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 1790 年，整个清帝国都在准备庆祝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庆寿活动于农历七月初七从承德避暑山庄开始，中经圆明园，最后于八月十三日在北京的紫禁城落幕，长达数十天。这一次隆重的祝寿庆典，除了大清帝国的满族贵族、汉族百官、蒙古王公之外，还有作为朝贡国的安南、朝鲜、南掌、缅甸使团，来自四川、甘肃、云贵各地的土司，来自回部各地的伯克，以及西藏达赖与班禅的使者、台湾生番的代表，甚至包括远道而来的哈萨克使团。

图 1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绢本《万国来朝图》

应该说，在欧洲人还没有借助“坚船利炮”真正进入东亚之前，承德及北京是亚洲各方相聚、交流和表演的唯一重要平台。没有一个地方会像北京或者承德那样，能成为亚洲各方相聚、交流的平台，也从来没有像乾隆八十寿庆盛典一样，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让亚洲各国各地的代表，从容地一起聚会和交流。

但是，如果把这个八十寿庆盛典放在中国史、亚洲史和世界史的不同背景中来观察，也许我们可以看到 18 世纪末期，中国、亚洲和世界一些微妙的历史动向。

一、从中国史角度看: 帝国仿佛处在巅峰时期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乾隆皇帝称其“既逾古稀，欣开八袠”，加之“统御中外，万国输诚。荒服炎徼，莫不倾心向化，效悃来庭”，在文治武功上都超迈前代，因而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定于乾隆五十五年操办万寿庆典。对内，不仅宣布蠲免天下各直省应征钱粮，对天下五世同堂的家庭给予恩赏，给内外满汉文武各官加一级，格外赏赐屡次参加进士考试却未能考上的老年读书人，还要对满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加以旌表。对外，则在乾清门颁赐了万寿恩诏，让各处封疆大吏通知化外的朝鲜、安南、琉球、暹罗、南掌等国，以及当时各个边缘区域的王公、伯克、土司、喇嘛、首领，让他们都派祝贺万寿使团，以示隆重。

七月初，最先到达承德的，是已经驻在北京的蒙藏活佛。七月初七，蒙藏地区驻京的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噶勒丹锡及其他活佛，以及诺门罕喇嘛(今青海)，一起到达承德，率先觐见乾隆皇帝。

三世章嘉活佛

七月初九，大批前来贺寿的使团也纷纷到达。其中，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札勒、杜尔伯特多罗郡王纳旺索诺木、和硕特多罗贝勒德勒克乌巴什，以及阿尔台乌梁海散秩大臣布延德勒克等四人，哈密回王额尔德锡尔及回部各城的阿奇木伯克等十七人，以及缅甸国使臣便居末驼带领十人、南掌国使臣叭整烘带领六人、台湾生番头目怀目怀带领十二人，一起来朝见乾隆。乾隆皇帝大喜过望，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卷阿胜境”举行宴会，款待远道而来的各方人等。

皇家避暑地承德避暑山庄

七月十一日安南国王阮光平以及安南使团的到来，这是最让乾隆皇帝期待和兴奋的。安南国王阮光平亲自带了多达一百八十四人的庞大贺寿使团来到承德。在这次盛会前来的外国使团中，阮光平是正式朝贡国的代表，也是唯一的国王，还是一个明明打败了清军，却来寻求大清册封的国王。他屈膝求和，放下身段亲身前来，给足了乾隆皇帝面子。更何况，安南使团带来重礼，不仅有“纯金鹤一双，纯金麒麟一双，明犀五对，象牙十对，驯象一双，肉桂一百斤。沉香一千斤”，更带来了艺人数十人，来表演特意制作的贺寿歌舞。

阮光平

因此，这一天皇帝又在避暑山庄的“卷阿胜境”，举行了一个更盛大的宴会，特意款待安南国王一行。参加宴会的除了满族王公贵族、蒙古王公贝勒、汉族文武百官以外包括稍早到达的各国使团。

