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聪︱中国古代舆图的编绘、类型、收藏与研究利用

中国王朝时代的图是怎么画的，又是怎么保存的？地图是一个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象征。“汉高祖入咸阳，萧何先收秦图籍以知天下阨塞广远；淮南王刘安击闽越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后汉时，南匈奴求内附，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唐平西域，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北宋嘉祐元年，辽萧扈来贺正，言阳武寨、天池庙侵北界，诏馆伴使王洙持图道本末”。上述史料记载的人物事迹，都与地图相关联，国家政权之间最大的诚意就是送地图。

王朝时代的中国地图是由中央官署的绘图机构根据地方各级官署呈送的舆图缀合而成，历代地方各级官府绘制地图有三年或五年一造送的制度，地图由中央官署掌管。

明朝掌管地图的机构：

清朝宣统二年( 1910)为推进新政，张之洞等人奏请成立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身），筹备之初，即议定以翰林院、国子监以及内阁大库残本为基础典藏，其中特别从内阁大库红本中拾出明、清旧本舆图一百余种，转交京师图书馆（后改名北京图书馆）庋藏。这批舆图即前文所述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911年辛亥革命，废黜帝制，截止1924年，溥仪出宫前，曾陆续被盗走部分珍籍、舆图。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战火即将烧向华北，国民政府为避免故宫国宝文物再遭抢掠，选取精品装箱分五批南运上海，又转南京；抗战爆发后再转往四川、贵州暂存。抗战胜利后运返南京。1949年1月，故宫文物、典籍和原北平图书馆藏内阁大库舆图，被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运往台湾。

这种判识法的不足是，中国疆域辽阔，建置政令的颁布远非一日或数日所能到达，因而，如若没有全国一统志书或地方志的刊行，行政建置的变化很难为全国所知。反映在地图上，则往往是内地州县升降的最新信息已经表现，而某些边陲省份仍然沿用旧的称谓与建置。这种情况，虽能判断成图的时间，却不能说明图面表现的是哪个时期的行政建置。

总而言之，判识无题款的中国地图的绘制年代，应综合上述几种方法，并观察地图的整体风格、款式、色泽等等，方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路程图反映古今交通道路的传承与变迁。唐宋时期有专门的驿站制度，蒙元时代全国遍设站赤（驿站）达1500余处，不仅有水站、陆驿之分，而且辅之以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站，由当地州县官就近提调。明代驿路图侧重表示相对位置而忽视绝对方位，这也是中国传统舆图的特点。图内描绘山脉、河流、湖泊、泉流等自然地物，逐程表示驿路、桥梁、城池、驿站、急递铺、递运所、关隘以及风景名胜。图内山岭倒置，反映我国绘画中传统的“对景法”，以体现沿着道路行进时向两侧观看的用意。清朝以塘铺代替驿站的部分功能，清代舆图对塘铺的描绘多有表现，反映清王朝对交通的重视。山川、城池为基本要素，着重绘出联系城镇间的道路，突出关隘、桥梁、津渡、驿站、塘铺、巡检司，每段道路皆注记里程。我们曾经根据清代“打箭炉至前后藏路程图”考察川藏线公路交通的古今走向和改道。

从中国古代河工水利图看清朝如何处理黄河、漕运工程的审计。中国以“治水国家”和“水利社会”而闻名于世，与古代漕政、河政及农田水利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的河工水利之图源远流长、数量众多、内容独特、测绘技术纯熟，是中国传统舆图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谓“河工水利图”，指描绘河道水利工程的舆图，其内容是描绘河道的形状和流向，兼及沿岸的山脉、湖泊等自然地理要素与城邑、道路、驿站、关卡等人文地理要素，而重点是各种水利工程设施。根据描绘对象和内容的不同，中国传统河工水利图主要可以分为黄水利工程图、运河水利工程图及其它河流工程图三大类。阅读河工水利图上的文字注记，结合图上所绘内容，并与典籍文献史料比勘，可以明确水利工程的史实和过程。

清朝处理黄河、漕运河工水利工程而绘制呈送的舆图分为工程咨估（预算）图、做过银两咨销（审计）图两种，要求工程图纸与文字表述的呈摺整合在一起呈送。以“上河厅光绪二十年加帮聊堂二汛残缺堤工题销图”为例，图卷内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上问厅通判许广身书写的题销呈文，另外还有上河厅的上级主管部门长官山东通省运河兵备道罗锦文收到光绪二十三年署理上河通判许广身呈报的题销图及呈文，经过复查以后，书写的具结以备案。此摺文应再呈送上级主管部门河东河道总督复核，然后呈报中央朝廷工部、户部准销。

由此可知，“上河厅光绪二十年加帮聊堂二汛残缺堤工题销图”系光绪二十三年(1897)许广身呈报核销摺的附图，用以检核光绪二十年(1894)上河厅前任通判崔倅在聊城、堂邑二汛承修官堤做过的工程。从呈摺文叙述“经检核，所做工程俱如原呈报咨估式样、丈尺，无偷工减料草率行事；所费银两俱用于工程，而无浮冒之弊”来看，该套由“上河厅光绪二十年加帮聊堂二汛残缺堤工题销图”、上河厅、山东运河兵备道的呈文一起组成的运河图档，反映清代运河修筑工程的咨估、题销、核销等一系列程序机制，县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可是，当我在海内外图书馆、档案馆调查古地图时，却发现绝大多数古地图同与之相配的呈送摺、题本等文字档案资料是分别保存的。为什么呢？因为自从20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图书馆、档案馆保存的图书、地图、档案等全部按照西方图书分类法编目，原本一套的文字类和地图、图像类档案被分拆收藏在不同的部门。造成保存地图的工作者完全不知道还有一批与地图相配的文字资料收藏在何处，而保存文字文书类的工作人员也不清楚有一些地图或图像应当与手中的文档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批资料。这种现象完全违背了我国长期以来图文并存独具特色的图书典籍分类法，难道还是“科学的”收藏吗？