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赴朝鲜使臣丛考

明与朝鲜的外交，在朝鲜为重大国政，在明朝则不过藩国事务之一。《明实录》卷帙浩繁，然涉及两国外交，不过泛泛记载遣使、接待之事，间录重大外交事 件，也仅寥寥数语，远不若朝鲜史料之详尽入微。故论明朝与朝鲜外交史，必以《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为主要史料。然中国史料中有足资补充朝鲜史料者，即明 朝赴朝使臣的传记和文集。
朝鲜史官虽详载明朝使臣在朝鲜的活动，但对其个人，除官职外并无太多了解。明朝使臣中不乏高官名臣或文学之士，大量碑铭传状被保留在各类史籍中，甚至有不少人的别集也留存至今。传记和文集中对使臣生平的记载，提供了审视明与朝鲜关系史的新视野。
景泰元年（1450年），明朝派倪谦出使朝鲜，开创诗赋外交传统，两国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到明末。而此前七八十年中，两国关系却是跌宕起伏，扑朔迷 离，向为论者瞩目。明朝前期尚少文臣出使，加以当时刊刻之风未盛，留有文集者寥若晨星。能进一步揭示两国关系变迁的政治背景者，主要是明前期使臣的传记资 料。
研讨明与朝鲜关系，多从宏观趋势和具体事件着眼，由某种人物者尚少。本文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统计明朝使臣的身份、出使目的，以勾勒明朝派遣 出使的变迁概况；然后以人物为纲，考索诸使臣的身份履历，由此探究使臣派遣背后的政治形势背景，或可有助于对此时代政治、外交氛围的了解。
《高丽史》与《李朝实录》于明使之来，无所不记其详。反观《明实录》，不但记载简略，且多缺漏，甚至删削建文年间出使事[1]，不足对勘。《殊域周咨录》所据，为行人司档案和万历以前非《实录》系统文献，记朝鲜有《实录》未备者，然史实谬误、年月错讹比比皆是，实难遽信。其余中国史料更不若上述两种系统翔实。故统计遣使次数、使臣身份和出使目的，主要根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

洪武时期：偰斯

　　洪武时期，两国屡起争端，使节频繁往来。大多数情况下，明朝命高丽/朝鲜赴明使臣回国时传递公务信息，甚至捎带敕旨咨文等。同时，自洪武二年 （1369年）四月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六月，共有22批使臣被派赴高丽/朝鲜。留有姓名的43位使臣中，宦官25人，文臣11人，武官7人。担 任正使的21人中，宦官11人，文臣4人，武官6人。
宦官特别是前元高丽/朝鲜籍宦官在使臣中比例很高。25位宦官几乎全为前元宫廷中宦官，至少有14位如金丽渊、黄永奇、金仁甫、崔渊等是高丽/朝鲜人，其中担任正使者至少6人次，其他如延达麻失里、康完者笃、宋孛罗当亦为蒙古、色目人。
每次遣使或不止一人，但文臣、武官、宦官或可众遣，却无以不同身份配备为正副者。如洪武三年六月派礼部主事柏礼颁诏，侍仪舍人卜谦颁科举程式，中书省派百户丁志、孙昌甫呈咨文，虽文臣武官同时赴高丽，却各有职责差遣[2]。若配备为正副，则皆同一身份，如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前元院使喜山为正使，大卿金丽、普化为副使赴高丽索马，都是高丽人出身的宦官[3]。
明朝仅逢重大事件才以文臣为使。与高丽/朝鲜交涉具体事务的部门，如前期的中书省、辽东都司，后来的后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等，或派遣武官携带咨文与 使臣一同前往，或独立派遣武官为使臣。而朱元璋本人处理具体事务的诏敕谕旨多由宦官为使传递，建交、封山川、赐谥等重大礼仪场合则以朱元璋的名义派遣文臣 前往。例外仅二：洪武七年（1376年）首次大量索取马匹，由文臣礼部主事蔡斌携带中书省录朱元璋“圣旨”的咨文前往；洪武十九年大规模索取辽东逃民，朱 元璋派高丽人出身的武官指挥佥事高家奴等前往[4]，皆事体重大，非宦官或高丽/朝鲜使臣可传递消息者。
洪武诸使臣事迹多湮没，中国史料可供考生平者仅有偰斯一人。《实录》载：

　　偰斯，溧阳人。岁丙午，以故元嘉定州知州来归。洪武元年，授兵部员外郎。寻擢符宝郎，改尚宝司丞。四年，出知泰安府。六年，升知河间府。入为户部郎中，升尚书，出为山西左参政，召还为吏部尚书，迁礼部。至是，以年老致仕[5]。

