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郑和研究，对“文化郑和”现象的关注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对郑和下西洋及其时代的历史研究较为平缓，最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家发展中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围绕郑和下西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急速升温，这或将迎来郑和研究的新高潮。
一
2014年郑和研究的研究者与组织者，除来自学术界的自发研究个体外，绝大部分成果的取得来自政府机构、学术团队和学术期刊的有效组织。本年度郑和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7月11日在昆明召开的“第三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7月11日在山东日照召开的“2014年中国航海日论坛”和10月29日在江苏南京召开的“郑和与中国海洋”2014学术论坛。
2014年7月11日是第10个“中国航海日”，由云南省郑和研究会、云南省交通技师学院主办的第三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在云南安宁市召开。会议在习近平主席关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李克强总理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以“郑和航海与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围绕郑和下西洋与“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与东南亚、郑和与马六甲、郑和与云南“桥头堡”建设等5个专题，以大会报告和分组、分专题研讨方式进行。邀请有关领导和著名学者做主旨报告，共有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的60余名专家学者和郑和后裔参加。大会递交的论文内容丰富。在郑和下西洋及其时代的历史研究方面，有李长琦《论幼年郑和的离滇入宫与受职》、朱惠荣《郑和“庚戌三月十一日”索解》、苏月秋《<郑和航海的故事>:近代第一篇郑和研究的白话文》、施存龙《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其中，周运中的《郑和下西洋与明代中缅海陆交通兴衰的教训》，指出缅甸地处东亚、南亚、东南亚之间，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缅甸是东南亚唯一以汉藏语系民族为主的国家，自古以来与中国关系密切。缅甸在上古时期就是中国与南亚的交通要道，最迟在汉代的正史，已经记载从印度洋经缅甸到中国的交通路线，论证了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前后明代中缅海陆交通兴衰的教训。马颖生的《孟席斯“郑和首先环球航行”新说的学术之争和近年学者的新发现》、徐作生《苏禄故地郑和军士后裔踏访》介绍了许多珍贵的公祠庙、墓茔实物等历史遗存。郑宽涛《明代南京官办造船史迹与郑和宝船厂研究》指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项目是由扬州、宁波、泉州、福州、漳州、广州、北海和南京共九个城市联合申遗。南京距离大海最远的城市，有六处史迹点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联系，它们分别是龙江船厂遗址、渤泥国王墓、石头城遗址、净觉寺、郑和墓和静海寺。文章对明代南京官办造船史迹与郑和宝船厂进行了详细研究。把郑和下西洋置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研究，还有多篇论文，如纳文汇的《郑和精神在云南“桥头堡”和“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中的时代价值及现实意义》一文，论述了五方面问题，包括：七下西洋是名副其实的有丝绸输出的“海上之路”、郑和并非海上丝绸之路开创者、郑和下西洋把“海上丝绸之路”推向顶峰、永乐、宣德的目的和政策对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和复兴“海上丝绸之路”，贯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类似的还有刘昭民的《综论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之航海技术》、毕昌献的《郑和精神融入云南一带一路建设》、赖进义的《论〈郑和航海图〉与海上丝绸之路间的关系》、马颂梅《郑和下西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等。这次大会，还对传统的郑和文化现象及其现实意义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等，如杨经元《弘扬郑和精神，大力实施云南内河航运强省战略》、李红春《“郑和记忆”及其象征意义的文化解读》、徐海鹏《郑和一号:郑和八下西洋探险》、马经《宗教多元和谐的历史典范——郑和使团宗教多元和谐理念的形成和传播》和张建伟《郑和思想遗产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等等。（参见“中国知网”中“第三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若干目录和介绍，另参见马颖生《第三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综述》《回族研究》2014年第3期）
