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对范家堰遗址的选址环境、结构布局、出土遗物等遗址本底因素开展研究，提取历史信息，进而深化价值认知，凝练遗址核心价值。

选址环境

依山形水势辨方正位  范家堰遗址位于钓鱼城西部二级阶地上，地处圈椅状山坳地带。三面环山，一面朝江，以薄刀岭、马鞍山为南北两翼。背倚钓鱼山，西临外城悬崖，与高望山、牟山、虎头寨等隔嘉陵江相望。

以土石环境为特征  范家堰遗址有很多山顶基岩崩塌后滚落的巨石。遗址基底除部分裸露在外的基岩，多为第四纪红土，兼有大量鹅卵石的河漫滩堆积。这种本底环境为衙署营建提供了土、石等建材。此外，在衙署修建过程中，有拆除原有建筑，对瓦、石等材料旧件新用的现象。

▲范家堰衙署遗址选址环境（西→东）

▲衙署分区布局

分区布局

范家堰衙署遗址分为公廨区和园林区。公廨区由围墙、中轴线建筑群、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园林区以大水池H1为中心，环绕分布门屋、景亭、台榭、截洪沟、券顶涵洞等。排水系统保存较好、纵横交错、上下分层、规划科学、极富特色。

公廨区  平面近凸字形，长110、宽34~72、高差22米，面积7000余平方米，方向320°。外部以夯土包石院墙围合，院墙长308、宽1.4～3、残高0.5～3.2米。内部以府门—中院—设厅—后堂为建筑中轴线，其两侧分布有各类附属建筑。轴线与围墙不平行，呈一定夹角，这种现象在三峡地区较为常见，张飞庙、白帝庙等均可参照。中轴线建筑群为一组三进院落，从前至后分别为府门、中院、设厅、后堂、高阁等建筑。府门F18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后设廊的歇山顶建筑；中院F29为四合院，入口为仪门，左右为前厅、厢房及廊庑，天井四角发现八角形基座，可能与戒石亭有关；设厅F15是中轴线主体建筑，前有月台，为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前后设廊的庑殿顶建筑，房内残存墁地“金砖”；后堂F43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与设厅之间有两个长方形景观水池H26、H27，沿中轴线对称分布，池壁可见石雕神兽及莲花纹镂空排水孔。附属建筑位于中轴线建筑群的左右两侧台地，清理揭露10座。其中后堂右侧的地下暗室F47，石构拱券门保存完整；中院左侧F55，可能与祭祀活动的衙署神祠有关。

▲公廨区（西北→东南）

▲石雕神兽

▲暗室F47拱券门（西南→东北）

园林区  位于公廨区左侧，平面形状近梯形，长约120、宽32~52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以面积约1400平方米、容积逾4000立方米的大水池H1为中心。H1西部、南部靠山体一侧有长86.3、宽2.2、深2.1米的截洪沟，北部拦水坝长85.2、厚20.7、残高5.2米，坝上西端设门屋，中部、东部建有大型台榭、景亭等建筑。

▲园林区（俯视）

排蓄水系统  保存较为完好，有暗沟、明沟、蓄水池、沉沙池等，纵横交错、上下分层、贯通一体、布局精妙，可以迅速排雨，避免积水。环绕围墙的排水暗沟在衙署后侧分支后继续向上部的高台处延伸，推测该区域存在排水设施与衙署相连。

▲莲花纹镂空排水孔

出土遗物

目前已出土3000余件，其中出土铁雷三枚；出土铜质象棋子“卒”“砲”各一枚；出土的瓦当、滴水多样，另有“淳……”“大宋……”等铭文瓦；出土的瓷器种类繁多，器形以碗、盏、罐为主，黑釉瓷器数量最多，青白釉瓷器较为精美，多为印花芒口碗、斗笠碗等。

2019年在公廨区右侧围墙处出土的铁雷残片，壳壁厚约2.2~2.4厘米，是既往发现铁雷厚度的两倍以上。经复原研究，初步推断其直径约20厘米，重量应在十斤以上，容积约为小型铁雷的八倍，外壳加火药总重可能超过20斤。结合文献记载大型铁雷“铁砲壳十斤重四支”，而小型铁雷则以万计，我们推断这枚铁雷可能是当时重量最大、杀伤力最强的铁火砲“震天雷”，不仅规格高、威力强，而且数量极为稀少。