雷礼《国朝列卿纪》所记更翔实：

　　偰斯，字□□，应天府溧阳县人，故元嘉定州知州，来附王师。吴元年，授兵部员外郎，本年擢尚宝符宝郎。洪武元年，遣赉书赐高丽。二年，高丽遣 使上表，来贡方物。遣偰斯赉印封之，改尚宝司丞，仍以祝文牲币祭其境内山川。诏曰：“朕肇膺正统……想宜知悉。”使回，称旨，日侍左右。四年，出知太 （泰）安州，六年，升河间府知府，俱以才干著，而民亦不扰。九年，入为户部郎中，寻升户部尚书，本年，调山西左参政。十三年正月，召拜吏部尚书，二月，改 礼部尚书，三月，诏定公侯称号。上谕斯曰：“自今封公侯……仍列于衔。”于是斯等奏定则式为三，公侯之衔曰……，世袭者曰……，追封者曰……。本年，以年 老致仕[6]。

其他记载如同书有文简事同者二处[7]。又如焦竑《献征录》传记有二处[8]，一处为节略《列卿纪》而成，一处文详，全抄自《列卿纪》。又如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传记[9]，文简而有误：不解改尚宝司丞乃出使必需，乃以“封之”与祭山川为二事，遂乱改时间，其文必来自《列卿纪》。总之，留存至今的偰斯传记虽多，除《实录》所记略有参差，其余皆不出《列卿记》范围。
吴元年（1367年）即丙午年初，朱元璋军总攻张士诚部，“松江府、嘉定州守臣王立中等诣徐达军降”[10]。偰斯当即为此时投降的张士诚部属，不久被授兵部员外郎。所谓故元，当因张士诚降元，致使偰斯有故元官吏之名。嘉定地当元代江南海运的起点刘家港[11]，张士诚与高丽在海上往来密切[12]，定以此地为出海口岸。则高丽详情必为偰斯熟悉，后来被选为出使高丽第一人，当因其曾为张士诚通高丽口岸嘉定州知州，熟知高丽事务。
偰斯出使后未再用为大使，而是顺利高升为重臣，为罢中书省、废宰相后首任吏部尚书，当于明初政治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建文时期：陆颙、章谨、祝孟献、端木智

　　从建文时期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短短四年间，明朝派往朝鲜的使臣多达9次，共24人次，20人。除重大的颁布诏诰和礼仪之外，明朝使臣的唯一 任务就是购马。具体而言，除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底报告朱元璋丧讯，和建文三年（1401年）前半年两次遣使，颁发朝鲜建国后一直苦心营求的诰 命、印信，此后六次出使，皆为采购因战局吃紧而于南军格外短缺的战马。可以推测，若无战马之需，明朝会如建文元年、二年，仅在重大场合才派遣使臣赴朝，频 率本当远低于洪武百端交涉之时。
使臣无论正副，无论出使目的为何，皆以文官或监生充当，绝无武官和宦官。派遣文官如通政寺丞、各部主事、太仆寺少卿、鸿胪寺行人等，次则监生，乃至验马兽医等，皆关乎具体事务而定。其中留存传记者有5人：
陆颙。陈田《明诗纪事》载：

　　颙字伯瞻，扬州兴化人，楚府伴读闿弟。洪武中，举明经，授礼部主事。永乐初，与修太祖实录。奉使朝鲜，有《颐光集》。
《画史汇要》：陆颙能画人物。
《送别》：芳草如烟驿路遥，东风催别鸟声娇。离人一去来何日，不及春江有定潮[13]。

徐泌《明画录》则记：

　　兴化人，工诗，精画法，官礼部员外郎。善画人物，精采奕奕，时称三绝[14]。

陆颙为礼部主事，担当明朝向朝鲜颁布新历、正式承认朝鲜建国的大任，出使期间爱上了朝鲜女子委生，后来遂向建文帝献计购马朝鲜，得再出使相聚，婉转不肯归明，哀求朝鲜太宗未果[15]。上引陆颙诗不见于《李朝实录》所记其在朝鲜应酬诗，或即诉与委生别离之事。
陆颙归国后，然身为建文遗臣而未得祸，反而与修《太祖实录》，盖北军进城后主动合作者，故永乐时期已为文学亲信之臣。
陆颙得官礼部主事，担当外交重任，似与其“明经”出身不协调。由上引事迹可知，陆颙虽非进士出身，却兼擅诗画文史，能倾动品位不俗的朝鲜上下，此应担当出使要务的重要原因。
章谨。徐泌《明画录》载：

章瑾，字公瑾，号采芝，华亭人。宋庄敏公之后。能诗善草书，尤长于画，山水宗夏珪、马远，挥毫渲染，或顷刻立就，或数日不著一笔。兼善人物，传有《春江送别》及《寒山拾得像》，无惭古人。张观以后，一人而已[16]。

《明画录》每卷下分专题，专题下以画家时代为序排列。章瑾前后为夏昞、高棅，均洪武永乐间人，则章瑾亦此时人。《李朝实录》中的建文使臣章谨，以通政寺丞身份为使，赴朝鲜颁布诰命印信，曾大索朝鲜诗篇并自作诗[17]，当与此“能诗”的画家章瑾为同一人。章谨任与外交事务竦远的通政寺丞，而得出使封诰，当与其书画之能有关。
祝孟献。雷礼《国朝列卿纪》载：