在这个宴会上，乾隆高兴地赋诗一首，先是称赞各国使节，“灜藩入祝值时巡，初见浑如旧识亲”，最后则自豪地夸耀，“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祚永万千春”。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这次承德寿庆典礼中，原本最密切的藩属朝鲜使团却因路途遥远，行程不利。直到七月十五日才匆匆赶到承德。而更遥远的暹罗国使团，则因为海上船行不利，直到七月十一日，正贡船才到达距离承德三千里外的广州，而副贡船还在海上日夜兼程，实在无法赶到。

朝鲜人物画|生活的缩微画卷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正式庆寿的活动，也没有影响乾隆皇帝的兴致。七月十六日，他仍然非常高兴地举行到承德以来的第四次大宴会，犒劳刚刚到达的朝鲜国正使黄仁点、副使徐浩修等。这次，参加宴会的包括“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王公、伯克；安南国王及陪臣，缅甸国、南掌国使臣，金川土司，台湾生番等”，并且上演《清平见喜》、《和合呈祥》等一连串喜庆大戏。

在“漫长的18世纪”，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精明强干的统治者的治理，到了乾隆八十寿辰的1790年，举行这一次非常盛大、铺张和奢华的庆典，似乎真的象征了这是大清帝国甚至中华帝国历史的巅峰。从疆域上来看，大清帝国不仅已经平定了台湾，征服了回部，控制了西藏，而且使得安南、缅甸和廓尔喀“归降”或“降顺”，正如《清史稿》所说，“东极三姓所属之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疆域拓展到最大;从文化上来看，从康熙到乾隆，一百多年来通过征召士人、崇尚儒家、祭拜孔庙等策略，似乎整顿了思想文化世界，并逐渐消除了原本尖锐的满汉冲突，解决了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和文化认同问题，也恢复了商人、市民与普通民众所谓“中阶文化”如戏曲、小说以及瓷器出口等的兴盛。

18世纪末西域的变乱敲响清王朝第一声丧钟

如果我们看事后由阿桂领衔编纂并收入《四库全书》、专门记载这次盛大庆典的《八旬万寿圣典》一百二十卷，特别是看其中长达两百米，绘制从圆明园到皇宫沿途张灯结彩、万头攒动、车水马龙的热闹庆寿场面，我们似乎看到大清帝国，真算的上是一派繁荣昌盛。

四库全书本《八旬万寿盛典》书影

二、从亚洲史角度看：朝贡圈内尔虞我诈和同床异梦

可是，当我们放宽视野，从亚洲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以大清帝国为中心的朝贡圈，实际上并不像乾隆皇帝想象的那样稳定和坚固。首先，朝贡圈内各国之间实际上并无认同感，在经济利益上彼此算计，在文化上互相鄙夷;其次，在面对大清帝国时，政治上只是表面臣服，而在文化上日益疏远;再次，所谓“天朝大皇帝”以及大清帝国维持朝贡圈秩序的权威和力量，其实在日益衰退。

在这次祝寿庆典中，接受册封的朝贡六国（即朝鲜、安南、琉球、暹罗、缅甸和南掌。）除了琉球使团，其余均到访参加。我们不妨以缅甸、暹罗为例，看看这个“朝贡圈”的实际情况。

18世纪60年代，缅甸逐渐崛起，南下入侵暹罗，延绵三个多世纪的暹罗阿瑜耶陀王朝灭亡，暹罗分为五部。由于缅甸势力越来越大，并且威胁到云南，于是清帝国命傅恒、阿桂、阿里衮率大军，动员极大的力量，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分三路进攻，终于迫使缅甸臣服而成为大清的朝贡国。

然而，“以缅甸困于中国”也就是在清朝征讨缅甸的时候，暹罗的华人郑昭取得部分政权，一直试图得到清朝的支持。乾隆三十三年(1768)，郑昭曾呈文，诉说暹罗被乌肚蛮(即缅甸)攻破，“王城已破，金银被掠，人民被难”。又说，“暹国现在如此情形，有福为王者，必须天朝敕封，不然不能奉祀”。希望大清帝国能够敕封他为王，待他夺回失地，定当“备船入贡，永为天朝臣仆”。

