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美】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章。
印度洋上的穆斯林水手
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与拜占庭之战
7世纪初，西南亚由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瓜分。拜占庭帝国控制着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黎凡特和埃及，而萨珊王朝则统治着波斯、伊拉克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部分地区。在阿拉伯半岛上，两大帝国控制着巴林岛及其相邻的陆地、从科威特至卡塔尔的海岸、半岛东南角的阿曼和也门以及阿拉伯海上的亚丁港。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地区则不在两大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内，包括与红海接壤的汉志地区、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也门与阿曼之间的南岸地区的哈德拉毛以及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内陆地区雅玛那。伊斯兰教的东进反映出其西扩的速度及效率。634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了叙利亚最大的贸易城市大马士革，该城遂成为此后100多年中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在占领亚历山大港之后，阿拉伯军队又征服了波斯。在倭马亚王朝建立时（661年），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及安纳托利亚东部都占据优势，阿拉伯军队已经推进到高加索山脉。在里海东部，伊拉克总督赫贾吉（al-Hajjaj ibn Yusuf ath-Thaqafi）于694年至714年间将战线推进至阿富汗，并跨越阿姆河到达锡尔河，河中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中部）的许多波斯人和突厥人开始放弃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和基督教而改宗伊斯兰教。河中地区是一个商贸中心和战略要地，由此西去的丝绸之路途经喀什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并与来自阿富汗和印度的路线汇合。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缓慢地向中亚扩张。尽管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在怛罗斯（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击败了唐朝军队，但是吐蕃的北扩遏制了其东进的步伐。吐蕃在其扩张的高峰期，与唐王朝和阿拉伯帝国相抗衡。尽管吐蕃最终被阿拉伯帝国和唐王朝的军队所牵制，但是其扩张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迫使商人们转而利用波斯湾、印度、东南亚及中国之间的海上航线。
曾经盛极一时的萨珊波斯
635年，阿拉伯军队抵达波斯湾地区，在巴士拉建立了军营。萨珊王朝在10年内便衰落了，到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向东扩张到印度河流域，许多波斯和阿曼的水手成为穆斯林，并带着他们的新信仰奔走在因阿拉伯帝国的强盛而繁荣起来的商路上。尽管贸易的增长并未伴随着版图的扩张，却导致了印度河三角洲与古吉拉特之间的阿拉伯海上海盗的猖獗。为了重建秩序，总督赫贾吉于711年命令阿拉伯军队进入印度次大陆，次年，塔立克·伊本·齐亚德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开始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尽管这可以被视为赫贾吉对河中地区及阿富汗的征战的自然延续，然而赫贾吉宣战的原因是十分明确的。据9世纪的历史学家白拉左里（al-Baladhuri）记载：
