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我这本书的一个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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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交流互动的国际史领域曾被“大国兴衰”的概念所涵盖，所用的语汇多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力量均衡”，而这样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西方为中心，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和地区则主要是作为大国力量延伸和控制的对象而进入人们的视野——被徐国琦称为“终生的导师”的哈佛大学历史系入江昭教授说。而国际史的研究方法能够揭示，国际关系在人们假定的国家之间存在分歧及潜在冲突的同时，还有着无限的跨越全球的交往。徐国琦正在致力的就是用这一方法重新梳理中美关系史，他想要向费正清“西方冲击—中国反应”和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等模式挑战——“我有一个企图心，建立一个新的解释模式”。

2019年3月23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了“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座谈，探讨这一部“共有的历史”。《文汇学人》节录研讨内容在此刊布。

徐国琦/著 尤卫群/译《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近年来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79年《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了一篇复旦大学汪熙先生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文章认为不能把1784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一概说成是美国侵华史，这里有历史创痛，也有美好的记忆。《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的侵略性是毋庸置疑的。之后，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发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指出中国方面的有关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掌握的资料不很丰富，范围比较狭窄，也缺乏系统性。一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更广泛的问题则需要开始进行研究。1844年《望厦条约》后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不平等条约毒化了中美关系。“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侵略和文化渗透，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这期间交织着美日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斗争，穿插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美两国结盟关系。194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也分阶段地显示出复杂性。总之，两国关系既不是一贯友好，也不是一贯敌对，必须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

到1984、1985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进入新阶段，人们的视野更宽阔了。1985年汪先生在复旦主持召开了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把他的论战对手也请来参加，双方都表达了和解，也各自保留意见。更重要的是，这个研讨会请了一批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中美关系史研究者，后起之秀非常多。

这个会上讨论的话题已经很多样化，可以看出，中青年和老年学者群体间有个差别：中青年学者对“性质”这类的框架已经不太计较了。我就感慨，这些人后来去世的去世，去海外的去海外，留在国内的大部分人还在做，很多人做得也很有成就。去海外的人一半以上不再做中美关系史或美国史的研究了。但是，国琦兄一直坚持做下来，而且他的特点是厚积薄发，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哈佛大学埋头攻读博士。读完以后就任教，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沿着老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做跨国史的研究。最近这十年来，新著叠出。他把中国放在不断国际化的进程当中研究，特别强调政府以外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仅仅盯着政府高层的外交互动。他关注民间层面的各种群体，包括非政府组织，有组织的、无组织的群体和个人，以及各种各样的交流：体育、文化、劳务，那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在多国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值得研究并可以用新的视角来研究的，国琦兄的著作是一个启发人的典范。

我今天来座谈，看到袁明、国琦，有些感慨的是，群芳飘零，重聚在现在的就是我们三人。这种感慨之下，我作诗一首，请行家斧正：

如烟似梦隔世间，初识三十四年前。昂首一代生芳华，伏案千秋走笔椽。之江宏论风流去，燕京重逢几人还。不羡南柯不畏远，且循天道且随缘。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当时在复旦开会的时候，我已经从伯克利大学进修回国了。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去上海，火车行进在华北大地上，我说起了在美国两年的感想，罗荣渠老师饶有兴味地听着，评论了一句：“从晚清派中国留学生留美，一代又一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在19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一切呈现欣欣向荣气象的大环境中，罗老师讲出这句话，充满着历史学者的当代好奇。罗老师的视野很大，他很快就启动了更大的研究，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他当时这个评点在南下的火车上发出，现在回忆起来还真有点文学感。