▲绿釉绣墩

考古遗址的价值阐释是决定遗址保什么、展示什么的关键，是讲好遗址故事，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范家堰遗址的价值是什么，价值的核心何在？考古需要首先解答这两个问题。只有科学严谨的考古发掘才能提供真实可靠的研究材料，才能使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最大化，从而准确、客观地评估遗址，凝炼其核心价值，为钓鱼城申报世界遗产与保护展示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对范家堰遗址的价值与钓鱼城综合防御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化。范家堰遗址的价值可概括为宋代官式建筑的“活化石”、古代军事智慧的“代表作”、一统多元国家形成的“见证者”。在此基础上，可将核心价值细化为六个方面:

罕见的衙署遗址  范家堰遗址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非常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它既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又极富山地城池特色，军事防御功能突出，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古代园林及宋元战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

完整的空间格局  公廨区和园林区的格局保存完整，内部空间布局、功能结构较为清晰，与南宋《平江府图碑》《景定建康志》等所绘衙署建筑高度吻合。

多样的遗存类型  衙署遗址既有承担防御功能的围墙、清晰宏大的中轴线建筑，又有地下暗室、祭祀建筑和科学精妙的排水系统，还有匠心独运的园林建筑和罕见的大型水利设施。此外，遗址内还出土了大批陶、瓷、铜、铁和石器，文化内涵丰富多样。

明确的时代特征  范家堰衙署兴废时间确凿，从1243年四川制置使余玠采纳播州二冉之策修筑钓鱼城，到1279年，王立降元后被元军毁坏，作为衙署前后存在了36年左右。遗址出土的景德镇窑青白釉小平底斗笠碗、印花芒口碗、喇叭形圈足尖底芒口盏及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盏，均是南宋淳祐至元初遗物，符合文献记载。

重要的军政中心  作为衙署的范家堰遗址并非孤立存在，与既往调查的城墙、城门，发掘的古地道、南一字城、九口锅等遗址密不可分。范家堰衙署作为合州州治及兴戎司驻所，是整个钓鱼城山、水、城综合防御体系的核心，也是宋元战争嘉陵江山城防线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

初级火器的见证  铁雷在衙署遗址内属首次发现，为元宪宗蒙哥败亡钓鱼城的学界争议提供新的线索，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提供宝贵的实物支撑，更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珍贵见证。

为了使遗址达到一种可持续的状态，保护工作需要在最低程度的人为干预下，保持文物所在环境及其本体的双重平衡与稳定。

范家堰遗址作为宋元战争时期钓鱼城军政核心的衙署，降元后遭拆毁，故宫禾黍、城郭荆棘，厅堂化为农舍，高墙成为田坎，逐渐荒废并为世人淡忘。考古发掘使遗址重见天日的同时，也打破了在地下长期埋藏所形成的稳定状态。如果不及时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变形移位的墙垣会倾颓倒塌，露明的石头会风化剥落，坚硬的垫土会杂草丛生，将严重影响衙署遗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持续性，因而文物保护工作如箭在弦，势在必行。

如何保持衙署遗址所在环境及本体再度平衡稳定，重新达到一种可控的存续状态，是文物保护工作需要思考和解决的关键问题。范家堰遗址实践经验证明，要解决这一难题，考古与文物保护必须紧密配合，走一体化发展道路，以考古研究为基础支撑，稳定性保护为根本原则，动态化设计施工为基本理念，核心价值阐释为主要目的。

《钓鱼城范家堰遗址本体加固与保护展示工程》方案，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为指导思想，以施工中的遗址安全最大化，遗产价值最优化为目标导向，通过翔实的现场勘查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从保护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出发，按照最小干预原则、可逆性原则、可识别性原则施行。保护展示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本体保护  包括植被控制、遗址表面清理、石质构件归安、石墙砌筑、砖石表面脱排盐、石质文物加固、遗址防渗、科学回填、表面防风化加固和场地排水设计等。

