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海刚完成其新作《口岸贸易与腹地社会:区域视野下的近代闽江流域发展研究》,邀我作序。读罢书稿,感触良多。于是,借题发挥,谈谈点滴感悟。
区域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欧美学术界的新史学运动,是法国年鉴学派贡献给史学界的一种新颖的研究视野,也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嫁接的产物。二战后,因应时代发展变化的现实需要,区域史研究在欧美,尤其是美国得以盛行。作为一种舶来品,20世纪80年代以降,因应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势,区域史研究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这一传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理论移植来源与途径的多元化,造成区域史研究的理论解读及其实践(实证研究)的多样化;二是移植后的区域史研究与我国本土原有地方史研究的嫁接和融合,因此带着某些本土化印记。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区域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方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广泛传播,但在此之前,我国老一辈史学家已经在继承中国源远流长的地方史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区域史——当时称地区史研究的先河。已故的一代宗师傅衣凌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当时尚无区域社会经济史这一称谓——就是其最主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并成为厦门大学历史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
△《口岸贸易与腹地社会》封面图
或许正是受到这一学术传统和氛围的熏陶和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我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首批进入大学求学深造群体的一员,来到厦门大学攻读史学后,渐渐对区域社会经济史情有独钟。因此,当我随后跟随陈诗启先生攻读中国近代经济史时,硕士论文选择的研究对象就是闽江流域,探讨的问题是近代闽江流域上游地区商品经济的演化路径与具象。此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了我最早选择的研究领域,也成了我至今一直未曾离开的史学研究领域。尽管此后在陈诗启先生的引领下进入近代中国海关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但在从事海关史研究的同时,我依然一边坚持区域史研究,并利用近代海关丰富多样的档案资料,将关注的区域从闽江流域扩展到闽南地区,再到南中国海地区,直至环中国海区域,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积累了一些心得。与此同时,我的足迹离最初徜徉流连的闽江流域也似乎渐行渐远了。如今细细品味水海刚的书稿,仿佛故地重游,浮想联翩。
闽江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内最大的河流。它发源于福建(闽)江西(赣)边界的武夷山脉,由西北向东南横贯福建全省,注入东海。其水系河流总长2872公里,流域面积达60992平方公里,覆盖福建省内的30余县,几占福建全省面积的一半。在史学界熟悉的由著名美国汉学家施坚雅建构的我国九大功能性区域中,闽江流域是东南沿海大区的一个亚区。在本书中,作者以口岸与腹地关系为切入点,以颇为开阔的研究视野为依托,利用丰富翔实的史料,借助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近代闽江流域这一特殊地理空间内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进行详细考察。全书从考察近代闽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这两个制约区域发展的基本要素入手,通过对近代闽江流域的水路交通网络、商品流通与市场网络、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商人组织演变等历史具象的细心重构,生动展示了这一历史时期闽江流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风貌及其特征,并就此做了深入的、颇具说服力的学理性诠释。其中最吸引我的当属作者颇具匠心的区域史研究视野。
△福州万寿桥,1895 年
我们知道,从区域史兴起和传播的学术脉络观之,区域史是多种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由于理论素养来源的多样化,学界对区域这一区域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的解读也多有歧义。然而,区域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先出现于以空间知识为学科研究对象的地理学,其基本含义系指具有整体特征和系统特征的地球表面的单元。区域地理学家进而将区域归纳为均质区和枢纽(节点)区两大类。这一区域概念被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所广泛接受,并不断补充、修订。施坚雅将我国空间划分为九大区域,就是依据这一区域观,以地文系统为参照,以内在功能联系为依据的。因而,就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区域一般就指一个具有内在紧密的功能性联系的地理单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研究区域的视野仅仅聚焦于这个既定的空间。相反的,诚如我在研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变迁时曾经指出的,一个既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变迁,不仅受制于该区域内部的社会与自然因素,而且受制于该区域的外部联系,即该区域在一个更大空间内的结构性位置。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在区域史研究中就区域论区域,而是应当既立足区域做细部考察,也跳出区域做深入探究。这可以视为区域视野的扩展和延伸,或者说是一种跨区域的视野。这一区域视野的空间扩展可以朝两个内涵不同但相互联系的方面展开:其一是探索作为研究对象的既定区域在更大空间内的结构性位置;其二是在与类似区域的比较辨析中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就本书的研究对象近代闽江流域社会经济而言,前者意味着既要立足闽江流域内部展示其历史面貌,也要跳出闽江流域展示其外部联系的制约和影响;后者则意味着要在与我国其他口岸—腹地型区域的比较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对闽江流域社会经济现代转型演化的认知。