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制度是明代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由水路转运南方粮赋供应京师百官俸禄、军饱和宫廷消费。舟船是它的基本条件之一。运送漕粮的舟船，明代史籍中称为漕船、粮船或运船，也有与民船相对而称为军船，又把运粮北上的称为重船，归返的称为回空船只，或简称回空；或因其船式称为浅船、遮洋船。漕船由漕运衙门统一管理，有一些专门规章制度。本文仅就有关问题作一些考证。
一、漕船的种类和式样
明初曾从太仓海道运粮至辽东、天津，永乐十三年（1415）停止海运，实行河运，但还保留了由海道运粮到蓟州等仓。隆庆、万历之际又短暂地实行过淮安到天津的海运。因此，明代的漕船有海船和河船两种。
1.洪武、永乐时期的海运船
洪永时期的海运船有一千料海船和四百料铅风海船两种（料为船只载重单位、若干料船即为载重若干石），除明初《诸司职掌》记载了修造这两种船所需物料外，其它史籍中对它缺少记载，大约不久就失传了。万历《明会典》卷二○○“船只”中既不把它归入海运船，也不归入粮船，而且无以名之，只将它别为一项，列于各种船只之首。但它又说：“永乐初，漕江南粟，一由海道至直古［沽］口，入白河，抵通州，……海运用遮洋船。”《天工开物》卷九则记载：“凡海舟，元朝与国初运米者曰遮洋浅船，次者曰钻风船（即海鳅）。”这两种说法略有不同，但都说洪永时期的海运是用遮洋船。而实际上永乐十八年（1420）遮洋船才开始专用于蓟州海运①，并非洪水时期漕运江南粮食的海船。
明前期登州曾专设海船运送布花、钞锭至辽东赏军。登州卫原设海船一百只，因罢海运，至（正统）十三年（1448）减八十二只，止存一十八只，岁拨五只装运辽东赏军花布、钞锭。②这里所说“罢海运”，即是永乐十三年停止洪武以来漕运江南粮食的海运。因此登州卫的海船即是洪永时期海运所用的海船。嘉靖中龙江提举司主事李昭祥撰《龙江船厂志》卷二载：“按海船者，即元之运船也。元都燕，挽东南之粟由海道入直沽。国初因之，永乐十二年会通河成而海运罢，然犹用之以输辽东之花布，以备倭夷之侵扰”，也说明“输辽东之花布”的海船即是“挽东南之粟”的海船。《名山藏》卷五○亦说：“海运罢，其海船以运布花于辽，及改为遮洋船通蓟（州）、永（平）运”。可见，运布花于辽东的海船就是原来漕运东南粟的海船，而遮洋船是经过改造的另一种海船。这样，我们大致可以推定，洪武到永乐十三年运送江南粮食到辽东、天津的海运船，即是后来登州卫输送辽东布花钞锭之海船。这种海船正德四年（1509）一度以布花折价陆运停罢，五年复造，嘉靖三年（1524）奏罢，到李昭祥时（嘉靖三十年任龙江主事）已经“尺度无考”，李昭祥以“海船之不可废，……因访其遗制，图以俟考焉”，为我们留下了这种海船的图样（见《龙江船厂志》卷二）。
关于明初海船，另一可知的情况是永乐时工部尚书宋礼提到过一千料海船需用100人驾驶②，其它情况便一无可知了。
2.隆庆、万历之际的海运船（附两头船）
隆庆五年（1571）因徐、邳一带黄河淤阻，运河不通，海运之议纷起。山东巡抚梁梦龙在淮安买米2000石，雇淮安海雕船五只，每只装米400石，用12人撑驾③，又在胶州买小麦二批各600石，分别雇灵山岛船三只、四只装载④，从海道运往天津。次年正式奏准实行海运，因海船未及打造，在淮安雇船300只，运漕米12万石，以平定宁静安全为号分为六小总，每号运正粮2万石，每船400石，运至天津⑤。这次所雇淮船，应也是海雕船，属于沙船类型，其船形，据当时直隶巡按李栻说：“今岁海运皆雇募滨海地方捕鱼船及沙船，其制尖首阔腹，深舱高舷，上无棚楼，平安镇板，与南方河船大略相似。惟其尖首阔腹而上无棚楼，可以破浪而不鼓风，惟其高舷深舱而平安镇板，可以重载而不近水，且掌驾无有隔碍而帆樯便于转旋，河海俱为便利。”⑥
隆庆六年（1572）经漕运总督王宗沐奏准，从次年起每年海运淮、扬二府漕粮20万石，造船436只（内有把总座船10只），每只载粮600石，并装水、什物等约200石，最大装载量估计可至1000石，每船用12人，分别于湖广、仪真打造，15年改造一次⑦。万历元年（1573）这种海船初次海运，漂没6只，海运随即停止。经王宗沐奏准，这种海船改用于河运⑧。但因“海船重而浅船轻，彼此并壅”，不便航行，万历二年直隶巡按萧泮建议将它改作战船或变卖，但未获批准⑨，次年经户部题准，“改海船以疏河道”⑩，这种海船才退出了河运。
弘治时大学士丘濬提到过一种用于海运的两头船，他说：“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又“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11）。这种两头船“未之前闻也，其说始见于丘文庄公”（12），但丘璿提出后，许多书都提到这种两头船，并都画出了图样，如《筹海图编》、《武备志》、《三才图会》、《龙江船厂志》等。这种两头船未见实际使用，只有嘉靖时一度议行海运，协助筹备海运的崔旦提出要用两头船（13），但那次海运最终未实行，这种两头船也始终未成为实物。
