路的丰富，所以我们看到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都把南海诸国分为三大体系，但是元代三佛齐已经衰亡，所以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分为东西洋两大体系。因为闽台东洋航路的开通，所以南澳岛东南的台湾浅滩及东沙群岛被称为南澳气，原来专指西沙群岛的千里长沙也扩展到此，变成了万里长沙。元明时期，原来专指南沙群岛的万里石塘有时也指西沙群岛，中国的南海诸岛出现了名称一体化的趋势。
5.宋元时期南洋诸国的考证，本书首次考出层檀国在今也门东北的哈德拉毛沿海，考证注辇首次遣使来华航程，重考证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记地名，纠正地名数十条，又重考《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印度洋诸地名，比较了汪大渊、陈大震所记地名，又比较了宋、元、明西洋贸易地理。
因为本书重点是研究海路地名，所以中南半岛北部内陆的老挝和缅甸历史从略。航路开辟依赖港口，本书附带介绍不同时期的重要港口，但未做深入研究。特别是泉州、广州的研究很多，读者可以参考相关论著。关于研究古代海外贸易制度、航海技术的论著也有很多，本书在此方面从略。
本书分为八章，第一章是上古东方航海的起步，第二章是秦汉南洋航路的开辟，第三章是六朝南洋航路的发展，第四章是隋唐南洋航路的南移，第五章是宋代的中国南洋交通，第六章是元代中国南洋航路的鼎盛，第七章是南海航路与地理格局的转变，第八章是航路与宋元南洋形势转变。八章实为六个时段，这六个时段并非仅仅出自中国历史分期，也是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分期。
法国学者赛代斯（Coedès，即戈岱司）的名著《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一章是地区与居民，第二章是印度化，第三章是1—4世纪的最早印度化国家，主要是扶南、林邑及马来半岛的诸国，第四章是4—6世纪的第二次印度化，此处增加的有缅甸诸国，第五章是6—7世纪扶南的解体，第六章是7—9世纪室利佛逝、爪哇夏连特拉王朝的崛起及柬埔寨的分裂，第七章是9世纪吴哥王权的建立，第八章是9—11世纪吴哥和室利佛逝的鼎盛时期，第九章是11世纪前期柬埔寨、爪哇、缅甸的三位伟大国王，第十章、十一章是11—12世纪的柬埔寨、缅甸和爪哇，第十二章是蒙古人的征服，第十三章是14世纪印度化诸国的衰落，第十四章是印度化诸国的终结及葡萄牙人的东来。赛代斯在东南亚碑铭学的造诣精深，所以他的书资料翔实，内容严谨，为我们了解东南亚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体系。不过他的书也有一些缺憾，那就是对中国史料把握不够，他信从惠特利的丹丹在丁加奴的误判，信从前人盘盘在万伦的误判，他不认同伯希和说耶婆提在爪哇，但又误以为在婆罗洲，他不认同婆利在巴厘岛的说法，怀疑六朝的婆利可能在婆罗洲，其实这是正确的结论，可惜他未能论证，他误以为唐代诃陵一直在爪哇。他认为11世纪宋朝衰弱因此促进真腊、占城、缅甸发展的观点显然不对，虽然他根据东南亚的印度文明兴衰来划分东南亚史的结论有些片面，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的成果与中国史料结合，则能积极推动学术发展。
英国学者霍尔的名著《东南亚史》第一部分为古代史，分为十二章，第一章为东南亚的居民，第二章是东南亚的原始历史，分为印度影响的传播、最早的国家扶南及林邑、最早碑铭的时期三节，第三章、第四章是海岛帝国，主要研究室利佛逝和满者伯夷，第五章是吴哥王朝，第六章是缅甸和阿拉干，第七章是泰族和阿瑜陀耶王国，第八章是占婆王国，第九章是安南和东京，第十章是马六甲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第十一章是欧洲人东来前的东南亚经济，第十二章是欧洲人的到来。霍尔的分章显然不及赛代斯严明，第二章到第四章是按照时间来分，第五章到第十章又按地域来分。但是他用了海岛帝国一词来指室利佛逝和爪哇，点出了中古时期东南亚的政治重心从半岛向东南移到了海岛，这是南海诸国历史上的重大转变。
新西兰学者尼古拉斯·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展示了丰富的最新考古学成果，也有一些独到的新观点，但把1500年前的东南亚分为史前期和早期王国两个时代，失之太粗。早期王国时期按照政治、经济、文化分为三章，没有按照时代叙述，割裂了社会联系。
梁志明主编《东南亚古代史》把东南亚的古代史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史前时期，从上古到公元前1世纪，第二期是早期国家，从公元初年到10世纪前后，第三期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与更迭，从10世纪前后到16世纪初，此书第24页提出东南亚的有两种类型的国家，一是中南半岛的稻作农业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王国，一是海岛地区的海上商业大国，此书之所以把10世纪定为分期时间，其实主要是指中南半岛，此时柬埔寨诞生了吴哥王朝，越南从中国独立，建立丁朝，占城建立佛逝王朝，缅甸建立蒲甘王朝。不过这个分期仅能在中南半岛成立，其实在地域更为广阔的马来半岛和海岛地区不能适用，而马来半岛和海岛地区现在有东南亚的大多数地域与绝大多数人口。