　　祝孟献，字□□，河南饶州府德兴县人。洪武初荐举。革除元年任（太仆寺少卿——作者按，下同）。三年六月，使朝鲜市马[18]。

上文“河南”当为“江西”之误。祝孟献身为购马的最高级官员，长驻朝鲜，其间也曾作诗应酬[19]。祝孟献出身“荐举”，又任官太仆寺专事购马，然亦善诗为使。
郭瑄。雷礼《国朝列卿纪》载：

　　郭瑄，字□□，四川成都府崇宁县人。永乐元年由国子生擢兵科给事中。十年，升大理寺右寺丞。十九年，定鼎北京，诏安抚天下，命宣出抚广东，考察官吏，辑宁军民。本年，以事竣还寺。
革除□□，乡举……十一年，任大理寺左寺丞[20]。

由“革除□□，乡举”和“永乐元年由国子生”，可以认为此即建文时期出使购马的国子监生郭瑄。明朝巡抚的来源，一般要追溯到郭瑄等人的外出安抚之 事，则其在明初政治史上亦参与重大事件。郭瑄在建文时期仅一监生，一到永乐元年即任亲信言臣，估计和陆颙类似，皆为新朝特别重用之辈。
端木智。朱谋垔《续书史汇要》载：

　　端木智，字孝思，溧水人，官礼部员外郎。父复初，洪武时为刑部尚书。孝思与兄孝文皆以儒士起家，官翰林，先后使朝鲜，清节为远人所服，立双清馆。草书步骤不凡，入于妙品[21]。

端木智于建文四年（1402）初以兵部主事赴朝购马，在朝鲜“挟妓日醉，自夸其书曰：‘天下第一笔！’以印本一册赠判阁偰眉寿曰：‘书法与王羲之无异也！’”[22]则上引“清节”云云必与其无关，而“草书步骤不凡，入于妙品”，可证端木智出使，当与其善书有关。唯“双清馆”之说，当指其兄“孝文”，即上年副章谨出使、“俱有廉介、礼貌恭谨、举止不爽、国人爱慕”[23]的文渊阁待诏端木礼。
四位文臣出身、官职、任务各异，共同处在于多通诗书画，甚至以此闻名。他们的出身任职，或与外交事务关系不大，如陆颙、章谨、端木智，专以此长技出 使，而专事重务者如祝孟献，亦不乏为诗之能。4人在20位文臣中的比例虽不大，仍可略证：建文时期不但纯以文臣为使，还注重使臣的书画诗文之能，希望以此 炫示于“向化”藩国。
明朝以文臣特别是擅长诗文书画者为使，目的在于博取朝鲜亲近之感，以利于牵制朱棣、购买战马。但文臣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合格。章谨、端木礼、祝孟献以及鸿胪寺行人潘文奎，可称“温雅风流，清不近货”[24]，其他使臣也无贪婪横暴之举，较洪武时期使臣清廉自持。但如陆颙和端木智，或哀求装病，或狂妄卑鄙，不免丑态百出，再如监生陈敬归国在即，“当饯宴，复于上曰：‘使妓随我，虽至金郊而还，粉骨何忘！’上笑而从之。”[25]种种不堪之行，不但惹人讥讪，更令朝鲜君臣轻视明朝。加之朝鲜本对明朝内战持冷静态度，并未全力帮助南军[26]。故建文帝信用文臣，却并未实现以文臣诗文书画之才华折服朝鲜以得强援的初衷。

永乐时期：俞士吉、赵居任、邬修、陈敬、杨善

　　“自成祖即位时起，因政局变幻和皇帝个人喜怒所造成的明、鲜关系的波动基本上结束了，两国关系开始转入正常、稳定发展的轨迹。”[27]永乐时期共派遣使臣38次，留名者51人，其中宦官多达37人，武官6人，文臣8人。正使共22人，其中宦官14人，出使30次，武官5人，文臣3人。
永乐时期选派使臣，一改建文时期单用文臣，为类似洪武时期的文臣（包括监生）、武官、宦官杂用。宦官的比例和重用程度，则远远超过了洪武时期，成为永乐时期赴朝使臣的主要人物，而文臣除少数独立出使外，多为宦官之副。
宦官使臣一小半是朝鲜宦官省亲，另一大半是亲信宦官堂而皇之地作为正使，率领其他宦官和文臣出使。建文四年（1402年）十月，明朝派佥都御史俞士吉赴朝通知朱棣即位的消息，使臣中就包括内史温全、杨宁和还朝鲜省亲内官郑贵等三人[28]。此后宦官迅速取代了文臣，成为频繁出使中的主角，文臣仅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四月明朝赐祭太宗，永乐二十二年祭朝鲜人韩确之母时为正使[29]。
出使的正常状况是宦官为正使，文臣如礼部郎中、翰林待诏、行人等为副使。宦官与文官正副使并派的做法[30]，则证明径以宦官为皇帝私人代表。无论省亲还是作为正使的宦官，品级多数不高，但除非文臣武官为高级官员，否则一律位居前列。某些宦官多次出使，如黄俨出使多达11次，韩帖木儿多达6次等等。
出使朝鲜的宦官多横暴贪婪，为害大于洪武时期代表皇帝滥施威吓的各色使臣，更大于建文时期荒唐文弱的文臣。皇帝以强欺弱、荒淫猥琐的性格，通过信用亲 信宦官反应到外交事务中，使朝鲜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对中国的态度由疑虑转变为怨恨，永乐末年，朝鲜世宗公开愤言：“中国不遣朝臣，专任宦寺，何哉？！”[31]
永乐文臣为使虽仅8人，因中多名臣，所以留存传记者多达5人，内容也较丰富：
俞士吉。《实录》载：

