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83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约13000字
历史上，江南发达的棉业经济主要依赖国内市场的需求和政府军需以及税收的变相刺激。近代五口通商以后，海外贸易的活跃使江南的棉业流通进一步扩大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近代开埠以后，中外贸易日趋活跃，进口商品种类不断增多，1930年前在众多进口商品中，棉货始终排居首位，占据大宗。具体来说，在开埠通商的最初十余年间，江南棉货进口呈徘徊状态，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轮船业的发展，以及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发生，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棉货成本降低，输华洋纱洋布价格不断下跌，原色布、英国粗斜纹布和标布，以及美国粗斜纹布、英国棉纱等平均每匹下降约30%。根据海关史料记载，1867—1894年洋布和洋纱进口量持续上升，洋布进口量增加3倍有余，洋纱增长速度更是惊人，超过34倍。不过19世纪后期，海外进口洋纱首先占领的是非植棉区，在江南植棉区农民以洋纱作经土纱作纬的变革，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以后。如果将原棉和棉织品综合考察，会发现近代以来江南棉业进口贸易在起伏波动中呈明显上升趋势。棉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具有前后向联进效应的产业，价廉机纱的进口和民族棉纺业的发展使土布业手纺纱的使用被机纱所取代，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瓶颈得以解决，织布区出现了商人放纱收布的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并推动了手工织布工场的发展。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植棉业的科学种植，政府和社会努力改良棉种，改善棉质，增加产量，至20世纪20年代末外棉进口减少明显，纱厂用棉的自给率提高，也增加了农家经济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棉业的前后向联进不仅关乎棉业经济本身，与农工商各业、机械、金融、交通运输等业皆密切相关。近代海外贸易中乡镇棉业民营经济的演进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虽历经劫难，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在竞争压力下通过技术改进和结构重组，仍在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1.民营经济发展是海外贸易与区域内在逻辑的合力推动。近代江南传统产业改革创新的原动力，既有来自海外贸易带来的挑战和示范，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独特内涵息息相关，是两者双向互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以传统棉业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西方中心主义将其归之于西方文明的冲击，把中国传统社会看成停滞和永恒不变，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中国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内在能动作用。毋庸置疑，棉业经济的技术革新和近代化发展是在西方的冲击和挑战下进行的。但是，这种刺激作用要转化为变革社会的推动力，不是孤立地起作用，而是与中国社会特有的内涵有机结合才能产生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民初以来担当棉业改革大任的行业协会、纱厂和学校，其核心力量是知识精英，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精英始终是主流力量，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传统，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尤会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近代海外贸易背景下江南传统棉业陷入危机，以穆藕初、方显廷等一批棉业界知识精英，以发展民族产业和关注民生为己任，著书立说，宣传倡导，并积极投身于棉业改良推广的改革实践，肩负着“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中坚作用，这是知识精英国家责任感的历史传统在近代经世致用的延伸。再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以小农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悠久历史，民初以来传统棉业改革中这种精耕细作和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农村过剩劳动力，也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基本国情。20世纪以后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能力的提高，这种农业和家庭紧密结合的经营模式更加灵活和自由，棉商放纱收布和经营放机布的组织形式，既可满足织农对家庭和织布做工两不误的便利，也使一些资金有限的商人免去开设工厂所需厂房设备等费用。这种组织形式不仅存在于像手工织布这样的传统行业中，一些新兴行业如花边、草帽等，一开始就采用了自由散工制的组织经营方式。毫无疑问，近代江南乡镇棉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源自海外贸易竞争而引起的艰难局面，为求生存发展，江南棉业随势改良，表面看来是海外贸易的直接刺激，但是，这个过程离不开江南特有的历史、地理、人口、资源、技术、商业、文化等，是海外贸易与区域特有的内涵和逻辑的合力作用。2.海外贸易背景下民营经济遭遇挑战也面临机遇。