3.遮洋船
遮洋船用于从天津到蓟州的海运。现将万历《明会典》卷二○○所列遮洋船和浅船的式样列为下表，以便比较。
续表
从上表可知，遮洋船长（头、底、梢长之和）共8丈2尺，阔（使风梁阔） 1丈5尺，较浅船长 1丈 1尺，阔 1尺，各部分都较浅船为大，其船式介于洪永时期的大海船和浅船之间。
早期的遮洋船“南京并直隶各卫岁运蓟州等仓粮三十万石，驾船三百五十只，用旗军六千三百人”（14），每船载重量在800石以上，需用18人，有较多的海船特征，“旧设遮洋船以从海运，船大人众，载米亦多”（15），而且“梁阔底深，闸河水浅难行”（16），不适于内河航行，因而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奏准：“悉改为潜船而均派其人米之数”（17）。这里所谓漕船，即是浅船，嘉靖时漕运总督俞谏说：遮洋船“成化间又因海道不便，始自小直沽开通新河一道。
当将遮洋海船每二只该旗军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十五只，旗军六千三百名。时船只、运道虽改，卫所官军俱仍旧役”（18），《通漕类编》卷二亦载：遮洋船“原系火船三百五十只，后改作中样浅船五百二十五只”。经过改造，巨船载重五百余石，用十二人，后来称为五百料遮洋船（19）。《明会典》所载遮洋船式样，即是经过改造后的式样，它仍较内河浅船为大。《明会典》卷二七又载：“（成化）二十三年，令改造遮洋运船为浅船，从新河趱运，其运粮并人夫，亦照浅船例均派，每船旗军十名”，“该造遮洋运船，照依浅船里河木料一例打造”，把经过改造的遮洋船当作与浅船一样了。但实际并非如此。《明会典》同卷即载嘉靖时“遮洋一总，每船额设旗军一十二名”，它的造价、木料也与浅船不同。遮洋船完全改为内河浅船是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这年题准：“遮洋海船照依山东总下浅船规式改造，每船减去运军三［二？］名，止用见军十名领总。”（20）
4.浅船
明代漕运主要实行河运，用于河运的是一种四百料浅船，它的式样已见前表。这种浅船“阔欲承载之多，浅欲盘剥之易。原定漕式，过越洪闸，涉历江河，最为轻便”（21），其船式适应运河水浅的情况，万历初河道总督万恭说：“祖宗时造浅船近万，非不知满载省舟之便，以闸河流浅，故不敢过四百石也。其制底平仓浅，底平则入水不深，仓浅则负载不满，又限浅船用水不得过六拿，伸大指与食指相距为一拿，六拿不过三尺许，明受水浅也。”（22）《天工开物》卷九载有这种浅船的图样，并说它可载米2000石，按它的大小，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3）但这种四百料浅船最大装载量远超过400石，实际运输中，正额漕粮加上各种附载，可超过七八百石，它的最大装载量很可能达1000石，天启时工部尚书王佐曾说：“漕规每船正粮不过五六百石”，而“装载私货不啻数倍”，要“今后造船定以千石为限”（24），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虽然四百料浅船有规定的式样大小，但各地浅船仍有大小之别。湖广、江西的浅船因为要涉历长江，比别处为大。万历元年（1573）督漕参政潘允端曾以湖广、江西漕船“深大坚固，二船可抵三船”，建议以此改造别省漕船，可以节省造船经费（25）。万历后期虎贲右卫浅船曾“奉例改造大船由长江径抵江西水次领兑”（26）。万历中遮洋船改为浅船还特地指明要照山东浅船式样，可见山东浅船与别地也是不一样的。
四百料浅船每船用军十名，但浙江都司运船“每船或军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27），内选一名“身家有力者”为旗军，又“推一老成者纲领之，谓之纲司；次纲司者又有拦头、扶柁二人，相协持之；旗甲则管领之。凡出纳必周，悉于纲司籍记之，余则共利，少则共偿，其赢缩利害亦同也”（28）。这种分工也存在于遮洋船。
早期河船并未统一为四百料浅船。永乐无年（1403）河运北京的船有三种：“自淮安用船可载三百石以上者运入淮河、沙河至陈州颍岐口跌坡下，复以浅船可载二百石以上者运至跌坡上，别以大船载入黄河”（29），这次河运所用系是民船，尚非官府统一打造。永乐十年（1412）工部尚书宋礼打造浅船500只系二百料船，每船用20人（30）。《通漕类编》卷二载：“永乐至景泰，船料大小无定，其数比今多三之二。天顺以后始定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船式大小何时规定史无明载。正统、景泰时船数达二万余只（详后），远多于天顺额数，因运粮总数大致固定，天顺前船式必定较小。天顺五年（1461）漕运总兵徐恭要求改建运河诸闸，因为“近造粮舟高大，闸殆不能容”（31），可见天顺时船式已较以前为大。天顺时大量减少船数，并加以额定，一定规定了一种较大的船式。因此，四百料浅船式应该是天顺时确立的。
