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亚洲对欧洲近代化的贡献

图/ 欧洲人绘制的亚洲地图

导读

西班牙、葡萄牙海上称霸的意义

从近世到最近世，将二者加以区分的两大事件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这同时也是欧洲拉开与亚洲的距离，并领先于亚洲的出发点所在。这两大事件无疑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但如果欧洲社会没有积累充分的财富和实力，并为革命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根基，这种革命性的发展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令人意外的是，对于这种根基的形成做出极大贡献的，却是亚洲旧大陆和美洲新大陆。

葡萄牙对于印度洋航线的开辟和西班牙对于新大陆的发现，这二者在当时并未被人们等同视之。因为葡萄牙人的印度洋航线往返一次所投入的成本，可以换取四五倍的利益，这种情形绝非罕见。而与此相反，西班牙人从美洲大陆获得的东西仅仅是珍奇之物，但都是缺乏经济价值的天然物产而已，而航行本身导致损失的情况倒是更多。因此，美洲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是在失意中度过余生的，然而当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秘鲁之后得知这两个土著人的王国蕴藏着大量金银资源，于是西班牙人通过掠夺和征服获取了大量财宝，并在掠夺之后开始了对矿山的经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班牙人对银矿的开采，使得美洲出口到欧洲的白银达到了极为惊人的数量。据说，其数量之大几乎颠覆了数千年来一直相对稳定的金与银十比一的兑换比例。

图/ 墨西哥鹰洋

另一方面，欧洲与印度的贸易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欧洲的金银出超，所以如果出超状态一直持续，欧洲的贵金属不久就将面临枯竭的命运。好在当时大量来自美洲大陆的金银流入了欧洲，欧洲人进面将这些白银转用于与东洋进行贸易，以继续购买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香料等产品。

西、葡两国在海上的活动，使曾经在中世纪独占地中海商权，通过向欧洲提供东方物产而一度极为富强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诸国日渐衰落。意大利商人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买到的胡椒价格是80镑，而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卡利卡特却能够以2－3镑的价格入手。葡萄牙人将这些胡椒运到里斯本，再以20镑乃至40镑的价格卖出，从而能够从中赚取极大的利润。如此一来，意大利商人逐渐无法承受这种价格竞争而相继没落。在意大利诸国不振的同时，埃及、奥斯曼帝国的商业也愈发衰微了。

在16世纪，欧洲各国纷纷将其代理机构从意大利转移到葡萄牙的里斯本，里斯本遂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一度十分繁荣。但进入17世纪之后，葡萄牙的繁荣逐渐向荷兰转移，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这是因为荷兰支配了香料最为丰富的南洋诸岛，同时又独占了欧洲与日本的贸易通道，因此当时荷兰的富强在欧洲占据了首席地位。

图/ 16世纪的里斯本

但是在荷兰的对岸，出现了阿姆斯特丹的有力竞争者，这就是英国的伦敦。因克伦威尔而为人所知的英国革命，其发生的背景就是英国城市的日渐兴盛和市民阶级的勃兴。英国革命的最终结果与其说是所谓的“光荣革命”，不如说是以荷兰的奥兰治登上英国王位为结局的。英国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与法国、西班牙等大陆国家相对抗，作为一个贸易殖民国家专心从事海上活动的国策。

以英国为中心的工业革命

英国自古便出产羊毛，并凭借精巧的纺织工艺，向欧洲大陆输出十分优质的织物。然而，英国人后来开始从印度进口棉布，并认识到棉布的实用价值之大，遂开始意识到，与其输入制成品，不如输入原料，然后利用本国的传统技术进行加工，会更有利可图。于是，英国开始了棉花的输入，棉纺织业也由此兴起。1764年，英国的棉花输入量已经达到400万磅，其中一部分被制成商品并输出到欧洲大陆。