结合当前国家战略和2014年航海日、世界海事日宗旨，同样是在7月11日，以“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员服务发展”为主题的“2014中国航海日论坛”在山东日照举行。论坛由中国航海学会、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和日照市人民政府主办。主论坛首次发布了《2014年中国航海日公告》。论坛由主论坛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员服务与发展、中国引航发展等三大专题论坛构成，采用主旨演讲、嘉宾对话、交流互动等形式来组织，同时举办海员展览洽谈会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引航文化品牌建设巡礼等展览，是涉海领域的高端对话和交流平台，是展现与分享智慧、观点、经验的场所，是提供、参与展览洽谈的良机。（参见“中国海洋网”“2014中国航海日论坛在山东日照举行”http://www.china.com.cn/haiyang/2014-07/16/content_32969215.htm）
2014年10月29日，江苏省郑和研究会、江苏省郑和航海文化基金会在南京举办了“郑和与中国海洋2014学术论坛”，江苏省郑和研究会、中国郑和研究会、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上海郑和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代表等60余位学者参加。本次的第一阶段为特邀报告，杨宜勇教授和范金民教授分别作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洪保寿藏铭的史料价值》报告。第二阶段为论文交流，包括孟昭澄的《弘扬海洋文化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首要任务》、赵建中的《从南海一号和崖山海战看宋代航海》、杭华《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省：关于推进海洋强省建设的调查与建议》和李放的《惊世记载！洪保分船队到达美洲》等7位学者的论文做了大会交流。此外，大会递交的论文还有：时平《关于郑和研究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系若干思考》、郑自海《明初“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三位云南籍航海家》、朱鉴秋《郑和学术史研究上的里程碑：纪念“九江会议”30周年》、杨明生和欧阳宗俊《郑和下西洋对青花瓷发展的贡献：以南京出土永宣瓷片为例》、魏德新《简述郑和三次登陆台湾》、郑宽涛《明代南京官办造船史迹研究》、周茹燕《中欧合作研究<西洋记>之回顾》、郑闰《郑和下西洋使命之“物资采办”》、陈平平《明代相关史料对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国说的否定》和胡卓然《民国时期的“郑和”号》等等。这些论著同样反映了学界最近的郑和研究在史实、文化和现实意义等方面的成果，这些成果在《郑和研究》等期刊发表，丰富了郑和研究的成果。
近年来，由江苏郑和研究会和太仓市郑和研究会主办的《郑和研究》成为国内郑和研究的主阵地，每年发表大量的相关论文。2014年，云南省郑和研究会与云南交通技师学院共建“郑和研究基地”，创办了郑和研究会刊《郑和与云南水运》，通过开展各种活动积极开展郑和研究，不断扩大郑和精神宣传教育，以期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2014年迎来中国的第10个航海日，作为我国涉海领域唯一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法定节日，自确立以来其主体活动和遍布全国各地的丰富多彩活动对弘扬郑和精神、传承航海文化、提升全民航海与海洋意识、促进睦邻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郑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2014年郑和研究的史料整理、专业论著不算丰富，出版了几部普及性读物。《郑和下西洋考》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研究郑和的代表作，是文于1933年用法文写成的《十五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伟大航海上旅行》，1934年冯承钧翻译时改用的书名。该书中华书局1994年曾以《郑和下西洋考，交广印度两道考》出版，20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3月再版。《郑和下西洋考》利用《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等古籍，对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史实、路线、所经地区名称、地理、风土人情、参加航海人员、历次航行的功业、所得朝贡品等诸项详加考证。《交广印度两道考》根据《新唐书》的《艺文志》、《地理志》、《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书考出入四夷路有七条，其中六、七两道为安南通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陆道考，分唐代之地理概述、交广之兴替、安南都护府治、建昌一道、占城等24部分。下卷海道考，分自广州满剌加海峡、中国载籍中之佛逝、师子国等26部分。二书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论著。