这种四百料浅船船式后来遭到运军破坏。《天工开物》卷九载：“后运军造者，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漕船志》卷三指出：“近来各船身长■阔，多添梁头，运军利于私载，运官敢于公占”，运军加大船式只是为了增加私货带运。万历四十七年（1619）直隶巡按毛一鹭说：每船所载漕米加以允许附带的土宜最多不过五六百石，“乃今各总船无不可容千石者”，而其中“江、广粮船体式愈大，令人骇目”，原因“皆由旗军帮造，每船变产揭债，有贴至数金者，有贴至百余金者，遂放样长大，恣所欲为”，以多装私货，沿途贩卖，谋取厚利，“盖彼捐本既重，价利必奢”（32）。江西、湖广船式的破坏较之他省更甚。天启六年（1626）户部尚书郭允厚亦说：“浙、直、江、广船之广狭同而载米之多寡异，此皆为私货地也”，要将江、广船“比照浙、直规式改造”（33）。这是因为各地船只都是统一成造，而江西、湖广漕船是由旗军自行设厂成造。运军私增船式，加重了“揽载之弊”、“胶滞之虞”，（34）运军“每于兑粮完后即满载私货以行，船重如山，势不得不滩浅起剥；移船如移山，势不得不前脱后壅”（35），严重影响了漕运。明政府多次下令如式打造，但令行不止，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些史籍中说永乐时工部尚书宋礼最早使用浅船，但正如日本学者薮内清所说：“现在，内河航行的民船，大多数是平底的船，恐怕是自古以来就曾使用的。因此，在陈某（漕运总兵陈瑄——引者）以前，宋礼就使用了平底船，决不能说这就是宋礼发明的。”（36）即使在明代，洪武年间也已经由官府打造这种浅船用于河流，“太祖既得燕都，专设大河等卫打造二百料匾浅船，每一船载米二百石，经由黄河入济宁闸河，至临清下卫河以达北京”（37）。
这种四百料浅船的来历，明代人又通常有这样的说法：“永乐中改海运，遂改四百料（海船）为浅船，浅船因海船得名”（38）。这种说法仅出于载重相同的推测，从上文可见，显然是错误的。浅船之名乃是因其船式而来。
5.其他用于运粮的船只
在通州、河西务钞关等处还设有剥船以备剥浅搬运，通州石坝设180只，土坝90只，“自二坝至张家湾为外河，每粮船起剥，接至里二泗以便浅船抵坝”（39），通州庆丰等五闸设300只（后增至330只），属通粮厅；河西务、杨村等处设600只（后增至800只），属河西务钞关。通州剥船长六丈，阔一丈二尺，河西务剥船长五丈，阔八尺五寸（40），通州剥船“每船船头一名、撑夫四名”（41）。剥船由官府出银在清江提举司打造，发经纪或船户领用，船价逐年从脚价内扣除（42），万历七年（1574）规定：“剥船十年一造”（43）。剥船为官造民用，与其他漕船官造官用不同。但当官船不敷使用时，“每至雇觅民船”（44），河西务未设剥船时也“俱雇民船起剥”（45）。
属于剥船性质的还有昌平镇和密云镇的泓船，昌平设384只，密云设400只（船数偶有增减）（46），粮船到通州后再由泓船将其中的边粮运至昌平、密云。泓船在通州草厂打造，也由经纪领用，船价六年内在脚价中扣还。
万历二年（1574）直隶巡按萧泮题准：“置脚船以备不测”，他说：“江南巨舰各有小艇随之，号曰脚船，以备缓急”，要动支粮价余银打造，每浅船20只备脚船1只，每只用军4名（47）。这种船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此外也未见其它记载。
明初用于运粮的还有三板划船。永乐二年（1404）“今海运粮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装运至通州等处交卸”（48），也属于剥船。《龙江船厂志》卷二载有三板船和划船的尺寸和图样，并说“二船名异而制同”，是一种“极小而最捷”的战船。
二、漕船的数额
1.漕船的数额
明代漕船的总数，据《漕船志》卷三载：明初“当时船数、船式未经定议，每年会议粮运合用船只，临时派造，以为增减”，天顺以后定为11775只。《明史》卷七九载为11770，盖举其整数。