预防性保护  针对整体环境为遗址安装监测预警系统，实施动态监测，提高防范能力。

展示工程  施工内容包括遗址本体展示、遗址环境展示、道路交通、防护性设施、展示服务设施等。

安装工程  施工内容包括遗址照明通讯广播安装，景观配电工程等。

范家堰地域环境的特殊性和衙署遗址的宏大规模决定了遗址发掘的全过程必须与保护工作紧密结合，而鉴于当前尚有大量遗址信息未能充分揭露，现阶段的遗址保护需与考古发掘相互配合。近期，随着两项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我们对遗址稳定性保护的细节有了更多思考。

环境稳定性保护

环境是遗址赖以存续的基础，包括地质、水文和植被等因素。环境的稳定性是遗址保护的前提，如果脱离环境谈保护便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地质稳定性  范家堰遗址后部围墙至悬崖处的土层厚度达3~5米，且有一定坡度，易松动位移。此外，大量巨石由山顶滚落至此，一旦发生滑坡，将会对整个遗址产生毁灭性影响。排除地质隐患的最佳办法是清除相关区域的土层和巨石，减缓重力带来的垂直压力，保证遗址区地质长期的稳定性。

水文稳定性  遗址地处圈椅状弧形山坳地带，雨水自东、南、北三面山坡向衙署区汇合，且所在地区潮湿多雨，及时排水，防止山洪、泥石流冲击，保持水文稳定，是稳定性保护的关键环节。因此，借智古人，修复疏通衙署内部排水系统，重新发挥其排水效用，避免积水渗漏，保证遗址区排水顺畅就变得尤为重要。

植被稳定性  遗址区植被茂密旺盛，生长速度快。乔木类植物根系发达，对砌体破坏极大，可直接导致墙体垮塌；灌木类、藤类植物对建筑垫土破坏性强。目前对植被的处理尚采用人工清除的方法，费时费工费力，且无法达到根治目的。而化学清除对石质文物、垫土的破坏性尚不可知，难以推广应用。故保持植被稳定性的方法尚需进一步探索。

本体稳定性保护

历经七百余年的自然侵蚀和人为扰动，衙署遗址仍保留有大规模的建筑遗存，证明古代衙署的营造工艺是保障遗址本体稳定性的关键因素。考古人对遗迹的阅读最为深刻精微，在遗址保护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通过考古研究还原古代工艺，并结合现代技术手段防治岩土病害，以保证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结构稳定性  衙署台基、阶基、围墙、排水沟、踏道等建筑结构较不稳定，多存在较严重的歪散风险，甚至出现局部坍塌。加固本体以减弱坍塌风险和对坍塌部分进行解体归安是保持遗址稳定性工作的当务之急。在材料选择与施工工艺上，应以原材料、原工艺为主，辅以新材料与现代科学技术。

盐分稳定性  通过测定土壤中的可溶盐离子种类及含量，结合实验室模拟实验探究遗址中水盐运移规律及酥碱病害情况。岩石脱盐技术相对成熟，运用也比较广泛。但脱盐效果仅能维持5~7年，之后岩石又会在水分的作用下重新布满盐分，只能再次进行脱盐处理。这种方法并不能保证石质文物盐分的稳定，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更为合适的技术方法。

微生物稳定性  合川区气候潮湿，发掘出土的石块很快会布满青苔等微生物，进而加快岩石表面崩裂。通过采集土遗址及砖石构件表面附着的地衣、苔藓、霉斑及其与遗址本体作用形成的表面硬结物，对生物样本进行种属鉴别，明确遗址内常见生物病害的主要来源，分析病害内因、病害程度及病害动态，为后续筛选表面清洗材料及清洗工艺提供理论依据，为全遗址区域的预防性保护与生物防治措施提供内因参考。