由孙治国主编的《国家战略（郑和论坛文集）》（海洋出版社1月版）收录了“中国2012郑和论坛”与会论文31篇以及特邀嘉宾“讲话”12篇。它是“丝绸之路系列活动”丛书之一，书前收录了《习近平：创新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文。讲话部分分别有：国家航海日活动组委会主任、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致辞、中国交通运输部原部长钱永昌先生致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政委张序三将军致词、全国政协外委会原副主任唐龙彬先生致词、中国海军装备部原部长郑明将军致词、外交部亚非司大使李华新演讲、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演讲、中国远洋集团董事长、中国郑和研究会会长魏家福演讲、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副总经理李国安演讲、外交部安瓦尔参赞演讲、外交部外管司原司长刘宝莱演讲、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东南亚研究专家孔远志演讲等。论文部分主要探讨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和郑和下西洋中有关问题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弘扬郑和精神，坚决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多重文化视域下的郑和》、《弘扬郑和文化促进中华振兴与世界和谐》、《“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的开辟”的比较分析》、《从郑和下西洋到太平公主号》、《仿明代郑和宝船有关问题的研究——郑和宝船的前世今生》、《以史实资料分析郑和下西洋行动后来停顿的原因》、《郑和·苏枋木·香云纱》、《南海地区珊瑚礁资源面临的危机及保护对策》、《郑和下西洋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郑和下西洋执行的对外政策及其借鉴》、《郑和及其船队的军人身份与军事角色探究》、《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为弘扬郑和海洋文化呼请支持<海史画大典>研编任务》、《再现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文化风采》、《浅析海洋功能区划》、《海底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郑和航海效应与马来西亚》、《郑和下西洋在世界文化中的价值》、《郑和远航史中王道文化的展现》、《航运上两颗闪耀巨星——郑和、妈祖》、《郑和下西洋新考》、《郑和下西洋：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两岸航运发展及配合国际合作以达相辅相成之效》、《弘扬我国海洋贸易光荣传统，推进海洋开发经济战略的实施》、《海洋文化产业及其发展策略刍议》、《明初出使绝域的外交家、航海家侯显事略考》、《郑和与泉州》、《关于郑和宝船尾部形状的探究》、《<郑和航海图>与<明代东西洋航海图>比较》等论文。
本年度，有3本介绍郑和下西洋的通俗读物。第一种是姜正成编创作的《名扬四海：郑和》，作为文学作品故事“中华历史贤臣系列”丛书之一种，由海潮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十章，讲述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故事，说明郑和下西洋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高潮，成果辉煌，影响深远。另一种是济南的明天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少年版”，它以明代小说家罗懋登的《西洋记》为蓝本、由苏尚耀改写、陈春益插图的《郑和下西洋(少年版)》，该书描写了有关郑和冒险犯难、敦睦邦交、发扬国威的航海事迹，让青少年读者深切了解这位大航海家的勋绩及当时各国的民情、风俗、产物等。第三种是郭建红编著的《从郑和下西洋到辽宁号航母》，由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以“中华科技传奇丛书”出版，从古代航海兴与衰说起，讲述人类造船的发展历史，让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的航海热、精密的古代航海装备、横贯古今的中国航海家。
三
回顾2014年的郑和研究，“一带一路”成为研究的新热点，无论是前述的学术研讨会，还是新出版的论文集，有关郑和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服务紧密结合，成为主要的话语方式。
关于“一带一路”的提出，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此后的2014 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阐述了与亚洲有关各国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亚洲和平发展新时代的构想。此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重申“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重要历史渊源之“郑和研究”，也面临新的课题与发展机遇。
高发元《开创世界郑和研究新局面——在第三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的致辞》（《回族研究》第3期）认为，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活动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涉及的知识和技术之复杂，留下的谜团之多，意义之深远，堪称天字号课题。“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给郑和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郑和研究国际化已成必然之势，以研讨会议新起点，加强合作和交流，共同开创世界郑和研究的新局面。陕西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延河》第7期发表有丘树宏的《中国梦呼唤“海上丝路”复兴》，认为“15 世纪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非的郑和，更是对国内外形成了巨大历史影响”，海洋强国的范围，当然包括海洋意识、海洋疆土、海洋主权、海洋军事、海洋资源、海洋产业、海洋经济，等等，但最高、最核心的标志，应该是海洋文化。实现中国梦，复兴海上丝路也是其中应有之义。