天顺以前的船数多少不一，也无明确记载。我们只能大体推测，洪武时的海运船数，《明史》卷八六载：“江、浙边海卫军大舟百余艘，运粮数十万”，这个记载似乎偏低。洪武十三年（1380）一次就“造船一百六十六艘以备海运”（49）。洪武时海运辽东粮初每年60万石，后因海船增加，增至70万石，如以一千料海船运，需船700只；如用四百料船，需1750只。洪武时的海运船数应在两者之中，不应仅有百余艘。永乐时海运船数比洪武时有所增加，从永乐元年到十三年，《明太宗实录》中每年都有一、二次打造海运船的记载，永乐元年（1403）就二次造海运船388艘（50），五年曾一次将海运船249艘改为出使的洋船（51）。永乐时海运最高曾达100万名，一千料船需1000只，四百料船需2500只。永乐十三年（1415）户部曾说：“每岁海运船约有一千一百余只，运粮八十余万石到于北京”（52），而永乐四年（1406）浙江观海卫百户杨茂说当年“随总兵官平江伯率领粮船一千三百只，欲往北京交卸”（53）。
永乐十三年（1415）初行河运时的里河浅船数额，“以浅河船三千只支淮安粮运至济宁，二千只支济宁粮运赴通州仓，……其天津并通州等卫官军于通州接运至北京”（54），当时京通间河道狭隘，通州至京可能是陆运，因此当时运船共5000只。宣德四年（1429）从各地抽调民船，八年又增造3000只，那时总数已达万余艘。右副总兵吴亮曾“督粮船万余艘”（55），正统时超过二万只（56），景泰时“其数比今（万历时）多三之二”（57），也有二万只以上。
天顺额定船数后仍有变化。成化时为12114只，正德时为12000余只，嘉靖初为12140只，后一度降为12104只（58），嘉靖时又额定为12143只，这个数额一直保持到崇祯时期（59）。但实际船数以后有所减少。嘉靖二十九年（1550）以“遮洋船多造无用，宜额定二百八十艘，余悉停造”（60）。后来每有漕粮永折，漕船也就减造。万历五年（1581）山东、河南漕粮定额折色14万石，山东总因此每年减造32只；湖广每年折色37000石，也如例减造；二十三年（1595）江北永折43000余石，将原派中都、淮大二总各卫每年额造运船13只4分俱免打造，并“以后如有永折悉照今例一体减造”（61）。
2.漕船的减存与短缺
漕船并非全部在运，常有一部分处于停运状态，这种空余粮船称为减存运船。减存运船按例“每十船减留一只”，另外“因浚河放回”也属减存（62）。造成减存的原因还有：
（1）漕粮改折。如弘治七年（1494）河南巡抚徐恪议准漕粮改折四分之一，可省漕船2700余只进行修理（63）；嘉靖二年（1523）折江南等处漕粮90万名，“所余漕船听令修艌”（64）；万历四年（1576）张居正奏准折漕三分之一共114万石有奇，省船3755只（65）。（2）漕船冻阻在北，不能南返领运次年漕粮。如嘉靖十八年（1539）冻阻运船2900余只，免予下次装运，该运粮96万余石以灾伤地方漕粮折银上纳（66）。（3）运军停运。如正统十四年（1449）以江西、浙江运粮官军勤劳已甚，下令次年漕粮由粮长及大户代运（67）。土木之变后相当一部分运军留在北京操守，漕粮由民自运，漕船因而停运。但这种情况较少见。减存运船运军须出办造船料银，“先年议准，凡遇灾免之年，粮改折色，各卫所运船空闲者令歇役，运军每名办减免料银二两四钱”（68）。减存运船必须妥善保管，由各总掌印官、委官督军看守，彼此取结，“如有损失，委官缺十只者照例降一级，掌印官缺至十只以上者问罪降一次，每十只加一等，降至三级而止，船军照例问罪追赔”（69）。但减存运船有时也被派运其它卫所漕粮。如正德二年（1507）湖广、江西、浙江等处因卫所缺军疲弊改折漕粮14万石，减运空船改运遮洋总缺船漕米（70），嘉靖十五年（1536）将“江北、中都三总兑运山东粮内每年量拨五、六万石派与遮洋总下德州、天津等卫空开［闲？］军船运赴京、通二仓上纳”（71）。
与漕船空置相反，更多的是漕船短缺。所谓“缺粮百无一二，缺船则十处而九矣”（72），如正德八年（1513）缺3200只，十六年（1521）缺2044只，嘉靖二年（1523）缺2109只，三年（1524）缺2266只，天启时“无卫不缺，无帮不少”（73），崇祯时“运船多缺，运事大坏，持筹者蒿目焦思，无能为计”（74）。漕船短缺的原因为：“运船有被流贼烧毁者，有被河水暴涨漂流者，有在江湖沉溺者，又有经过洪闸磕损拆卸无存者，加之官军亏损正粮因而盗卖以致运粮缺船（75），另外补造不及时也加重了漕船短缺，仅万历四十年（1612）清江造船厂历年积缺未造就达2016只（76），万历四十七年（1619）直隶巡按毛一鹭也说：漕船“任其废缺不行查造”（77）。
漕船短缺有时会造成漕粮改折。如正德八年（1513）缺3200只，漕运总督张缙建议改折96万石，户部议准改折60万石（78）；万历十三年（1585）因浙江漕船料价不敷不及成造，而改折杭州府新城、于潜、易化三县漕粮（79）。