出于衙署建筑稳定性、完整性保护的考虑，既往考古工作仅将遗存揭露出来，并未做进一步解剖发掘，因而无法提取众多关键性细节信息，也使保护展示工程设计方案缺乏坚实的材料支撑。在范家堰遗址文物保护展示施工过程中，尤其是石墙解体归安时，考古及时介入石构件解体、垫土解剖，全面获取此前留白的信息，最大可能重现衙署建筑原有的营建工艺，为遗址本体保护提供古代传统技术的支撑，以避免在遗址保护中现代技术手段过多使用从而影响遗址本体的真实性。保护过程中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深化对石作、土作、竹作、泥作、瓦作和砖作等工艺细节的认识。

石作  衙署遗址的石作可分为石料开采、石材加工、石件砌筑、石弃填土四个工艺流程。该遗址不仅发掘出能体现整个石作加工流程的景观水池，亦发现了多处石料开采遗迹以及石料废弃再利用的痕迹（即将开采、加工和砌筑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石渣、石块等填入围墙、阶基及踏道等垫土或基槽、护坡等填土内），同时利用平剖面结合的发掘方法，深化对围墙、台基、踏道等不同砌筑工艺的认识，如平铺、丁砌、借鉴榫卯结构的一丁一顺式砌筑等。因此在墙体砌石归安时，可依照考古研究的石作、土作等技术进行保护修复。以衙署中院前端左侧台基为例，该台基已整体向前位移0.8~1.5米，护坡石墙两端几乎完全坍塌，中段上部陡板石整体坍塌，下部丁砌石位移变形严重。对于台基中垮塌较为严重的部分，可考虑在垫土内部使用原工艺复原多道矮墙，以减轻护坡石墙的压力，重新恢复护坡石墙的稳定状态。

▲石雕构件

▲石料开采

土作  衙署中院前端台基高约3米，中、左侧坍塌严重，解体该处护坡石墙后，对垫土进行了解剖。通过对剖面的观察，垫土为红褐色泥岩，分层和夯打迹象不明显，有别于“一层垫石、一层夯土”的土作方式。该种泥岩广布于衙署设厅后部区域，当地人俗称“石骨子”，是一种尚未完全风化的、夹杂黏土的红褐色岩石，石块坚硬致密，泥土黏性较好，整体承压强度相对较高。故在遗址保护修复中应减少现代化工材料的出现，可考虑选取与“石骨子”性质相近的材料使用。

▲台基土作

竹作、泥作  出土的红烧土块上有弧形竹片痕迹，应为竹作与泥作结合的竹编泥墙类遗存。据《营造法式》竹作“隔截编道”载，“（竹）并劈作四破用之”“至横经纵纬相交织之”“造隔截壁桯内竹编道”，意即将竹子四等分破开，根据所用部位及功能，以相应的尺寸、方式在木框内经纬交错编织为片状的竹编道（似竹笆），后再用泥涂抹两面，形成墙体。此处竹编道上用的法式中提及的哪一种泥，具体成分如何，还需开展实验进行成分分析，进一步做对比研究。

瓦作  遗址出土有板瓦、筒瓦、瓦当、滴水、脊兽等，以板瓦、筒瓦为最，数量庞大。叠压在衙署遗存之上的灰黑色废弃堆积中包含有大量板瓦、筒瓦，大多残碎严重。位于设厅与后堂之间的两处景观水池内的几乎全是瓦砾，保存较好。

▲花卉纹滴水

▲兽面纹瓦当

砖作  衙署遗址用砖仅见于设厅和祭祀性建筑中。设厅以黄褐色、灰色方砖铺地，边长36、厚5厘米。据《营造法式》“用砖之制”记载，“殿阁、厅堂、亭榭等，用砖方一尺三寸，厚二寸五分”。经古建复原推算，衙署所用营造尺为31.8厘米，以此计算设厅内方砖尚不到一尺二寸，离文献一尺三寸的记载相差较大。此类研究可以推动遗址保护与展示最大程度接近其真实面貌。

范家堰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是一个融考古工作、本体保护、展示及预防性保护为一体的新时代研究性保护工程。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对遗址的认知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在设计施工中需要遵循动态一体化的保护理念，并依据考古研究不断深化调整局部设计施工方案。