暹罗国金叶表

到乾隆五十年(1785)，郑昭之继承者郑华，再次派遣官员率五十余人，经广州到北京向清朝递交要求册封的“金叶表”。据说，乾隆本人倾向于接受暹罗之请求，但内阁大臣阿桂却因为“请册(封)重事”，暹罗只派一个三品官员来，“殊欠尊敬之义”，而且表文也不合程式，所以建议“不可依准”。最终还是因为“群议不一，故只收其礼币与方物，厚赏其国长及使臣而遣之”。

直到第二年(1786)，郑华才获得清朝的认可，正式成为暹罗国王，清朝要求它与缅甸“重修和好，勿寻干戈”。然而，到了乾隆八旬盛典这一年(1790)，郑氏却再次向乾隆皇帝上呈文说，自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暹罗国王诏氏被推翻，此后郑氏尽力恢复，但疆域只有原来暹罗国土的十分之五六，其中丹荖氏、麻叨、涂怀三座城，始终被缅甸占据。

很显然姗姗来迟的暹罗使臣试图达成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大皇帝的力量，请求清王朝迫使同为朝贡国的缅甸，交还占领暹罗的几个城市。但问题是，缅甸也是大清的朝贡国，也同样派了代表团到承德来贺寿。

早在三月初四日，缅甸使臣就已经“赍送金叶表文、贡品象只”到铁壁关。与暹罗一样，缅甸来朝贡并不是仰慕天朝文明，其实有他的算计和要求，也就是在臣服于清王朝之后，希望(1)请赏封号，(2)管理阿瓦地方，(3)“开腾越关禁，俾通市易”。得足了面子的乾隆皇帝认为，缅甸国王来祝寿，说明他愿意臣服，作为册封朝贡之国，它的要求统统可以答应。

“该国自禁止通商以来，需用中国物件，无从购觅，而该国所产棉花等物，亦不能进关销售，今既纳贡称藩，列于属国，应准其照旧开关通市，以资远夷生计。”

可是满足了缅甸，却满足不了暹罗。在两个朝贡国之间，乾隆皇帝始终无法调停，对暹罗国王郑华的要求，乾隆皇帝只能拒绝。虽然乾隆帝表示“天朝抚驭万国，一视同仁，毫无歧视”，但这一处理方式，使得本来就较远的暹罗心怀不满。

“相安已久，自应各守疆界。现在缅甸已经易世，暹罗又系异姓继立，更不当将诏氏失去疆土，向其争论，况彼此皆无凭据，未便以无根之言，遽索土地”。

外国使臣并不都是抱着前来朝贡觐见的心态来的

由此可见，由于朝贡圈按照礼制处理藩属国之关系，建立同心圆秩序，必然有远近厚薄之分，当然会使各国有不同的感觉与心情。朝贡圈内各国各地，之所以形成亚洲(或东亚)的共同体，并非是在政治、文化上有凝聚力和认同感，而是各有各的目的。这种共同体的联系相当脆弱，而作为共同体领袖的大清皇帝，也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和控制力。

三、从世界史角度看:盛典背后更深刻的危机

康乾盛世在中国史上也许确实是兴盛时代，虽然它没有像联合王国那样发明飞梭(约翰·凯伊，1733)、新纺车(哈格里夫，1764)和蒸汽机(瓦特，1776)，出现了改变历史的“产业革命”，但它确实使得中国进入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秩序，通过战争把明朝疆土扩大了一倍，纳入了满蒙汉之外的各种族群，借助政治权力的高压和整肃，统一了混乱的文化和思想世界。尽管可以数出好多它的伟大成就，可遗憾的是，当我们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的中国时，就会发现这些伟大成就背后有着一些阴影，这些阴影不仅导致了19世纪大清的“衰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首先，清帝国国运逆，财政窘迫

就连乾隆皇帝自己也觉得，这次庆典为了让外藩“目睹升平气象，鼓舞欢欣”，所以“道旁点景彩饰，未免尚多华赡”。虽然，他自我解释说，这些表面繁华，既可以表现“臣民爱戴之忱”，也可以让沿街商铺和工匠“稍沾利益”，最终不至于浪费。实际上经过乾隆时代的扩张，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已经造成控制成本过大，财政已经开始亏空。