陈达生《弘扬郑和精神：发展海上丝路上的郑和文化遗产为旅游带》（《回族研究》第3期）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沿途各国人民带来蓬勃的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人民生活在和平繁荣的环境里，这将是世人的梦。中国与“海丝”路上各国有必要加强更密切的旅游、人文、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在国际关系处理方面弘扬郑和精神，以相互尊重、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为原则加强国与国间的关系，创立新的国际秩序，国与国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求同存异、互信协作以争取世界和平、和谐、平等。王晓鹏、张春阳撰文《郑和航海活动的历史功绩及其对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启示》（《世界海运》第1期 ）认为，郑和航海活动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文明与进步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因此，总结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能够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借鉴与启示，而且能够进一步宣传我国“和谐世界”的传统思想，对我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郑和研究》期刊在第3、第4期开设有“海军与海洋”专题，共发表5篇文章，均涉及到郑和下西洋对现代海洋文化和现代海军建设的问题，把郑和下西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结合在一起思考。赵志刚在《重温海上丝路，弘扬海洋文化》（第3期）指出，中国当前海洋形势严峻，海洋强国战略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要关注海上形势走向，重温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加强海洋文化建设，如加强海洋文化宣传、回忆仿造明代郑和宝船下海试航、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和建设郑和下西洋纪念塔等。
把郑和研究与“海上丝绸之路”在学术层面相结合的文章还有不少。袁书琪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航线”的东方起点在哪里》（《地理教学》第10期）从地理科学的视野，运用文化层次结构理论，充分证明福建才是中国、世界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航线”的起点。中国正在复兴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三宝”船队的后裔广泛分布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达百万之众。在海洋世纪，要特别关注福建、台湾海峡，关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航线”沿线港口城市的现状，及其在复兴“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航线”中的新功。张伟的《古丝绸之路：汉唐盛世的开放、交融》（《中国经济周刊》第26期）的文章认为，“在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是瓷器、茶叶、丝绸、工匠，而没有带去总督，没有带去扩张和称霸的野心。”赖进义《论<郑和航海图>与海上丝绸之路间的关系》（《回族研究》第3期）认为，郑和能够成功完成七下西洋壮举，是在前此中国的科学、技术与航海能力，经过成熟发展的协助之下才能成就，这可以从《郑和航海图》中展现。《郑和航海图》是长久以来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经验累积的成果，并有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具体交流的意义。这些传承与交流，造就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并在《郑和航海图》上具体而完整的呈现。所以如果用《郑和航海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在目前中国提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政策，为自古以来的丝绸之路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将别具意义。
正像时平在《关于郑和研究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系若干思考》（《郑和研究》第4期）所讲，“新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国家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对外的重要发展战略。郑和作为中国开放的一面旗帜，彰显中华文化中开放的精神，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相随相伴。要查清郑和研究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要研究郑和下西洋在海外的遗产对今天构建丝绸之路的作用，要研究郑和研究与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理论体系与机制建设等。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郑和研究必将与“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
四
