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虞和平，194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近代史研究》 1999年第05期 第47-7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也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在1966年之前的17年中，它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全面展开而快速发展起来；在1967—1976年之间的10年中，它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被严重挫伤；1977年之后，特别是在1979年之后的20年中，它在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带动下日益走向繁荣，且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回顾这50年来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既有可喜的成果，也存在着尚待努力的地方；既有宝贵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
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为学术研究的专门学科，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它随着本世纪前50年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反帝、革命运动的进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学。在旧中国的近50年中，共出版各种有关著作和资料约524种。提出了近代经济史学的基本概念， 初步明确了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对象和任务。研究的领域已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中国工商行会团体史、生产合作史、度量衡史、森林史、农村经济史、人口经济史、工人生活状况史、社会经济结构史、国民所得问题、战时沦陷区经济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而且出现了具有中国近代经济通史性质的著作。有些论著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的至今仍无出其右者。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全面繁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繁荣（1950—1966年）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呈现出一个新发展的高潮。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科研、工商管理和教育部门共同努力，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具体负责。1960年，毛泽东指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同年，周恩来亲自把这一编写任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许涤新。（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总序”，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两项倡导性部署，有力地促成了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和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大学的有关教学和研究机构为核心的三支主力研究队伍，极大地推动了本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
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从1954年起，由严中平负责着手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1966年之前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以及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并在编辑这些资料的同时开始了各项专题研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从1958年起，与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合作，组织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到1966 年时已出版了5 种史料。 并从1960年起开始着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
其他有关的科研、教学和管理机构，也开始进行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书和教科书，有的大专院校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课程。如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已出版4种； 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15册。一些大学的有关系所和个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近代经济史的行列，编辑和撰写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和论著。
第二，增强了学科建设意识，明确了学科概念。有些学者指出了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化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严中平撰文指出：近代经济史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专史和通史的基础，但是这一学科的研究无论在经济学研究中还是近代史研究中都是薄弱环节，如果再不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深入前进了。（注：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195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有些学者讨论了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及其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如孙健提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国家生产关系演变的规律，虽然要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其范畴不包括生产力，它与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注：孙健：《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 ）其他学者也就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发表了看法，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共识：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门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介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第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17年中，出版专著61种、资料38种，发表论文570余篇。 重要的著作有：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傅筑夫和谷书堂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研究成果的内容结构，形成了两个研究重点。一是突出了揭露列强经济侵华，出版有关的著作和资料书14种，发表论文78篇，均占总数的14%左右；二是兴起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热潮，出版有关著作和资料书56种，发表论文220余篇， 分别占总数的56%和40%左右。研究的领域，除了对旧有领域作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之外，还有不少新的开拓，有关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农产品商品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课题，几乎都是这一阶段才有较多研究的，并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果。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开辟了不少新的领域，并展开了不同观点的热烈讨论，推进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一，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这一讨论发生于1956—1965年间。多数论者认为中国有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新式工业；政府和官僚把一部分搜刮来的财富投资于工业；特别是一些买办和商人的资本转向工业投资；外资入侵也造成了中国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其特点是：有外资的参与；对小生产者的剥夺特别残酷；速度慢而不充分，规模大而数额少；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交叉并进。少数论者认为没有原始积累过程。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被压迫和破产的境地，不可能进行原始积累；官僚、地主、商人的货币财富绝大部分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投机，即便有少数投入民族工业，也只是资本的转化和积累，不属于原始积累；政府则因其压制民族工业，不能充作原始积累的工具。