本书作者就此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流域,闽江流域的空间结构具有如下的双重架构特征:一是由地文样貌构造的上游—下游结构,一是由经济功能构建的口岸—腹地结构。两者交错作用,制约、形塑着闽江流域社会经济变迁的路径与具象。作为一个由口岸和腹地构成的枢纽型区域,闽江流域的中心地口岸城市福州连接着向内的流域和向外的海域。是故,要准确把握近代闽江流域社会经济演化的脉络,无疑必须兼具区域和跨区域的视野。本书作者不仅细致入微地考察了闽江流域的水文地貌,自然灾害,主要物产,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与构成,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水陆交通的通道与交通工具,流通商品的构成和数量及其流通网络,手工业和工业的生产形态、主要产品与规模,职业教育的数量、分布与成效,新旧商人组织的建构、交错与功用等各种构成近代闽江流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制约要素与历史样貌,而且进一步将闽江流域置放到海洋亚洲——或更准确说,环中国海地区——这一更为广阔的区域里加以考察。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连接闽江流域与海洋亚洲的口岸城市福州在失去与琉球和台湾这两个地区的经济连接后,逐渐弱化了与海洋亚洲的关联,从外向性向内向性的转向,从而大大制约了中心地的极化功能,进而制约了闽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变迁。这显示了作者跳出闽江流域,扩展区域视野所具有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尽管作者的论证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但这无疑是本书一个突出的亮点。
△闽江
本书就研究视野展示的另一个亮点在于作者跳出闽江流域,扩展视野后对以上海口岸为中心地的长江流域近代社会经济演化历史所做的比较研究。已有的研究表明,近代的开埠通商使以长江流域为腹地的口岸城市上海的区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口岸与腹地功能性连接的加强,进而形成了口岸与腹地社会经济有效互动的良性循环,实现了以港兴市,以口岸为枢纽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闽江流域中心地的口岸城市福州开埠后,虽然茶叶贸易的兴盛一度扩大了海外市场,但为时甚短,因而呈现出“港不兴、城不兴、近代产业不兴”的局面,更无力带动腹地的经济结构转型和良性发展。作者据此指出,与上海—长江流域的近代发展模式不同,近代福建闽江流域的口岸城市与腹地经济关系呈现出另外一种模式:一方面,口岸城市及口岸贸易对区域社会变迁的推进程度有限;另一方面,区域贸易的特征也使得口岸城市的自身发展举步维艰。由此足见近代口岸—腹地型区域发展路径的多元化,绝非一种模式可以囊括。这是很有见地的。
事实上,作为一种以探索人类活动在既定空间中展开的样貌及其内在发展脉络作为其本质诉求的区域史,其研究视野的宽窄、远近,是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的,其背后潜藏的则是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追求。当年鉴学派开始开展其区域研究时,其背后的学术理念与追求不仅在于对偏重事件演化时序而忽视空间关照的传统史学的批判,而且还在于对以国家(王朝)建构为核心的传统史学的批判,犹如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久享盛名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中所展示的。这样的研究视野,与时下盛传的全球史视野在学理上有暗合之处。然而反观国内的区域史研究,大多仍是在总体与局部简单区分的理念下,在国家视野下看待区域,将区域史视为国家(或王朝)历史在地方的展开,甚至使区域史成为国家(王朝)历史的复制版。这与上述年鉴学派建构的区域史研究理念大异其趣。
显而易见,我们需要有更为开阔的区域史研究视野:跨区域的、跨国界的、全球性的。在此意义上,本书在区域史研究视野上的拓展与延伸,虽然还稍显简略,但无疑是一种值得赞许和推进的尝试。
水海刚于2003年开始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便是以近代闽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变迁为研究对象。尽管他的博士论文当时便获得评审专家的一致首肯和赞许,但他并没有急于将其成书出版。此后他一方面就这一研究对象深入探索,发表了一批相关论文,一方面则不断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在海洋亚洲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区域视野里深化自己对近代历史的认知。在经历十余年的历练和积淀之后,在广泛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融入自己的批判性思考之后,他方才最终完成这本书稿。一分耕耘自然会有一分收获。本书以闽江流域为个案,以探讨区域现代化为研究宗旨,就港口—腹地型流域社会经济的近代变迁,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展示了作者良好的学术追求。
当然,区域史研究犹如一片空间辽阔、蕴藏丰富的沃野,即便是闽江流域这样一个有限的地理单元,其深藏的历史记忆也是如此的多姿多彩,错综复杂,需要不断用心地探究和阐释。我们有理由期待作者今后更为精彩的作品问世。
出版社: 厦门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区域视野下的近代福州及闽江流域研究
出版年: 2019-5
一
//作者简介:
水海刚,河南宜阳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生导师。曾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访问学者。学术兼职有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福建林则徐研究会理事、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研究兴趣聚集于环中国海华人跨国组织、东南亚华人与近代中国、近代通商口岸、中国近代海关史等领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林》《厦门大学学报》《光明日报(理论版)》《新华文摘》(全文转摘)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约二十余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多项。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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