红宝石岛（今斯里兰卡）的国王送了几名在本国出生且为穆斯林的女子给总督赫贾吉，这些女子已故的父亲曾是一名商人，国王试图以此获得总督赫贾吉的帮助。但是他们所乘的船遭到一群来自德布尔（今巴基斯坦班波尔）的海盗的袭击，船上人员全部被抓。
赫贾吉下令进行一系列的远征，其中最后一次由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Muhammad ibn-al-Kasim）率领，此次远征增派了一支满载士兵、武器和补给的船队。伊本·卡西姆占领了德布尔港，杀死其国王，并迫使信德地区归顺。当地的许多佛教徒改宗伊斯兰教，这次征服也有助于恢复从印度西部的康坎海岸、马拉巴尔海岸到斯里兰卡之间的航线。不过，信德地区已经是300年间阿拉伯帝国在南亚东扩的极限。
阿拔斯王朝的阿布·加法尔·曼苏尔哈里发
尽管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但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却承受着来自传统派系的压力，以及阿拉伯穆斯林与外来皈依者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在阿拉伯人第一次扩张的浪潮中，波斯人的文化与帝国特性远比其他归顺的民族更为深厚。749年，当穆罕默德的旁系后裔阿布·阿拔斯-萨法赫起兵反抗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时，他得到了来自波斯北部的军队的支持，阿拔斯遂自称哈里发。阿拔斯定都于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库法，而其继承者阿布·加法尔·曼苏尔（Abu Jafar al-Mansur）于761年至762年间在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巴格达建造了一座新都城。国家行政机构自大马士革东迁750千米，这宣告了叙利亚在伊斯兰世界中优势地位的终结，并将伊斯兰世界的注意力从地中海和北非转移到中亚及印度洋，从而对印度洋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9世纪的地理学家雅库比（al-Yaqubi）记载，有人曾向曼苏尔展示巴格达的位置，曼苏尔预言巴格达将会成为“世界的海滨”。“沿着底格里斯河，来自瓦西特、巴士拉、阿瓦士、法里斯、乌曼、雅玛那、巴林岛以及邻近地区的所有商船都可以进入这座城市并在此停靠。同样，来自摩苏尔、迪亚拉比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以及幼发拉底河上来自迪亚穆达尔、腊卡、叙利亚、埃及和北非的所有船只，都能到这里卸货。”巴格达更明显的一大优势是易于防守。在雅库比时代的2个世纪之后，地理学家穆卡达西的记载让人回忆起人们曾提供给曼苏尔的建议，他指出巴格达“位于两河之间的地带，因此敌人在取道底格里斯河或幼发拉底河时除了乘船或过桥别无他法”。
阿拉伯抄本中的8世纪巴格达
在巴格达建成后的50年中，其人口已经增加至约50万，从而成为除中国的长安以外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西方，与之规模相近的城市有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及巴士拉。这座城市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即位于底格里斯河畔，距离幼发拉底河不到50千米。此地位于伊拉克中部，恰好处在东方的波斯、中亚和印度与西方的叙利亚、地中海和北非之间的陆上商道的交汇处。巴格达的河道上布满了船只，既有从摩苏尔丘陵地带前往底格里斯河下游的库法（以芦苇制成的圆形船只），也有从波斯湾和印度洋返航的远洋船只。运河为巴格达提供了进入幼发拉底河及与西方进行贸易的通道，同时，巴格达也是从西南的麦加而来的朝圣之路的终点。虽然巴格达距离波斯湾入口仍有近500千米，但是底格里斯河确实为巴格达打开了通往印度洋贸易世界的通道。因此，雅库比宣称：“正是底格里斯河让我们与中国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海上的一切都能沿底格里斯河到达巴格达。”这段话让人想起了萨尔贡王朝对“阿卡德码头”的夸耀，尽管此时的水手已航行到比迪尔穆恩（今巴林岛）、玛干（今阿曼）和美路哈（位于印度河流域）远得多的地方。10世纪时，巴格达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碌的港口，而它的外港则被称为“印度的边界”，其中包括那些伊朗南部的港口及索科特拉岛。