另有论者提出，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经过了两个阶段。鸦片战争之前为第一阶段，它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特点是民族的、自发的、零散的和迂回曲折的。鸦片战争之后为第二阶段，其基本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注：傅筑夫、谷书堂：《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从翰香：《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 《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黄逸峰：《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及其特点》，《江海学刊》1962年第3期； 伍纯武：《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 关梦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二，民族市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1961—1963年间，讨论的焦点是民族市场的形成与否，及其形成的时间和性质。多数论者认为近代中国已形成民族市场，但对形成的时间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已逐渐形成；有的认为1840年以后民族市场逐步形成；有的提出19世纪末开始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后有较大的发展；他们还指出，这种民族市场虽然带有半殖民地性，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它的存在。也有少数论者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民族市场，只在1840年后出现了半殖民地性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货币和物价的不统一、帝国主义的争夺和军阀战争，使国内市场处于分裂的状态。（注：杨志信：《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的》，《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李家寿：《试论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1963年5月13 日《光明日报》；孔经伟：《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一市场》，《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 陈诗启：《近代中国有没有民族市场的形成》，《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第5期。）
第三，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这一讨论是由姜铎的文章引发的，他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先后发表3篇文章， 重点强调了洋务企业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具有的对民族资本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并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资本主义初期发生阶段所必经的过程，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与外国资本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注：姜铎：《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日《文汇报》。）
姜铎的文章很快引来了不同观点的商榷。如牟安世指出，洋务企业只是进行了技术改革，没有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不能说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官督商办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且是封建买办官僚侵吞民族资本的一个有力工具。邵循正认为，洋务企业的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是很清楚的，洋务运动庇护的主要是买办化官僚集团，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下层得不到什么庇护。张国辉认为，官督商办制度是洋务派官僚与买办相结合的形式，其实质是官僚买办集团对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分肥，形成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注：牟安世：《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作用问题》，1962 年5月17日《文汇报》；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3期； 张国辉：《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发生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还有第三种观点。如夏东元认为，洋务军用工业虽然向官僚买办型发展，但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李运远和汪敬虞认为，洋务派创办各类企业的过程，并不单纯是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而需要注意到它的分化。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道路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纯粹商办的是一种，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转化的是另一种，且更为主要，更占优势。（注：夏东元：《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李运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财经科学》1957年第3期； 汪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8期。）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问题。这一讨论集中于考察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没有关系。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很少能向机器工业过渡，近代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而是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依靠封建国家的权力和官僚、商人、买办的投资创办起来的。（注：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18—19世纪中国城市小手工业已很发达，许多地区已存在民营和官营的手工业工场。前者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后者虽具有纯粹的封建性，但对19世纪后半叶近代工业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或继续存在，并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工业；或在洋货的竞争下转产；或虽被迫停闭，但其资金、技术和工人流向其他近代工业。因此，外资入侵不能切断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工业的联系，工场手工业是近代工业形成的重要途径。（注：孙毓棠：《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序言”，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很密切，也不是没有。一些大工业基本上都是直接采用机器生产的，但多数行业经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有的还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从企业家数上来说，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80%是工场手工业。外资虽不能完全切断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使萌芽不能独立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及其在外国侵略下的变化，是产生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注：吴承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经济研究》1965年第9期； 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第五，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所涉及的，一是关于形成的时间，有19世纪70年代形成说和1895年前后形成说两种观点，他们都是通过考察民族资本的企业和投资者的数量而提出，后一种观点还以戊戌变法为据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二是关于分层，有关研究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上、中、下三层之分。（注：郭沫若：《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张万全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的》， 《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一是把它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分为1912年之前的初步形成和发展阶段；1912—1927年的发展阶段；1927—1949年的发展为官僚资产阶级阶段。二是把它的性质和作用定为完全依附于外资的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若干共性，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三是认为它是外资侵华的重要合伙者和支持者。（注：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伍丹戈：《论旧中国买办资本的落后性和反动性》，1964年8月12 日《光明日报》；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明显的进展，但是也存在着一种隐患，这就是不能很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不能正确地理解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逻辑推理的现象。