传统的“文化郑和”研究保持着稳定的发展势头，结合2014年的研究成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郑和”的研究，将与“一带一路”结合在一起，成为研究的新内容和热点，这是由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属性所决定的。
笔者把十年来郑和研究中与郑和文化相关的研究概括为“文化郑和”现象，包括国际文化视野、地域文化视野和学术文化视野等三方面，（彭勇《从“文献郑和”到“文化郑和”——近十年国内外郑和研究评述》，赵轶峰、万明主编《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4-259页）。在国际文化视野下的郑和研究方面，它与“一带一路”的关注视野多有重叠。国际文化视野，一直是郑和研究的主旋律，各种形式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得以举办，多个国家、多个学科和学术领域结合在一起，丰富了郑和研究的内容。马志荣、林苏红《郑和下西洋视域的海洋文化创新》（《科技管理研究》第10期）从郑和下西洋视角，探讨中国海洋文化由开放走向内敛的过程，指出当前我国发展海洋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唤醒国人海洋意识，实施科教兴海战略，提升海洋文化发展品位，创新海洋制度文化，通过海洋文化创新带动海洋经济发展，走海洋强国之路。孟昭澄的《弘扬海洋文化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首要任务》（《郑和研究》第4期）结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主题进行集中学习时的讲话，对海洋文化的概念、意义、作用，以及当前我国海洋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弘扬海洋文化的主要任务。
郑和下西洋对明时期的国际局势的影响，及其对此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影响、尤其是海上地位的影响和启示，是学者多年持续关注的重点。何平立、沈瑞英《中国现代海权战略的先驱——郑和下西洋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学术前沿》第3期上）认为，以控制海洋为手段，进而实现国家强大为目标的海权理论，是一个伟大国家所不得不选择的战略理论。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反映明朝的政治军事目的，而且从其海洋活动的战略实施而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意识的觉醒。它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同时也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维。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战略和军事实践经验，对推动中国现代海权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与现实意义。蔡宏俊《从海上强国到海疆危机：明清时期东亚秩序变迁中的南海问题》（《郑和研究》第1期）认为无论是明初的郑和下西洋，还是清初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商—海盗集团，都集中体现了中华帝国和民间力量对南海及其周边藩属的管理和控制。但到了清代，中国逐渐被逐出南海、东海和黄海的海上势力范围，而当前的南海危机有历史原因，也需要从明初到清末的东亚秩序变迁中寻求启示。结合郑和下西洋反思当下中国海洋文化的，还有麦康森的《从郑和下西洋反思中国的海洋文化与海洋科技》（《新经济》第1期）。梁克敏《郑和下西洋与早期全球化的启动初探》（《郑和研究》第2期）认为，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一种发展趋势，它的启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展”，而15世纪早期中国郑和下西洋揭开了这个伟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并对欧洲人的地理大发展和亚非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早期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正如邹振环在《郑和下西洋是“大航海时代”前奏》（《中国海洋报》2014 年9月15 日第3版）一文中所讲，郑和下西洋改变“大航海时代”前东西方交流特征，留给全球航海史的遗产，郑和下西洋为“大航海时代”新航路的全面开通，开辟了太平洋至印度洋航道，加快了通过海路将全球联成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的速度。“大航海时代”尽管是以西欧为中心的航海探险活动，但其影响却是全球性的。
地域文化视野仍然是文化郑和研究的关注热点，即在郑和的家乡云南、生活和任职的南北二京，以及下西洋出航的重要城市等，对郑和及其时代的研究、文化现象和遗存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等颇为重视。这些地域文化又与“一带一路”的国际文化视角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杨经元《弘扬郑和精神，大力实施云南内河航运强省战略》（《回族研究》第3期）认为，以“一台三运”即构建一个投融资平台和建设畅通航运、绿色航运、文化航运为抓手，以国家“一带一路”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西部大开发和“两强一堡”战略为着力点，坚持科学谋划，统筹发展，迎接云南大力发展内河航运的春天。普显宏、李天永撰写的《南华：航海家郑和第二故里考略》分上、中、下三篇刊于《云南档案》第8、9、10期上，作者认为在郑和年幼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被其父、也就是滇阳侯米里金寄养在镇南(今南华)一个郑姓的回族家庭，成为南华郑姓回族的养子，从4岁多到11岁这段时间里生活于此。作者认为，郑和被掳的地点，是在镇南而不在昆阳，并对郑和养父后裔进行了探访。比较而言，由于江苏南京、福建等地是郑和成年以后生活的场所，这里的地域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有更多、更扎实的结合，相关成果稍后介绍。
