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吉具庆绘《洛中洛外图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元禄年间京都书店的风景，店门口是过路卖花人。
京都的书店，在近世初期即已出现，最早只售卖由大阪港传入的汉籍（唐本）。而后，寺院或个人开始经营私刻书籍，手抄本、旧书也渐成为书店经营的内容。庆长年间（1596-1615），京都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出版从业者——本屋新七。他在庆长十四年（1609）
刊行古活字版《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是日本最早标注书店名的出版物。
宽永年间（1624-1645），京都涌现大量书肆，兼有印刷、出版、贩卖职能。京都出版的全盛时期在元禄年间（1688-1704）。据《元禄太平记》 （1702 年版）载，京都有本屋七十二间，其中有林、村上、野田、善本、八尾、风月、秋田、上村、中野、武村十家最为著名，有“十哲”的美称。其中，村上即村上平乐 寺勘兵卫店，代代经营法华宗书籍，也出版医书、启蒙书。明治以后第十一代主人将祖业让给别家，后更名平乐寺书店，仍继续出版佛教书籍，常用的《东方年表》 即出自这家书店。
据宽文五年（1665）版浅井了意编纂的京都地方志《京雀》载，寺町通自古为书店聚集的区域。配图描画生动，店前有一段延伸的木台，供客人等待。旁有木制 “出箱”，盛装书本，上有“物之本や”字样。廊下是写着“本や”二字的暖帘，屋内可见堆叠的书籍——大概可以想象江户时期京都书店的情形。每日早晨，书店 开门，将出箱、招牌搬到门前，挂上写有“本屋”或“书肆”的暖帘，招牌上写明“古本买卖”“儒书、佛书、和本、唐本”等字样。往来路人或张望，或在店门口 翻书，或有熟客到店内小坐——且看今日寺町通老店竹苞楼的风景，大概可以想象几百年前的情状。
据东京有三百余年历史的浅仓屋书店第十一代主人回忆，从前熟客到店里买书，会请到二楼小坐。若是大客户，则会请他亲自到仓库内看书，还有筵席招待。有些书店还兼营药房，卖些常见散剂，客人买了书，还会顺便给家里女眷买付药。这是江户旧书店的风情，亦可作参考。
竹苞楼正门风景，堆满书籍的矮床可收起，是江户时期古本屋的经典样式。
江 户时代的出版商叫做“版元”，版元有自己的屋号、店面，很多直接写着“某某书肆”的招牌，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的书坊。其时出版商与书店是合二为一的，从制 作版木到印刷、发售, 是连贯一系的工作。而且，店里不仅出售自家的出版物，还有别家出版的新书及各种古旧书籍。书肆拥有版木，即拥有版权，只要通过书店联合会（本屋仲间）获得 幕府町奉行所的许可，便可以出版、发行图书。一些拥有版木的寺庙、私塾，也会委托书肆印行书籍。
古 代城市同类经营者集中在同一地域，日本称为“同业者町”。京都二条的药屋、夷川的家具屋、六条的数珠屋、西阵的吴服屋、东京神田神保町的古本屋街，又如过 去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街，皆属“同业者町”。据《京雀》载，当时书店多分布在寺町御灵神社以南到五条、西堀川三条以南、一条堀川等区域。又据贞享二年 （1685）刊刻的京都观光旅游书《京羽二重》载，书店多聚于寺町通。
此时京都代表性书店多聚于寺町通、二条通、六条通、堀川附近。寺町通一带多有禅宗、天台宗寺院，专售佛教书籍的书肆自然很多。二条通临近乃公卿家、宫人、士家阶层所居之地，故多儒书、国学书。六条通有东西二本愿寺，佛书书肆亦颇繁荣。
天明八年（1788）正月晦日，鸭川东侧民家遇火，因强风而瞬间蔓及五条、寺町通。黄昏时，连二条城也在大火中。这场大火是京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火灾，两 日后方止，史称“天明大火”。当时京都市街八成以上化为灰烬，损失甚于应仁之乱。三条通一带集中的书商也大遭毁灭。重建过程中，有些书商舍弃原址，迁居寺 町，比如钱屋四郎。
四郎家初代名春重，生于享保八年（1723），幼年于堀川通的 书肆钱屋仪兵卫店内当学徒。宽延四年（1751）在姊小路通的寺町西口开店，获准用主家钱屋之名，加入书林协会。二代店主春行遭遇天明大火，版木尽毁。文 化二年（1805）迁居寺町御池下，即今本能寺前。同在姊小路通遭遇火灾的鸠居堂也搬到寺町通，离钱屋相距不远。钱屋四郎从此改店号曰竹苞楼，营业至今， 与鸠居堂做了两百多年的老邻居。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突然迁往东京，素与出版界关系密切的公家、名士也多随往，以佛书为中心的出版活动停滞不前。历史悠久的传统书店因无法适应新时代而陆续关张，一些敢于创新的店主不得不远迁东京，幸好发展大多不错，譬如文求堂。
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大学建校，首开理工科。三十二年（1899）设法科、医科，三十九年（1906）设文科。京都高等工艺学校、京都绘画专门学 校、京都府立医学专门学校、同志社、立命馆等也相继开校。最初大学周边鲜少旧书店，后来慢慢兴起，终成规模，京都出版业、旧书店藉此迎来转机。
