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的演进即人类拓展海洋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历史进程, 可划为区域海洋时代、全球海洋时代、立体海洋时代。区域海洋时代萌芽于远古, 成长在古代,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主要在欧亚大陆, 大陆文明占据优势, 海洋文明的发展空间是区域性的。全球海洋时代萌芽于古代的大航海, 从近代早期“地理大发现”开始到现在, 海洋发展推动西欧的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 实现社会和文明的转型, 海洋文明的发展空间是全球性的。立体海洋时代萌芽于现代海洋开发技术的突破, 海洋文明的发展空间拓展为由海洋水体、海洋上空和海底组成的立体空间, 被誉为未来人类文明的出路, 21世纪是全球海洋时代向立体海洋时代过渡的“海洋世纪”。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 又是一个海洋国家, 陆地与海洋的结合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学界以往对中华海洋文明史以及各种涉海专门史的时代划分问题鲜有讨论, 通常采用中国通史体例, 以王朝兴替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事件和关键年代, 没有体现出海洋发展的内在逻辑;从陆地看海洋, 把按王朝陆地思维制定和实施的“华夷国际秩序”“朝贡体系”, 当成海洋文明史的主要内容和本质, 不能彰显中华海洋文明的特性。因此, 打破王朝体系, 确立海洋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一元的地位, 站在世界海洋文明历史发展的高度, 审视中华海洋文明的历史嬗变, 是十分必要的。
中华民族的海洋发展符合人类海洋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笔者把中华海洋文明的演进划分为兴起、繁荣、顿挫、复兴四个阶段, 兴起期和繁荣期属于区域海洋时代, 顿挫期和复兴期属于全球海洋时代。
一 东夷、百越时代:中华海洋文明的兴起
中华海洋文明不是中原农业民族的发明, 而是中华民族中最早的海洋活动实践者———环中国海区域的原始部落族群“两栖类式生存”的文化创造。
迄今5000~8000年, 散布在北方沿海地区的东夷族群和南方沿海地区的百越族群, 不畏惊涛骇浪, 善于用舟, 依赖丰富海洋生物资源, 形成中华海洋文明的萌芽形式———以鱼贝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濒海聚落。新石器时代贝丘、沙丘遗址和独木舟、有段石锛、印纹陶、原始刻符文字、干栏式建筑、土墩墓等遗存, 是文明之初的印记。
中华海洋文明的形成是原始海洋文化进步的成果。社会力量的产生、玉制礼器的使用、濒海聚落发展为地域性的国家组织, 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早期中华海洋文明时代, 是以东夷、百越族群建立的“海洋国家” (方国、王国) 为海洋活动行为主体的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前, 著名的有齐国 (前893~前221, 为秦所灭) 、燕国 (前864~前222, 为秦所灭) 、莱国 (前567年为齐所灭) 、莒国 (前431年为楚所灭) 、吴国 (前585~前473, 为越所灭) 、越国 (前334年为楚所灭) 。到西汉时, 在今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以至越南沿海, 仍有百越族群复立的东瓯国 (前192~前138) 、闽越国 (前202~前110) 、东越国 (前135~前110) 、南越国 (前207~前111) , 海洋性格突出, 不受中央王朝的控制。他们和大海发生积极的关系, 大海也深层次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周初, 齐太公受封于东夷之地, “因其俗, 简其礼, 通商工之业, 便鱼盐之利”。春秋时, 齐国称“海王之国”, “历心于山海而国富”, 成为霸主。吴国大夫伍子胥称中原各国是“陆人居陆之国”, 吴、越是“水人居水之国”, 指出南方与北方的差异, 他们所创造的以“珠贝、舟楫、纹身”等为特征的海洋人文, 有别于北方华夏农耕族群所创造的以“金玉、车马、衣冠”为特征的大陆人文。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说:在海岸区域,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与渺渺无限的观念, 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 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 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 从事掠夺, 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 从事商业”。 (1) 以海立国的齐、吴、越诸国, 都有类似的表现。吴国“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 越国“以船为车, 以楫为马, 往若飘风, 去则难从”, 发展出适应海洋生活的工具和手段, 能够随心所欲地凌波往来, 无异于踏陆行走, 沟通外部联系。“越人之俗, 好相攻击”, 海上征服、掠夺是平常的生存方式。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 移到一片不稳定的海面上, 吴、越和齐国都有强大的船队和海军, 三国之间“率用舟师蹈不测之险, 攻人不备, 入人要害”。公元前485年, 吴国派徐承率舟师自海上攻齐, 被齐人所败。这是中国文献记录的首次大海战, 与公元前480年地中海地区波斯与希腊间的萨拉米海战差不多同时。公元前473年, “勾践伐吴, 霸关东, 从琅琊起观台……死士八千人, 戈船三百艘”。“初徙琅琊, 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 伐松柏以为桴。”越国把国都从浙江会迁到这块北方沿海的“殖民地”, 直到越王翳三十三年 (前378) , 才被迫退出, 迁都于吴。秦汉时, 百越叛去, “习于水斗”的闽越与东瓯、南越等国之间互相攻伐, 海上征战频繁, 其剧烈和惨烈的程度, 与地中海的海战不相伯仲。
东夷与百越海洋族群善于经商, 他们航海而来, 把中国所需的海洋产品运到中原, 被目为贡献而零星记录下来, 南海的龟甲用于占卜, 贝壳用为货币, 是其显例。殷墟妇好墓出土大量海贝, 还有鲸的胛骨。越灭吴后, 范蠡装其轻宝珠玉, 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入齐, 隐于海畔, 终成富甲一方的巨商。而航运到海域周边国家的商品实物遗存, 也有陆陆续续的考古发现。走向渤海的探寻, 导致仙山神话和燕齐方士文化的盛行。受“海客谈瀛洲”的影响, 齐国阴阳家邹衍提出“大九州说”, 是一种海洋型地球观。
东夷、百越是向太平洋传送海洋文明的族群, 先民们通过早期的漂流和后来的航海活动, 逐岛迁徙, 将海洋文明扩散到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与南太平洋岛屿, 奠定了“亚洲地中海”文化圈和“南岛语族”文化圈的初期格局。
由此可见, 东夷、百越时代与古希腊海洋文明的起点相同, 具有同一文明类型的共性。中国海岸区域是世界海洋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 传统海洋时代:中华海洋文明的繁荣
东夷、百越时代, 以齐、越为代表的海洋社会力量, 曾经西进北上, 与中原各国陆地社会力量激烈竞逐和争霸。秦、汉统一中国, 而不是齐、越统一中国, 决定了中华海洋文明进入传统海洋时代屈从于大陆文明的生命风格。
汉武帝平南越, 标志着东夷、百越时代的结束, 王朝主导的传统海洋时代开始。传统海洋时代从汉武帝元鼎六年 (前111) 平南越至明宣德八年 (1433) 郑和下西洋结束, 历1544年, 是中华传统海洋文明的上升阶段。以唐乾符六年 (879) 黄巢洗劫广州事件为标志, 前990年是发展期, 后554年是繁荣期。
- 大航海的酝酿与传统海洋文明的积累
秦汉王朝建立后, 东夷、百越地区先后纳入其版图, 成为中央王朝扩张的海疆。随着沿海王权国家纳入了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王朝体系, 一波又一波的北方汉人移入南方沿海地区, 代表陆地社会力量的农耕文明在陆海文明整合中占据压倒优势, 但由于汉唐对外用力的方向在西北, 海洋文明在朝廷权力无暇倾力东顾大局的宽容环境下得以承传、积累和发展。海洋族群逐步从土著向汉人转换。移入海岸区域的汉人在与土著海洋族群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 一部分人保持了“封闭型”农耕文化的性格, 另一部分人则承继了“开放型”的海洋文化, 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 (包括汉化越人和越化汉人) , 在王朝体系下开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海洋时代, 推动了中华海洋文明的繁荣。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海洋活动主体的转变, 以及由此引起的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共同推动了中华海洋文明的进步。