　　士吉，浙江象山人。洪武末举人，授山东兖州府学训导。岁余，陈十事，切中时政，擢广西道监察御史。出巡畿甸及湖广，雪冤理枉，政绩尤著。永乐 初，署都察院事，升右佥都御史。奉诏往谕朝鲜、日本两国，还奏称旨，赐豸衣褚币。浙西水灾，士吉偕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往督农政，奏蠲粮六十万石，复出粟以赈 民。寻出知襄阳府，秩满，升山东左参政。洪熙元年，进詹事府詹事。宣宗即位，改南京刑部侍郎，致仕。至是卒，赐葬祭[32]。

雷礼《国朝列卿纪》所载更详：

　　俞士吉，字用贞，浙江宁波府象山县人。父仲殷尝夜梦得“老桂古香分月窟，移将天下压群芳”之句，觉而士吉生。自幼歧嶷异常，既长，有司历举贤 良，弗就。洪武丙子，领乡荐。明年会试，中乙榜，授兖州府训导。革除中，上疏论时政得失十余事，征拜南院监察御史。出巡凤阳、徽州，辩释疑狱，风声肃然。 文庙御极，改广西道，寻擢右佥都御史，奉使朝鲜。已，复使日本，返报皆称旨，上褒赐有加。永乐三年，浙西大水，士吉与户部尚书夏原吉、通政赵居任、大理少 卿袁复奉敕往治，兼督农务。时湖州被灾尤极，亏粮五六十万。同事者以所亏之数反十倍于所输，欲损其数以上。士吉力争曰：“欺君病民，吾不忍为也。虽重得 罪，吾自任之。”竟以实闻。上允纳，悉蠲其输，仍敕发廪赈之，民赖以苏。四年，坐事谪为办事官，寻复原职，命赈恤两浙饥荒。六年，出守襄阳，政清讼简，郡 以大治。十六年，秩满最绩，升山东左参政。未几，唐妖妇惑众谋叛，藩臬诸臣悉置于法。士吉以督浚后至，众谓可自为计，应曰：“背死逆命，非臣节也。”遂就 狱。上念旧臣，释之。洪熙改元，入觐，欲授清要之职。天官卿拟以太仆寺卿，上默然良久，曰：“渠是秀才，着为詹事。”后改刑部侍郎，寻命清理直隶郡县军 伍，再莅郡事，绩用尤著。士吉仪观修洁，举止清雅，论议切直，文才蔚然，每视政，他人不足，己独有余。谀之不喜，犯之不怒，伟度洪量汪如也。所著有《栎庵 自贻稿》[33]。

同书其他三处均文简事同[34]。过庭训、焦竑所录文字均出《列卿记》而稍简[35]。而徐乾学等《徐本明史列传》有不同内容：

　　……悉得蠲贷。明年，为都御史陈瑛所劾，与大理少卿袁复同系诏狱。复竟死狱中。士吉谪为事官，治水苏松。既而复职，命视浙江民瘼。还，上《圣孝瑞应颂》。帝曰：“尔为大臣，不言民间利病，乃献谀耶！”掷还之。寻出知襄阳府。……被劾致仕，卒[36]。

《明史稿》与《明史》均采用了以上内容[37]。
朱棣即位后，急欲任用建文时期名声简肃、文学出众的大臣出使朝鲜，以顺应此前趋势、安抚朝鲜，事属必然。俞士吉“自幼歧嶷异常”，建文中“上疏论时政”，又以御史出巡，“辩释疑狱，风声肃然”，实当时出使朝鲜乃至日本的外交第一人选。
《列卿记》和其他明代传记中，均无俞士吉遭受嘲笑辱骂的记载。但清代徐乾学之《徐本明史列传》，或出万斯同之手，而万与俞士吉同为宁波人，或有当地见 闻为根据。所言不见于明代传记记载，但观《列卿纪》等不言“坐事”详情，不言“出守”之因（《列卿纪》卷一五《詹事府詹事行实·俞士吉》记为“降”），可 知《徐本明史列传》之说必有确凿来源。俞士吉出使后宦绩出众，受到荼毒建文旧臣最烈的陈瑛迫害，又由皇帝亲自凌辱，原因不外其以建文名臣得用，过后即被遗 弃排挤甚至打击侮辱。仁宗深切同情，原因也应在此。
俞士吉虽以诗文名，在朝鲜却不以此自炫。“近（朝鲜陪同参赞）作诗赠使者。士吉谓吉曰：‘昔陆颙辈奉使于兹，因诗酒荒乐，中国之士，闻者皆笑之。是以吾辈初欲矢不作诗。然子之诗，敢不赓韵。’乃口占答之。”[38]    可见建文四年秋朱棣上台后，明朝已经意识到以诗文书画之士出使的失策，尴尬自嘲之下，一改前辙。
赵居任。《明太宗实录》载：