大正末年，丸太町的书肆街约有二十五间书店。数量上虽超过寺町，但都创业于明治三十年（1897）之后。京都传统书店主要经营佛书、和书、美术书三大类， 而当时丸太町只有一间关于美术、建筑的书店，其余均以周边大学师生为对象，经营学术、教辅书。寺町通书肆亦有发展，新开的有芸草堂、汇文堂等，此时仍可称 京都最高水准的书店街。
据日本经济学家胁村义太郎回忆，大正七年（1918）到大 正十年（1921），他在第三高等学校（现在的京都大学前身之一）读书时，丸太町东侧，即冈崎、吉田学生街一带，一家书店也没有。出町柳附近以东、田中地 区以及北部的下鸭地区，亦无一家书店。大正年间，田中、下鸭一带住了许多学者，但他们若欲购书，最近也得走到丸太町。
上世纪20年代中期，进入昭和时代以后，京都市内大学机构扩充，交通发展，对书店街的发展又产生不小影响。如市内开通熊野神社以北至京大西北角、百万遍区 域的路面电车，京大农学部前至银阁寺前，以及百万遍至今出川、丸太町铺设了电车轨道，白川通、百万遍区域也逐渐有了书店的身影。但昭和初年，经济萧条，京 都不少古本屋无力招聘店员，无法继续营业，颇有倒闭关张、书籍流散者。
二战期间，京都虽未遭空袭，但还是深受战争影响。许多店主、店员都被征召出兵，留下家眷艰难照料生意，不少店铺不得不关张。战争后期，为躲避空袭而强制避 难，又有许多书店倒闭。战后，大量读者来到京都买书，许多外地书商也纷纷到此搜书，京都市民纷纷出售自家藏书换取柴米度日。不少寺庙在农地改革中丧失领 地，财产管理混乱，遂将自古以来的藏书、书画、古文书倒卖给旧书店，藉此维持生计。其中，也有不少被当做废纸化为纸浆。
战后百废待兴，京都的旧书业渐渐恢复发展。数十年来，旧书店渐由原先相对集中的状态散往市内各处。不过，书店与书店之间的地理距离并不甚远，虽从某片区逛到下一个片区也要费些工夫，但彼此并不孤立隔绝。
在昭和时代，新书店与旧书店的概念区分依然较为模糊，很多新书店同时经营旧书。直到现在，“古本屋”与“古书店”也没有严格界限。一般来说，将古籍、珍本 称为“古书”，比新品便宜的普通书籍叫做“古本”。京都专营古书的，有众星堂、志满家，都在寺町区域。不少店都兼营二者，如紫阳书院、朋友书店。另外还有 一种旧书店用语，将专门书、绝版书一类难得的旧书称为“黑色本”，将新出的并不那么难得的小说、漫画称为“白色本”。平成（元年为1989年）以来，出版 形式、图书载体、购买模式均呈多样化，传统古本屋生意确不如前。90年代开始流行“新古书店”，即回收新刊漫画、教科书、光碟，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风靡 日本的Book Off 即属此类。
现在，京都的古旧书店若以年代区分，大略有三类：其一，从江户时代继承家业的传统古本店。如下京区寺町五条以北的藤井文政堂，寺町三条、本能寺对面的佐佐 木竹苞书楼。其二，明治时期或昭和初年创立的书店，创建之初一开风气，百余年来历尽风霜。关张者有之，更换字号者有之，风烛残年者有之，焕发新生命者亦有 之。如汇文堂、临川书店、菊雄书店、其中堂、福田屋书店、萩书房、思文阁、竹冈书店、富山房等。其三，创业年龄较短者。此类风格最为多样，有不少一改传统 旧书店的格局、氛围，独树一帜。如朋友书店、中井书房、紫阳书院、善行堂、山崎书店等，包括一些尚未加入古书协会的年轻书店，如町家古本はんのき。
若以各自主营图书类别区分，大略有四类：其一，综合类。如书砦梁山泊、中井书房、萩书房、菊雄书店、富山房、福田屋等。其二，与中国相关者。如朋友书店、 汇文堂、紫阳书院。其中汉籍的个人收藏以紫阳书院店主为最，引进中国图书则以朋友书店最为迅速、专业。东海书店、高书店、中文出版社曾也引领京都中文书籍 一时风气，可惜因经营等问题皆已无门市，惟故友偶尔联系店主，询问旧藏，或可觅得一二。其三，专营版画者。如大书堂、赤尾照文堂、绘草子等。其四，佛书 类。如其中堂、藤井文政堂、三密堂、文荣堂、谷书店等。若以地域区分，主要有五类：其一，河原町、寺町通一带。其二，百万遍京大圈。其三，同志社大学附 近。其四，美术馆、丸太町通周边。其五，一乘寺近旁。以前二者分布最密，后三者略稀疏。不过一乘寺虽属洛北，却为京都新兴文艺聚集地，是故此处旧书店虽然 新且少，实力亦不容小觑。
而今买书，大半网购，然而逛旧书店的趣味，还是无法取代，每到店里，都忍不住买几本。只有这样，才是完成了“逛书店”的过程，也不致对店主太抱歉。与店主 的交谊也令我难忘，他们往往有满怀闲话与八卦，只要时机适宜，言语契合，就会讲很久。而我只需细细听取，即可消磨大半日辰光。
比 如喜欢听汇文堂女主人谈论昔日京都学派诸贤旧事；常与福田屋的小林隆雄先生聊些生活琐事；紫阳书院的镰仓夫妇，各有所长，极为热心；中井书房的主人谦虚热 心，自号“藏书一代”，不求将店传诸后世，只求尽心尽力，总能在他那里淘到惊喜的书；善行堂主人博学有趣，听他谈昭和时代的小说、诗歌，再合适不过；山崎 书店主人擅长绘画，特立独行，待人又极温和；富山房书店的母女皆温柔亲切；临川书店每个月的古本即卖会最令人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