以朝廷为行为主体的海洋活动, 除帝王巡海外, 主要是派遣使节出使。汉武帝时, 派使者乘船从徐闻、合浦、日南 (今越南中圻) 经南海、东印度洋到印度半岛南部和斯里兰卡, 随行有译长, 通晓当地语言, 说明汉朝掌控南中国海至东印度洋海上航路的情况和交往规则。汉末至隋统一前, 中原板荡, 进入乱世, 而处于大陆边缘的沿海王国, 则加强了海洋的交往。吴黄武五年 (226) , 吴国交州刺史吕岱派遣中郎将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东南半岛诸国, 至林邑 (今越南中南部) 、扶南 (辖境约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 等国。魏正始元年 (240) , 魏国派遣使者东渡日本, 封倭王。隋朝统一后沿袭这一传统, 大业三年 (607) , 隋炀帝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从南海郡乘船出海, 经林邑、狼牙须、鸡笼岛, 出使赤土国。朝廷派遣使节的海洋活动, 是宣扬国威、德服四方的陆地思维的产物, 是陆地朝贡体系的海上延伸。但是, 间或有环中国海岛屿的探险活动, 如吴黄龙二年 (230) , 孙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 率领将士万人渡海, 寻找夷州及亶州。大业三年 (607) , 隋炀帝派朱宽探寻流求。大业六年 (610) , 又派陈稜、张镇州率兵击流求。这说明沿海王国和隋朝已有走向海洋的冲动。
以民间为行为主体的海洋活动, 现存中国古代文献记录里主要是求法和弘法的佛教僧人, 著名的有东晋时法显从印度、斯里兰卡经海路归国;唐代, 有义净浮海赴室利佛逝、印度, 鉴真跨海东渡日本。他们对促进亚洲海域的宗教文明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使节和僧人海洋活动的载体是从事运输的帆船, 而海上运输和海洋商业是一体的。直接从事海洋活动的主要社会群体是船户、水手、海商和渔民, 他们才是真正的民间海洋活动的行为主体。正是他们常年在惊涛骇浪中的实践, 航海技术在这一时期取得巨大进步, 主要表现为造船技术的重大突破和航海知识的日益丰富。水密舱、橹、舵广泛应用, 近海与远海的帆船在这一时期逐步定型;观星象导航等航海知识的运用使海上航行从漫无边际到方向明确。朝廷的航海活动虽然没有发展海洋经济的意图, 但汉朝使节走的是原南越国与南海诸蕃国及印度商人共同开发使用的贸易航线, 随行“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 赍黄金、杂缯而往”, 这就刺激了沿海民众追求海利的商业文化意识。徐闻开港, 当地的商民“积货物于此, 备其所求, 与交易有利”。有谚语说:“欲拔贫, 诣徐闻。”追求海洋利益成为脱贫致富的门路。印度半岛南部、斯里兰卡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 汉朝的海商多到此交易, 汉朝商品经此转运到波斯湾、红海等西亚地区。环中国海周边以至印度洋的许多国家渴望得到中国商品和技术, 主动前往中国港口贸易。东汉延熹九年 (166) , 罗马帝国遣使经印度、斯里兰卡沿此航线来华, 使当时世界上的两大帝国———东方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开始直接的贸易和文明对话。汉晋间, 徐福入海求仙山不老药一去不复返的故事, 演变为徐福到日本繁衍生息的“事迹”, 引起跨国度的文化感应, 在环黄渤海沿岸地区、韩国、日本出现徐福的传说和遗迹。
唐朝崛起, 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西北, 大陆文明发展到顶峰, 对外开放, 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力遍及东亚、中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周边国家纷纷主动来华朝贡, 或派遣留学, 出现“万国来朝”的盛况。在东亚海域, 唐初征朝鲜半岛, 唐龙朔三年 (663) 平百济, 于白江口海战大败日军, 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日本主动学习唐朝制度和文化的遣唐使时代走向高潮。在西亚海域, 唐初开辟“广州通海夷道”, 远洋航线延伸到了波斯湾及非洲东海岸。唐咸亨年间 (670~673) , 控制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东南亚海上帝国室利佛逝, 开始遣使朝贡唐朝。天宝九载 (750) , 阿拉伯阿巴斯王朝 (黑衣大食) 崛起, 阿拉伯商人实现从波斯湾穿越印度洋、南海到中国的直航贸易。唐朝创设市舶使, 管理外国商船来华贸易, 接纳朝鲜、越南、日本、南海诸国及印度、波斯、阿拉伯的“蕃商”和航海人员, 加入中华海洋贸易网络系统;朝廷还设置蕃坊允许蕃商居留, 其中一部分蕃商定居繁衍华化, 成为中华海商利益群体的一部分。南方汉人的商船利用蕃商提供的信息, 也不断地前往南海诸国和印度、斯里兰卡港口进行贸易。唐代福建诗人黄滔“大舟有深利”“利深波也深”的感叹, 道出海商贾客出海的利益与艰险。唐朝、室利佛逝、阿拉伯三大海洋文明在亚洲海域的和平相遇共处、和谐互动吸引, 共同建造亚洲海洋秩序, 中华海洋文明从室利佛逝、阿拉伯海洋文明中汲取了新的能量和活力。
