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梅春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互联网时代，因史料的异常丰富，微观史学研究将更趋广泛和深入，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将更趋严重。史家一旦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不能自拔，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描述历史的能力，因此史家需要有大情怀。

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11期；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摘自《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

文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改革开放40年来则是其发展的又一高潮，并且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远远地超过了前者。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的丰富方面，更体现在新的研究模式的建立与新研究领域的开辟、有关学科建设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对近现代中国史学和少数民族史学的重视，以及对史学发展中新问题的关注和探讨等方面。

所谓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是相对于20世纪前期受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影响所形成以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发展趋势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述模式而言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借编写高校文科“中国史学史”教材之机，学者就史学史学科性质、任务、基本内容、中国史学史的分期以及编写体例等进行讨论，试图超越梁启超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指出，史学史工作应该甩掉旧的躯壳，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这既是对被“文革”中断的学脉的延续，更是新时期史学研究者对史学史学科建设期待的反映。

通过不断探讨，学者认为：“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和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中国史学史研究应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窠臼，从史学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展示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阶段性特点与规律。80年代初中国史学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还受旧的撰述模式的影响，90年代以来则已“甩掉旧的躯壳”。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纵向阐述史学自身的萌芽、发展过程，显示史学在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横向揭示社会变动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力图历史地、逻辑地展示中国史学的面貌，“为史学史研究昭示了一条新的道路”，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已经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20世纪中国史学以及少数民族史学等进行了探索和发掘，同时也关注中外史学的交流与互动。其中，有关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是最有代表性的新研究领域。在史学的理论遗产的清理与发掘方面，学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而澄清了人们在中国史学是否有理论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瞿林东《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等文，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发展脉络及其特点。所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阶段性特点，填补了有关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空白。所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从丰富的史学遗产中提炼出一系列史学批评范畴，并通过对这些范畴的梳理、分析，建立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吴怀祺所著《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以及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也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做了深入细致的发掘，展示了中国史学丰富的理论成就。

将少数民族史学纳入中国史学史研究之中并作为重要内容，已成为学者的共识。史学研究者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史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还对有关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官设置、修史情况、史家史书等进行研究，并考察了史学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以及在民族融合和历史文化认同中的作用。学者对彝族、维吾尔、藏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史学遗产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发掘，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开拓新领域的同时向纵深发展，出版了以中国史学史命名的通史性著作30余部，这些著作反映了40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变化。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一方面保留梁启超“史学史做法”的色彩，另一方面开始关注历史思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史部目录解题模式向新的研究模式过渡的特征。9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以“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为主线综合阐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并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进入21世纪以来，在多年专题和个案研究成果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学术水平普遍较高，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乔治忠《中国史学史》、谢贵安《中国史学史》等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推向了一个新高峰。有关断代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专题与个案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中国史学史学科走向深入的重要表现，其中有关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成为90年代以来断代史学史研究的热点。有关史家、史著的研究，是史学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史学名家名著则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新进展，一些高水平的史家评传、史书研究著作不断出版。

1980年出版的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中国史学史论集》揭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资料建设的序幕。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龚书铎与瞿林东主编《中华大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等，则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按年代顺序汇集从先秦到明代有关中国史学的重要资料，举凡史家的史学活动、史著成书过程与内容、史学思想、历史观念、官府修史和史馆设置等都囊括其中，以“案”语的形式对有关史实进行论辩、考证，所引史料皆标示出处。乔治忠、朱洪斌完成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并续成清代部分。《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详细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整体面貌。《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是一部大型类书，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所录资料以史部为主，兼及经、子、集部，辑录了有关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论述、有关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和论述方面的史料，以及有关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趋势、史学成果、史家生平和著述等方面的史料。

以上三部著作共同构筑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基础建设的基石。其他的一些著作如《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宋代史学编年》《明代史学编年考》《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中国现代史学评论》《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史学史读本》等也对促进中国史学史学科基础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对历史研究资料的搜集、研究方式、人员的构成、成果的发表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网络信息技术改变了史料的存在形态与史料检索、阅读方式，资料的获得更为便捷，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史学研究的效率，并使那些需要丰富的历史资料予以支撑的贯通性研究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历史知识传播的方式，互联网成为历史知识传播的主要平台，史学成果传播的速度加快。历史研究成员结构和历史学形态在网络时代也发生了变化，非历史专业者大量涌入历史研究领域，历史学已由庙堂之学走向公众之学。

针对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以检索代替读书、快餐式成果大量涌现等现象，学者认为，如何处理史料检索与读书的关系、提高处理和运用史料效率、保障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平等，是互联网时代史学所面临的问题。学者指出，史学研究者在熟练地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之后，一是应加强史学基本功的修养，二是应有人文情怀。数字信息技术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要准确分析、鉴别和合理地运用史料，关键还是史家的才识和学养，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和史识的培养十分重要。互联网时代，因史料的异常丰富，微观史学研究将更趋广泛和深入，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将更趋严重。史家一旦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不能自拔，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描述历史的能力，因此史家需要有大情怀。

如何超越已有成就，开拓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这是近年来不少学者所思考的问题。学者认为，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第一，加强理论研究，尤其是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第二，开拓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第三，加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第四，拓展研究视野，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关注中国史籍在东亚地区的流播、演变，周边各国对中国史学的学习与改进，并系统考察周边各国修史制度对中国的模仿和变异；第五，加强专题研究，尤其是贯通性的专题研究；第六，改进研究范式，应将史学运行的制度层面要素、史学与社会公众的互动纳入其中，应采用多学科方法，尤其要吸收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在互联网时代开拓中国史学研究新局面，还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数据库所提供的便利，探索那些以往因史料的限制难以研究或还未解决的问题。互联网、数据库也为从事贯通性史学史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些都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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