在关于在华外资的研究中，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反帝斗争的需要，在较多地注重外资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的研究时，忽视了探讨外资输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客观作用，不注意研究中外资本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
在关于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者简单地从毛泽东提出的“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原则出发，对提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主要发生在外资入侵之后观点的学者进行批判，甚至加之以“美化帝国主义”的罪名。
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从为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服务出发，较多地批判其剥削工人、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性和软弱性，很少探讨其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性出发，简单地认定为“日趋没落”，虽有短暂的发展也完全归结于人民反帝斗争和列强放松侵略的结果，很少从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制度、经济机制的变革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关于近代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中，存在着从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完全否定的现象。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些论者从阶级斗争和清政府的封建性、反动性出发，认为它只是一次清政府挽救封建统治地位的运动，是一次反动的卖国运动，不仅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毫无进步可言。又如对晚清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往往从政府的反动性和封建性出发，不是作简单的否定，就是以“徒具形式”论之。
指出上述这些倾向，并不是说近代经济史研究不需要为现实社会服务，也不是说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是不正确的，而是意在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倾向的出现，从总体上说是时代所造成的，虽然难以避免，但应该引以为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用阶级性、政治性、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价值判别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落后或先进、衰退或发展，甚至取代经济标准和经济法则。从学术方向上来说，是没有很好贯彻双百方针的反映，为了迎合形势，论述畸轻畸重，尊己抑彼，对持不同研究视角和不同学术观点者，不能以民主平等的学术讨论方式对待之，更不能以开拓进取的精神鼓励之。这些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时被利用、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本学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二、严重挫折阶段（1967—1976年）
正当本学科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即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当时，极左路线猖獗，搞经济建设被视为“修正主义”；“影射史学”横行，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经济史当然要被打入冷宫，上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所有研究计划都被迫中止，新的研究课题更无从着手，本学科的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
就研究成果而言，在这10年中，只有1本书和9篇文章问世，数量之少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再仔细看一看这些有幸出世的书和文章的内容，更显示出极左路线对本学科的摧残。这1本书就是1975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南造船厂史》，它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叙述该厂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实，反映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如何锻炼成长为最革命、最有觉悟的阶级。它的出版过程更显示了极左路线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该书原是1964年完成的《江南造船厂厂史》书稿中的一部分，因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将这部分抽出来经加工后先行出版，并在书中污蔑和攻击刘少奇，而有关该厂创建和发展过程的部分均被删除，直到1983年，原书稿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的9篇文章中，有3篇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江苏、安徽农村的阶级和土地关系的；2 篇是关于工人阶级的；2篇是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2篇是配合中苏边界争议而写的关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经济开发问题的。显而易见，这些文章都只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或国际斗争有一定的可鉴之处才得以发表的。
就学术讨论而言，这一阶段已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可言，而只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批判”和“禁区”。如把洋务运动作为批判“洋奴哲学”的靶子，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成了“崇洋媚外”和“洋奴”的同义语，无有敢持异议者，使洋务运动史几成研究的“禁区”。
三、从反思走向全面繁荣阶段（1977年以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本学科的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0年前已在研究而被迫中断的项目从新着手进行，已完成而未能出版的论著和史料得到解放，新的研究工作也很快起步。特别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高潮的带动，也由于历史学和经济学深入研究的需要，本学科的研究在继承和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旧课题，不断开拓新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了日益欣欣向荣的全面繁荣阶段。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近代经济史学科更加受到重视。1981年，刘大年首先发表文章，指出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入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近代经济史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如果要把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就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史。因此，近代经济史研究是当前深入研究近代史的最重要课题和突破口。1983年，经君健又从开展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了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1986年，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在总结和反思本学科的研究经验教训后，提出本学科的目标和任务说：对内应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效应，对外要走上国际讲坛，以我们的成果树立我国经济史学科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注：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1981年2月17日《光明日报》； 经君健：《加强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科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傅筑夫、丁日初、 魏永理、张永东等学者，也先后就此发表了文章。