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柏理安，译者：毛瑞方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谁能在描绘中国今年遭受的大灾难及痛苦时，内心不充满苦楚，眼中不饱含热泪？上天、大地以及其他的因素似乎都对这些异教徒做出了惩罚，因此，我们能真正地说“上帝要惩罚他们”。上帝关闭了人类获取云雨的宝库，苗床干涸，颗粒无收，连野草也无法生长。数不清的人们忍饥挨饿，世风腐化堕落，瘟疫肆虐整个王朝，饿殍遍野。残忍的匪徒蜂拥而起，无恶不作，他们抢夺一切有用的东西，吞食一切可吃的东西。人们举家乞讨，四处流浪，眼前遍布的死亡景象使他们感到晕眩和震惊。有的人竭尽全力保全性命，有的人对生活厌倦不堪，上吊自尽。配给的口粮一旦吃完，他们就只能吃野草和树皮。最后，他们陷入了人吃人的境地。
在孟儒望看来，上帝在向崇祯皇帝传达一条非常明确的信息：他必须改过自新，并且认可创造天地万物的天主的存在。孟儒望认为，要是明朝崇祯帝接受了如此亲近君王的传教士们的洗礼，信奉基督教，“我们的天父上帝必定会归鞘其神圣的狂怒之剑，并且会伸出他无限仁慈的手臂”。然而，崇祯帝不以为然。于是，传教士们转而用此机会施洗、挽救许多极有可能下地狱的其他灵魂。
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陕西和山西饥荒遍地，加之政府的无效管理，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然而，那里的耶稣会士告诉欧洲读者，他们“总是在如此多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挑选、拯救善良的人们”。当异族压境入侵的消息在王朝广泛传播时，当一帮帮叛乱者在王朝四处流窜时，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利用恐惧感泛滥的社会氛围传播上帝保护和拯救人类的教义，如果这一做法失败了，他们就救赎个人。通过传教士写的一篇短文，我们了解到，在山西省，“甚至连小偷也都崇敬基督教义，并且视其为真理”。令这些耶稣会士感到欣喜的是，基督教在此广为流传。为了证明其观点，他们讲述了一个商人接受洗礼的经历。当他与不信仰基督教的商人一起行进时，他落入了匪徒之手。当刽子手们发现他念玫瑰经用的念珠时，他们讯问这些念珠的用途，也因此了解到这个人是天主教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匪徒们释放了他，而他的同伴却惨遭杀戮。然而，他们却拿走了他的念珠，并告诉他说，如果有“机会从事其他行业，并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那么他们肯定会皈依基督教，成为天主教徒。
在这次动乱中，中国副省集中力量保护其最为重要的资源，即他们的传教士。后来，传教士们又回到开封或武昌，但是他们所遭受的人力资源损失却难以弥补，损失了如此多像费德乐这样训练有素的传教士，这对他们而言是非常沉重的打击。然而，由于义军、匪徒以及满族军队并不是针对耶稣会士，因而中国副省的传教工作基本上还是得以保全的。1643年，李自成的部队攻占西安的时候，郭纳爵和梅高（José de Aameida，1612—1647）蹲在他们的教堂里。尽管大约百名士兵进入他们的避难之处，“偷走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他们并没有伤害这些传教士。傅汎际在1642年穿越华北为下属送钱的时候，也遭遇了同样的麻烦。他两次遇到小偷，偷走了他的银子和圣餐杯。
另一些传教士却没有如此幸运。1642年，当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1610—1677）前往四川寻找利类思时，两人最初都得到了当地重要文职官员的保护。但是，当张献忠（1601—1647）攻占该省并于1645年建立“大西国”政权而自立为王时，他逼迫这两人入伍当他的天文学家。他们加入后，皈依了张献忠的一些仆人入教。但是，张献忠的多疑和在四川恣意毁坏的恶劣行径使他们感到生命的威胁。当张献忠放弃他摧毁的这片土地，再次前往陕西屯军立营时，这两位神父也不得不随军前往，并且受到了严密的监视。1647年，张献忠失败之后，他们落入了满族士兵之手。但是，清军的一位指挥官曾在北京见过汤若望，他认出了他们。第二年，他带着他们跟随胜利的军队返回朝廷。1644年，万密克（Michael Walta，1606—1643）在山西省蒲州被士兵杀害，当时，那些士兵误认为他是“宗教掩护下的”皇室后裔。他之所以被误杀，是因为那些士兵发现他身处的教堂曾经是一位高级官吏的豪宅。1647年，满族军队攻占江西南昌时，另两位耶稣会士——谢贵禄（Tranquillo Grassetti，1588—1644）和梅高——以及一名中国籍的助理陆有基（Manuel Gomes）被杀害了。