我想在此谈谈对“文化边缘人”的看法。国琦老师在书中着力讲述的，都是曾经在中美关系史中出现的跨越文化的人士，或者说是努力去进入与自己出生文化不一样的文化圈的人士。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文化会是一个趋势，所谓的“文化边缘人”也将越来越多。我在1991年曾经组织过一个国际会议“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我在自己的会议论文里就“文化边缘人”写过一段话：“所谓的‘边缘人’，从文义上讲就是文化传播者。在一百多年来将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和研究介绍到中国来的过程中，几代知识分子进行了辛苦的耕耘。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如何认识西方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他们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他们在传播中得到过什么支持，又面对过什么压力？他们又经历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几代传播者有什么样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对西方学说传入中国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时，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是探寻一下先驱者们的足迹。当然这并非易事。因为许多闪光的、对后人有启迪作用的经历、思想、情感都并不见于公开出版物中，不少已经被历史尘封了。要做发掘工作，除去收集公开出版物外，还需看国内外人物档案、传记以及上述历史。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的工作应该说才刚刚开始。”这段话是我差不多30年前写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好像这个旋律又出来了。我们还要继续探讨，但是讨论要有基础，要做出像国琦老师那样的贡献之后，才会有讨论的基础，我们才能拿具体东西说话。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研究是一个薪火相传的事业，需要一代代人延续下去，但近年来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学者们都去关注当前的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美关系史领域远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那样热闹，这是不应该的，希望有更多年轻学者参与到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来，把这项事业传承下去。

国琦教授的贡献不仅在于进一步运用档案丰富了过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共有历史”的新视角，将这些人物的经历视为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和共同的过去，从而赋予这些人物和事件以新的意义。从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依赖越来越深，每个国家都不是封闭自足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历史有很多交叉和重叠的部分，这就是“共有的历史”。挖掘不同国家“共有的历史”和“共同的过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还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并有助于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

大家都知道，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人甚至认为中美两国正在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走向全面对抗。国琦教授这本书对我们思考和处理当前的中美关系是不是有所裨益呢？显然，挖掘和书写两国共有的历史可以促进未来中美进行合作，有助于塑造一个中美“共同的未来”。该书结语有这样一段话：“两国共有的历史或许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借鉴和指导。希望通过对共有过去更深刻的理解，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能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对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也许会更好。”

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主编）：我和徐国琦教授结识在1986年，那一年我去南开大学听时任美国外交史学会主席、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帕特森的美国外交史课程。南开的此次访学，令我终身难忘。徐国琦教授当时刚刚留校任教，杨生茂先生安排他负责联系和指导我们几个外来的学生。从此，我们开始了以后近三十多年的友谊。记得1999年他来北京办签证，准备去哈佛大学留学。我陪他在北京红都服装店买了他有生以来第一套西服，这套西服陪伴他近30年。

牛大勇老师在会议开头向大家展示的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会的合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人本身也是中美“共有的历史”的一部分。中国一代一代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薪火相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美国的认识和理解在不断深化。相较于其他国别研究，美国研究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中国所有从事美国研究的学人，这个学术共同体本身，就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书写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

耶鲁大学赛艇队，中国少年钟文耀（1860—1945）坐在船头指挥

耶鲁大学图书馆藏

越是文化发达的地方越容易倾向于国际主义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读这本书是很愉快的，而且读完了也一定会有一些感想。我想有三点，尤其值得我们揣摩和学习。

首先，这本书有一个宏大的观照历史的理念，这就是大家都在说的“共有的历史”。书里所讲的故事，点点滴滴，枝枝叶叶，大家多少都知道一点。但是，放到“共有的历史”这个框架中，这些故事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就大不一样了。这就是这本书最大的学术价值之所在。现在中国学者做研究，越来越缺乏这种对历史的宏大观照，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能力越来越贫弱。许多文章都陷在事里面，仅仅是“事具始末”而已，缺乏章学诚所说的“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这样的境界。现在，“共有的历史”的理念和方法，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有的年轻人也要尝试用它来做研究。