但是, 中华传统海洋文明的积累是被主流的正统文化屏蔽的。汉唐社会对海洋文明的宽容和接受, 是以陆地为本位的。东夷、百越时代的海洋故事和传说, 经过汉人陆地思维的阐释, 才被纳入华夏传统文化的话语系统中。如:东海海神禺虢被说成是黄帝之子, 神容中本从属于人面鸟身的黄蛇上升到正统地位;首创煮海为盐的宿沙, 被说成是黄帝的臣子;黄帝得到入东海七千里的流波山上异兽“夔”, 以它的皮做成鼓, 用它的骨头来击鼓, 显示黄帝威震天下;南海海神转化为炎帝祝融兼任, 其离宫在扶胥;等等。由此编造出中华海洋文明是炎黄文化延伸的神话系统, 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本质是海洋农业文化”论的最初源头。还有“精卫填海”的神话:炎帝的小女儿名叫女娃, 游东海时溺死, 化为精卫鸟, 常衔西山之木石投入海中, 恨不得把东海填平, 反映农业文明追求土地的本性, 否定海洋对人的积极意义, 成为后世向海要地发展思路的最初源头。唐乾符六年 (879) , 黄巢洗劫广州, 在一定意义上反映陆地社会力量对海洋社会力量的排拒, 广州港衰落, 阿拉伯蕃商遭重创后不再至, 亚洲海洋贸易中心转移到马来半岛。这些使海洋文明在进入中国历史的过程中, 产生了异化和负面的影响。
- 海上丝绸之路与传统海洋文明的繁荣
10世纪前后,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 标志着计量航海时代到来。五代十国时期, 广东南汉国、福建闽国、浙江吴越国、江苏南唐国向海洋开放, 以海洋贸易立国, 招徕海外蕃商, 经济繁荣。南汉重启南海贸易, 号称“小南强”。闽国为避开南汉的竞争, 另辟途径, 开发通往菲律宾的东洋航路。吴越国主要发展对日贸易。到了宋代以后,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倾, 北方不如南方, 西部不如东部。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起飞, 商品经济活跃, 成为向海洋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造船水平的提高、指南针等科学技术在航海中的运用, 促使海上力量不断壮大。经略海洋成为南宋和元朝的国策, 朝廷寓管制于开放之中, 官民合力走向海洋。宋室南移临安 (杭州) 后, 倚重海洋利益, 采取开放海洋的措施, 招徕蕃商 (主要是阿拉伯商人) 来华贸易, 鼓励中国海商出海贸易。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和世界宗教文化博物馆。元灭南宋后, 在草原民族扩张意识的指导下, 曾驱使强大的水师征讨日本、爪哇, 因遭遇飓风袭击而失败。后来虽有倭患的困扰, 实行过海禁, 但海洋基本上是开放的。元大德五年 (1301) 和八年 (1304) , 杨枢两次航往西洋, 抵忽鲁谟斯。“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 如东西州焉。”泰定四年 (1327) 和至顺三年 (1332) , 汪大渊从泉州两次附舶游历东西洋地区九十余处。至正六年 (1346) , 突尼斯人伊本·白图泰游历中国, 所见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 往来都是中国船只。丰富的航海贸易实践, 培育了沿海人民的冒险精神和海洋人文气息, 促进了东西方之间联系和交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明永乐三年 (1405) 开始的“郑和下西洋”, 是明成祖朱棣创意和发动的一次大航海活动, 也是传统王朝体制下中央政权经略海洋最为开放的一次。“郑和下西洋”所集结的人员和船只之多, 航行范围之广, 持续时间之长, 都证明了中国已经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从11世纪到14世纪初的三百多年间, 中国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既是陆地国家, 又是海洋国家。凭借长期领先世界的海上技术优势, 在东亚至西亚以至非洲东海岸之间的广阔海域, 形成了以中国海商为主导的贸易网络。渔民利用航海发现, 在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形成了渔场, 并开发了部分海岛。海水养殖业、外向型手工业、商品农业等也得到发展。湄州女林默由人而神, 逐渐发展成为渔民、海商等航海者的保护神, 朝廷出使、缉盗等海上公务活动的保护神, 沿海民众防灾抗灾的保护神, 屡受朝廷的封赐, 从北宋的顺济庙神升格为南宋的灵惠妃、元明的天妃, 列入国家祀典。随着海洋活动的频繁, 妈祖信仰传到华人所至的海外地区, 形成和海洋贸易网络相重叠的妈祖文化网络。
宋元王朝经略海洋, 比汉唐王朝更为主动和开放, 在宗藩关系向海外国家的推广上, 更加注重经济利益, 促进海洋贸易的繁盛和“商业革命”, 发挥了王朝作为“国家海洋行为主体”的贸易导向功能, 对中华海洋文明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海洋时代创造了亚洲海洋的和平和谐、互补共赢的文明模式, 形成中华海洋文明开放、多元、和谐、包容的优秀文化传统。
三 海国竞逐时代:中华海洋文明的顿挫