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认识和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和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研究队伍进一步增强。与近代经济史受到重视相应，从事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队伍逐渐扩大，构成益趋多元化。不少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经济系增开了近代经济史课程，有的院校和研究所陆续开始招收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陆续进入本学科的研究行列。同时，还有一批原来从事一般历史学、经济学、农林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涉足本学科的研究；有些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地方志编写机构工作的研究和编写人员也陆续加入了本学科的研究、编写和资料整理工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以及有些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也逐步开创了工商资料专辑的编写工作。
本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也日益推广。1983年的全国史学规划会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并开展了一些促进学科发展的工作。1986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内中设有近代经济史分会，13年来做了许多学术交流工作，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地方性和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也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组建，至今许多省市成立了经济史研究会之类的学术团体，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亦多有设立。这些学术团体，有的通过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推进学术研究，有的则组织和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实际研究工作。
第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带动下，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如严中平、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等不少学者，都撰文强调要改进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扩大视野，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要采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要注意典型解剖，以点观面。特别是吴承明对此贡献最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如关于应当如何运用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中地理论（中心地和边缘地区理论）、社会学、系统论等方法的意见，对改进经济史研究方法很有启发意义。刘佛丁对此也致力颇多，尤其重视采用各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注：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被日益广泛地采用。除了上述有关学者所提出的各种新方法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被采用，如现代化理论、法学、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经济伦理学、市民社会理论、价格理论、房地产理论等。这些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对研究的视野扩大和角度创新，对分析的深化和合理化，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
第四，研究领域不断扩展。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广泛拓展，呈现出总体研究开拓新思路，专题研究日益多元化的趋向。如关于工业化问题、企业制度、企业集团、生产技术、房地产业、价格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市镇经济、农村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国际收支、华侨投资、人口经济、经济社团、经济政策、民国经济、战时经济、革命根据地经济、海关制度等以前几近空白的领域，都已有了一定的研究。
以前有所研究的领域，又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如农业史研究中的农垦事业、经营地主、农业近代化；手工业史研究中的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的互动关系；商业史研究中的商业行帮和商事习惯；金融史研究中的信托、保险、证券和交易所；交通史研究中的公路、航空和邮电；市场研究中的农村、城市、区域、全国、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房地产等市场；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研究中，不仅所涉及的民族和地区进一步扩大，而且开始探讨发展模式的问题。
关于中外经济关系、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资产阶级、太平天国经济、洋务企业、地主经济等以前有较多研究的领域，不仅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走出了片面和僵化的模式，向着系统全面和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
第五，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研究水平明显提高。上述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研究，研究成果持续快速增加。1979—1998年的20年中，本学科共出版著作约700种， 发表论文约6000篇。其中1985年之前的7年中，出版著作近140种，发表论文近1600篇，分别占这一阶段总和的20%和27%，但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前30年的总和，特别是论文数量超过了1.5倍。1986年之后的13年， 研究成果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开创性的优秀著作。如50年代开始准备，80年代初着手写作的，由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2册，由汪敬虞接替主编的该书1895—1927年卷3册（即将出版）；50年代启动的由许涤新和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 卷本，均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代表了本学科总体研究的前沿水平。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题研究也有大量著作问世。有些专题已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张仲礼、隗瀛涛、罗澍伟、皮明庥等主编的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地的城市史；从翰香、苑书义、孔经纬、段本洛等编撰的华北、东北、江南等地的区域（农村）经济史；陈诗启、戴一峰等撰写的海关史；徐鼎新、马敏、朱英、虞和平等撰写的上海、苏州、全国的商会史；刘佛丁、王玉茹、陈争平等撰写的有关经济发展、价格结构、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计量经济史。有些专题虽然尚为个别人所研究，成果比较单一，但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已显示了重要的发展方向。
资料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丰硕成果。除了第一阶段中的几项系列资料继续编辑出版外，新的综合性和专题性资料大量出版，所涉及的领域有：中华民国经济、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行业经济、中外金融和工矿企业、商会和行会、海关及税收、华侨投资、南开经济指数、自贡盐业、盛宣怀、张謇，以及地方经济史志，等等。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与思想解放、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领域开拓相应，这一阶段本学科的学术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以往有关讨论的反思和深化，即旧题新论，二是对新领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
新旧题新论而言，突出表现为不再机械地从社会政治状况和阶级政治属性的传统判断出发，对近代经济和资产阶级状况作推理性的论述，而是注意实际状况的考察，使政治与经济、政治与资产阶级的互动关系分析，更加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下述几个：
