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贤波 | 近40年来明代海防史研究的回顾和检讨

        “古有边防而无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也。”无论是站在传统王朝国家的立场，还是今人对海防思想与海防体系的认知，中国海防史的书写从明代开始这一观点基本被学界同仁接受。这不等于说，明代以前沿海各地不存在地方性的防御设施应对海寇问题。而是强调进入明代以后，这些沿海防御设施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不仅要处理活跃在沿海各地的海寇，也要面对各色外来入侵者的骚扰。如果说明代以前是“海防的萌芽”或“海防前史”，明代以后则真正形成海上防御体系，是海防体制的创成期。正因如此，明代在整个中国海防史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回顾近40年来的明代海防史研究，适可作为引子，借以检讨和思考整个海防史研究的理路和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明代海防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被置于倭寇史、军制史和海疆史三个学术脉络之下，成绩斐然，已经充分勾勒出整个海防体制的概貌和趋向。近年来，历史学的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回到当地的社会脉络，通过区域的、个案的研究揭示一时一地的海防实态，从许多历史的细部进一步揭示出国家制度的地方实践。出于避免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流水账”罗列，本文试从问题和思路的角度，从倭寇史、军制史、海疆史和区域视野三个方面进行回顾和检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有以教我。

        终明一代，倭寇海盗对东南沿海地区的侵扰时有发生，以嘉靖万历间祸害最烈。平息“倭乱”一时成为国家要政，有关海防御倭的著述大量面世，既有专记倭国倭情者，也不乏专门讨论海防地理及御倭策略、战术的兵书，奠定了日后研究的基础。

        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倭寇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李晋华、黎光明、陈懋恒、吴重翰、孟锦华、王崇武等一批学者在日寇加紧侵华、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借古鉴今，以历史上的倭乱为题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黎光明的《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及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二书。

        黎光明的《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从明朝御倭军队来源探讨倭乱，分上下两篇，上篇述沿海卫所军腐败，不能不调客军御倭的海防背景，下篇分述从各地调遣的各种客军的来源、组成和作战得失等等。作者指出“此书之作，只注重于调遣军队”，但全书专论当时召募客兵应变的军事变革，立意新颖，切中要害，不至流于浮泛，大别于同时期其它倭寇研究著作。

        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全书近10万字，论倭寇来源、猖獗原因、各省倭祸，倭寇首领等最为详尽，并有专章讨论“倭寇之戡定”，对城戍、战船、将帅、兵士、民众等海防体制各个环节均有简述。她特别注意到战船的重要性，指出“卫戍虽固，倭从海上来，迎击追剿，咸赖水师，故战船尚矣”，也注意到船只征募和船制的地区差异，指出“明初所造船只，岁久废败，倭患起，临时征募渔船，或得胜，则仿制以用。故嘉靖以后之船制，参差不一”，认为“大抵沿海各地习惯不同，船之式样，因地制宜，名称亦随之增改。每卫所有船只，大小参配，各有其用”。

        同时期的一些学者，如王庸、吴玉年、王婆楞等，则致力蒐集整理海防御倭史籍。其中以王婆楞的《历代征倭文献考》最为可观。全书摘录各家传记、奏议、笔录、简牍、说部二百余条，所记始自周代，以明代倭寇问题所占篇幅最多，约居全书三分之二，作者不仅“蒐集往古征倭史实，取证于文献”，同时“目系以按”，按语内容“或补文献之不足”“或释文献之涵义”“或作前后事实之连系”“间亦申述著者之意见”，堪称倭寇史料汇编，为入门者提供指引。

        早期的倭寇研究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进行的，重在描述倭患的破坏和明军的平寇战争，或表彰御倭将帅，或痛陈官府腐败，表达了较为强烈的民族情感。20世纪这种研究模式一直延续至50、60年代。前述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于1957年再版重印，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等题材相近的著述也相继刊行。

        值得重视的是陈文石1965年发表的《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作者从明代的禁海政策、贡舶贸易制度与沿海地理经济条件入手分析私贩贸易与寇乱的关系，说明私商、海盗与倭寇结合的祸乱起因，对私贩转为海盗以及官府的剿寇策略和行动有较详细的描述，隐含了从沿海社会变迁思考寇乱发生发展的新思路，是同期研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8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兴起对倭寇起因、性质问题的研究，更多地从经济贸易因素切入，试图回应当时热议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戴裔煊在《倭寇与中国》（1987）一文中指出：“嘉靖年间的倭寇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包括手工业者、市民和商人在内的被剥削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不是外族入寇”。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戴裔煊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及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其他相关的专题论文数量相当可观。