而且中南半岛的扶南、占城其实都是海上商业王国，占城是马来人建立，所以这一分期值得商榷。由于此书的作者多是研究缅甸、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的学者，所以此书对地峡和马来半岛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东南亚古代史》把公元初到10世纪看成一个整体，没再细分，其实是没有看到汉代和唐代的东南亚巨大变化，而此书之所以没有发现这个巨变，因为此书没有仔细研究诸国的地理，此书第二编的诸国分论仅分了三个地区，一是柬埔寨和占婆，一是缅甸诸国，一是群岛诸国。跨度长达一千年，但是居然按照地理区分而非时代区分，显然不能展现千年之间的时代巨变。虽然此书第二编开头的第140页列举了几十个国家的名字，但是下文居然没有考证这几十个国家的位置。第137页的《公元初至6世纪东南亚早期国家示意图》在中南半岛标出6个国家，但是地峡与马来半岛居然是一片空白。其实除了扶南、林邑，地峡和马来半岛诸国非常著名，说明作者对地峡和马来半岛的历史认识不清。
《东南亚古代史》的具体研究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在考证汉语文献记载的东南亚古代地名时，有时没有使用上古音或中古音，而用现代汉语拼音去复原这些地名的语源，因此多有误考。比如第180页认为林阳国的语源不是缅甸的孟人古名Rmen，而是汉林，因为linyan 转为yanlin，又转为hanlin。作者不知林阳的上古音不是linyan，又不可能颠倒为yanlin，自然与汉林无关。
《东南亚古代史》批评了赛代斯的印度化视角，强调从东南亚自身视角，这固然是很可贵的思想，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不能一味追求平均主义，我们反对种族歧视和地域歧视，但是更应该看到全世界各大地区的历史发展本来就从不均衡，也不可能均衡。比如澳大利亚在地理上与世隔绝，所以不仅保留了很多独特的古老物种，澳洲土著社会的发展也很缓慢。其次是美洲大陆，虽然古代与亚欧大陆有少许接触，但是毕竟还很隔绝，所以发展相对缓慢。再次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再次就是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亚欧大陆因为是最广阔的大陆，有最广阔的温带地区，所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地区。但是地处大陆边缘的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受制于地理条件，慢于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区。东南亚的社会发展虽然稍慢于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区，但是还处在全世界各大地区的中游位置。我们看到东南亚的社会发展受制于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区，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东南亚历史发展规律，这不是地域和种族歧视，而是客观研究态度。
笔者认为东南亚古代史的划分，不能仅从国家制度观察，因为世界各大地区的国家发展都存在从早期国家到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并非是东南亚的特点。东南亚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因为山海林泽的天然限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岛屿群，地理环境导致民族多样。加之亚欧大陆诸多文化的交汇影响，又导致文化多元，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的当今，东南亚仍然是民族、语言、宗教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菲律宾的国名来自西班牙王储，主要宗教是天主教，东帝汶的主要宗教也是天主教，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虽然是马来人为主，但是主要宗教是伊斯兰教，新加坡以华人为主，柬埔寨和越南的主体民族是南亚语系人群，泰国、老挝的主体民族是侗台语系人群，缅甸的主体民族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人群，柬埔寨、泰国、缅甸等国的主要宗教是佛教，而各国的主体民族之外，还有极为繁多的各种民族。
现在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国家在东南亚的西南部，天主教国家在东南亚的东部，佛教国家在东南亚的北部，这也是由航路决定。因为阿拉伯人从马六甲海峡东迁巽他群岛，所以伊斯兰教主要在东南亚的西南部。西班牙人从太平洋西来，葡萄牙人、荷兰人从印度洋东来，所以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大多被荷兰人占领，仅剩下东帝汶，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一直在菲律宾保留，所以留下了菲律宾、东帝汶这两个天主教国家。一个地区能找到世界三大宗教为国教的国家，恐怕全世界只有东南亚。一个地区有四大语系，而且势均力敌，恐怕全世界只有东南亚。东南亚是中华、南亚、西亚、欧美四大文化的长期深入交融之地，这才是东南亚最大的文化特色。因此要揭示东南亚的历史变迁大势，首要的关注对象应是地理格局的巨变。