其次，国琦的档案研究做得非常扎实，很有原创性。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书里的故事，许多人都讲过，但国琦的讲法不一样。他的素材都来自于档案，每一个细节，每一件事，都有史料作为依据。我们现在做研究，特别是在外国史研究方面，有许多文章不过是把已知的事情重新编排一下，讲一点跟人家不一样的话。没有好的档案研究，没有新的材料，讲不出新的故事，只是一味地“另弹别调”，不可能产生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对研究也不会有真正的推动。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研究，一定要有档案研究的基础，不花工夫对别人不太重视的材料加以发掘，在理解材料时不能独具只眼，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很可疑的。

最后，国琦有出色的讲故事的能力。书里的故事，个个都写得极为精彩。他的故事既有大线索，大情节，也有具体的细节，还有场景描写。我特别喜欢戈鲲化的故事。别看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到哈佛刚两年就去世了，但这里面的情节真是非常有意思，有很好的场景感和代入感。国琦讲故事的能力得益于在美国所受的训练。美国好的史家都善于讲故事，而且讲得非常漂亮。过去叫“分析性叙事”，现在叫“阐释性叙事”，都是要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这种历史的写法，在我们的史学里也是相当欠缺的。我们的历史学者大多不善于讲故事，讲故事的能力急剧退化，这正是史学最大的危机之所在。年青一代学者读这本书，尤其要揣摩里面的故事技巧，要重视训练自己讲故事的能力。

以上就是国琦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另外，我读完这本书，还有两点别的想法。

第一，书里讲的“共有的历史”，我觉得是一种不对等的“共有”。书里写到的这些事情，比如蒲安臣使团，留美幼童，戈鲲化的故事，古德诺和杜威来华，对于中国历史无疑非常重要，是绕不过去的，只要写这段历史，就一定要写到他们。但是，这些事，这些人，在美国历史中有多大的意义？有些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像蒲安臣和古德诺这些人，美国史家也不可能浓墨重彩地加以书写。在这些人的经历中，确实存在两国的交汇点，但是这些交汇对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意义，是完全不对等的。国琦现在虽然是国际学者，但他的书还是从中国视角来写的；换句话说，他潜在的身份界定还是中国学者。我们今天谈“共有的历史”，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肯定都有中国人自己的角度，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中国人，当然希望中国能够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中获得裨益。

第二，在这段“共有的历史”中，我还是看到了不少差异和误解。特别是蒲安臣使团，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桩奇事。清廷在解释为什么派蒲安臣出使时说，天朝派不出会跟西方打交道的人，只好找一个洋人替中国去做沟通联络的工作。在那个时代，中国牢固地自我封闭，再加上通讯、交通、信息传播方面的限制，存在巨大差异的文化之间，沟通和理解的障碍肯定比今天要大得多。即使在今天，信息传播和交通旅行都非常便捷，我们这个屋子里坐着的人又都对外部世界感兴趣，可是，我们能说对欧美的理解有多么深入吗？我们有多少看法来自不全信息，或者干脆就是出于误解？今天的局面有时也让人想到郭嵩焘当年的遭遇。他出使欧洲回来，发现人家也有些长处，就想讲给中国人听，结果被说成是“卖国贼”。我们多讲一点“共有的历史”，的确有助于克服差异的不利影响，也有助于消除或减少误解。但是，差异、误解、冲突和挫折依然是存在的，我们需要两方面都讲，“共有的历史”才会显得更完满。

牛可（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现今这个时候，读徐老师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敦促我们更认真地来琢磨一下所谓“他我之辨”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群，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从和他人的关系以及和他人的比较中认识自己，重新审视和更新对自己的固有看法。中美关系史上有一些重要或者有意思的事实被遗忘了，或者没有被有效地纳入到我们的叙事和思考当中。无论是关于历史还是关于当今，都有一些不太靠谱的东西被拿出来当作事实在说，广为流传。而这些东西中既有我们对美国的认知中的不准确、不合理，又有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中的不平衡、不健康。

