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印记 | 中国古代史研究40年

40年来，史学理论在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198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1987年，第一份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各高校纷纷开设史学概论课，产生了一批从事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等成立了史学理论研究机构，出版了相关教材。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概论教材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史学概论》于2009年出版。2017年新的学科目录公布，中国史和世界史成为两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形成了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世界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两个并立学科。

1978年以来，《甲骨文合集》等中国现代甲骨学方面的集成性资料汇编陆续出版。除此以外，考古出土的大量甲骨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出版。一系列甲骨的发现及著录，逐步完善了科学发掘甲骨材料的著录体例。40年来，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愈趋系统、细致，研究内容涉及商代国家社会及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过往有长足发展。

1978年到1979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和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稍后湖北大学历史系也成立了明清文化史研究室。1982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复旦大学历史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联合发起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决定创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3年，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议，初步决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1986年1月，由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40年来，文化史研究不断深化，并出现了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等发展方向，在诠释文化现象时，更加重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等因素，涌现了一大批成果。

1978年，研究生招考目录专门列出中国史学史，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相并立。20世纪8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设史学史专业博士点，成为培养本专业学术人才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先是恢复内部刊物《史学史资料》的编辑印行，随之于1981年创办《史学史研究》杂志。史学史研究不仅取得重要成果，在学科框架、理论方法等方面也成就斐然。

1978年11月，文物出版社推出了包含释文与译文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此后，又相继推出了包含图版的精装本及线装本。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于1975年12月发现，是秦汉考古的重大发现，极大推动了秦汉史相关研究发展。

1979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汇集了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出版部门的280多位代表。会议对历史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修正和落实了八年规划（1978—1985）。此后中国古代史各专业研究会的成立，历史大辞典、大百科全书历史部分的编撰，多种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各断代史、专题史的重点研究方向的确立，都与这次规划会议有关。1983年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首次将规划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

1979年，作为中国考古学界唯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召开成立大会。后来，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本省区的考古学会，推动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考古研究事业发展。

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1982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接纳中国史学会为该会会员。此后，各断代史及不同领域学会纷纷成立，例如：1980年，宋史首先于中国古代各断代史领域中成立了全国性研究会。1980年，唐史研究会在西安成立（1983年改名为中国唐史学会）。1980年10月，中国元史研究会于南京大学成立。1981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1982年5月，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1982年6月成立中国辽金史学会。1983年4月，中国民族史学会成立。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1989年8月，中国明史学会成立。1992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1993年8月19日，史学理论分会成立。

1980年，南开大学召开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120多位学者与会，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明清史学界的第一次最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此后，秦汉史、明史等学会经常性地组织各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学术交流互鉴。

1981年5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并举办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改革开放以来，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出现新局面。研究范围大为扩展，研究的时间范围不断延伸，不仅秦汉时期经由西域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隋唐时期对东亚国家及地区的影响、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等持续受到关注，史前时代东西方文化的早期交往等也都纳入研究视野；不仅官方交流的研究继续深化，而且不同历史时段以民间方式进行的商贸往来、文化传播的研究也得以细化和深化，综合性的中外关系史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双边关系史研究著作更为丰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封建”一词的讨论再次受到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封建社会的起点上认识虽然不同，具体的论述角度也有差异，但对于探索封建社会的内涵与特点，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道路，展现东西方文明不同特点等具有重大意义。

198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该图集由上百位学者历经30年完成，反映中国历代疆域，特别是其中的边疆图幅，更有许多超越前人的成就，是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日益收到史学界的关注，涌现了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敦煌学从落后走上追赶之路。1983年《敦煌研究》出版创刊号。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版相关著作数百余种。研究类著作的深度和广度，文献整理类的录校和注释，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水平。其中不少论著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受到普遍重视，如《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近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郝春文教授策划、编著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收录了英国所藏敦煌文献中除佛教文献之外的完整社会经济等各类文献，是敦煌学界贡献给整个学术界的重要成果。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2014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开始被提出。近年来，我国古代边疆治理、南海主权、丝绸之路等问题的研究紧扣现实脉搏，取得丰硕成果，为国家大政方针提供了思想文化支持。