尽管波斯湾的港口乌剌、巴士拉及尸罗夫的繁华在萨珊王朝后期已趋于衰落，但在从萨珊王朝过渡到阿拉伯帝国期间，这些港口仍在长途贸易中保持活力。白拉左里曾指出，在伊斯兰时代到来之前，乌剌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倭马亚王朝的伊拉克行省的2个首府之一（另一个是库法），巴士拉很快就令乌剌相形见绌，尽管巴士拉的成功更多得益于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起初，在卡拉克斯-斯帕西努的旧址上建起了军营，该地距阿拉伯河15千米，之所以能成为港口是因为这里与乌剌之间有一条运河相连。尽管如此，巴士拉仍吸引了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及其之外的船只。在成为巴格达（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建城）的入境口岸之前，巴士拉早已蒸蒸日上，并在8至9世纪时达到巅峰。当时，巴士拉是20多万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居民的聚集地，以其制造业、农业（尤其是海枣）和活跃的文学、艺术及宗教而闻名。
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描绘下的波斯湾地图
尸罗夫是巴士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位于波斯沿海地区，距波斯湾入口处375英里，4世纪时由萨珊国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II）所建。尸罗夫拥有一处宽阔的锚泊地，比波斯湾北部的港口更适宜停泊吃水较深的船只，不过其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常年遭受高温炙烤，且缺乏充足的水源以维持庞大的人口，更不必说从事农业生产了。后来，人们通过修建蓄水池和淡水渠解决了缺水问题，同时也润泽了富商们的花园，他们通过与巴格达和设拉子（今波斯法尔斯省首府）之间的贸易而富裕起来。在整个阿拔斯王朝时期，这个港口倍受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颂扬，因为尸罗夫的商人远航到达中国，同时也从印度和东非进口柚木及其他木材来建造房屋、清真寺、船只及灯塔。10世纪的波斯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al-Istakhri）对尸罗夫与设拉子进行了比较：“尸罗夫在规模及华丽程度方面几乎与设拉子相同，其房屋用购自辛吉的柚木建造，高达数层，可以俯瞰大海。”
在起义军及哈里发统治边缘地区的自治总督开始挑战巴格达的权威之前，阿拔斯王朝的辉煌继续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越是在靠近帝国中心的地区，哈里发政权越要面对从商人到奴隶之间的阶层分歧。在许多行省，由于存在大量奴隶，哈里发政权常常受到奴隶起义的困扰。最早的一次起义是持续14年的辛吉起义（869—883）。一开始，这场起义是因经济上的不满而爆发的，不过很快就转变成对哈里发权威的攻击。在这次起义中，据估计有超过50万人死亡。辛吉起义获得了波斯湾商人的支持，后者怨恨哈里发政权干涉其贸易。他们一起占据了乌剌和阿巴丹，并于871年占领了巴士拉。巴士拉的失守是哈里发政权的巨大失败，尸罗夫和苏法尔等其他港口从中获益，阿拔斯王朝仅在名义上对其实施控制，这些港口很快就利用这一机会发展起来。
阿拉伯抄本中的麦加朝圣之旅
10世纪时，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沦落为政治傀儡，波斯的什叶派埃米尔（即白益）在巴格达以及波斯湾两岸掌握着绝对权力。在白益王朝崛起的同时，法蒂玛王朝从伊弗里基亚迁至开罗，红海的贸易随之复苏。在拜占庭人占领埃及的后期，红海的贸易发展水平仅次于波斯湾。976年，尸罗夫因地震而遭到严重破坏，这成为海湾地区商业衰退的一个征兆。1062年，来自中亚的塞尔柱突厥人侵占了设拉子，不过他们对海洋贸易毫无兴趣，在尸罗夫以北750千米外的伊斯法罕建都。波斯南部发生了骚乱，随后，霍尔木兹海峡的基什岛上出现了海盗。在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红海港口的贸易不断发展，从而使得波斯湾对商人越发失去了吸引力。