羊毛是英国的特产，原本羊毛纺织只是作为家庭手工业，由农民以副业形式进行了生产，再由中间商加以收购。然而，对于棉纺织业来说，首先需要资本家购买大量棉花；接着为了对棉花进行纺织，还必须采取承包加工的办法；为了进一步统一生产规格和提高产品品质，还须设立专门的工厂，雇用专门的劳动者；而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劳工工资等问题。于是，为了解决以上种种需要，各式各样的发明也相继问世。

图/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厂

1767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多轴纺织机，一名纺织工人可以同时纺8～10根线；接着，阿克菜特开始在纺织中使用水力；而到了克伦普顿的时候，当时的纺织机原理已经与今天的纺织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到18世纪末，一名纺织工人已经可以同时操作２００根线头了。此后，美国人伊莱·惠特尼进一步发明了轧花机，使得以往要靠上千人力才能完成的给棉花去籽的工作，如今只需要五六个人就能完成了。

继而出现的发明，就是将棉线有效地织成布匹的机器。1784年，卡特莱特发明了可以自动穿梭，以上下转换经线的织布机。这台机器一直被沿用至19世纪，并经过不断的改良，使一名纺织工人的效率能达到手工纺织机的200倍。

在纺织机的发明有所发展的背后，作为其支撑的是“动力革命”。纽科门和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取代了以往的畜力和水车，能够为人们提供持久而有力的动力源。在当时，工业革命的精神能够以英国为中心横溢于世，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但是，如果当时不存在能够为各种机器提供能源的原料以及这些产品所需的市场，那么这些新发明都将被视为中世纪的反动，成为后世之人用以怀旧的谈资。但事实并非如此，工业革命的精神本身也是由于受到当时活跃的东西方贸易的刺激才被现实唤醒的。

法国革命的精神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是较早地兴起民族主义，并实现了国民统一的国家。不过，波旁王朝所采取的绝对独裁的君主制度，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先例，即位于法国西侧的西班牙。独裁君主制原本起源于古代西亚，由于该制度对于大一统国家来说最为简便易行，所以罗马共和国在与西亚接触之后，也逐渐倾向于建立独裁制。随着穆斯林侵入伊比利亚半岛，当地也引入了西亚的独裁君主制。此后，西班牙对居住于半岛地区的穆斯林进行了驱逐，并在此建立了国家。西班牙不仅在文化方面，而且在政体上也吸纳了许多伊斯兰元素。于是在西欧的一角，就出现了西班牙这个实行独裁专制的君主国。

独裁君主制之所以被引入法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波旁王朝的两代君主都从西班牙迎娶王后。路易十三及其子路易十四的王后都是西班牙王室成员的女儿，而路易十三的遗孀、曾辅佐路易十四的安妮太后，对法国宫廷的影响尤为深远。安妮之子路易十四长大后成为“太阳王”，并发出了“朕即国家”的豪言壮语，可以说绝非偶然。

图/ “太阳王” 路易十四

另一方面，与立足于凡尔赛的波旁王朝的独裁政治相对抗，在巴黎出现了与此完全不同的新风潮。这是巴黎市民与荷兰人进行通商后出现的新现象。巴黎逐渐成为法国的商业和交通中心，在巴黎，工商业市民阶级的势力得以壮大。尽管工商业阶级在莫里哀的戏剧中被骂得体无完肤，但他们的经济实力最终还是凌驾于以往的骑士和贵族之上。这些新兴的工商业市民受到荷兰人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开始尊崇自由，主张平等，反对君主独裁的专制政治。这一新兴势力已经发展到了无法被压制的程度，于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有了其社会层面的必然性。

但是，革命当然必须有理想。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理念在当时并非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各自有着不同的意义实指。自由和平等意味着拥护人权和废除阶级制度，这是反抗压迫而自然产生的主张。而博爱则是以四海为同胞的思想，这无疑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人本主义思想的延续。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理念，可以说就存在于人本主义之中。