漕船短缺的漕粮更多是“非雇觅民船入运，则洒派军船加带”（80）。雇募民船脚价隆庆时“每船费水脚银七八十两，少亦不下四五十两”（81），崇祯时“每只费价大者伍陆拾金，小者参肆拾金”（82）。这笔费用无一定来源，先时从原备盘剥的轻赍银内动支，“倘有不敷，借倩累军”（83），一度以所缺运船上的运军行、月粮支给，后来则由地方有司支给，如万历三十九年（1611）雇民船二千有奇，“脚价尽属有司设处”（84）。船户应得脚价常被剋扣，“民弱军强，文驯武悍，有司、粮长每为运粮官旗所迫胁而雇募浸失其初意，于是有军民平出其值者；有军认三、四，民认六、七者；甚至有独出于民者”，不仅如此，“漕船过关犹或免税，至应募民舡则无一获免者，锁吊拷勒，数且倍之”（85），受雇运粮对民船实是一场灾难，每遇雇募，“船户有扬帆走者，有弃船者，有沈河者”（86），避之惟恐不及。
缺船漕米也常由其他运船附载，每船所带数量不等，此即所谓洒派搭运。
雇募民船、洒派搭运给漕运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万历元年（1573）总理河道万恭曾指出：“雇船有三害：民船底尖，入水深而易胶，牵挽不前，一害；运官勒掯水脚，携妻子泣告者踵踵矣，累及民船，二害；一民船胶则千浅船皆阻闸，漕不能速进，三害。此雇船之病河道也。搭运有五害：今年全运四百万石，江南粮多船少则搭三十石、五十石甚至一百石，彼仓浅者水甚近，江河巨流压之即沉，往往见告矣，一害；以十卒而挽四百石犹惧不胜，今挽五百石，其艰苦若之何，二害；搭运重则浅船入水有八拿以上者，臣熟察之，亡有旧制矣，是困河道也，三害；搭运多，即幸不胶，抵湾必迟，安能早运，四害；抵湾迟必回空迟，直守冻耳，胡以待新运，五害。此搭运之病河道也。”因此他呼吁将“雇船、搭运坐困之弊一切痛革”（87），但因为明中期以后始终存在大批缺船，也就不可能消除雇船、搭运的现象。
三、漕船的运载
漕船专载漕粮，明政府严禁其它衙门调用，宣德二年（1427）因“近年工部及诸衙门辄均载诸物运赴南京，致军士疲劳，道途淹延月日，餽运不足，……遂下令严禁，违者治罪”（88）。此后因公挪借漕船的情况很少见，仅在战时偶一为之。万历二十年（1592）因防倭曾“议留运船以充战船”，结果将遮洋船400余只留用（89），二十六年（1598）因支援朝鲜拨漕米十万，“或加修清江见船或改造限满洋船”发往义州交卸（90）。因私挪用漕船也不多见。成化二十二年（1486）刑部右侍郎侣锺供漕船运母柩，为漕运总兵王信劾奏下狱，结果降二级调为云南曲靖知府（91），弘治时有“高通政者与戚里有连，贷运舟以规厚利，其豪奴怙势”，为漕运总督张敷华“廉得之，痛加捶挞不可容”（92）。明代这一规定执行得较为严格，无论公私挪借漕船的情况都比较少见。
每只漕船额定运载正耗潜粮472石，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公私物的附载。
1.漕粮之外明政府的附载物品
（1）芦席板木：系备各仓铺垫之用。芦席“山东等总应纳斜席，浙江等总应纳方席，俱照题准式样”，斜席长6尺4寸，阔3尺6寸，方席长阔俱4尺8寸；松板每片长6尺5分，阔 1尺3寸5分，厚5寸5分，楞木每根长1丈4尺9寸，围2尺5分，不如式者不得上纳（93）。正统十三年（1448）“令各处兑运民粮每二石与新芦席一领，其淮安等处仓支运者每二石领垫仓旧席一领，至京、通二仓每百领除损坏止纳七十领”（94），共运200万领。嘉靖八年（1529）议准：“兑军民粮交纳芦席以三分为率，二分纳本色，一分折银”（95），十二年（1533）又题准：“改兑米二石该席一领，本色五分随粮进仓交纳，折色五分交纳太仓银席”（96），共有127.5万领，为数相当可观。芦席随粮交纳，板木则由有司出价，运官自买上纳。每兑运米2000石纳楞木 1根，松板9片，“亦以三分为率，二分纳本色，一分纳银”（97），共木1110根，板9700片，为数亦不少。
（2）城砖：明朝在仪真、临清设有砖厂，由军民船只带运。漕船带砖始于天顺时，初每只带砖40块。嘉靖十四年（1535）曾达192块，隆庆二年（1568）起每船带临清砖48块（98）。此外弘治十八年（1505）还曾带张家湾诸厂砖随粮转运，以铺京、通各仓晒米场。
（3）酒瓶：原南京光禄寺每年运送细酒10万瓶，嘉靖七年（1528）起解仪真由漕船及官员船只顺带，各省粮船由仪真闸者每只带30瓶。（100）
（4）布花：由遮洋船每年带运德州常盈库布10万匹、绵花3万斤至蓟州给军。
（5）修河材料：由有关官员随时题请带运。如永乐时漕运总兵陈瑄于淮安西湖中筑堤十余里为挽舟路，“令漕卒顺载小木暨上，积之堤上，遇堤坏即修”，正统时续修，所需杂木由邳州等州县采集，“候漕舟还，令载以往；若土则令漕舟及商舟皆载以输”（101）。万历五年（1573）河道总理万恭修高邮、宝应湖诸闸采石于徐州，“而今回空粮船顺载之”（102）。天启七年（1627）修筑骆马湖堤岸，因骆马湖沙土难筑，而“邳土坚凝”，也令回空粮船带取（103）。