　　居任，应天府溧阳县人。洪武中，以耆老授通政司左参议，升山东布政司左参议，再升左通政。尝奉使日本，其王赠以名马、方物，悉却不受。上闻而 嘉赉之，命往苏松治水。居任虽以清介自持，而无恤民之心。在苏松十余年，督治水及农务，每霖雨没田禾，不待雨止，广集民男妇踏车出水，随去随溢，低田终不 可救，高乡之民困于其役，不得尽力农事，而居任恒以丰[禾念]闻。至是以疾卒，民用慰悦[39]。

焦竑所记以实录删削而成，唯改溧阳为溧水[40]。而雷礼《国朝列卿记》载：

　　赵居住，字□□，□□□人。永乐二年任右通政，命使日本，令十年一贡。三年，转左。六月，命同夏原吉、俞士吉赈济苏松嘉湖。八年二月，御史刘 焕劾居住治水苏湖，田多荒芜，蔽不以闻，惟简乌程熟田穗繁粒伙为秉，称瑞罔上。皇太子以上所使，未可擅易，封章示之，令自省。……“前时浙江按察司亦尝 言，浙西水潦，赵居住不恤民隐。今居住此言不可信。”仍遣官往视之[41]。

赵居住当即出使朝鲜的赵居任。唯居任既然如此不称职，在用法严酷的永乐时期，居然得到宽宏待遇，实属不正常。观《实录》对赵居任的指责，和雷礼通过官方渠道搜集的材料并不相符，可知受攻诸事不免随意编造。
观赵居任治水之法，已属难能。他早在洪武时期已任右通政，又是于永乐元年（1403年）以左通政出使朝鲜的[42]，颇疑与俞士吉类似，亦为建文间清介名臣，而为永乐君臣先利用后打击者。故虽宦绩无可挑剔，陷害之以图谄媚者却仍络绎不绝，终使身背恶名。
邬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

　　邬修，字存诚，南昌人，洪武丁丑进士，历官太平知府。
革除四载，文献无征。成化初，吴人刘昌提督河南学政，得建文元年湖广乡试棘闱倡和诗。集中作者豫章胡俨若思、邬修存诚，庐陵谢矩子方……凡二十一人。昌镂板以传，且序之曰……[43]。

邬修能诗，但永乐二年（1404年）出使朝鲜未见作诗，反以轻侮朝鲜太宗为务，当时官仅鸿胪寺序班[44]，似与洪武丁丑（洪武三十年，1397年）进士出身和此后的“太平知府”不符。疑其亦为建文时低级文臣，投降朱棣后得亲近之任，故能出使朝鲜，历官知府。
陈敬。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载：

　　陈敬，砀山人，臂力兼人，娴于武略。永乐中，从驾北征，累立战功，官至中军都督府佥事，镇守山海关、永平等处，抚驭有方，军民怀服[45]。

陈敬于永乐五年和六年两次出使朝鲜，官东宁卫千户[46]。永乐时期赴朝的六位武官除陈敬外，还有千户王得名、百户王迷失帖、都指挥高得、千户王教化的、百户李宾。其中王迷失帖和王教化的皆应非汉族人，王得名、王迷失帖任职“辽东”[47]，陈敬任职于朝鲜、女真人构成的东宁卫。除都指挥高得外，武官所交涉多辽东散军逃民之事，非为皇帝私事或礼仪场合，故偏重任用非汉族武官或辽东武官出使。
杨善。杨善的传记资料不下20种，以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所载早出且详瞻：

　　杨善，字思敬，其先自大（太）原徙而北平，后北平进称顺天，而善为顺天大兴人。少补北平诸生，不甚通经术，而性沈敏，能为人筴事。时年甫十 七，而文皇帝起义兵，则已知善名，署典仪所引礼舍人，从事睥睨间。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补鸿胪寺序班。二年，改鸣赞。又四年，进司宝署丞，选侍昭皇帝于青 宫。又八年，进右寺丞。又六年，进为卿。善伟风仪，工举止，音吐如洪钟，每朝谒引进奏时，上目属之。而又重文翰，与学士杨士奇、杨荣善。既家都城，以积著 起□，治居第，郭外有园亭花木之属。诸公休沐有所宴赏，则善家若归。又时时馈遗名果饵不绝，以是大得公卿间声，而中贵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满考，迁 礼部左侍郎。明年，从北征……[48]。