图/ 法国大革命

正如自由和平等意味着从专制政治之下得到解放一样，当时所谓的“人本主义”即人道主义，其实主要是以从宗教的束缚之下得到解放为内容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即便渴望从宗教的束缚下得到解放，但距离具体的行动仍然有相当长的距离。到了此后的宗教改革阶段，改革运动从宗教本身发展到从教会中求得解放的实践运动的阶段。但是，这种解放运动却带来了意外的结果。解放与非解放的对立，新教会与旧教会的冲突，使运动的所到之处都发生了惨烈的流血事件，上演了宗教战争的残酷画面。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从宗教的存在这一角度，对人类社会所遭受的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于是，革命家成了所谓的“无神论者”，他们对宗教本身加以否定，主张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人们都应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人类不应该侍从于过往的宗教，而应该信奉理性之神、塑造新的偶像。

图/ 圣巴托洛缪惨案

但是这些人终于意识到、支配欧洲思想界上千年并奠定了欧洲所有文化之基础的宗教，终究是无法与民众生活相分离的。那么，只要宗教停留在其自身的领域内，不对政治进行干涉即可。于是，通过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这一宗教解放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而对此政教分离政策的确立最感到安心的，无疑是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他们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受到各个国家的区别对待，尤其是在欧洲各国发动十字军东征时，犹太人更是在各地饱受虐待与迫害。如今，他们终于被包容在剔除了宗教的四海同胞主义之中。

这种认为人格的存在可以独立于宗教的主张，在作为现实问题被提出之前，必须面对极大的困难。对于那些长期以来不断与西亚的穆斯林进行斗争的欧洲基督徒来说，宗教上存在着鲜明的敌我关系，人与人之间非友即敌，除此之外再无第三种立场。在那个以宗教作为思想根基的时代，人们无法想象脱离宗教而又有文化教养的人类的存在。当一切皆处于非友即敌的对立状态时，想要抽象出对立双方的共通人性，实在是难上加难。

不过，随着新航路的发现，欧洲人在亚洲东部发现了非敌非友、宗教性淡薄且在思想上与基督教有着诸多类似之处的第三种人。这就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中国人与日本人无法被划入以往欧洲人观念中的敌我范畴，但同时又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人类群体，其社会内部虽混杂着佛教与儒教等思想，但不同思想间仍能保持协调而相互无争。

上图为孔子，儒家文化的代表，下图为日本神社，日本神道教的象征

其中特别引起欧洲人注意的是儒教。在那些致力于向中国传布基督教的传教士中，就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这一问题存在着长期的争论。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人能否在维持儒教式礼仪的同时成为基督徒；以及，作为基督徒而行儒教之礼仪，能否得到欧洲教会的认可。罗马教皇对此做出裁决，认为儒教式的礼仪与基督教不可并行。不过，该决议的得出仍然经历了长久的争论，甚至有人一度认为儒教礼仪与基督教信条并不抵触。这点无疑足以证明，儒教的宗教性是极为淡薄的。

这种不依赖宗教的文明社会的存在，对于欧洲主张排斥宗教的论者来说是非常有力的武器。他们称，摆脱了宗教束缚的社会构成是有可能存在的，这一点已经在东亚得到了证实，那么将其实现于欧洲又有何不可？就这样，中国社会以被美化的理想化形象传入了欧洲。以往，传教士在中国出于传教之便，会否定儒教的宗教性，而这种否定儒教宗教性的中国观传到欧洲之后，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它为欧洲的无神论者和革命思想家壮了声势。

然而，这种观念的传播并没有介绍儒教本身，而是介绍非敌非友的第三种世界。这种观念的传播本身，从更为根本的程度上动摇了欧洲的思想根基。人们原本很难从相互对立的敌我关系中抽象出共通的人性，但当第三者出现后，人们终于能够由此产生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新的意识自觉。毫不夸张地说，在欧洲与西亚的敌对关系中，东亚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无言的调停者的角色。东亚的出现使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得到了修正，以往被视为恶魔化身并遭到欧洲人嘲笑的穆罕默德，在18世纪之后也终于被欧洲人认可为历史上之伟人，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与此同时，对于以往被视为同为穆斯林的犹太教教徒，欧洲人的对待方式也逐渐有所改善。