40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数量众多，其中较早的有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史研究向学术化回归。40年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积累，整体表现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演化。在学术共同体方面，不仅有了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而且在信念、价值、规范等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在研究范式方面，中国传统的学术路径和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思想史领域开始有了较好的融合，思想史范畴的中国话语正在形成。在思想史资料的整理上，近40年成就极大，尤其以中华书局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本为代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的古籍整理本或者影印本，都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84年，由河北省史学会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秦皇岛召开。1987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绵阳市政协等单位发起主办了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与之相关的秦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农民战争史研究在揭示历史细节、客观评价等方面有较大改观。由此也引发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及评价的标准问题等的讨论，相关研究逐步在评价标准上避免简单化、脸谱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避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使历史人物更加丰满真实。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一些人打着寻找历史真相的旗号，进行所谓的重新“解读历史”，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翻案”，受到学界的一致批驳。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和史学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引起所谓“史学危机”及对历史学功用、历史研究社会价值等问题的追问。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于1985年12日12日召开部分在京历史学家座谈会，就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进行了热烈研讨，并连续多期刊登与会历史学家的发言。与会学者们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应该走出象牙塔，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此后，相关讨论进一步深入。时至今日，如何加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仍然是历史学者进一步思考和实践的重要命题，关注现实、参与社会是历史学更好发展并发挥功能的重中之重，把从历史中得到的知识、经验、智慧运用于现实和未来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1986年5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各大高校中也设立许多专门研究机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各族学者也成长起来，成为本族本地区历史研究的重要力量。对民族历史语言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绝学”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解读契丹小字获得成功，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俄藏黑水城文献》等域外黑水城文书陆续被整理出版，关于西夏王朝的研究全面展开，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学科——西夏学。

1986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诸先生几乎同时撰文倡导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同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大会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领域，各种社会史专题热闹非凡，社会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社会问题、社会风气等议题纷纷进入学者视野，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学术成果显著。进入21世纪以来，有学者提出把当代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国内多个大学和科研机构成立了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心，成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镇。近年来，社会史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日益呈现开放与多元的趋势，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转向、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的结合，这三个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着社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灾荒研究之兴，灾害史再次进入史界研究视野。代表著述有《中国近代灾荒纪年》《中国近代灾荒纪年续编》等。2005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推动了国内环境史研究的热烈展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等专门成立灾害史研究团队，《中国荒政书集成》等巨著问世。

1987年郑州大学建立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各地高校及科研院所妇女研究机构接着纷纷建立。1991年，“建国40年妇女运动历史编纂工作研讨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妇女史研究不断深化、细化。

20世纪80年代后，丝绸之路研究呈现活跃局面。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2009年8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汇集了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丝绸之路各学科领域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入新阶段。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文明与丝绸之路研究基地”成立。2018年1月，厦门大学出版社推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相关成果不断涌现。

1991年，华南研究会成立，其基础是科大卫与中山大学刘志伟、陈春声、罗一星、戴和等合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的“珠江三角洲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历史调查计划”。同年，时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主持的“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启动。此时，“华南学派”的基本理念开始成形，日后的中坚人物开始密切合作。到1995年，科大卫在牛津大学召开“闽粤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比较研究讨论会”，可以视为“华南学派”的正式形成。该学派确立民间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力求从普通人的社会实践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建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范式，以及为此而建立的学术互动与传承机制，对于推动区域社会史等新的史学范式发展影响深远。

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热。1992年，作为国务院批准的一项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编纂《中华大典》工程正式启动。《中华大典》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方法，全书类分为24个典，对先秦至1911年中国优秀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涵纳了儒家、诸子百家、佛道诸教以及志书等优秀文献资料，是一部中国历代汉文字古籍的新型类书。2002年10月，北京大学启动《儒藏》编纂与研究。《儒藏》编纂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整理儒学典籍的学术项目，计划用20多年时间，对海内外3000多种儒学典籍文献进行全面整理，集成一部传世儒家文献汇典。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促进了传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990年以来，运河学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在运河沿革与治理，运河与区域社会经济嬗变，运河区域文化、习俗嬗变，运河区域家族、组织、帮会状况，运河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等方面提出了颇具新意的学术观点。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河道治理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资源开发等日益被学术界和各级政府所关注。

国内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基本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较早的研究大多是在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下展开的，并往往被视为社会史研究中的新方向或新领域。2006年8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召开国内首届“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倡导引入新文化史理念与方法加强疾病医疗史研究。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该工程于2000年9月15日结题，《夏商周年表》公布。