而王世贞《名卿绩记》所记有差别：

　　杨善者，北平人。建文君来讨，燕王发兵北攻大宁，李景隆悉众围北平，燕世子拒之。善时起书生，从登埤，昼夜凡数十接，有功。燕王既有天下，予 善官序班，时仅二十余，稍稍迁至鸿胪卿。善不大读书，慷慨多权略，能辨（辩），又貌伟皙，奏对朗朗，上目属之。太宗皇帝崩，历仁、宣、英诸帝，至都察院左 都御史，还掌鸿胪事。英宗皇帝既拒虏失其军……[49]。

《明功臣袭封底簿》为官方原始文件，所记又有不同：

　　杨善，原籍顺天府大兴县人，系引礼舍人，守城有功，永乐元年钦升鸿胪寺序班。历升礼部侍郎，仍掌寺事。永乐十四年十月，内推举，改左副都御史，提督九门，升右都御史，仍掌寺事[50]。

雷礼《国朝列卿纪》成文较早，所记又不同：

　　杨善，字幼清，顺天府大兴县人。革除中，成祖靖难，以生员守城，叙功授鸿胪寺序班。永乐三年，以奏庶吉士章朴藏方孝孺文集，进鸣赞。历寺丞， 进本寺卿……善练习朝章，居官恭勤，自永乐二十二年掌寺事，至正统十一年，凡二十二年，于朝觐、宴赏诸仪，俱合典礼，称上旨，寻进礼部右侍郎[51]。

修纂于杨善去世后不到十年的《实录》，严厉谴责杨善：

　　素无学术，为人外若柔和，中实阴忮。凡事之可以利己自便者，不顾义理，无不为之。永乐初，严治方孝孺之党。庶吉士章朴与善同坐事，朴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观，密以奏闻。遂戮朴而复善官。正统中，太监王振用事，善媚事之，不惮屈己……[52]。

其他传记皆节抄各类材料，于史实多有记载混淆处，当以上引为准。唯《明功臣袭封底簿》记“永乐十四年”当为“正统十四年”。
杨善不擅文学经术，仅以家居北京而周旋于士大夫间；亦不以节操胜，章朴之事必为万人唾骂，朝鲜亦必知其无耻之行。综合上引文知，其入选一为容貌声量， 二为机智善辩，三为出身守城诸生，长期为太宗亲信鹰犬也。朱棣晚年挑选使臣，多以文臣副宦官，此等体面干练亲信之人，正合任用亲信如宦官出使以逞人主威风 的惯例。
建文时期已具清誉的俞士吉、赵居任，永乐前期先被任用，后迅速遭排斥甚至侮辱；相反，建文时期官职低微的邬修，与陆颙、郭宣等类似，进入永乐朝则得任亲信之职，出使外巡，仕途顺利。对比之下，可略见永乐时期对待建文遗臣的政治策略。
文臣之中有能诗擅文者，如俞士吉、邬修，然俞士吉以吏才出名，邬修也是需身貌机智的“鸿胪寺序班”，另外的赵居任则不过以“耆老”入仕，杨善更是“不 甚通经术”、“不大读书”之辈。最早的使臣俞士吉即已明言避免作诗酬唱，末期的杨善以容貌、辩才和出身亲信选为使臣，可见永乐时期不但改建文时期任用文臣 之例，更改重视文臣诗文书画之艺，为重视文臣相貌口才和干练亲信等条件。

洪熙、宣德时期：李约

　　洪熙、宣德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继承永乐时期的正常化格局，而往来更加频繁。皇帝任用宦官出使，过于永乐时期。此10年间出使共18次，除了3次由武官交涉女真、逃民事务，和2次由文臣颁送登极诏和立皇太子诏外，其余13次全以宦官为首。
宦官出使又分三类。除少数朝鲜人出身者省亲外，有2次宦官为主，文臣为副，行赐祭、颁仁宗遗诏等礼仪之事，其余皆全由宦官担任使者。宦官任务，反复向 朝鲜索要奢侈品，强选秀女，致使怨声载道，而派遣宦官数量众多，人人求索无度，荼毒更超过皇帝欲求，给朝鲜以深重的痛苦。
仁宗在位短暂，所遣使臣3次5人，虽皆任宦官，并无征索之事。宣宗在位期间，专用宦官昌盛、尹凤等出使，征索之外，更有捕猎海东青等皇帝私人事务，加 之宦官个人索求无度，作威作福，导致朝鲜对明朝痛恨之余，又生轻蔑。如当宦官横暴的消息传到明朝时，宣宗曾要求朝鲜：“王待以饮食足矣，毋遗以物。”[53]朝鲜方面却认为：“朝廷政令不由朝官，皆出自司礼监。今内官不畏敕旨，何必拘于敕谕而不赠遗乎？”
文臣为使者仅6人，留有传记的仅李约一人。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载：