第一，关于中外经济关系问题。对于中外贸易，丁日初、沈祖炜认为，它是暴力掠夺性贸易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正常贸易交织在一起的，从长期的变化趋势来看，后者是主流，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诸如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加速自然经济分解，促进城乡经济的繁荣和近代工业的发展等。张仲礼、李荣昌认为，中美贸易具有较多的自由贸易色彩，有显著的比较利益，有促进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兴起和技术输入等作用。对于外国在华投资，丁日初认为，它向中国人提供的银行和运输服务、贷款、现代化机器设备和技术训练，是有利于中国资本的一面；它力图挤垮或兼并中国同类企业，是排挤中国资本主义的一面。然而后者只存在于某一时期或局部范围内，且到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减弱以至于消失。曹均伟还认为，中外合资企业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和了中国的资本短缺等。（注：有关论者的文章参见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丁日初：《议经济现代化》，《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曹均伟：《对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再认识》，《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第二，关于传统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传统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丝织业、井盐业、榨油业、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所发展，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还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工人、技术和市场条件，有的更逐渐转化为机器工业。（注：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传统商业在鸦片战争后就陆续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其经营的商品逐渐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要基础；其市场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其取得的利润已成为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其生产关系已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雇佣性质；其经营方式逐渐采用经销、代销、包销、拍卖、批发、信用结算等新方式。（注：朱英：《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特点与影响》，《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5年第1期；黄逸平：《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农业经济虽然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但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在缓慢发展。如经营地主、富农、农垦公司在逐渐增加；耕种、灌溉、化肥、种籽等方面的新式技术和设备在逐渐推广；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农业人均产出亦非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是有升有降，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农业总产值中的资本主义农业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渐提高，1936年时达到10%的最高水平。（注：丁长清：《试论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南开学报》1984年第6期；刘克祥：《1895—1927 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1988年12月；吴承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虞和平：《改造传统农业》， 章开沅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三，关于国内市场问题。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对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状况的考察，论证了近代的农产品商品化呈现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农产品的市场不断扩大。二是对国内贸易总值和市场规模的考察，对某些阶段和某些年份的国内贸易总值进行了估算，特别是吴承明估算出了1870、1890、1908、1920、1936年5 个基期的市场商品总值和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4、11.7、23.0、66.1、120.2亿两（规元）；1.20%、1.14%、6.28%、2.89%。（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1993年版；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杜恂诚：《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沈祖炜：《1895—1927 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近代中国》（上海）第4辑（1995 年）。）三是对各种类别市场的研究。如关于华北、四川、江苏、广西等农村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区域等级结构、商品流通渠道和交易规模，以及地方特点等。关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发育过程、交易方式、功能作用和特点等。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研究，张仲礼等认为，在近代上海，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出现；王玉茹则认为，到40年代，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发达地区初步形成，但仍发育得很不完善；赵津探讨了全国主要房地产市场的经营方式及其与金融业和政府的关系。四是关于市场价格体系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价格变动及其规律；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其对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筑革命”等方面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并不存在，以及借贷利率下降、工农业工资差距扩大、土地价格上涨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五是张东刚的关于市场需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总需求呈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其基本特征是低水平波动上升，增长幅度较小，结构变动也不尽合理，但也对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促进作用。（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谢放：《清末民初四川农村商品经济与社会变迁》，《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唐文起：《清末民初江苏农村市场论述》，《江海学刊》1992年第5期； 张仲礼：《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第四，关于洋务企业问题。有关论者大都认为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属何种资本主义则见解不一。刘大年、黄逸峰、姜铎、汪熙、张国辉、黄如桐、樊百川等都坚持官僚资本的观点。丁日初、沈祖炜、李时岳、胡滨、张耀美等认为属于民族资本，或称国家资本。其理由是：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管理上虽然有封建性，但没有买办性和垄断性，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不可相提并论。（注：丁日初、沈祖炜：《论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李时岳、胡滨：《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历史研究》1982 年第4期。）汪敬虞、 夏东元等则提出了早期官僚资本（雏形）与早期民族资本（胚胎）共存论，认为两者同时产生，彼此渗透，互相转化，分途发展。（注：汪敬虞：《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 《社会科学》（上海）1982年第9期。）
第五，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问题。新的研究不赞同以往那种政治日趋黑暗导致经济日益衰败的观点。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计量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的来说是逐步增长的，而且指出一次大战结束至抗战爆发时期，中国的经济仍有程度不同的增长，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张仲礼：《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在20 年代的发展问题》， 《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第10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六，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新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野，丁日初则认为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明确提出了“一个阶级论”；买办不仅可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而且是其中的一部分；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并以此认定其政治态度，与历史事实不符，这是把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机械联系的结果。（注：丁日初：《关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买办商人、买办与中国资本家阶级》，1987 年3月17日《文汇报》；王水：《买办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7集，1984年2月。）