从1433年明廷罢下西洋, 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 共516年, 是中华海洋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跌宕坎坷的下降阶段。以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为界, 前期229年, 中华海洋文明出现向近代转型的发展机遇期, 在中西海洋文明相遇和角逐中, 产生新的海洋文明因素和海上社会力量, 维持“亚洲地中海”的稳定, 但海洋发展却因王朝国家力量的压制裹足不前, 陷于停顿。后期287年, 中华海洋文明在内有锁国禁锢、外有列强入侵的不利条件下, 转型艰难, 曲折前进, 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陷入低潮。
- 重出外洋与中华海洋文明转型机遇期的丧失
宣德八年 (1433) , 明廷罢下西洋, 停止了国家主体三百多年来向海洋开放的历程。以内陆汉族农民为主力打下的大明江山, 重陆轻海的观念强大而不可抗拒, 皇权庇护下从大陆土地经济中榨取巨大既得利益的官僚体制, 贯彻朱元璋“片板不许下海”的祖训, 扼杀了中国通往海洋国家的道路。
明中叶, 中华海洋文明在王朝即国家层次上出现断裂, 而在沿海地方和民间层次上保存下来, 一批批海商违禁下蕃, 为南方沿海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 还谈不上中国拱手“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在朝贡体制下, 琉球久米村闽人三十六姓的航海家造就了琉球王国的大航海时代, 填补了明朝退出的空白;失去母国支持的华商建立海外移民社会, 在经济上促进了东南亚的开发, 在文化上承继了中国传统海洋文化, 并使东亚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尼西亚。东西洋上海洋秩序激荡不定, 以倭寇为代表的周边各国海盗和武装化的海商集团扰动了海上的和平, 在环中国海上挑战大陆中国的权威地位。
16世纪中叶, 澳门被葡萄牙人强租, 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隆庆年间明朝开放漳州月港, 允许商民出海, 前往除日本外的东西洋各地贸易。张燮《东西洋考》指出:“市舶之设始于唐宋, 大率夷人入市中国, 中国而商于夷, 未有今日之伙者也。”漳泉海商以合法的身份重返东西洋贸易, 取代衰落的官方朝贡贸易, 协调和利用不同国家的各种制度, 创造海洋生存空间, 在东西洋海域构建了以港口城市为联结点的华人贸易网络, 与东来的葡萄牙、西班牙海洋势力在“亚洲地中海”相遇和竞逐。中华海洋文明出现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发展机遇期。
17世纪上半叶, 郑芝龙统一海上势力, 进入明朝权力体系, 发展了东西洋贸易网络, 成为环中国海的主宰。明清鼎革, 郑成功坚持抗清, 建立海上政权, 在与海上霸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对抗中, 郑成功创新海洋制度, 发展海权意识, 建立东亚海域最强大的海军, 收复台湾, 维护南中国海的主权, 阻止了西方海洋势力的东进。
- 被动对外开放与传统海洋文明的衰微
清军进入台湾, 清朝从外向的海洋体制退缩为内向的海防体制, 不准华民出洋贸易, 断送了利用海洋实现文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 丧失了海洋国家的地位。
清代前期, 对外通商口岸从多口收缩为一口, 广州成为中西海洋文明交汇的焦点。广东十三行文化, 在一定意义上是闽粤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折冲樽俎的产物。民间以闽南语系漳、泉、潮海商为主角运作的东西洋贸易网络仍充满生机, 蓬勃发展;没有大清帝国支持的闽粤旅外商人和移民在航线重要港埠落户, 继承中华海洋文明, 适应侨居地环境的变化创新生存模式, 并向近代转型, 在荷兰和英国海洋霸权统治的东南亚殖民地, 获得自治的地位。到19世纪初, 闽粤商人在东亚海域始终扮演主要海商群的角色, 掌握海洋贸易的优势。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 是中国海洋被纳入西方世界体系的时代。工业革命使英国崛起为海洋霸主, 并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清朝, 海洋局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朝贡体制崩塌, 代之以西方主导的条约体制, 传统海洋产业受到极大的冲击, 导致了中华海洋文明传统的停滞和扭曲。轮船时代来临, 中国帆船失去领先的优势, 走向衰落。西方一次又一次的海上入侵, 引发了中国人的海洋危机意识, 在不屈抗争的同时, 有识之士进行海洋探索, 在充满挫败和误解的尝试中, 逐渐地有了海洋意识的觉醒:吸纳西方海洋文明, 兴办新式企业和海军, 探索海洋发展的近代化。1894年,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北洋水师覆灭。1895年, 清朝被迫与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20世纪上半叶, 中国为挽救东亚海权, 发展海洋经济和科学技术、重建海军、兴办海洋科学研究机构和海洋教育, 但这些努力, 又一次被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所打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中国收复台湾和南海诸岛, 海洋事业百废待兴, 不久因陷入内战而再次受挫。