王朝变更带来的社会混乱并没有对耶稣会士皈依教徒的数量造成严重影响。1644年，满族军队攻占北京时，中国副省在北方六个据点共施洗188名教徒。用一位传教士的话来说，这已经“够多了”，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动荡之中，盲目的异教徒只考虑如何“寻找办法逃避死亡以保全性命”，而不多思考如何挽救灵魂。然而，在南部教区，对于异教徒们的转化工作却很迅速地展开了。同一年，潘国光在上海转化了966名异教徒。虽然，“由于战乱，传教士不能到邻近地区照看基督社团活动”，耶稣会士们认为这一数字已令人满意了。在南昌的传教士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1643年，他们入录了220名受洗入教人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这些耶稣会士们还庆贺他们创建了两个新的社团，他们领导并帮助了受干旱影响而变得贫困的天主教徒们和受湖南、广西附近叛乱影响的天主教徒们。
1644年，清王朝入主北京，在华耶稣会士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地改变传教策略。然而，他们不得不再一次努力在新当权者中建立起合法的地位，并且寻找他们传教事业新的政治庇护人。的确，直到17世纪50年代晚期，清政府才在长期的斗争中完胜，控制了整个中国。当统治权的问题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时，耶稣会士忠诚于所有当权派。在北京，汤若望随即支持满族统治者。他的友好态度获得了统治者的好感，于是，这些新的统治者颁布法令粘贴到他的教堂，禁止任何人攻击该建筑以及内部居住的人。这些传教士视此为有利的征兆，并高兴地记录到，新的统治者“宁愿选择无神论，也不会参与邪教”。因此，他们有理由期待，清朝统治在北京的确立会对“基督教信仰及在华传教团带来相当的好处”。
其实，他们并没有把一切赌注都压在清政府身上。在17世纪40年代不稳定的政治背景下，他们认为，让华南的耶稣会士向南部晚明的残余势力做出友好的表示。他们认为，这样两面下注的策略会是明智的选择。他们与隆武和永历皇帝建立联系，这样，明政权如果重新兴起，他们也可确保传教使团获得安全保障。毕方济在南京停留期间，就成为明朝万历皇帝的爱子——福王朱昌训——以及唐王朱余建的朋友。1654年夏天，当福王继承人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弘光帝（1644—1645）时，他任命毕方济为大使前往澳门获取葡萄牙的军事援助。可是，对于明政权来说，不幸的是，这名耶稣会士为欧洲人考虑得更多一些。身被无上的荣誉，毕方济启航前往广东。在那里，他为殖民地的贫困与当地政府进行了贸易协商，争取到让步。他乘坐豪华的轮船抵达澳门，船上装饰着印有基督十字架的旗帜，这在澳门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根据一位目击证人的说法，许多葡萄牙人断言“世界或者就此终结，或者重新诞生”。尽管毕方济两手空空地回到偏安于福建的流亡朝廷，但唐王隆武帝（1645—1646）却准许他宣扬基督教，还授权他在广州建立一座教堂。当他准备前往广州这个新驻所开始生活时，隆武帝问，他们在哪里可能再见面。毕方济回答道：“在南京朝廷上”。这一回答显然令这位身处厄运的皇帝非常高兴。
到17世纪50年代，北京的耶稣会士已经确信清政权要统治中国。作为有洞察力的一群人，他们自然要追随这个新政权。汤若望最初向满族统治者的友好表示，为在华传教团赢得了新政权的信任。早在1645年，在澳门的耶稣会士就向罗马天主教会传达了他们的乐观态度，并断言汤若望在北京将受到众多的恩惠，这将是福建隆武帝那里的传教士毕方济远非能及的。汤若望为了帮助新政权解释其合法地位，递呈了曾经帮助崇祯皇帝推算的日历版本。这个举动为他在清廷钦天监赢得了一个职位。1645年，他开始像中国官员一样在钦天监做监正，并领取相应的俸禄。他也和顺治皇帝（1644—1661）交上了朋友，因而在大清的统治领域内，他为其同僚进行传教工作提供了便利与必要的政治保护。
尽管汤若望在北京与统治者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副省的传教士对满族统治者却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即使清政权足够强大，能成功安抚整个王朝，但现实是当时的中国处处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傅汎际看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悲剧似乎就是一场戏剧的彩排——“世界大毁灭后最后审判日的情形”。另外一个传教士简直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更大的灾难会发生在世界末日：“寸草不生的土地，完全毁灭的城市，完全看不见任何人的踪迹，还有什么世界末日比这更形象吗？”何大化把清军的残酷入侵与该王朝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名字进行了对比。“清”按其定义，应该是一个纯净的王国，就像没有云彩的天空那样清澈透明。他声称，鉴于“一个人目之所及，手之所触的感受”，人们可以从征服者的“表明美德的命名和虚浮”中，感受到其“努力颇多却与现实相去甚远的做法”。但是，至少有一位耶稣会士持有乐观的看法，他断言“征服者只是想统治这片土地，掠夺富有者的财富；他们并不想冒犯穷困之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不想冒犯在华传教团和他的天主教徒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