海外贸易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是复杂的，全球性商品竞争和西方文明的刺激，使江南乡镇民营经济遭遇困境，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近代海外贸易对中国传统棉业的刺激作用和影响显而易见，应该给予讨论的是如何评估这种作用和影响。西方冲击—反应模式将中国近代化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归之于西方的影响，显然忽视了中国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和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传承性。前文显示，海外贸易在江南乡镇民营经济发展中具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瓦解自然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对外来商品具有顽强的抵抗能力，江南地区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十分发达，耕织结合尤为紧密，直到1890年区域内进口棉货数量仍十分有限。但是效率低下的手工纺纱业还是无法抵挡高效率高品质的机制纱，19世纪末机纱被广泛应用于土布纺织，经济结构中纺与织发生分离，并带动放纱收布和放机布雇佣劳动形式的出现，对于促进社会分工和扩大市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海外贸易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运行法则和近代化的经营理念，对于棉业的技术改进、市场贸易和产业的结构重组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代民族棉纺织业的创建和发展、规范的棉业市场运销机制的建立、手织工具从腰子机—手拉机—铁木机—电力织布机的革新、棉业经营从家庭个体到手工工场再到使用机械化的机器工厂的演进，传统乡镇民营经济的近代转型发展无疑与海外贸易的刺激和影响密不可分。但是，由于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不对等，西方不仅在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占据优势，还享有贸易关税上的特权，贸易的主动权往往操诸西方之手。近代中国棉业海外贸易中，洋行就是凭借优势条件，把持和操控中国的棉业外贸，将中国变成其棉织品的销售市场和棉纱原料的来源市场。正如丁日初、沈祖炜在研究海外贸易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关系时指出，中外贸易存在的剪刀差，使中国财富外流，造成中国货币资本积累的严重不足，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后，又遭到同类外国资本对市场的争夺，对民族工业产生一定程度的排挤。这是落后国家近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说社会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进程中海外贸易是一把双刃剑，海外贸易背景下传统产业遭遇冲击和挑战，这不仅意味着困境，还存在着机遇。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困中求变，从国际市场汲取新资源，适应经济转型随势改良，向近代化艰难迈进。3.民营经济发展同时并存多种发展路径。近代海外贸易背景下传统棉业的境遇显示，社会经济发展是由不同增长模式的经济活动共同促成的，特定条件下传统因素仍可提供增长空间，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着多种路径，难以运用欧洲经验的普遍原则给予解释。家庭手工织布业在近代中国绵延百年而不绝，凭借的既有区域的资源优势，也有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和适合舆情的生产经营方式。江南地区盛产棉花，纺织技术也十分发达，在与机织布的竞争中依托娴熟的技术传统，借助于近代织布工具的革新成果，出产的土布在原料、尺幅、花色等方面均可与电机织布相颉颃，纱支均匀、拉力强且售价廉;花色品种增多，从本色到染色、平布到格子布不等，而且机器换梭不及手工方便和经济，手工织出的格子布多种多样，“在江阴，至少有三百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组织形式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低下，现代企业无法容纳农村过剩劳动力，这为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提供了久久不息的生命力。江南是中国近代民族棉纺织业的发祥地，聚集了中国棉纺企业总数约2/3，这里有着对外经贸中心上海以及密集的港口和城镇、发达的植棉业和手工棉纺织业，不仅能为民族棉纺织工厂提供便捷的市场信息、纺织原料和劳动力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江南地区还是广阔的机纱消费市场，区域内发达的手工织布业与近代棉纺织业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补互济关系，最为典型的就是大生纱厂与通海土布之间的密切合作，开创出一条传统与现代、土与洋相结合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章开沅先生指出，“大生纱厂的诞生及其发展，主要是适应于当地农村家庭手工织布业对于机纱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荣枯主要取决于农村家庭手工织布业的命运”，“农村家庭手工织布业养育了大生纱厂”。因此，在近代海外贸易背景下，江南乡镇民营经济在冲突、矛盾、挑战中，利用区域的资源优势和机遇条件，寻找生存的突破口和发展模式，家庭手工织布业与近代棉纺业处于并存共生的发展局面，前者充分利用区位的资源优势和近代科学技术手段，走出了一条绵延百年而不绝的传统发展模式;后者则依托传统市场资源走出一条土洋结合的近代化发展模式。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CU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