此外，考古、保护与研究工作同步开展，相互依托的一体化是本工程的显著特征。保护展示施工中，应在考古信息的准确支撑下，对价值要素进行评估并进行价值排序，按照次第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通过考古工作呈现遗址采用的传统工艺、材料和理念，为遗址的稳定性保护提供方法，实现文物保护技术手段与考古中的细节研究相结合，一体化统筹范家堰遗址保护展示工作。

范家堰衙署遗址规模宏大、格局完整、遗存丰富、与周边诸多遗址共同组成了钓鱼城综合防御系统，这是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优势条件。考古发掘所揭露的信息是展示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决定了展示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基于此认知，范家堰遗址的展示利用必须以考古工作为支撑，以突出遗址的普遍价值为导向，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与最小干预原则，兼顾社会责任，发挥社会公共效益，助力社会经济发展。

为配合申遗工作，范家堰遗址的展示利用工作以《世界遗产公约》为指导，以揭示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为基本点确立三大展示原则。

突出真实性  在考古工作完成后，将对遗址局部进行保护性回填。对于重要的遗迹、遗物，维持其外形、材料、位置等要素在揭露前的状态，全面展示衙署遗址的特点。

保证完整性  范家堰遗址是充分利用山形水势营造的大规模衙署建筑，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范家堰衙署的整体布局和细节，因此遗址的系统性展示无法脱离环境展开，应对周边植被和生态进行与历史相匹配的环境展示。

兼顾可持续性  持续研究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价值，突破静态展示理念，强化现代科技在遗产展示中的应用，进一步提升公众对钓鱼城遗址独特价值的认识，力争取得广泛社会效果，使钓鱼城遗址具有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展示是阅读遗址的一种重要形式，展示的权威性、科学性、趣味性、普及性决定了遗址价值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从考古的角度阅读遗址、阐释价值、传承文化，是考古遗址展示必然的路径。

以点带面的本体呈现  除了必要的保护处理，以展示衙署遗址发掘后的现状为主。以绿植、青砖、碎石等标识展示遗址布局轮廓，铺设可拆解步道供观众近距离参观，感受宋代官式建筑整体格局，从而获得沉浸式体验感，从而更好地认知遗产价值。

静中有动的活化利用  设计精妙、保存完好的排蓄水系统是衙署遗址重要的遗存类型，至今仍可发挥作用。将排蓄水沟渠进行保护加固处理后延续原有功能，使观众更加真实地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

别开生面的复原模拟  为全面展示遗址原貌，反映古人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根据考古工作成果并结合文献资料，基于可逆性的理念对部分场景采用复原展示的方法。

虚实结合的补充陈列  范家堰遗址出土了种类繁多的生产生活用具，其中黑釉、青白釉瓷器数量众多，器类多样，时代特色鲜明，适合进行系列陈展；铜质象棋子、铭文瓦、铁雷等文化内涵较为独特的出土品适合专门独立展出。此外还可以利用数字模型虚拟展示钓鱼城之战的攻防场景。

寓教于乐的文旅活动  文旅活动是基于遗址的文化内涵衍生出来的系列活动，通过引导公众参与这些活动，不仅可以深化公众对遗址价值与内涵的感知，也有利于遗产价值的传播与延续。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二十余年来持续开展合川钓鱼城遗址、重庆城老鼓楼衙署遗址、奉节白帝城遗址等主动性考古发掘，深化宋元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的大遗址研究与保护利用，坚持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团队，积累经验力量，为探索以考古为支撑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合川钓鱼城遗址正处于由单一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完善提升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关键节点，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将助力合川钓鱼城遗址在文化遗产一体化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开展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范家堰遗址是目前国内少有的经大规模科学发掘、保存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发掘出土了极其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发展研究、古建筑研究、古代火器及宋元战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范家堰遗址作为钓鱼城宋元战争山城遗址的核心，它见证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始于碰撞、终于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发展脉络上的重要节点和历史实物见证。深入挖掘范家堰遗址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提炼和展示其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使遗址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让深埋在地下的钓鱼城遗址真切地活起来，讲述历史文化遗存背后的故事，推动形成社会关注、共同参与的生动局面，促进文物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让更多优秀的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服务当代。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市合川钓鱼城研究院 袁东山  胡立敏  王一飞）

编辑：韩旭川

审核：贾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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