在历史上的确有这样的美国人，他本来跟中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专业上也不是研究中国的，但对中国、中国人有不一般的兴趣和情感，甚至投入大量的精力，要为中国做事、帮助中国人。比如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对这样一些人，我其实有时也觉得不是很理解，搞不清这种对中国的兴趣、爱好和情感到底从哪里来。徐老师书中的人和事，还有一些我读到过甚至见到过的一些人，有时免不得让我这个外行想起一个老问题，就是“中美特殊关系”的问题。

老早以前我读孔华润（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还有伊罗生（Harold Issacs）《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印象》，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后来在不同角落读到、看到的东西，也不时加强这个感觉。我想，如果把这种“特殊关系”与那些对中国有特别的兴趣、重视、善意和热爱的人——尽管在美国社会中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联系起来，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美国精英文化和智识生活中其实是有比较大、比较特殊的地位的，“特殊关系”的说法可以说有其合理之处。

这里可以说个故事。去年我有幸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见到一位日本老先生，松尾文夫先生。今年年初这位老先生去世了。松尾先生在1970年代初任共同社驻美国首席记者。他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的197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预言美国一定会和中国重新接近。他在那次座谈上说，他在致力于告诉日本人，别以为日本可以远交近攻，抱美国的大腿而疏远或者抗拒中国，理由是从历史上、文化上、情感上看，美国最终是会倾向于中国、选择中国的。这是一种文化视角的对国际政治的预见。

他当年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察：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日美是同盟关系，中美处于隔绝敌对状态，但在美国国务院，日本专家没几个人，水平也一般，却有一大群中国专家，熟悉中国，精通中文，对中国的知识和研究水平很高。虽然老一代中国通在麦卡锡时代被清除出去了，但是这群人是被他们培养出来的；这群中国专家甚至没来过中国大陆，顶多去过台湾，但仍对中国抱有很不一般的兴趣和感情。他大概可以说是一位“中美特殊关系”论者。

中美关系一打开大门，很多像白修德这样以前和中国有渊源的人就回来了，这些人实际上对美中关系，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构成一种文化资源、历史资源。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相当有利的条件，除了国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是通过一些活生生的个人，通过承载了历史文化渊源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得到的。里根时期，美国政府表态要支持中国的现代化，而当时这在美国社会中是有相当基础的。特别是在一些精英当中，让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持久的愿望，也是一个持久的努力，尽管这当中也会有美国中心论和优越感。

回过头去说，历史上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批人？美国的智识生活史中也许存在一些考虑这个问题的线索。我这里只说一小点。大体说来，至少从19世纪晚期以来就形成这么一个格局：越是文化发达的地方，越是教育、知识水平高的人，就越容易倾向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也越容易有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和态度，生成对外国人民和文化的兴趣、理解和尊重。在非西方文明范围的国家，中国在美国的海外智识文化兴趣中首当其冲。这种东西除了体现在个人身上之外，还特别体现在大学和学术团体上。在我的阅读印象里，哈佛、哥伦比亚、耶鲁都在培育对中国的知识上、文化上的兴趣和志向，这些东西进而会积累成情感、审美方面的东西，可以说都有各自牌号和风格的intellectual internationalism，而中国在这种大学里的“智识国际主义”当中占据显要的，有时是首屈一指的地位。

当然这种东西首先是属于文化精英的。美国大众当中，排华，对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歧视和贬低，从历史上到今天其实一直都有。但美国的一些知识精英、文化精英是在培养自己对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尊重、兴趣、热爱，提倡族裔和文化平等，开发对他者在文化、审美上的理解和欣赏，而且试图把这些精神要素推广到公众中去。这是同时涉及知识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东西。对他者的欣赏、理解、善意和宽容，通过获得这些东西，你成为一个比没有这些东西的对方更好的人，这就是你的“软实力”。