        此后的倭寇研究，由于焦点往往放在明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日关系）和海洋贸易，重在揭示倭患起因、性质及与地方社会变迁的关系，兼及海防设施、军事策略和战役战事，从倭患检讨海防运作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反而，相关研究越来越重视从沿海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理解寇乱的产生，有助于揭示明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的地区进程。新近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讨论倭乱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倭寇问题的研究面向，但内容基本与海防问题无涉。

        最近30年来研究倭寇问题用力最勤、贡献最大者，当推已故台湾学者郑樑生教授。郑氏1981年出版《明史日本传正补》，1985年出版《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尔后陆续编辑《明代倭寇史料》（1~7辑，1987-2005），又撰有与倭寇相关的研究论文逾二十篇，大多收入氏著《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1~13辑，1990-2004）中，题材遍及御倭战事、兵制、人物和史料评介等。郑樑生不仅对嘉靖间的剿倭政策和平倭战役有若干具体细致的研究，且十分重视方志和文集史料，特别对佚存日本的稀见史料之蒐集整理。譬如他介绍东京公文书馆发现的明万历年间侯继高撰《全浙兵制考》一书，就载有海防水陆兵员、船只及饷银的重要信息，又如他最早介绍明末郑大郁撰《经国雄略》一书，重点指明所载“海防考”的价值，均为了解明代海防的关键资料。郑樑生的遗作《明代倭寇》（2008），虽晚出于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一书，但系统论述明代倭乱全貌，旁征博引，反映了作者数十年倭寇研究的基本论点，可作为该项研究的总结之作。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两岸早期学术交流不甚通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界能充分吸收和借鉴郑氏上述研究者寥寥无几。

        日本学界对倭寇问题的关注同样由来已久。早期较为著名者，如片山诚二郎、佐久间重男、中山久四郎、田中健夫等，多围绕中日关系（海禁政策）和贡舶贸易进行研究。其中，1982年日本教育社出版的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由于最早在国内出版中译本，较为国人所知，该书“明朝的倭寇对策”一节专述“海防负责人的更迭”，但行文比较简略。松浦章《中国的海贼》也专列一章论述明代的海禁政策和倭寇活动。新出的研究如太田弘毅《倭寇：商业·军事史的研究》，则注重倭寇活动的细部研究，其中考察倭寇走私中国的烟硝、铁至日本，从日本偷运刀剑、扇子、硫黄至中国等问题。

        “北虏”“南倭”是明朝军政大事。举凡涉足明代军事制度史研究，都必然要面对边防（“北虏”）与海防（“南倭”）的问题。已有若干评述文章回顾明代军制史的研究状况。总的来说，在内容上，学界对内地的卫所、军户、军屯等制度用力较多，地域上则偏重北方边镇的军事防卫，对沿海卫所和海防的研究相对不足。

        目前可见最重要的三部多卷本军事史通论著作——《中国军事史》《中国军事通史》和《中国历代战争史》，均把海防问题作为明代部分的重要内容来编写。《中国军事史》7卷9册，全书以军事制度、军事工程、军事装备、军事思想、军事战略等专题为纲，朝代为目，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多卷集系统研究中国军事历史的专著。对明代海患、海防战略部署、海防筑城、水军和战船等概说性的描述，散见于各专题卷次之中。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军事通史》17卷20册，体例以朝代为经、重大军事事件为纬，内容丰富。其中范中义、王兆春等军事史家编著的第15卷《明代军事史》（分上、下册）对明代海防建设的基本思想和措施，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海防和抗倭斗争”亦有条理清晰的专章论述。至于台湾三军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战争史》18册，分述历代重要战事，其第14册明代部分也有“东南沿海抵御倭寇战役”一章，编写体例上详于战略和战事评判。

        概论性的海防史著作，以包遵彭及张铁牛、高晓星的海军史研究开其先河，而最有参考价值者，应推杨金森、范中义的《中国海防史》。前者主要论述海防武装力量（海军）的发展历程，在明代部分侧重描述造船和水军构成。后者“以朝廷的海防建设为纲”，全面论述了明代至清代后期的海防形势、海防体制、海防部署和海防斗争等等。与一般的叙述方式不同，作者把明代以前的沿海设防视为“海防前史”，提出“明代以前的沿海防御，是海防的萌芽，而真正形成防御体系，则在明代”，因此对明代海防防御体系的建立、整饬和相关战事着墨尤多。若将该书第一篇“明代的海防（1368-1644）”相关内容，辅以尹章义、范中义、邸富生、宋烜、谭立峰等学者的专题论文，适可从宏观历史脉络揭示明代海防的基本轮廓。