五
利用传统文献对郑和及其时代的历史研究已愈百年，像2013年周运中《郑和下西洋新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传统文献进行更深一层的解读作品，还比较少见。比较而言，利用新材料对郑和历史的相关个案研究，还让人眼前一亮。这些新材料包括碑刻、家谱、器物或民间文书等。
1. 碑刻材料的运用
邵摇磊、朱摇巍《浅析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两种武官墓志》（《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3期）介绍的是于2013年、2009年新出土的碑刻资料。文物工作者在南京、太仓两地调查发现了与郑和下西洋密切相关的武官王英与陈衡的墓志。其中王英的父亲王青曾参加永乐前期的三次下西洋活动，而陈衡则亲历了永乐中期以后的郑和第四、五、六次下西洋的航程，陈衡墓志还揭示了下西洋时的官兵对航程遥远、险象环生的海上之旅感到畏惧的心态，以及使团成员普遍存在挈私谋利的现象，是全面认识郑和下西洋及其相关问题的第一手材料。王志高、刘文庆所撰《一方涉及郑和下西洋史料的珍贵明代墓志——明<故陈母淑人俞氏墓志铭>跋》（《郑和研究》第3期）对首次公开的该墓志进行了解读，墓志铭显示，陈暹之父、俞氏之夫陈荣，因奉使西洋之功，钦升鹰扬卫指挥使，授昭勇将军。文章对志文进行了厘定、标点，并尝试进行了释读，对了解郑和下西洋及其史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上新公布碑刻资料，值得学界多角度深入研究。郑自海《王景弘地券与墓葬地》（《郑和研究》第1期）介绍了2012年南京博物馆在南京雨花区发现的石质地券：“大明内官监太监王景弘买地券文”和“高上后土皇地祗卖地券文”，记载正统元年之事，证明王景弘葬于南京的事实。文章介绍了王景弘的事迹及其后人的情况。
明代司礼监太监郑强的墓志铭发现较早，龚巨平、沈利华《明司礼监太监郑强墓志铭考述》（《郑和研究》第1期）对出土于牛首山高家库的这方墓志进行了再解读，认为墓志对郑强的生平简历和相关人物，他本人的坟寺及享祠的记载，可补正史之记载，对研究明代南京宦官葬地及墓地建筑布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朱光立的《郑和下西洋碑刻中“永示万世”思想探析》（《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对多年前公布的郑和下西洋碑刻《古里碑》、《故马公墓志铭》、《娄东天妃宫通番事迹记》及《天妃灵应之记》等中，数次出现的“永示万世”进行重新解读，认为郑和期望通过金石的坚固不朽来延续自己的辉煌功业，将自己的功勋与精神“永示万世”，这一观念符合中国传统的悠久历史与丰厚的文化底蕴。《天妃灵应之记》碑又称《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俗称“郑和碑”，发现在80多年之前，郑和于明宣德六年十一月第七次出使时镌刻的，全文1177字，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所历诸国及在长乐活动情况，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珍贵实物史料。对此，祝健撰文《“郑和碑”：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福州日报》2014 年5 月16 日第1版）予以介绍，以期引者学界更深入的研究。周鹏《郑和墓发现始末》（《郑和研究》第4期）回顾了“几度淹灭”的郑和墓在1982年全国文物普查时的情况。
利用2010年在南京祖堂山（又名牛首山）发现的明代郑和下西洋重要的领导成员都知太监洪保的墓志铭，李放《惊世记载！洪保分船队到达美洲（一）》（《郑和研究》第4期）通过对洪保寿藏铭逐字逐句的解读分析，并与传统文献相参照，认为：明代所谓的“天方”，不是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宣德五年郑和下西洋时，洪保派遣军校进入麦加进行晓谕，并不可能发生。他认为，明代文献中，实际上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天方国”，洪保、费信的天方国就是在美洲墨西哥尤卡半岛的玛雅，从而得出“洪保分船队达到的地方是美洲”的这一结论。
2.对陶瓷的研究
利用出土或传世器物资料研究郑和下西洋，也是近年郑和研究的重要方法。程厚鑫《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陶瓷的对外贸易》（景德镇陶瓷学院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欧阳世彬指导）一文的主要观点是，郑和船队携带大量瓷器用于赏赐和对外贸易，我国瓷器的大量输出，影响了当地人民的饮食方式、葬俗及制瓷技术的发展。同时，通过郑和下西洋，国外珍贵的青花料及优秀文化因素得以传入中国，这对明朝的制瓷手工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苏麻离青，使得永宣青花别具一格。明代外销瓷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求，大量吸收伊斯兰因素，创制出许多充满异域风情的器形和纹样。郑和下西洋还极大地开拓了海外市场，为江西景德镇、浙江、福建和广东地区外销瓷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明代陶瓷的对外贸易往往获利丰厚，其对增加国家收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瓷器还经常被作为赏赐品，甚至充当海外贸易中的国际通货角色，这些都帮助明政府减少了对外国的货币支出，相应的就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从而也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经济支持。