松田寿男《漠北与南海》第二部《东南亚洲史论》分三章，第一章是海洋王国的性格，第二章是印支半岛诸国的兴衰，第三章是南海诸岛的霸者。第二章分五节，第一节是柬埔寨王国的繁荣，第二节是扶南与真腊，第三节是柬埔寨的衰运与泰国的勃兴，第四节是中国势力的南侵与大越国，第五节是占婆的地理。第三章分五节，第一节是东洋与西洋，第二节是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王国，第三节是爪哇岛的抬头，第四节是满者伯夷王国，第五节是马来半岛历史的役割。描述了中南半岛上扶南、真腊、泰国与海岛上室利佛逝、爪哇的兴衰大势，不过没有细考。
惠特利虽然在《黄金半岛》一书最末提出了地峡时代的观点，相当于全书结论，但是他的叙述时段居然从公元1世纪到16世纪，跨度太大，虽然也指出不同时期的中心转移，但是到了隋唐时期，南洋的中心已经从地峡南移到了马六甲海峡，所以不宜再称地峡时代。
周中坚先生认为7世纪之前的南海交通中心是扶南，7世纪转向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扶南为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和爪哇岛的诃陵取代，因为取代扶南的真腊来自内陆，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海船直接走马六甲海峡，室利佛逝和诃陵兴起可以保护商船。我认为此说把握了南海航线变迁大势，但也有失误。航海技术的进步应是关键原因，因为航路变迁，才有扶南衰落。因为扶南衰落，所以才有真腊取代扶南，而非相反。因此才有海峡附近室利佛逝的崛起，所以室利佛逝的崛起是果不是因。本书还要考证诃陵原来也在马六甲海峡，而非爪哇岛，爪哇岛的诃陵晚唐才兴起。
陈炎先生提出嬴政进军岭南希望获取的犀角、象牙、翡翠和珍珠并非岭南所产，而是来自海外，所以岭南早已与南海各国有贸易，三国时扶南成为南海航路的中心，还控制了下缅甸和马来半岛，东晋南朝时的航线有两条，一是求那跋摩从锡兰、阇婆（爪哇）、林邑到广州，一是拘那罗陀从狼牙修、扶南、广州到建康，隋朝航路中心转移到苏门答腊岛，呵罗单、干陀利、赤土都在苏门答腊岛，为唐代室利佛逝的繁荣奠定基础。此说把握了南海航路变迁大势，但还有很多问题，犀角、象牙、翡翠和珍珠为中国南方越地物品，不全是来自海外。扶南王范旃遣使路过缅甸，不能说明扶南占有缅甸。范蔓占领马来半岛东部数地，也不能占有马来半岛。干陀利、赤土在今马来半岛，不在苏门答腊岛。六朝时期航路中心已向马六甲海峡两岸转移，孙吴时期苏门答腊岛南部的诸薄国就已经崛起，不能说隋朝的航线中心才转移到苏门答腊岛。
高伟浓先生论述东南亚早期商埠中心的形成和转移，说6世纪东南亚的交通与政治巨变，马六甲海峡取代了克拉地峡的地位，政治中心从顿逊转移到了室利佛逝，宋元之际的爪哇又取代了室利佛逝，明代又转移到马六甲，他说马来半岛两次成为东南亚的商业中心，一次是在顿逊，一次是在马六甲。笔者认为高说也把握了东南亚发展的大势，与本书所论多有吻合之处，但是高著没有具体考证两汉六朝时期的东南亚诸多古国位置，所以误以为顿逊是地跨克拉地峡和马来半岛的大国，其实顿逊的中心在今缅甸南部的丹那沙林，顿逊五王都是小王，顿逊曾被扶南攻占，地位不及扶南，顿逊与马来半岛无关。
高荣盛先生研究了1到11世纪的东南亚交通，提出1到2世纪印度殖民者开辟了克拉地峡陆道，实行水陆转运，7世纪转而走马六甲海峡海路，唐朝和阿巴斯王朝的直航盛极一时，9世纪黄巢战乱中大批广州胡商被杀，同时伊拉克爆发黑奴起义，使得中国与波斯湾间的直航衰落，室利佛逝与吉打作为贸易集散中心兴起。此说也把握了东南亚发展的大势，极有启发意义。不过高文也指出地峡的真正通道不在克拉附近，而在其南北，所以本书称为地峡。地峡中心从克拉附近转向吉打在六朝时期，孙吴时期苏门答腊岛东南的诸薄已经成长为南海的次中心，隋代的南海大国赤土就在吉打，航路的南移是一个漫长的自然过程。
东南亚各国的古代经济主要倚靠中西航路，所以东南亚诸国的兴衰与中国航海史紧密关联。赛代斯的分期不是来自中国历史分期，但是即使按照他的分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东南亚各国历史与中国历史分期的吻合之处，1—4世纪的最早印度化时期即汉魏时期，4—6世纪的再次印度化时期即六朝时期，7—12世纪真腊和室利佛逝的鼎盛时期即唐宋时期，元朝、明朝的建立对东南亚的影响很大，元朝时期有暹罗、爪哇的崛起，明朝在南海扶植马六甲的建国，并支持苏门答腊王复国，意在控制南海中心到马六甲海峡的航路。可见，东南亚的发展与中国息息相关。本书最后提出东南亚的古代史可以分为六期，中国古代航海史也可以分为六期，二者基本吻合。东南亚政治中心地理转移，根源于航路的转移，航路变迁又受制于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进程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此说把东南亚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所以不是东南亚中心观，也不是中国或印度中心观，而是力图以世界史的视角观察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