再更进一步说，我们今天有足够的这些东西吗，我们是不是有培养这种东西的认真、自觉的努力？我们现在号称要大力扩充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要搞区域国别研究，但可能对当中很多人来说，关于别国、他者的知识的概念似乎只是一种要提供“对策”的知识的想法，里头“理解”的成分显然不够，或者说对“理解”的理解不够；是那种没有人文历史眼光的知识，是没有对人和文化的理解的硬生生、干巴巴的“知识”；而且最糟糕的，是这方面的意愿不够。

吴浩（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最早认识徐老师的时候是看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浮生三记》。徐老师讲到他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实习的时候，登临我的老家——徽州休宁县的齐云山，在那儿饱览山色、畅饮山泉之余，还意气风发地在石壁上题写诗句，其中两句是“它年若显凌云志，跨鹤寰宇当再还”。

当时，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作品《上学记》刚刚出版，我也在从事出版的工作，就一直鼓动徐老师写自传。他这么传奇的经历——上大学之前一句英文都不会，到后来在哈佛大学等世界知名学术出版社出版了多部英文学术著作——无论是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徐老师当时刚到港大，很忙，无暇写专书，我就给他在我主编的《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专刊上设立“浮生杂记”的专栏，徐老师就一篇一篇地写。两三年前，徐老师给我发了邮件，说他在哈佛终于把这本自传写出来了。《边缘人偶记》是他第一本用中文写作的作品。

杨钊（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我现在正在关注和从事中国人留学美国史的研究，像留美幼童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很新的课题，前人已经做过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国琦老师运用“共有的历史”这样一个解释框架，使这个传统的留学史题目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而且他提出的解释框架，能够让大多数从事留学史研究的学者使用，包括庚款留学、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这样一些传统而重要的留学史课题，都能解读出全新的意义。

这两年中国史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就是全球史、跨国史和国际史研究。现在很多史学论文，包括很多学术会议，不管其具体内容如何，都要冠以全球史、跨国史和国际史的名目。但是，真正能够运用这方法做出实实在在的具体研究的，在中国学术界还是极为少见。徐老师这本书为中国有志于从事跨国史和国际史具体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范本。

戈鲲化写赠卫三畏的诗

耶鲁大学图书馆藏

    我有责任重新梳理中美关系史

徐国琦（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共有的历史”，而这本书的写作及问世本身就是一个共有的历史。在座各位中，我跟袁明、大勇两位交往很早，从1985年到现在，三十四年了。三十四年看起来很长，但是在历史长河当中是非常短的瞬间，回首三十四年以来中美两国交往的历史，我个人是百感交集，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写作此书的心路历程和动机。

2008年和2009年，我躲在哈佛写作《一战中的华工》，英文叫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War。当时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传奇编辑林赛水（Lindsay Waters）鼓励我写完此书后，可写一本新型中美关系史。我当时在美国生活差不多有20年，深深感到当时的中美关系正悄悄发生巨大变化。在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在西方，G2、“中美国”（Chimerica，即中美共治）的说法，就是在那时候横空出世。当不少美国人感叹美国在衰落时，一些中国人也认为风水轮流转，现在是中国人的天下了。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切身感受到中美关系正发生逆转。

其二，费正清（他是入江昭老师的老师，所以算是我的太老师了）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与中国》。1948年是国共内战，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冷战方兴未艾，可谓在中美关系转折的关头，费正清想指点迷津。60年后，中美关系再次发生巨大变化，作为学者，我有责任重新梳理中美关系史，分析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交往史。所以我这本书的一个野心就是上接费正清，一个甲子后写出新时代的新的中美关系史。

其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侧重政府和“冲击与反应”模式，我则有一个企图心，建立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即集中研究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共有历史。从政府的层面回到个人，从外交层面回到文化层面。所以，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突破，就是向费正清所谓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和费正清的学生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模式挑战，强调共有历史的重要性。