王冠宇、吴震霖《从陶瓷考古看郑和下西洋的性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认为，关于郑和下西洋性质的探讨，也在文献及考古资料不断丰富的背景下逐渐深入。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西洋诸国间是否真的存在着繁盛且规模巨大的贸易往来在对私人海上贸易严厉禁绝的情况下,仅存的以国家关系为前提的朝贡贸易及在郑和船队主持下的民间贸易，究竟是海上贸易的巨大拓展还是萎缩？对此，作者大量使用陶瓷考古资料，如《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明代我国瓷器销行东南亚的考察》、《印尼所藏中国古陶瓷考察记略》，并参酌传统文献，尝试通过重新审视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人员配置、航行规模以及主要活动的文献记载，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进行再思考, 希望能够对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了解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西洋各国贸易之实质。
此外，郑闰的《郑和七下西洋与青花瓷釉料研究》（《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又见《郑和研究》第3期）称，郑和七下西洋，畅通“海上丝绸之路”，青花瓷成为当时外贸之大宗。这些瓷器主要在景德镇烧制，而青花瓷又因为采用了进口的釉料——“苏麻尼青”而显得鲜艳夺目。这种苏麻尼青又来自于今天伊朗卡尚地区的格哈默沙村（“波斯”）。杨明生、欧阳宗俊《郑和下西洋对青花瓷发展的贡献：以南京出土永宣瓷片为例》（《郑和研究》第4期）以南京出土永乐、宣德年间的瓷片（发现在大行宫、仓巷、张府园和瞻园后门等地）为实例，分析其与元青花的异同，论述了青花瓷在这一时期取得的突破性发展，论证了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古代青花瓷发展的重大贡献。
3、史实辨正
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点问题，甄远《探秘郑和下西洋出发地选择》（《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郑和七下西洋，都以长江口（刘家港）为其远航出发地。这既是长江口海运优势的必然胜出，也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明智选择。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郑闰《郑和下西洋使命之“物资采办”》（《郑和研究》第4期）认为，郑和下西洋身份有三重，钦差正使、总兵官和内官监掌印太监，自然也身担三重命使，“皇室内廷”采应一应物件，也必然成为下西洋的负面内容，受到责难。魏德新《简析郑和三次登陆台湾》（《郑和研究》第4期）分析了长期争议的“郑和与台湾”的命题，认为郑和登陆台湾大致可归纳为三次，永乐元年奉旨“勘验水程”为第一次，永乐二年“与日本交涉、招谕海外诸番”为第二次，永乐五年第一次下西洋返回途中“意外因风飘至”为第三次。
在郑和是否到达南美洲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的声音。除前述李放认为郑和的分船队曾到达美洲之外，陈亚昌《初探沙上海员从南美洲引进花生》（《郑和研究》第2期）认为，从元《饮食须知》和16世纪初问世的多种地方志记载花生的史实看，中国早期花生的原产地在美洲，花生并不是一般认为“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的说法，也不是郑和船队远船分队带到中国，而上沙地区的海员在元朝时从南美洲引进的。陈平平随后提出了反驳，《“元代沙上海员从南美洲引进花生”论据论述失误》（《郑和研究》第3期）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认为，陈氏引元代《饮食须知》的史料并不可靠，相应的论述也无法成立。
关于郑和死亡的时间和地点，陈平平《“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说的考讹证误》（《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郑和卒年卒地，正史无载。郑鹤声、郑一钧“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一说，已成为主流看法。明人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全文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及卒年卒地无关，其附录《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作为孤证，作者来历不明，且内容错乱残缺，关键之句“时有太监郑和等”“和”为小号字，乃后人小注，不足为凭。郑文摘录之有关文字与明万历刻本影印件有多处差异，误将小号字“和”抄录为大号字“和”,将小注讹为正文，据此立说，实不可信。明代郑和下西洋原始史料《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天方国”条，及2010年南京祖堂山洪保墓葬出土的《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葬铭》表明，宣德八年正使太监郑和本人并未亲自出使古里国，而是副使太监洪保充正使，率分队出使，不存在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国的可能性。陈氏在《明代相关史料对“郑和1433 年死于古里国”说的否定》（《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3期）坚持了上述观点，认为“通过对明代相关史籍和考古材料搜集、整理、挖掘及研究，认为郑和于宣德五年奉诏，六年冬率船队离开祖国；宣德七、八年，并未亲自出使古里国，系副使洪保充正使前往，郑和无死于古里的可能性”。郑自海《古里国使臣后裔重修福州清真司的研究：纪念航海家郑和逝世古里600周年》（《郑和研究》第2期）梳理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古里国使臣来华的文献记载，认为古里国是郑和七下西洋的海外中转站，郑和逝世于古里国。正史对卒于何地不记载的原因，是正统历史学家的歧视，“宦官向来是没有地位的”。但《西洋记》和康熙二十二年《江宁县志陵墓》对郑和卒地均有记载。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问题，李映发的《郑和下西洋档案并非刘大夏烧毁———明代刘大夏销毁郑和下西洋档案考辨》（《西华大学学报》第5期）旧案重新，认为刘大夏藏匿一时的是永乐年间征讨安南的档案，并非郑和档案。