乍看之下，7世纪时除了前往麦加朝圣及谷物贸易，穆斯林占领埃及并未带来红海交通的发展，这似乎有些矛盾。自古以来，尼罗河与红海一直是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重要通道，但巴格达的兴起使波斯湾成为西印度洋贸易的中心。在法蒂玛王朝复兴之前，红海的贸易一直由时常出入于吉达和亚丁的波斯水手掌握。到9世纪，在吉达和亚丁可以找到来自信德、中国、桑给巴尔岛、阿比西尼亚、法尔斯（波斯）、巴士拉、吉达以及古勒祖姆（今苏伊士）的商品。646年，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指定吉达作为麦加的港口，该地位于麦加东南约75千米处。吉达周围被盐碱滩和暗礁环绕，船只只能经由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过，但尽管如此，吉达仍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尤其是在麦加朝觐期间。每到朝觐时，为朝觐者提供的大量谷物及其他生活用品取道古勒祖姆经海路运来，有时，许多朝觐者也会选择这条路线。印度洋上的船只如果航行到吉达以北，则风险更大且收益甚少，因此吉达遂成为与埃及之间货物运输的主要转口港。11世纪60年代，塞尔柱帝国占领了西奈半岛，之后，红海的贸易随着埃及的恢复与繁荣而增长。由于北非到麦加之间正常的陆路贸易路线无法通行，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遂取道埃及，将旅程分成几段，先乘船沿尼罗河到达古斯或阿斯旺，然后在阿斯旺加入穿过北非沙漠的骆驼商队，用时3周到达居民不足500人的阿伊扎布港，那里的船长对于前往吉达的旅程以及朝觐者所需的食物都会索取高额费用。不过，在埃及的第一个马穆鲁克苏丹国推翻了巴勒斯坦的十字军国家，并于1267年至1268年间恢复了从西奈半岛前往麦加的路线之前，阿斯旺—阿伊扎布—吉达这条路线一直发挥着作用。
东非
老地图中的红海沿岸地区
只要巴格达仍保有西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市场，红海就依然是波斯湾航运的重要路线。尽管在亚丁可以找到丰富的商品，但大部分商品是先进入波斯湾港口的，即使是来自东非海岸附近的商品也不例外。波斯湾与东非之间的贸易并非新鲜事物，其开端不迟于8世纪。当时，这种区域贸易被推进到非洲之角以南，伊斯兰教开始在那里产生影响，但仍十分有限。在6世纪时横跨红海劫掠了也门之后，阿克苏姆的国王已经放弃了海上进取的野心，来自尸罗夫和苏哈尔的阿曼商人逐渐取代了其在非洲之角以北的沿岸贸易中的角色。到8世纪，他们迁徙到索科特拉岛上，并将该岛作为对非洲之角以外地区的贸易及劫掠的集结地。最初，阿曼人及后来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相对安全的群岛海域，以及沿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海岸分布的近海岛屿，直到他们进入非洲大陆定居后，也基本没有深入内陆。他们的许多港口都是临时性的，是用易腐材料建造的，在10世纪与11世纪之交修建的大部分永久城镇距离大海也不过几千米而已。
从穆斯林出现在东非的最初3个世纪以来，物质文明的发展或许是暂时的，但尽管如此，许多城市仍然达到了较大的规模，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有些城市的面积甚至达到了近20公顷，并发展成为至今依然繁荣的城市，例如索马里的摩加迪沙，肯尼亚拉姆群岛的港口，坦桑尼亚的奔巴岛、桑给巴尔岛和基尔瓦岛，以及莫桑比克的索法拉。索法拉是始于津巴布韦的黄金贸易的临海终点，实际上也是15世纪末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洋航运的西南边界。虽然其海外联系归功于穆斯林商人，但这些城市最初是由操斯瓦希里语的非洲居民勘定并控制的。8世纪末，这群人已沿着肯尼亚到莫桑比克之间绵延2,000千米的海岸向南扩张，于9至10世纪时在科摩罗群岛定居下来。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斯瓦希里文化很早就被阿拉伯人及伊斯兰教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然而，阿拉伯人及伊斯兰教的影响与其说是被吸收，不如说是强加给斯瓦希里人的，斯瓦希里人逐步发展成为调和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的复杂社会。“斯瓦希里”（Swahili）一词来自阿拉伯语词汇“sawahil”，意为“海岸”。然而，斯瓦希里语是一种含有少数阿拉伯语词汇（主要是宗教、商业及航海方面的术语）的班图语，大部分阿拉伯语词汇是在17至19世纪进入斯瓦希里语中的，当时阿曼帝国统治着东非海岸的一部分。