（6）每船额定漕粮外的粮米：前期主要是带运上年寄囤在沿途的漕粮，如景泰四年（1453）沙湾河决，漕运不通，湖广都司所运漕粮36万余石寄放天津，除陆续顺带支放外，82000石在六年由运船带至通州（104）。弘治七年（1494）河决张秋，将“运船势不能至者姑以次收受地水次仓，以俟明年分船带运”（105）。另外前期曾令运粮官军犯罪者于淮安常盈等仓支米，另行雇船运至京仓，后“支米者并载于原运粮船”，天顺七年（1463）改为纳米赎罪，运船不再附载（106）。至天启元年（1621）起在辽饷内扣一部分买米30万石，责成浙江、直隶、江西、湖广每运漕粮10石，带买1石（107），通于头帮或尾帮漕船内在天津截留。天启五年（1625）又准纳级纳监可以输米，令“凡有漕运省直产米处所”，“随时定值，悉照银数输纳本色于临近水次仓口收贮，各以漕船带解”（108）。
除上述物品外，偶尔还有其他物品附载，如正统四年（1439）将南京宝船厂木材及油麻等物料“令军船顺带赴临清、淮安二提举司交收”，修造漕船（109），万历元年（1573）要给各仓置斛，由“漕运衙门查将造解木料分给各帮头船顺赍送东官厅”（110）。这种附载在洪、永海运时就有了，洪武七年（1374）太祖“令太仓海运船附载战袄及裤各二万五千副赐辽东军士”（111）。
这些附载给漕运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第一，增加漕船载重，使漕船阻滞难行。隆庆时漕运总督张翰就因带砖增多，指出：“驯至载重难行，频年又因河流变迁，水道浅深不一，船重则转动不快，趋避既难；水浅则阻阁多虑，干系尤大。察彼疲军之力，委有所不堪矣”（112）。第二，增加漕运官军负担。崇祯时陕西道御史谢三宾说：运年诸费繁多，“以至领砖交砖，领瓶交瓶之赘役莫不有费”，使运军负担过重。盗卖漕粮势所必至（113）。又如遮洋船带布花，“初欲便民今实累军”，成化二十三年（1487）令每布一匹、绵花二斤给军人脚价一文（114），但“监收者往往以不如式责令陪偿，为累特甚”。嘉靖十八年（1539）改令有司随船自解，如不如式与运军无关（115），不数年仍以“该仓验收勒军陪补，情殊不堪”，再次下令“本总出船装带，不领脚钱，仍责有司经收人员自管交纳”（116）。所带板木虽是有司出价，运官买纳，但价银一律，而板木各地贵贱不一，运官仍不免赔补。第三，明末带运辽粮给漕运带来了极大混乱。辽粮30万石，后来毛文龙又截留漕粮10万石，都在天津交卸，海运至辽东等地，使得“近年有等奸弁利天津近便，故意包揽客商，延捱过洪过闸，每周截津，争与殿后，虽前途竭力至津，亦伏蛙步不前”（117），以致“应截者在津，不应截者亦在津，致岁暮守冻，太仓所入大亏旧额”（118）。不仅如此，漕粮必须晒扬干洁，而辽粮不须晒扬，“官旗遂盗卖插和”，漕粮与辽粮相混后，“未几糠变为尘灰，潮润竟成腐朽”（119），使漕额亏损，又因不堪食用，导致军士不满。
2.土宜和违禁私货
明朝还允许运军附带一定数量的自用什物或土产，称为土宜。这种附载始于洪武时期，仁宗曾下敕：“洪武中有令许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今后准此，令官府无得阻当［挡]。”（120）土宜限额，成化十年（1474）定为每船10石（121），大约在正德时增为20石，嘉靖元年（1522）户部已称旧例每粮船一只许带土宜20石（122），嘉靖时为40石（123），万历七年（1579）定为60石（124）。土宜在各关免予抽税。但明前期官吏常借盘验为名掠夺运军土宜，正德时漕运总督臧凤说：“近年所司罔肯体恤，运船但带柴菜竹木等物经过瓜、仪抵京，大小官司俱要拦阻搜盘，求索虐苦，虽流涕哀气，终不悯恻。至于空船回还，又假以盘盐为由，每处拘留三五日或十数日，勒取执结，不容放行，虽咸菜鱼腥之物亦皆搜去，甚至有将官军行李衣鞋公然挟制盗取，不敢言喘。如斯之害，已非一日。”（125）明后期因运军日益骄横不羁，已无这种情况，只是偶尔有“榷关者不谙故典，勒其纳科，以致运艘稽迟”，引起“军旗喧哄”（126）。
明朝规定：“凡漕运船只除运军自带土宜货物外，若附带客商、势要人等，酒、面、糯米、花草、竹木、板片、器皿货物者，将本船运军并附载人员参问发落，货物入官，其把总等官有犯降一级，回卫带俸差操”。万历十八年（1590）总理河道潘季驯题准，运军土宜中禁载“竹木沉重等物”（128）。这些物品以及超过限额的土宜，均属违禁私货，对此明政府历来严加盘查。万历十二年（1584）规定：“运军土宜，监兑、粮储等官水次先行搜检，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员沿途稽查，经过仪真听趱运御史盘诘，淮安、天津听理刑主事、兵备道盘诘，六十石之外俱行入官，前途经盘官员徇情卖法，一并参治。”（129）检查不可谓不严密，但禁而不止，私货带运日甚一日。万历十八年在济宁查获南昌卫、饶州所漕船带竹木达136.5万余斤，所带木筏挤塞河道，除折合每船可带60石外，超载28.5万余斤，而“未盘之先，沿途开厂发卖已多，该道所报仅及其半，船内磁、铁等器又不知其几何矣”（130），回空漕船也常有“有等奸旗于卸粮之后延挨揽载以致舟重凝滞”。