这本书也是我用英文撰写的所谓“共有历史”三部曲的第一部，除了2014年出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外，2017年初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写了一本《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今年5月1日开始到年底我就躲起来，集中精力，力图完成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Idea of China。我过去写过国际化历史三部曲，书中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是什么？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又是什么概念？我的共有的历史系列尤其最后一本则正面回答和解释Idea of China。可谓万变不离其宗，殊途同归。现在这三本书力图从各种不同的题目、角度分析、研究我心目中的共有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到刚才剑鸣说我会讲故事。用故事说话，确实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诉求。我之所以选三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120个留美幼童和国际体育与中美关系这六个故事，就是想在全面的档案的基础上，给读者讲六个案例。

这六个故事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蒲安臣大家都知道，他是第一任美国驻北京公使，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出使全世界的使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推迟了美国《排华法案》，因为在1882年前，《排华法案》几次放到美国总统那里，美国总统都说，《蒲安臣条约》墨迹未干，我们不能这样做。写留美幼童，是因为蒲安臣条约直接导致了留美幼童的计划，因为第七款、第八款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可以求学、访问，两国是平等的。曾国藩、李鸿章要出使到国外，为什么选择美国？各位想象一下，1872年的美国什么都不是，刚刚打了一场血淋淋的内战，正在进行战后重建，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些大学也没法跟欧洲名牌学校比，剑桥、牛津、巴黎大学、柏林大学都是上百年历史，哈佛当时实际上不算世界名校，但留美幼童到他们那儿去了。这120个人里，就有中华民国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心腹蔡廷幹。1912年哈佛前校长CharlesW.Eliot代表卡内基基金会出访中国和日本，他在中国时跟唐绍仪、蔡廷幹说，要以卡内基基金会的名义，给中国遴选最好的宪法专家。结果古德诺来到中国。

留美幼童中还有一个人叫梁成，就是他在1908年说服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把庚款余额拿出来让中国可派学子到美国留学。胡适就是庚款留学生，1919年邀请他的老师杜威访华讲学。所以你看，本书的各章节实际上环环相扣。

如果大家看过我的《边缘人偶记》，就知道对于哪些该写哪些不写，我一直有好多纠结。立新说得对，传教士理应成为中国人与美国人共有历史的重要部分。在我构思此书时，我考虑过卫三畏、司徒雷登、赛珍珠、白修德、费正清、卢斯、林语堂等人。我在耶鲁大学档案馆把卫三畏的所有档案都看完了，也在哈佛档案馆看过部分白修德、费正清等人的案卷。但最终我决定不写他们，觉得我没法写。一些题目如果我觉得跟我的全书架构关系不大的话，一般不写，或者别人已经写过的了，我写不出新意，就不写。也有的题目很好，但是没有档案资料，也没法写。在西方名牌大学出版社出书的一个要求就是书要一气呵成，有总体感和完整性，如果把这个书变成一个碎片，就不如不写。

剑鸣称赞的戈鲲化一章，原本不在我的写作之列。哈佛图书馆有一个林希文博士，我跟他很熟。有一天我们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附近的Charles Hotel旅馆里面喝酒，他问我在写什么书，我说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他问我写不写戈鲲化。我说我不熟悉此人。他说他的办公室有戈鲲化的档案，尚未整理，你要不要来看？我当时在哈佛高研院做研究员，仔细读了这批档案，结果写了戈鲲化一章。

我当时还考虑过把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作为一个案例。大家知道今年是太平洋铁路建成150周年，斯坦福家族就是靠建这个铁路赚的大钱。看过康奈尔大学历史教授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写的那本书《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就知道杜克是怎么在中国发大财的，因为杜克在中国赚了大钱，才有今天杜克大学这个私立学校。可以说，斯坦福跟杜克都欠中国人的，应该给中国人设奖学金，或者最起码要感谢中国人。太平洋铁路有华工的鲜血和生命，杜克大学的钱是在牺牲中国人的身体基础上赚的，但是后来还是没写。第一，这本书的篇幅已经很长了。第二，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在座各位，如果你们感兴趣，这些题目都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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