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10余万枚，被誉为世纪性学术大发现。经专家通力合作，整理出版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等资料，为三国历史尤其吴国历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机。此外，近年来各地发现公布了一大批简牍材料，对推进相关问题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9年，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20世纪末压轴性的中国通史作品，全书共12卷，42册，约1200万言。各类中国通史还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2018年，曹大为、王和、商传、赵世瑜担任总主编，180余位历史学以及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撰写，历经20余年编写修改的《中国大通史》出版。

200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成立。改革开放以来，徽州文书又一次大规模面世，或称“徽州文书的再发现”。徽州文书、徽州文献、徽州文物以及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一个十分典型而又相当完备的传统文化生态遗存。它们构成了徽学这一新学问最雄厚的资料基础。而徽学研究的兴起与徽学学科的形成，正体现了以新资料研究新问题的时代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文化、科技、思想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呈现出从“通俗”到“大众”过渡的特点。进入21世纪，北京出版社推出了一组“大家小书”读物，拉近了“大家”和大家的关系。2001 年7 月，百家讲坛栏目开播，掀起了新一轮的讲史热潮。除了史学通俗读物，历史影视作品也深受大众喜爱，大众也通过网络、文字、媒体等各种媒介参与史学作品的评说。较之前20年，新世纪以来通俗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大众喜爱、大众参与、大众推动。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后经他的学生发扬并总结成“唐宋变革论”，受到较大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关于唐宋城市及明清市镇的研究出现，对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成为热点，包括区域性商帮、会馆、市镇经济的研究成果迭出。进入21世纪之后，相关领域研究继续细化、深化，并向北方和边疆地区拓展。2000年，李伯重教授运用欧洲学者研究欧洲早期工业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江南及早期工业化。经济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上持续进行多样化尝试的同时，计量研究、量化分析方法得到特别重视。

2002年8月，为了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文化部报送的《〈清史〉纂修工作方案》，决定编纂一部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组织一千多位清史学者，以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创造性地继承中国修史传统，开展全面的清史研究，计划完成100卷大约3000万字的清史工程。这一计划目前正在积极实施中。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于2001年提出并于2004年启动，2016年，4期完成结项。2018年5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以考古资料丰富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发展的脉络与面相。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工程。研究显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2004年10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地方文献的收藏、整理、研究、利用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这是我国内地首次举行类似的国际研讨会。地方文献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包括地方史、地方档案、地方丛书、地方人士文集、笔记、日记、信札等，是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淡新档案、巴县档案、南部县衙档案、龙泉司法档案以及清水江文书、太行山文书等的整理出版，极大推进了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考古发现方面，基建考古和遣址考古成果突出。2009年关于曹操墓的考古发现在学术界、媒体和社会各界引起轰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联合承办的“中国考古新发现”活动，每年公布考古学界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取得的重大考古新进展，不仅为考古学业内所关注，而且吸引了大量公众。都城考古、帝王陵墓及其他墓葬的考古接连获得重大发现，在冶铜和冶铁、陶瓷、纺织、髹漆、琢玉等方面，出土资料也非常丰富，丰富了对古代都城、陵墓陪葬制度的认识，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涉及匈奴、鲜卑、粟特、西夏、吐蕃、南诏、夜郎等古代民族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研究，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逐渐清晰。这些都为研究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形象直观的宝贵资料。

2011年，海昏侯墓发现。该墓葬是中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葬。自2011年发掘以来，已出土1万余件（套）珍贵文物，对研究中国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8月23日至29日，由国际历史学会主办，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共同承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举行，这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走进亚洲，首次在中国举办。在贺信中，习近平主席做出了“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等重要论断，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15年，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全国各地近千位专家学者历时八年通力合作完成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出版，填补了我国全方位、多视角研究地域文化的空白，为中国绘制了首部大型的分省文化地图。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域文化研究研究机构和组织相继成立，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例如：2003年9月，山西省晋学研究中心在山西师范大学挂牌成立。2004年，首届草原文化研讨会和“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实施。2005年，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主编的八卷本《齐鲁文化通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6年2月，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2015年，岳麓书社出版五卷本《湖湘文化通史》。

2018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辑发布，清华简第八辑共发布竹简107枚，简文8篇，主要包括“书类”和“子类”两类文献，都是未能传世的珍贵佚籍。2008年7月15日，近2500枚珍贵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园。同年8月，对竹简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展开。自2011年第一辑成果发布以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以每年一册的速度推出“清华简”整理报告。目前，第九辑报告的整理工作已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