（131）违禁私货除运军借以补充生计外，多系运官所为，潘季驯指出：“究其来由，运军一贫如洗，乌得有此巨货？尽系运官通目把总贩卖营利，势压旗军，分派装载”（132），把总往往“沿途派搭私货，责令各船包认发卖，名曰货钱”（133）。弘治时总督粮储户部尚书王继也提出：“江南、北运船各把总不恤军士，往往为势家附私货，盘滩剥浅，所费不资”（134），这又加重了运军的负担。运官附载私货造成很坏影响，“把总运官亦或因公济私，带货觅利，总分于卫，卫分于所，所又分带于旗军，遂致旗军乘机夹带”（135），使私载更为严重。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漕船带盐的问题。唐宋时都允许漕船带一定数量的盐，但明朝虽有多人题请，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允许带盐。弘治十三年（1500）曾奏准：“德州至扬州关隘勿诸回船军带盐五十斤以下者”（136），十六年即以带盐“遂致私贩公行，盐法阻坏”，而‘罢前例，运军食盐止许旋买旋用”（137）。漕船夹带私盐也是禁而不止。成化时“回还船只广载私盐，阻坏盐法”（138）。明末“北来各船动多夹带私盐，而回空粮船为甚，船舻百千，扬帆冲关，倘搜缉消息，持挺放火，群拥拒捕，莫可呵阻”（139）。在查盐上各处盐政官与漕运官常发生矛盾，盐政官总要严查私盐维护盐课，漕运官又担心查盐会阻滞漕运。万历时巡仓御史赵文炳申饬漕政九事之一要“禁搜盐以安回军”，竟得报可（140），崇祯时直隶巡按何可及亦说：“津关借搜盐以留难诚宜禁止”（141）。盐课是明政府重要财政来源，对运船带盐仍是一贯严格检查禁止的。
漕船附带土宜及违禁私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商品流通，明朝的税收因而减少。但明朝的漕运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运船所带私货载重难行，又沿途发卖，致使航行缓慢违限，运官附载还使运军更为困弊；为了带运私货，谋取厚利，甚至“今多以原总耗米尽卖轻赍，置买私货于沿途发卖，以致稽迟，及至来京反买仓米补纳，多不足数”（142），漕粮也遭到损失。
注 释
①星斌夫：《■■■■遮洋漕运的起源》，载（日）《史学研究》卷53，第8期，页38，1942年。
②⑤（16）（48）（54）（121）（127）（129）万历《明会典》卷200、卷27。
③④⑥梁梦龙：《海运新考》卷上、卷上、卷下。
⑦王宗沐：《乞广饷道以备不虞疏》，《明经世文编》卷343。
⑧王宗沐：《海运疏》，《明经世文编》卷344。
⑨⑩（25）（47）（65）（76）（84）（89）（90）（110）（124）（140）《明神宗实录》卷33、41、15、33、52、493、493、249、323、9、91、291。
（11）丘濬：《漕运之宜》，《明经世文编》卷71。
（12） 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2，《舟楫志》。
（13）崔旦：《海运考》卷上，《船舶考》。
（14）（31）（56）（67）（101）（104）（106）（109）《明英宗实录》卷298、325、50、176、64、63、358、59。
（15）（17）（105）（114）（134）（136）（137）《明孝宗宗实录》卷5、5、84、92、5、143、167、203。
（18）俞谏：《漕例疏》，《皇明疏钞》卷42。
（19）（21）（52）（68）（75）（80）（83）（122）席书、朱家相：《漕船志》卷4、3、6、4、6、6、6、6。
（20）（38）（43）（44）（57）（61）（69）（93）（96）王在晋：《通漕类编》卷3、2、3、3、2、3、3、3、3。
（22）《明史》卷85，《河渠》三，《运河》。
（23）据计算，浅船排水量不可能达到100吨，因此载米不可能达2000石之多。见钟广言《天工开物》注释本，页237注③。
（24）（33）（34）（103）（108）（119）（131）（139）《明熹宗实录》卷20、78、78、87、55、81、63、41。
（26）（40）周一龙：《漕河一瞥》卷2、3。
（27）陆容：《菽园杂记》卷2，页150。
（28）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4，页173。
（29）（50）（51）《明太宗实录》卷21、22、24、71。
（30）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6。
