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清代关税：1644—1911 年》序言

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ca. 1644—1911一书于2016年11月在 Brill 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李伯重教授为该书作序。刚刚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关税：1644—1911年》，即是以该书的翻译稿为基础写成的。

李伯重教授所作序：

《清代关税：1644—1911 年》认为，如果一位学者对历史缺乏了解，那么他将不可能在实质上对清朝的关税及清代中国政治经济的一般性有透彻的认‍识。

财政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无须刻意正名。现代财政孕育了现代经济史及现代国家，同时还能使我们从现代社会中追溯那些传统社会财政革命中的伟大进‍步。

这本书描述并分析了清代财政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公共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关税。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税和人头税占据财政收入的大宗，而关税只占据很小的比例。在西欧早期近代化时期，关税增长非常迅速，最终取代了土地税和人头税，成为财政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类似的变化同样在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产生，这一变化也是自 19 世纪中叶开启的中国近代化变迁的一部‍分。

在清朝，关税涵盖了国内贸易及国际贸易的所有商品，并由两个机构分别征收。这两个机构分别为：常关，即针对国内贸易商品征税的一般性关口；洋关，即针对国际贸易征税的关口。在该书中，由这两个机构征收的税都被称作“关税”。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对常关和洋关的职能做了清晰的界定，但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的职能是相重叠的。此外，在 19 世纪晚期，国内关税主要由厘金（likin）构成，虽然此时掌管进出口税务的现代海关服务已经从西方引进，很多情况下厘金仍由地方政府征收。为避免读者对清代中国税收的不同含义而引起的误解，在此我们采用它们原始的名字—关税（guanshui），而非英文翻译过来的关税（customduties）。

关税问题在清朝国家财政中占据特殊的地位。19 世纪中叶以前，关税已经在清朝财政收入中占据了相当可观的份额‍，尽管占据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的土地税仍是财政收入的基石。然而，19 世纪下半叶关税陡然上升，在清朝的最后十年一跃成为第一大财政收入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关税，那么清朝将无法管理国家，甚至无法生存下去。因此，关税对理解清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清朝见证了关税重要性的变迁。在清朝统治的前两百年中（1644—1850年），国家遵循了传统财政的基本原则—“量入为出”，并且长期基本没有变动。清代中后期，传统财政体系甚至连同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家财政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关税迅速增长，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关税连同土地税及盐税共同组成了清朝的三大财政支柱。‍

这一变化发生在世界历史的大转折时代，最近被称之为“大分流”。安格斯·麦迪森同样认为，19 世纪中叶是中国经济从长久繁荣走向长期衰落的转折点。‍恰好在此时期，中国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崎岖坎坷之路，财政改革在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在清代财政中的特殊地位，关税的变迁被认为是清政府挽救政权及实现现代化的标‍志。

对清代关税的研究可追溯至一个世纪以前。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前辈学者在研究上已经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特别是最近十年，学者们正在尝试与历史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 Product，英文缩写GDP）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尽管先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但不可否认仍存在一些缺陷，数据材料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也存在一些研究空白。因此，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对关税及关税在清朝政治、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一个精确、完整的认识。该书主要力图填补这些空缺，特别是旨在为关税研究建立一个可靠实用的数据资料库，并进而解释其背景和意‍义。

该书作者曾花费了数年时间搜集 19 世纪前半期的关税数据并进行充分分析，其成果《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已经在 2010 年出版。‍这本书曾是清代关税研究的一项有益探索。作者完全依据第一手档案史料，为其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出版之后，作者花费了更多的精力进行数据搜集工作，并进而改善了研究方法。作者研究的新成果—《清代关税：1644—1911年》的出版证明多年艰辛的劳动是富有成效的。

这本新书有一些关税领域的重要发现，对我们理解清朝的政治、经济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一，该书揭示了关税变迁的趋势。在清初及清中期，常关税（由常关征收的税）保持稳定，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下降幅度达到一半。相反，洋关税（由洋关征收的税）大幅增加。两个税种相加，关税总额由清前期的每年约 500 万两白银增加至清末的每年约 3500 万两白银，增幅6倍。其间，由长江和大运河征收的常关税仍占据所有常关中的大宗，而港口的洋关税则保持了更迅速的增长。这一趋势反映出中国贸易由内陆到沿海的关键性转‍变。

第二，通过人口和物价数据，作者对清关税总量做了重要的修正和增补。政治制度和财政发展之间紧密的联系决定了清代财政史的分期。该书以 1850 年为分界线，明确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段：1644—1850 年和 1850—1911 年。作者发现人均关税额在 1850 年之前保持稳定，但在 1850 年之后迅速蹿升，增长 6—7 倍之多。此外，通过物价指数的修正，相比于 18 世纪下半期，19 世纪上半期的人均关税额实际有所下降，由此，所谓“道光萧条论”可能是正确的。1850 年以后，关税额大幅增长，但实际上仅增长 3—4 倍，而不是名义上的 6 倍。

第三，通过利用关税，作者对一些特殊年份，如 1724 年、1766 年、1812 年、1840 年、1850 年、1887 年和 1910 年的商业出口量进行了估算，既包括总额，又包括人均数额，进而得出结论：商业出口在 1766 年达到了峰值，随后在 19 世纪上半期平稳缓慢下滑。此后，它急速增加，并在 1887 年达到新的巅峰。1910 年，有所回落，但仍是 1850 年之前的两倍。这项尝试为研究中国历史时期 GDP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第四，作者认为，关税的发展促使中国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财政向以商业为基础的新型财政变迁，同时也可以看出 17—19 世纪财政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并不是通常被认为的“例外”。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轨迹从来没有偏离世界主流道路。

第五，传统观点认为，中国长期与外界“隔绝”，特别是与现代西方“隔绝”，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英国击败中国后，才被迫对外开放。但是，这一长久以来的传统认知近年来受到了强烈挑战，一种新的观点正在形成。这一新观点，史景迁表述得非常清楚：“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已经至少在 17世纪开始就与稀缺资源的搜集、货物的交换以及知识点扩张密不可分。”‍受全球史启发，作者特别强调了洋关税的变迁及其对清朝政治、经济的影响。将中国置于全球化语境中审视，是作者在这本书中进行的切实的努力。

总而言之，该书代表了中国财政史领域一项新的成就。清代中国，尤其是晚清，是一个丰富的体系，宛如一项精密复杂的实验，如外债和现代关税，挑战着我们对于典型的前现代财政发展的认识。透过宏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该书揭示了在背后推动和强化中国经济集约化、创新及整顿的模式及相关因素。了解以上这些，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的模式及革新；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在长时段中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这是作者的目的。

倪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