海国竞逐时代, 中华海洋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跌宕坎坷, 屡屡受挫, 但海洋文明的存在往往在意想不到的边角展现, 不被王朝君臣和大陆文明维护者看好的航海人家 (海商、海寇、弃民) , 延续着传统海洋文明的香火, 创造了中华海洋文明与西方接轨的文化形式, 发展了海外华人的海洋文化, 蕴含了有利于现代化的文明因素, 为中华海洋文明的复兴打下基础, 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四 重返海洋时代:中华海洋文明的复兴
1949年新中国成立, 中国海洋事业从新的起点出发, 在重返海洋的实践中, 逐渐地改变重陆轻海的观念, 继承优秀的海洋文化传统, 借鉴和吸收世界海洋文化的现代成果, 创新发展模式, 中华海洋文明走上复兴之路。
从历史长时段看, 过去的60多年, 是中华海洋文明复兴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海洋文明的探索阶段。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 之前近30年国家发展重心在陆地, 海洋经济以传统产业为主, 海洋管理以行业分散管理为主, 海防以近岸近海防御为主, 海洋实力处于恢复和积蓄能量的阶段。之后30多年, 国家发展重心向海洋转移, 朝融入海洋时代的全球化而努力调整, 发展观念从重陆轻海到陆海统筹转换, 海洋经济从传统产业逐渐向现代化新型产业转变, 海洋管理从行业分散管理向综合管理逐步过渡, 海防向发展海权逐步转变, 海军由黄水走向绿水、蓝水, 海洋实力迅速壮大, 中国逐步恢复海洋大国的地位。
东部沿海地区面向海洋, 发展外向型经济,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火车头。沿海地区产业集聚水平显著提高, 海洋产业从以简单的海洋渔业、海洋盐业为主, 发展到以交通运输、滨海旅游、海洋油气、海洋船舶等传统产业为主导, 以海洋电力、海水利用、海洋工程建设、生物医药、海洋科教服务等新兴产业为重要支撑, 建立起优势突出、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港口等重大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海洋产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海洋经济多年保持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不断提高科学考察能力, 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走入海洋的力度加大, 由近海挺进深海、极地、大洋, 提高了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话语权。国家海洋局的职能和地位逐步提升, 海洋综合管理体制逐步改善。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海上执法队伍和海军建设稳步前进。然而, 要实现从大陆国家到海洋国家的华丽转身, 铸造现代海洋文明, 进入世界海洋文明先进行列,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2年, 建设海洋强国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 中华海洋文明的复兴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由于中华海洋文明进入中国历史的过程, 被中华陆地传统文明屏蔽和边缘化, 停留在地方和民间文化的层次上, 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 更缺乏自身的理论和思想的概括, 失去了话语主导权, 留下的文献是经过大陆文明的标准筛选过的, 或是局外人用陆地的思维和言语描述解说的, 远非本来面目, 甚至充满对海洋文明的曲解、贬低或敌意, 否认中国有海洋文明的观念长期支配了史学界的主流意识, 现代学术研究明显滞后。在这种状态下, 笔者尝试提出宏观的论述, 犹如大浪中弄潮, 自不量力。但想到探讨中华海洋文明的基因根脉, 体悟过去的中华海洋历史, 定义当下的海洋发展, 从传统与变革的连续性中产生凝聚民心和社会行动的力量, 是时代的召唤, 是民族的需要, 中国历史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故胆敢进言, 若能得到能人智者的指教和批评, 不胜荣幸!
注释
11黑格尔:《历史哲学》, 王造时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第96页。
来源：海洋史研究 2014,(01),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