斯瓦希里文化：基尔瓦王国遗址
到目前为止，在最早一批斯瓦希里城址中已得到发掘的是位于尚加的城址，在该地发现的波斯瓷器说明8世纪末穆斯林水手已经到达这里。这个城镇曾经十分繁荣，在11世纪末，该地有一座星期五清真寺及其他一些建筑物，用珊瑚及石头而非更易腐烂的木头及茅草建成。年代稍晚的是基尔瓦城，位于距离坦桑尼亚海岸一处封闭海湾约4～6千米的一个岛上。从12世纪后期到16世纪，基尔瓦的发展达到巅峰，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阿拉伯-波斯物品及来自中国的物品，后者由取道波斯湾港口的船运载而来，这些出土物品可以追溯到9世纪。据16世纪的《基尔瓦编年史》（The Kilwa Chronicle）记载，基尔瓦城为设拉子苏丹之子阿里·伊本·哈桑（Ali ibn al-Husayn）所建。哈桑与他的5个兄弟以及他们的父亲乘着7艘船航行，在科摩罗群岛和拉姆群岛对岸的陆地上的7个地方定居下来，这些地方据说是哈桑用布料与一位统治者交换而来的。哈桑的故事让人联想到摩加迪沙建城的传说，以及8世纪时波斯人移居印度康坎海岸的传说。无论其真实性如何，这个故事被载诸文字时已有500年的历史，在基尔瓦城遗址中发现了11世纪的钱币，上面刻有哈桑及其继承者的名字。最先到达科摩罗群岛的人并非哈桑家族的成员，而是来自马达加斯加岛的操马达加斯加语的居民。科摩罗群岛重要性提升的原因在于，群岛散布在莫桑比克北部与马达加斯加岛之间，横跨索法拉与基尔瓦之间的近海航线，该航线的东部延线则由季风风向与洋流决定。除了波斯湾与非洲之间的常规交往，室利佛逝与东非（很可能是马达加斯加）之间也存在直接的贸易往来。据说，室利佛逝的商船曾“受到殷勤款待，并进行了获利颇丰的贸易活动……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能理解对方的语言”，这是因为马达加斯加语源自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首批定居者所带来的属于南岛语系的语言。
东非的出口物产十分多样，不过主要由自然资源构成，其中大多是黄金、红木、玳瑁壳、铁及象牙。至于进口物品则更难确定，到9世纪，穆斯林与印度商人的货物清单中出现了中国的瓷器及玻璃制品。由于这些物品不易腐烂，因此我们更容易追寻其跨越时空的流布踪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非的历史到此时才开始变得相对清晰。除此之外，印度洋贸易另一根饱受非议的支柱便是黑奴贸易。7世纪时，伊拉克的奴隶已经足以发动一场起义，到9世纪，奴隶贸易进一步激增。850年至1000年间，奴隶贩子用船运送了约2,500万名来自非洲之角以南地区的黑人，非洲之角当时被称为“奴隶之角”。在1900年之前，又有1,000万名黑人奴隶被贩卖。与其后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相比，对印度洋奴隶贸易的调查并不深入，这部分是由于书面记载相对匮乏，部分是由于人们对亚洲的奴隶贸易及奴隶的不同态度。与欧洲社会不同，伊斯兰世界中的奴隶拥有广泛的合法权利，即便是在作为别人的财产时，奴隶也可以担任高官、赚钱并拥有财产。他们可以赎买自己的人身自由，也可以与其他奴隶或自由人结婚。至少就与奴隶制度相关的种族歧视而言，伊斯兰世界比其他地区要轻得多，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及契约民成为奴隶，后者包括基督徒、犹太教徒、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等。尽管如此，黑人穆斯林仍常常受到奴役，这遭到了非洲统治者与穆斯林法理学家的控诉，正如后来非洲基督徒抗议其在欧洲基督徒统治下的遭遇一般。
阿拉伯商人从事东非黑奴贸易