　　李约，字孟博，仁和县人。永乐甲申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左迁交趾通判。未几，复职。历九年，升广东按察司佥事。每行部审系囚，听讞精明，直 枉立判，冤系者多所平反，人皆称之。调山东佥事。永乐丁酉，复入为兵部员外郎，进郎中，两使朝鲜，不抗不随，人谓得使命之体。时胡寇西鄙，升陕西左参 政……遂投劾去……[54]。

李约于宣德三年和十年两使朝鲜颁诏[55]，当因其历职兵部职方司熟悉中外地理，且有精明干练之名，此可略见当时若用文臣出使，追求实效过于讲究文学造诣和亲信程度。

正统时期：倪谦、司马恂

　　以英宗登极时算起，宣德十年三月出使颁登极诏的李约、李仪可属正统时期使臣。同时，若截止到景泰帝即位，则倪谦、司马恂于景泰元年初出使颁登极诏[56]则不应属正统时期。但倪谦、司马恂之遣，反映了正统年间两国交往方式的变化和结果，故特归于正统时期。
使臣派遣之少，目的之纯公务化，不但一反宣德时期之混乱纷扰，且与洪武、建文、永乐诸时期均形成了鲜明对比。计入上述两次出使，则出使一共6次，内1 次为宦官与朝鲜妃嫔宫女归国团聚，3次为武官交涉具体事务，2次为文臣颁登极诏，宣告明朝君主更替大事。不但绝无宦官出使之举，连文臣日常派遣也少于此前 任何时代。
明朝执政的“三杨”杜绝生事，以及后来王振约束宦官外出，都是遣使变化的原因。同时，明朝国力渐衰，瓦剌压力渐大，明朝是否因此而对朝鲜改欺凌为合作呢？倪谦和司马恂的背景为此问题提供了参照。
倪谦传记亦常见。陈镐《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倪公谦传》记载最详：

　　倪谦，字克让，别号静存。其先浙之钱塘人，国朝洪武初徙实京师，占籍应天之上元。生有异质，双目炯然如电，有四乳，性极颖敏，书一经目，即记 不忘。补应天府庠生，文名大著。时初设提学宪臣，监察御史彭公勖，名知人，巡历所至，辄举以励诸生。故就试京师者，争求识其面。领正统戊午乡荐，赐己未进 士及第第一甲三人，拜翰林院编修，入阅中秘书，日造诣。己巳，奉使朝鲜，远人一睹风采，悚然叹服。时有所作，即席挥洒，略不经意，莫不缩头吐舌，惊以为 神，至今国中梓行其文……平生德量宽洪，与物无竞，其与人交，诚信无伪，恒喜奖拔后进，不遗故旧。博览载籍，闳中肆外，人莫能及，而勤敏嗜学，至老不倦， 才识超迈，用无不宜。惜乎中历险巇，晚登枢要，徒以文章名海内，而经济之效或若少歉然。子孙衣冠之盛，遂为南都第一，世方以为盛德之报云。所著有玉堂稿百 卷，上古稿八卷，归田稿四十二卷，南宫稿二十卷，辽海编四卷，藏于家[57]。

刘珝《南京礼部尚书倪公谦墓志铭》略有出入：

　　进侍讲，复奉使朝鲜，与王国馆伴倡和诗甚富。
四方有求者，挥笔立就，人莫能撄其锋。一时天下文名，先生为重。
惜其久处翰林，未获柄用，晚升宗伯，所司者不过礼文。天下之人徒知先生之文，而不知其有经济之才也[58]。

而《实录》记其履历虽简略，却专门论其生平：

　　自幼颖异善属文，才气飘逸，入翰林与钱溥齐名。谦比溥稍庄重，但好交匪人，竟以是取败。尝使朝鲜，朝鲜人服其敏捷。景泰中，别选内宦之聪慧者数人，俾谦教之，后俱柄用。谦踬而复起者，此数人之力也[59]。

尹守衡《皇明史窃》记倪谦不光彩的一面，更将交结宦官与其仕宦起落联系起来：

　　景泰中上尝令教内侍书，以故诸内侍用事者辄推毂，而谦亦以此大干清议，每为台省论罢，去辄复起[60]。

陈田《明诗纪事》则道出了倪谦在诗歌史中的地位：

　　田按：尚书在朝，颇称躁进，卒以万安铭墓，尤致讥议，诗不为选家所称。余观其七古，劲健拔俗，不愧当家，固不失为一时骚雅之选也[61]。

《四库全书总目》标举更高：

　　体近三杨而无其末流之失，虽不及李东阳之笼罩一时，然有质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固未可以声价之重轻为文章之优劣也[6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统计：