就新辟领域的研究而言，讨论较多的有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历届政府的经济法规和政策问题。对晚清政府所制定的工商法规和振兴实业措施，朱英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通过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状况，在指出其弊端和缺陷之外，亦肯定其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的先导作用，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虞和平认为，就其制订过程、科学性和可行性而言，与资产阶级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产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对民国北京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虞和平的有关研究还认为，它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较大地改善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在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进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未能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近年来有较多的研究。除了对其法规体系和基本政策进行比较全面的陈述和一分为二的评价之外，着重研究了一些重要的专项政策措施，如法币政策、关税自主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等，认为它既有掠夺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又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注：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虞和平：《清末民初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陆仰渊、 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丁日初：《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
第二，关于商会问题。徐鼎新、马敏、朱英、胡光明、虞和平等的有关研究，讨论了商会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组织结构、功能作用、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外交活动、中外比较等问题。其中讨论较多的问题有：对其性质，朱英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和特点；虞和平认为它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对其组织构成中的与行会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商会与行会是截然相异的；虞和平认为，两者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功能上，具有相同和互相依赖的关系，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其促进早期现代化的作用，朱英、马敏、徐鼎新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它的经济促进作用；虞和平还从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和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商人外交的产生和发展等角度，考察了商会的这一作用。对其与资产阶级成长的关系，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角度，提出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则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使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则使之进入基本自为的阶段。对其与政府的关系，虞和平认为，在1904—1930年间，呈现为依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向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转变的趋势；朱英认为在清末民初时期主要是良性互动的关系。（注：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自为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第三，关于经济现（近）代化问题。有关研究主要探讨经济现代化的促进因素、阻碍因素、总体状况、中外比较等问题。
四、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陷和薄弱之处。
第一，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相结合的问题。如前所述，引进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曾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的现象；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的现象；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的现象；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概全的现象。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虽然用上了新的框架和名称，也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不能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特色，只是停留在某种历史现象陈述的水平上，从而失去采用新理论方法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虽然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所存在。
第二，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和新课题的开拓，都不同程度地希望为现实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借鉴的服务，必须是科学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提供的借鉴是经过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近20年来有不少这种时代性与科学性较好统一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发挥了本学科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但是也存在着那种缺乏全面的科学研究，只从现实的某种经济变革及其需要出发进行简单比附或类推的现象，如从现在肯定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出发，而去全面肯定近代在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从现在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出发，而去过分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平等性；从现在外资企业中有中方职员和工人出发，而去完全否定近代买办对外资的依附性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性，等等。
第三，关于内容结构的问题。197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但受原有研究基础和资料条件的制约，研究课题的布局不平衡，以至在有较多研究的领域内出现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而在一些较少研究的领域内则存在着诸多缺少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地带。从总体上来说，对社会经济、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对房地产业、经济体制、经济法制、企业管理、企业集团、经济组织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市场、金融、商业、农村经济、商会等领域虽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主题不平衡。如对市场经济，研究农产品商品化、市场规模、市场区域结构的较多，研究生产要素市场和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的较少；对金融业，研究银行、钱庄等信贷机构的较多，研究保险、信托、证券的较少；对商业，研究商业资本和内外贸易的数量、性质和作用的较多，研究商事习惯、促销方式、财务管理的较少；商会研究主要集中于1927年之前的上海、天津、苏州三个地方商会的组织性质和结构、经济和政治作用，1927年之后的状况、其他重要的地方商会，以及商会的城市管理、商事仲裁、法律参与、国际交往及其与市场结构、市民社会的关系等则很少研究，甚或近于空白。
克服和弥补上述这些缺陷，加强内容结构中那些薄弱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