欧洲民族主义的强化

如果人们能够对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四海同胞主义”从字面意义上加以实践，必然能够超越民族主义，引领欧洲建设世界国家。但现实的走向却是，法国内部的革命骚动招致了各个君主政体国家的干涉，并使局势最终发展到了国际战争的地步。受到列国包围的法国革命军为了对帝国的民众进行呼吁和动员，不能再高举四海同胞主义大旗，而只能诉诸法国国民的爱国心。他们试图通过强化国民的凝聚力，以突破难关。于是，拿破仑“变态”的独裁政治登台后，得到了法国国民的狂热支持。接着，拿破仑顺利地击败了敌对国家，并试图乘势反过来对其占领地施压，此举最终招致了各国人对于法国的反抗之心，同时也激发了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就连最落后于时代的德意志，也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

在与各国联军作战的过程中，遭到围困的拿破仑帝国最终崩溃。之后，出于保持欧洲势力均衡的需要，波旁王朝得以复辟。但是，对于已经呼吸到了革命时期自由空气的法国国民来说，专制王朝的复活是忍无可忍的事情。于是，法国接连爆发了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共和政治得以复兴。然而，法国的革命并没有波及欧洲其他国家。德意志和奥地利虽然也仿佛与此呼应般地开始了革命运动，但与其说是国际意义的革命，倒不如说是要求实行宪政之类的国家内部的革命。因此，其作为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属性及倾向更为明显。

图/ 拿破仑战争

为了缓和这种民众的运动，各国的执政者先后颁布宪法，开始采用议会制度。如此一来，民众的声音得以在政治层面上得到反映，大多数国民都能够参与政治生活，其结果便是导致了比以前更为强大的国民意识的出现和国家主义的兴起，而这种国家主义甚至进一步转变为排他性、侵略性的帝国主义。

接着，新兴的帝国主义在欧洲内部相互竞争，并很快发展到临界点，即在欧洲内部实现了一种相对安定的势力均衡格局。如果有国家试图改变这种均势，那么变革者与被变革者都会陷入危险。意识到这点之后，欧洲各国便宣布在欧洲内部维持现状，保持休战，然后转而将剑锋指向其他大陆，试图以此来满足国民过于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成为其目标的就是亚洲和非洲。

东西方交通距离的缩短

作为工业革命的延续，进入19世纪之后交通方式的革命也值得我们注意，即在陆地上对蒸汽机车的使用和在海上对汽船的使用。二者的实现皆以蒸汽机的发展为前提。

蒸汽机车最初是1814年由英国人斯蒂文森为搬运矿山里的货物而发明的。1825年之后，供一般旅客乘用的客运铁道开始铺设。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的铁道，是曼彻斯特棉纺织业能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当时的列车时速尚不超过13英里，但之后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铁道将欧洲各大主要工商业城市都连接了起来，从而从整体上振兴了欧洲的工业，使欧洲能够确保其远远领先于其他大陆的优势地位。

图/ 斯蒂文森发明的蒸汽机车

与蒸汽机车几乎并行发展起来的是汽船。1807年，由富尔顿制造的汽船完成了从纽约前往奥尔巴尼的处女航。接着，1819年，“萨凡纳号用时25天，成功横穿了大西洋。这艘汽船为了节约煤炭，在航行过程中利用了风力。此后又过了20年，横穿大西洋的时间缩短到了15天。后来，无需借助风力即可完成大洋航行的汽船的出现，更是极大地改变了东西方交通的样貌。以往，帆船出航时为了等待方向适宜的季风，很多时候不得不在停泊地空耗时日。如今，无论季节如何，汽船都能够随时出航。

图/ 富尔顿汽船

兼具伟大的组织能力和机械水平的欧洲，当其一旦开始了最近世史的发展进程，那么抱持着更为悠久的文化却停滞于近世史阶段的亚洲，终究无力抵挡来自欧洲的重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