　　诗集多至二千余首[63]。

倪谦早以南京神童、俊生闻名，后中探花，文名日盛，非一般六部九寺擅文之辈，而是翰林文学名臣，与此前出使擅诗文书画文臣，不可等量齐观。
因遭物议，倪谦诗名、文名均在明后期被掩盖，直至清人方逐渐认识到“一时天下文名，先生为重”，推为三杨馆阁体和李东阳之间的中流砥柱，非明人谈论中一般文学名臣也。由此及其诗作流传之多，可以想象倪谦当时文学名声之大，又非一般翰林可比。
上引《传》中多谀词，如写到朝鲜人态度时的夸张；《墓志铭》中虽稍收敛，但所言经济之才并无证据。《实录》修于弘治年间，纂修者以其子倪岳在朝，故专 段记其品望，已不讳言其“好交匪人”，明后期人遂直言其节操之失。教内侍、结宦官，虽在出使以后，亦可推想倪谦经济之才本乏，声名只在文学，而绝不在清誉 及才干。
司马恂。雷礼《国朝列卿纪》载：

　　司马恂，字□□，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正统甲子京举解元。赴春官不第，入监，擢刑科给事中。景泰三年，与易储议，升春坊右赞善。……洵为人通警，善处权贵，故屡进清秩[64]。

《实录》详记其才华品行：

　　恂善记问，兼通篆隶，居官勤慎。尝出使朝鲜国。……不满所望，或形于言，士夫以此薄之[65]。

张弘道等《皇明三元考》盛赞：

　　恂性醇笃，敦尚行义，出入动止，皆有常度。处宗党恭俭卑约，恂恂如也，不愧其名称云[66]。

王鸿绪《明史稿》与张廷玉等《明史》则载：

　　恂强记敦厚，与物无忤，居官无所表见[67]。

上引记载，“为人通警，善处权贵，故屡进清秩”和“性醇笃”、“出入动止，皆有常度”等貌似矛盾，实因《列卿记》早出，当近事实，而为后代记载表面 现象之解释。总之司马恂之出使，非因敦厚质朴等个人品质，当因解元身份和给事中等“清秩”，甚至“兼通篆隶”，可证副使之选亦唯重文学技能，不问才干。
倪谦和司马恂之出使，当土木之变后明朝陷入严重危机之时。明朝不选择威望崇高或精警干练之臣出使，而是独重文学之名，乃至科名清秩。可见出使的主要目的，并非因国力衰弱或陷于危机而寻求朝鲜支援，而是行使类似建文时期的策略，欲以文学才子之行，震动已深染华风的朝鲜。

小结

　　使臣的目的任务显示，自明朝建国以来，明朝一直对高丽/朝鲜保持与北元的关系深为不满，致使两国关系波澜起伏。随着明帝国在东亚优势的确立，两 国关系在永乐初年转入正常轨道，但明朝一直因皇帝个人需索而对朝鲜加以刁难摧抑，又在疆域、民族、人口诸多问题上引起朝鲜对本国利益的高度敏感。直至正统 年间，两国关系才转向完全的友好与信任。
使臣的表面身份显示，明前期两国关系，虽以永乐初年的颁诰赐印为标志转入正常，前后却不断因明朝皇帝个人的喜怒爱憎以及需索程度而摇摆不定。洪武、永 乐、洪熙、宣德时期信用宦官，特别永乐、宣德时期皇帝指使宦官赴朝大肆骚扰，与建文、正统时期禁绝宦官出使，信用文臣或一般武官的作法，形成鲜明对比。明 前期的两国关系，特别是朝鲜对明朝的态度，也就在“事大”和“疑惑”的前提下，出现多次反复。
使臣的身份背景显示，明朝遣使文臣，受到政治局势的微妙影响。如洪武初偰斯以熟悉张士诚与高丽往来事务而得出使；建文众使臣擅诗文书画当与建文帝贯彻 到外交领域的儒家风范有关；永乐时期使臣以亲信或才干见重，又因与建文朝的关系而遭际不一，反映了明太宗的个人风格和用人、宣传策略；洪熙、宣德时期信用 宦官、需索无度臻于极致，文臣偶尔仍以才干得使，反映了对永乐时期制度、政策的继承；正统十余年平静无扰的外交进程中，明朝不但戒绝了任用宦官、欺凌朝 鲜、征索人物的恶例，而且完成了选用文臣出使时从重才干到重文采的转变，或曰对建文时期趋势的回归和加强，则反映了科举制度稳固后文人优势地位的确立。
明朝初期显示了继承元朝与恢复汉唐的建国气象，历经百年波折，已经逐步展露出中原王朝、汉族社会的本来面目。朝鲜到世宗时期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意识到双方关系虽不平等，利害则一[68]。 正常的友好、信任、合作关系，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在土木之变后的紧急关头，明朝选遣使臣的标准仍由才干彻底转变到文学，说明在明前期近百年的历史进程 中，两国关系的基石，已经由地缘政治利益和君主个人喜怒好恶，逐渐让位于文化意义上的认同感，终连惊天动地的波澜也难撼动了。

李新峰: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