从康熙打败噶尔丹，到雍正改土归流，到乾隆所谓十全武功。明朝原本“嘉峪关外非吾土”的地盘，一下子扩大了一倍以上，原本主要为汉族的王朝，变成了涵容汉、满、蒙、回、藏、苗的帝国。这也为帝国带来了麻烦：一方面是疆域控制的成本非常高，据说“十全武功”要耗掉一亿两千万两银子，几乎相当于帝国财政收入三年的总和，相当于花掉了乾隆朝十几年的财政盈余。另一方面，各种异族对于帝国的缺乏认同感。帝国只好用理藩院、六部、盛京将军三种不同体制来管理。可是，帝国和大皇帝的控制力已经出现问题，各地不仅问题叠出，而且动乱也此起彼伏，经历了白莲教、回民、苗民、太平天国、捻军等叛乱，帝国显然已经有点儿吃不消了。

鲜使臣成种仁曾记载到：“饥民之号丐者，至燕京相续，昨冬酷寒，皇城内冻死者甚众”，还加了评论说，“纵云饥馑之所致，亦似接济之乖方”。

其次，清帝国的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日益僵化，几乎无法应对迅速变化的新世界。

为了巩固清朝对中国的统治，雍正皇帝不仅编了《大义觉迷录》(1729)和《拣魔辩异录》(1733)，前一本针对知识阶层，介入政治和伦理领域；后一本针对佛教禅宗，介入宗教信仰。如果再加上雍正逼迫钱名世刻印的大批判集《名教罪人》(1726)，皇帝不仅管天管地，还要管思想文化，这就形成了对知识阶层的很大压力。

同样在18世纪下半叶，欧洲完成了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1772年，共28卷，两千万字，71818条条目，2885张插图，中国则由朝廷组织编成了《四库全书》(1782)。《百科全书》虽然以“记忆”、“分析”和“想象”包容历史、哲学和文学，但更强调了商业、技术和工艺；然而《四库全书》则仍然是经、史、子、集，所以其编纂虽然鼓励了学者们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古典的注释和发挥上，但此时欧洲的实用知识却在发展和整合。

再次，清帝国的皇权过于集中和强大，封杀了制度和思想的变革可能性。

18世纪的欧洲，君主的权力逐渐被限制，提倡政治民主和平等。从17世纪英国的洛克，到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和卢梭，关于自由、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反观在中国，笼罩一切的皇权，沉浸在欢乐和满足中，拒绝一切不同意见。清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使内阁虚设，内阁大学士成了闲散的名誉职位;皇帝亲自披览各种文件，所以才有庞大的朱批、上谕，事无巨细都由皇帝管。

启蒙运动是发生在17-18世纪的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

可是，就在乾隆皇帝志得意满的时候，中国之外的世界历史已经发生根本转变，欧洲正在从传统帝国逐渐转向现代国家。自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欧洲逐渐接受一套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相处的原则，各个国家逐渐摆脱帝国时代的模式。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并于1776年在费城发布了《独立宣言》；

法国在1789年爆发大革命，颁布了宣扬自由平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英国确立乐社会凝聚、防止分裂和战争的国家制度，限制了国王的专制权力，从而成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

英使马嘎尔尼到达承德谒见乾隆皇帝

三年后，英使马嘎尔尼到达承德谒见乾隆皇帝。“‘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面对‘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此时，欧洲和亚洲两端的帝国开始正式面对面，而世界的历史也在这里开始分叉，这也算是一种“大分流”吧。

结论:对于乾隆八十寿辰庆典站在不同的历史高度，我们获得了不同的历史观感。从中国史角度看，18世纪后期似乎仍是大清帝国的盛世或巅峰；第二，从亚洲史角度看，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时的大清与周边，未必是稳定的(政治的)朝贡圈或(文化的)共同体；第三，从世界史角度看，18世纪后期中国在表面盛世之下，其实面对的是相当严峻的历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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