在郑和研究的学术史研究方面，有2篇新成果。林林《金云铭与郑和下西洋时间考证述论》（《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上世纪初在对郑和下西洋研究的时间问题上，金云铭于1937年发表的《郑和七下西洋年月考证》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考证了下西洋的各次时间点，至今依旧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此前，由于史料和文物资料的限制，以伯希和为代表的早期学者对于郑和下西洋时间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偏误，其中第二、第三和第六次航行的时间出现了严重错误，其他各次也存在含糊不清的情况。郑鹤声的文章则完全根据“两碑”记载，缺乏其他史料的佐证。金云铭根据“两碑”和其他大量丰富的史料，加上严密的分析和思考，对郑和下西洋时间的考证几乎精确到了具体时日， 推翻了当时颇具权威的伯希和和山本等人的观点，纠正了《明史》有关记载的错误，得到史学界和国际汉学界的好评。苏月秋《<郑和航海的故事>： 近代第一篇郑和研究的白话文》（《海交史研究》第1期）认为，目前学术界公认的近代早期郑和研究资料主要有1903年《大陆报》刊出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发表于1905年《敝帚千金》上的郑和研究新资料——《郑和航海的故事》， 是近代第一篇关于郑和研究的白话文资料，该文用白话文语言描述郑和下西洋的事迹， 起到了宣扬爱国主义思想、树立民众自强精神的作用。作者推测，极有可能出自刘孟扬之手，并介绍了该文的相关内容及其写作的风格。
4.船舶问题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航海技术以及中国古代航海船舶、技术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点。《中国船舶》杂志开设有“船检史语”专栏，记者曹凛分期连载对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每一次船检情况进行介绍。祁海宁《试论宝船厂的废弃年代及与兵部造船厂之关系》（《郑和研究》第3期）研究了郑和时代的大型官方宝船制造厂，以及在明代中后期南京存在的四大官营造船厂之间的关系，提出宝船厂极有可能与“兵部二厂”，与兵部造船厂存在着传承关系。赵志刚《郑和宝船的前世今生：仿明代郑和宝船有关问题的研究》（《郑和研究》第1期）的长文介绍了郑和宝船仿造的历史依据、现实运作、存在问题及其意义等。赵建中《南海一号展现宋代船舶单体水平》（《郑和研究》第4期）对南海一号的水下考古工作的开展，以及南号一号的整体打捞、沉船保存的若干问题及其意义做了分析。
5、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在宗教影响方面。马经《郑和下西洋与多元和谐宗教文化的传播》（《回族研究》第4期）认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亚非地区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天妃妈祖等民间宗教的传播和发展。郑和及其下西洋使团在传播宗教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影响，就是中国宗教多元和谐的传统文化在亚非国家广泛传播，并使之注入了新的时代意义和普世价值。郑和、王景弘等穆斯林统帅奉行和从事的宗教理念和宗教活动，与他们与生俱来的宗教信仰是相悖的，但从国家、民族和宗教精神的整体立场和全局角度看，却是符合各民族国家的利益，符合伊斯兰和平顺从的基本精神，符合各民族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的。马强《中国和马来西亚穆斯林交流的历史回顾与深远意义》（《中国穆斯林》第5期）认为，郑和开创了两国穆斯林交流的新局面，自郑和之后，明代航海事业遭到搁置，两国穆斯林之间的联系也因此停止。
6、新方法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博士生王传超，通过Y 染色体和家谱材料追溯郑和的祖源，得出“赛典赤·瞻思丁和郑和的祖源可能在南亚西部”的结论，且这一祖源与一些历史文献和口述历史几乎吻合。以王传超为第一作者的论文《Y 染色体揭示赛典赤·瞻思丁和郑和的波斯祖源》发表在《现代人类学通讯》上，合作者有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李辉、该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姚大力等。Y 染色体，是郑和波斯祖源证据可能的隐身处，而DNA 研究成为追寻回族起源的新途径。综合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与材料，通过各种材料相互补充和印证，有可能破解“历史谜题”提供科学路径。这种新方法用在了郑和历史研究上，值得关注（张春海《郑和的波斯祖源或有遗传学证据支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3月10 日第1版）。
我们认为，2014年的郑和研究因“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被赋予新的活力，虽然相关成果还主要表现在为服务现实的层面。但在各级政府、组织的积极倡导和参与下，郑和下西洋、海洋论坛和海上丝绸之路等专题研讨会，郑和研究的工作和事业得以持续有效开展。虽然历史类学术成果不算太丰富，但未来几年，郑和研究的诸领域值得期待。
作者：彭勇，《郑和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