关于中世纪东非的奴隶贸易，几乎没有文献流传下来，不过有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和作家无意中记载了奴隶贸易的后果（如辛吉起义） ，其中一位曾经统治埃及。关于奴隶贸易本身，唯一的资料是关于某位佚名的非洲统治者与阿曼商人伊斯梅尔·伊本·易卜拉欣·伊本·米尔达斯（Ismail ibn Ibrahim ibn Mirdas）的故事。922年，伊斯梅尔正在前往奔巴岛的路上，被迫朝目的地以南的地方航行。在索法拉附近登陆后，伊斯梅尔及其船员开始与当地人进行交易，他说，“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交易了，没有任何障碍及货物税”，而货物税在印度洋世界的其他地区十分常见。交易完成后，当地国王上船为这些商人送行。伊斯梅尔回忆道：“当我在船上看到他们时，我就告诉自己，在阿曼的市场上，这位年轻国王的售价肯定可达30第纳尔，他的7名随从则每个值60第纳尔，仅他们的衣服就值至少20第纳尔。不管怎样，这将为我们带来至少3,000迪拉姆的收入，而且唾手可得。” 因此，他在船上捆绑了这位国王及其随从，连同船上的200名奴隶一并运回本国。如果不是数年之后伊斯梅尔再次回到索法拉，却发现面前正是自己曾经的俘虏，这位国王肯定会在阿曼被贩卖，而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位佚名国王讲述了自己的奇遇，那位阿曼人感到紧张也情有可原，国王提及他在被贩卖后如何在巴士拉和巴格达生活，他在那里改宗了伊斯兰教。通过加入前往麦加的朝圣者之列，他逃离了自己的主人，并从麦加出发继续前往开罗。他决定返回自己的故乡，遂沿尼罗河溯流而上朝海岸前行，并登上了一艘将其带回故乡的船。由于他一直杳无音讯，他的子民并没有另立新君，于是他重新登上王位。“我的子民听了我的故事后感到十分惊讶，而我的归来也让他们充满了快乐。”更重要的是，他告诉伊斯梅尔：“我的子民和我一样，也改宗了伊斯兰教……而且，我之所以原谅你，是因为你让我获得了纯洁的信仰。”在辞别伊斯梅尔时，国王请他转告其他穆斯林，“他们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待穆斯林就像兄弟一般，而我有理由不陪同你上船”。国王没有因为其被绑架的事而向伊斯梅尔报复，这表明他十分重视自己的新信仰。不过正如他所说的，他的子民之所以改宗伊斯兰教，也有出于实用性考虑的一面，他们既可以推广其新的信仰，同时在商业交往中也可以打上一个“此处讲阿拉伯语”的标记。
《天方夜谭》描绘的阿拉伯世界
伊斯梅尔和国王的故事来自《印度奇闻录》（Book of the Wonders of India）一书，该书是波斯商人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尔（Buzurg ibn Shahriyar）从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的136个故事的汇编。布祖格列举了25名故事的提供者，他们提供了其中一半的故事，伊斯梅尔便是第6个故事的来源。有26个可确定年代的故事发生在908年至953年间，年代最早的故事可追溯到8世纪与9世纪之交的哈伦·拉希德统治期间。其中一些故事讲述了十分离奇或被高度美化的事件或奇迹，类似《天方夜谭》（The Arabian Nights）中水手辛巴达（Sinbad）的故事，不过很多故事都反映了来自各地的商人们的共同兴趣。布祖格的故事提供者大多来自苏哈尔、尸罗夫及巴士拉，尽管他们讲述了从东非、吉达、亚丁到中国的奇遇和事故，但最常提到的目的地便是印度和斯里兰卡。基于这个原因，这本故事汇编成为中世纪印度洋上阿拉伯与波斯之间贸易的珍贵资料。幸运或不幸的商人、对天气预感精准的航海家以及船难的幸存者，是一些更严肃的故事的主角。例如，伊斯梅尔在一个简短的故事中讲述了自己从马来半岛驶往也门中部的施遏，并在击退66艘海盗船后完成了历时41天的3,000里航程。他的货物价值60万迪拉姆，这还不包括阿曼苏丹的免税商品及那些“逃避关税而不会被发现”（即走私）的商品。布祖格从不进行道德说教，这赋予他的故事以一种惊悚的意味。如遭遇船难的女孩紧紧抓住遇难船只的残骸以求生，却被水手强奸，而讲述者则在一旁围观；又如一名试图自杀的印度人，雇人将自己溺死；还有运奴船上成百上千的奴隶，除了伊斯梅尔提及的佚名国王，绝大多数奴隶都是无人关心的。不过正是这种就事论事的特点，将这些故事与其特定受众（即仅供怀旧的深海水手）的经历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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