        在有关海防制度的具体研究中，黄中青的硕士论文《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浙闽粤沿海岛屿防卫的建置与解体》颇有新意，时见征引。作者从“海上第一道防御网”的水寨与游兵制度入手，分述浙、闽、粤三省寨游的建置、巡守和作用，对水寨长官及兵员、水寨信地、战船数额及分配均有较详细的论述。遗憾的是，虽然作者力图呈现寨游制度的建立及其变迁，避免对明代海防运作的鸟瞰泛论，但由于涉及的三省沿海地域极为辽阔，不同省区的社会历史背景千差万别，造成海防运作复杂多变，是书于此难以兼顾，错漏和误解在所难免。例如，对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两广提督吴桂芳奏设沿海水寨兵船，作者直接征引《请设沿海水寨疏》并将之视为实际推行的做法。实际上吴桂芳于该年九月就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大规模的兵船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配备到位，仅仅描绘出一个海防蓝图而已。

        从军制史角度探讨海防问题的日本学者甚少。川越泰博在上世纪70年代初对明代海防体制的讨论，较早揭示了明代以“沿海卫—守御千户所—营—水寨—烽堠”为结构的海防体制，不仅从沿海卫所戍军中明确区分出“守城军”和“捕倭（出海）军”，且对巡海军船的配置和吨数情况、军兵来源和补给制度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这些研究迄今看来仍具开拓意义和研究深度，长期以来鲜为治此专题的国内学者征引参考。唯川越泰博的研究集中在明初海防体制的“创成期”，偏重对海防体制运营构造的静态分析，未能深入后续变化的动态过程。

        对海疆展开历史考察，毋庸置疑，兼具解答传统国家民族构成和结构形态的学术价值以及维护现代国家主权利益的现实意义。海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相当宽泛，有的研治者指出，应包括历代海洋疆域史、历代海洋政策、历代海洋思想史、历代海防、历代海上贸易、近当代中国海上边界等等。这些内容包含了王朝国家对领土所有的四个基本要素——户籍、税收、派官、驻军。也有学者提出“海疆史演绎的主题是海洋与陆地的关系、海洋与人的关系”。但事实上，无论是陆疆，抑或海疆，焦点往往放在“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与谋划”。这也就不难理解，“倭患”和西方殖民者相继东来背景下的明代海防问题，在相关研究中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

        相对而言，专门的海疆史研究起步较晚。197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题旨鲜明，有特殊的时代烙印，其中明代部分介绍了“抗倭斗争”。之后陆续出版的通论性著作，如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和安京的《中国古代海疆史纲》，对“明朝的海防建设”和“抗倭斗争”均有扼要的阐述。曲金良最近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试图涵括和展示历代海洋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但立论基础仍是历史时期的海疆开发。其“明清卷”开篇就介绍明代对沿海疆域的统一，进而述及海防建设和海防战争。

        对明清海疆政策进行专题研究，以王日根的《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和卢建一的《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为代表。王日根将海防视为“海疆政策的中心环节”，认为“我们考察明清时期的海疆政策，侧重于海防政策、海洋贸易政策、海洋移民政策三个方面。由于海洋贸易政策有时是海防政策的派生物，海洋移民政策同样是在服务海防政策的前提下制定的，因此海防是海疆政策的中心环节”。是书第一章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明代的海防政策及其阶段性，对政策的效果也有中肯评价，唯其所举多为福建地区的史例。在探讨明清海防政策的演变中，卢建一重点分析了东南海岛的驻防问题，对东南海防水师的建制、战舰和火器也有所涉猎。她认为“明清海疆政策是对海疆危机作出的反应”，发现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明清政府防务重心也开始发生南移，因而对东南海岛战略地位的认识经历了渐进过程。最近出版的何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乃作者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其研究思路延续了王日根对东南海防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目的是检讨明代海疆经略之成效。是书探讨明代海军建设过程，并尝试引进现代国家海上力量的衡量指标，如“外交控制力”“政府控制力”和“科技能力”等分析明朝海上力量建设的效果，是颇有新意的做法。但由于研究“战线”过大，直接影响了作者对相关史事的深入挖掘，对海军建设过程的描述难免失于浮泛。

※　编辑部：《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1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　编辑部：《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4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图文编辑：张恩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