（32）（35）（72）（77）毛一鹭：《题为转饷竣事敬佐末议等事疏》，《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户部卷4。
（36）薮内清：《关于粮船》，载《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页192，商务印书馆1959年。
（37）刘辰：《国初事迹》，页22下，《金声玉振集》本。
（39）（41）（46）（98）（100）周之翰：《通粮厅志》卷8、12。
（42）吴仲：《通惠河志》卷下，《明世宗实录》卷89。
（45）马卿：《趱运粮储疏》，《明经世文编》卷170。
（49）（111）《明太祖实录》卷129、87。
（5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3，太宗六年七月己酉，第1册，页220。
（55）（88）《明宣宗实录》卷111、130。
（58）以上数字分见：《漕船志》卷4、《明武宗实录》卷85，《国朝典汇》卷6。
（59）郑晓：《今言》卷3；谈迁：《枣林杂俎》卷上。
（60）（64）（66）（71）（115）（116）《明世宗实录》卷366、31、231、191、232、329、236。
（62）（91）（142）《明宪宗实录》卷268、285、84。
（70）王琼：《漕例疏》，《皇明疏钞》卷43。
（73）天启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漕运总督苏茂相《疏为再陈漕抚事宜》，李长春纂：《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页746上。
（74）（85）（113）（118）（141）《崇祯长编》卷32、32、58、3、5。
（78）（92）（99）《明武宗实录》卷106、39、8。
（79）温纯：《恳乞天恩俯赐议处漕粮以苏运务以拯民困疏》，《温恭毅集》卷3。
（81）王宗沐：《条为议单款目永为遵守疏》。《明经世文编》卷344。据《明神宗实录》卷2，此疏上于隆庆六年六月辛末。
（82）张彝宪：《严剔漕弊等事》，《崇祯存实疏钞》卷4。
（86）郑三谟：《厘漕弊裕关课疏》，《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180。
（87）章潢：《图书编》卷53；《明史》卷85。
（94）（95）（97）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7。
（126）《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182。
（102）万恭：《治水筌蹄》卷下。
（10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1，《江南》九《松江府志》、《田赋》一。
（112）张翰：《暂免带砖以恤运军疏》，《明经世文编》卷300。
（117）天启六年三月十四日河南道御史王业浩《疏陈切要以饬漕规》，李长春《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页665下。
（120）《明仁宗实录》卷6下。
（125）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7。
（128）（130）（132）（135）潘季驯：《官旗挟带私货疏》，《河防一览》卷12。
（133）郑钦：《条陈六事疏》，《伯仲台谏疏草》卷上。
（138）谢肇淛：《北河记》卷6。
封越健，男，1965年4月生于浙江绍兴。1982年9月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86年7月毕业。同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郑克晟教授学习明史。主攻明代中期政治史及明代财政史。1989年6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清代经济史研究。现为该所助理研究员。主要论文有：《明代名将谭纶的抗倭功绩》（《明清史论文集》（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明代京杭运河的工程管理》（《中国史研究》1991年1期）、《论明代京杭运河的管理体制》（《明史研究》第五辑）、《论清代商人资本的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等。
原载《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